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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 慧（1978—），女，湖南泸溪人，硕士，湖南女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 鲁迅与卡夫卡生活于不同的国度，但两人都遭遇到各自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压制，他们同样处于黑暗和孤独的抗争之中，在穿透黑暗的过程中成为了书写黑暗的伟大作家兼自由主义思想家。在我国，人们都以不同角度去吟咏和礼赞长城，但鲁迅和卡夫卡（逝世于1924年的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却对长城表示了负面的态度。两位作家的精神世界，何其相似！
关键词： 环境重压；开掘黑暗；收集光芒；长城
鲁迅和弗兰茨·卡夫卡生活于不同的国度，前者是中国现代作家，后者是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籍作家，但两人却又有着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
鲁迅生于1881年，比生于1883年的卡夫卡大两岁，他们俩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作家。他们在少年时期甚至到中年时期都遭遇着社会环境甚至家庭环境的无情打击，孤独、恐惧、困顿、躲藏伴随着他们生命的历程。两人同时处于黑暗与虚无、孤寂与绝望的抗争之中。他们都向往着光明，因而同样地以开挖黑暗的方式收集光芒，并使他们同样地在穿透黑暗和感知黑暗的过程中成为了书写黑暗的伟大作家兼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两人的情形竟然如此惊人地相似，故成了这次书写本文的一个基本缘由。
一
卡夫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期，他家是暴君式的家长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
卡夫卡的父亲是位白手起家的商人，精明强悍，性格粗暴，对子女尤其严厉、苛刻。1919年，36岁的卡夫卡鼓足勇气写了一封长达35000多字的长信《致父亲》，这封未寄出的信反映了卡夫卡对暴君、刚愎自用的父亲对自己长时期的压抑进行了恣意的揭发。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家庭生活的阴影里，心灵承受着巨大的伤害。母亲虽然贤惠、善良，却天生软弱，多愁善感，她关心儿子，却更屈服于丈夫。卡夫卡说：“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那描写人类变成甲虫的经典小说《变形记》，就是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其对家庭生活的恐惧。
长信《致父亲》也包括小说《变形记》，均可视为涉及文学、伦理学、家庭教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作品，描述的不仅仅是父亲的冲突，而是向整个古老的封建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家庭是那样陌生，学校也是非常令人厌恶和恐怖的地方。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处在不满的状况中，发现在我们的世界有一个很寒冷的地方。”另外，卡夫卡是犹太人，生活在捷克人与德国人的夹缝中，受到难以忍受的民族歧视，如他自己写的，有好像住在荒岛般的孤立感。而且，他发现家庭、学校、族群给予自己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原来整个社会是无法穿透的黑暗，他的生活自然这般的黑暗。
那么鲁迅的情况怎样呢？鲁迅少年时期，家庭突发变故，生活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他就忍受祖父和父亲的苛刻暴戾。小小年纪，心灵上就承受了极大的压抑。在南京、在日本求学期间，屡遭异族的歧视和羞辱，与卡夫卡早期读书时的感受一样也是充满厌恶和恐怖情绪。因此，鲁迅很少与同学交往，总是独来独往。在婚姻上，由于母亲的压力，无奈地接受了与朱安结合的这桩不幸的婚姻。与鲁迅相比，卡夫卡一生是与婚姻无缘。他在1912至1919年先后结过三次婚，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与女作家密伦娜被认为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卡夫卡“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好像是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的矛头朝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会挂在矛头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与卡夫卡的缺席婚姻相比，鲁迅还算幸运，他毕竟后来有了许广平。在兄弟姐妹的关系上，卡夫卡仅和妹妹无话可说，而鲁迅则是与兄弟分道扬镳。
两人同样面对着黑暗的社会、险恶的环境，逃离和漂泊成了生活的主题。鲁迅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逃离状态。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日本，他一路逃离开去。从光复会的托辞逃离，到军政府他逃离辞去绍兴校长。他心如枯槁远离官场一切，可是躲不掉逃离的追随。即使鲁迅到绍兴馆抄古碑，五六年后他无意中成了文化名人，在招惹了是非纷争后，他还要继续逃离，逃到厦门、广州，然而冤家相逢，他只好再逃离，逃往上海，成了一名没有单位的自由撰稿人。
卡夫卡的流浪漂泊，是源自环境的“恐怖”，鲁迅的逃离漂泊，是因为环境的恶劣，两者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肮脏不堪，像一口黑色的染缸，把所有的东西都染成了一片黑暗，无处不在。这和卡夫卡的故事和感受一样，都成了“无法穿透的黑暗”深刻体会者和写手。
二
鲁迅正是在充满“黑暗”的“黑屋”里和“黑暗闸门”中，这些“黑暗”激起他奋力写作，以此来“扫荡黑暗，驱旧布新”；卡夫卡也相似，“黑暗”在写作中总是袭击他。正如他在1919年12月9日的日记所说：“无论我转向何方，总被黑暗袭击”，于是便描写挖掘黑暗，以此聚焦各种思想的光芒。鲁迅侧重针对于外在黑暗现实，卡夫卡侧重于描写内在黑暗世界。卡夫卡是把自我投进小说，让自己与小说一起跳动呼吸。在《审判》《城堡》等小说里，我们感受极权压制下卡夫卡艰难的呼吸声。卡夫卡和小说主人公K，他们可以相互替换，处在黑暗权力之下，自己是K，还是卡夫卡，经常搞不太清，让你倍感压抑。小说《一条狗的研究》是卡夫卡所有文稿中，最具有动物轻快感、自传性的小说。这种自传性使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和人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最惊心的是小说最后主人公的自我反映“我把我的研究扩大到狗们的音乐上”这是作者对狗的研究，这是自己的成功。
但作品自传性的表现在另一方面：在卡夫卡眼里，对狗的研究是不能失败的，一条狗的研究失败了，就是“我的爪子压根儿连科学的第一台阶也没能爬得上”这是为自己在拟追悼词，一如他死后，在写字台下面压着的字条，上面写着，要如生时像飞蛾迷恋火一样迷恋写作，在死后像飞蛾在迷恋的火焰中化为灰尘。卡夫卡不需要墓碑，他需要隐匿，直面抵达虚无。 可是，卡夫卡的虚无或失败感，却成就着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他的作品，是迄今为止对极权体制揭示成功的范本。比如《审判》对权力关系网的揭露，被害者K的叔叔也在这关系网中；还有腐败网的嘲讽，门房妻子被一个法官和一个学法律的学生玩弄，她和丈夫都不准提出抗议。
卡夫卡的作品，不仅仅在于政治思想上的光芒，还在于“19世纪沉睡的幻想突然被卡夫卡所唤醒”。昆德拉说，《美国》这部小说激发了卡夫卡的想象空间，提供了他需要的全部自由，如夸张的自由、荒谬的自由、不可能性的自由、游戏或发明的自由。对想象高度发挥，自由的想象，这是美学的追求。因而昆德拉对此给予了最高评价，认为卡夫卡在小说中发起了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完成了一个艺术的奇迹。
下面还有一个奇迹：卡夫卡没有到过中国，竟然在1917年以中国万里长城的修建为背景，写出《万里长城速造时》，说修长城来自皇帝命令，老百姓一无所知，但“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绘的那些计划之上”，但那些计划是“心血来潮”作出的，并“匆匆召集会议”，击鼓将人们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这好像预示了中国“文革的气势”，但至少对长城的态度是负面的。
不过由此又出现了一个奇迹：卡夫卡与鲁迅对长城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仅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华盖集·长城》）。鲁迅认为精神领域的长城的是可怕的，他敏锐地感觉到长城犹如中国传统文化，包围着人们，桎梏着思想。鲁迅，这位犀利而深刻思想家，同时联想到或圣人和圣人之徒所修造的禁锢人民精神的“高墙”。长城给人的联想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更多的人总是吟咏和礼赞长城，即使嘲讽，也是揭露统治者们残忍无道、滥用民力以及战争的无情。但没有人联想到其封闭性，更没有谁像鲁迅这样联想到长城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没有谁像卡夫卡那样联想到权力的权威。鲁迅和卡夫卡，简直就是东西方文化独一无二的异类。但是，他们的联想在令我们惊讶的同时，又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和集权主义阻碍我们迈开现代化步伐发出的诅咒。鲁迅指出：“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华盖集·长城》），“伟大”是谓之抵御外侮，“可诅咒”，则谓之禁锢，让人们处于“高墙的包围之中。”
为了开掘黑暗，收集光芒，两位大师竟然从长城这一被人们歌咏事物的来龙去脉上捕捉黑暗阴影的一面，唤醒人们的警觉，不要被雾霾所控，而应走出迷雾，奔向光芒之地。也就是卡夫卡和鲁迅所倾心追求的自由民主之地，即任何命令不应来自皇帝的心血来潮，任何结果不应“禁锢”自由的思想。
鲁迅一生几乎都在重压下生活，时刻受到“传统沉积物”和“古训筑成的高墙”传统精神的禁锢。鲁迅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或忽然坠冰谷中，总做着置于死亡边缘的噩梦，可见鲁迅精神上高度的孤独、苦闷、绝望。这正如卡夫卡所说：“我这么写，是出于对我的身体和这个社会未来的绝望。”但绝望是鲁迅也是卡夫卡的一种张力状态。现世在他的眼里是一片荒漠，绝望是他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整整一生都在绝望之中，都为揭示黑暗而抗争着，最终成为了最有实力的艺术大师和为世界景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旗帜。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 鲁迅与卡夫卡生活于不同的国度，但两人都遭遇到各自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压制，他们同样处于黑暗和孤独的抗争之中，在穿透黑暗的过程中成为了书写黑暗的伟大作家兼自由主义思想家。在我国，人们都以不同角度去吟咏和礼赞长城，但鲁迅和卡夫卡（逝世于1924年的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却对长城表示了负面的态度。两位作家的精神世界，何其相似！
关键词： 环境重压；开掘黑暗；收集光芒；长城
鲁迅和弗兰茨·卡夫卡生活于不同的国度，前者是中国现代作家，后者是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籍作家，但两人却又有着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
鲁迅生于1881年，比生于1883年的卡夫卡大两岁，他们俩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作家。他们在少年时期甚至到中年时期都遭遇着社会环境甚至家庭环境的无情打击，孤独、恐惧、困顿、躲藏伴随着他们生命的历程。两人同时处于黑暗与虚无、孤寂与绝望的抗争之中。他们都向往着光明，因而同样地以开挖黑暗的方式收集光芒，并使他们同样地在穿透黑暗和感知黑暗的过程中成为了书写黑暗的伟大作家兼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两人的情形竟然如此惊人地相似，故成了这次书写本文的一个基本缘由。
一
卡夫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期，他家是暴君式的家长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
卡夫卡的父亲是位白手起家的商人，精明强悍，性格粗暴，对子女尤其严厉、苛刻。1919年，36岁的卡夫卡鼓足勇气写了一封长达35000多字的长信《致父亲》，这封未寄出的信反映了卡夫卡对暴君、刚愎自用的父亲对自己长时期的压抑进行了恣意的揭发。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家庭生活的阴影里，心灵承受着巨大的伤害。母亲虽然贤惠、善良，却天生软弱，多愁善感，她关心儿子，却更屈服于丈夫。卡夫卡说：“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那描写人类变成甲虫的经典小说《变形记》，就是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其对家庭生活的恐惧。
长信《致父亲》也包括小说《变形记》，均可视为涉及文学、伦理学、家庭教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作品，描述的不仅仅是父亲的冲突，而是向整个古老的封建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家庭是那样陌生，学校也是非常令人厌恶和恐怖的地方。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处在不满的状况中，发现在我们的世界有一个很寒冷的地方。”另外，卡夫卡是犹太人，生活在捷克人与德国人的夹缝中，受到难以忍受的民族歧视，如他自己写的，有好像住在荒岛般的孤立感。而且，他发现家庭、学校、族群给予自己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原来整个社会是无法穿透的黑暗，他的生活自然这般的黑暗。
那么鲁迅的情况怎样呢？鲁迅少年时期，家庭突发变故，生活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他就忍受祖父和父亲的苛刻暴戾。小小年纪，心灵上就承受了极大的压抑。在南京、在日本求学期间，屡遭异族的歧视和羞辱，与卡夫卡早期读书时的感受一样也是充满厌恶和恐怖情绪。因此，鲁迅很少与同学交往，总是独来独往。在婚姻上，由于母亲的压力，无奈地接受了与朱安结合的这桩不幸的婚姻。与鲁迅相比，卡夫卡一生是与婚姻无缘。他在1912至1919年先后结过三次婚，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与女作家密伦娜被认为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卡夫卡“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好像是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的矛头朝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会挂在矛头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与卡夫卡的缺席婚姻相比，鲁迅还算幸运，他毕竟后来有了许广平。在兄弟姐妹的关系上，卡夫卡仅和妹妹无话可说，而鲁迅则是与兄弟分道扬镳。
两人同样面对着黑暗的社会、险恶的环境，逃离和漂泊成了生活的主题。鲁迅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逃离状态。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日本，他一路逃离开去。从光复会的托辞逃离，到军政府他逃离辞去绍兴校长。他心如枯槁远离官场一切，可是躲不掉逃离的追随。即使鲁迅到绍兴馆抄古碑，五六年后他无意中成了文化名人，在招惹了是非纷争后，他还要继续逃离，逃到厦门、广州，然而冤家相逢，他只好再逃离，逃往上海，成了一名没有单位的自由撰稿人。
卡夫卡的流浪漂泊，是源自环境的“恐怖”，鲁迅的逃离漂泊，是因为环境的恶劣，两者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肮脏不堪，像一口黑色的染缸，把所有的东西都染成了一片黑暗，无处不在。这和卡夫卡的故事和感受一样，都成了“无法穿透的黑暗”深刻体会者和写手。
二
鲁迅正是在充满“黑暗”的“黑屋”里和“黑暗闸门”中，这些“黑暗”激起他奋力写作，以此来“扫荡黑暗，驱旧布新”；卡夫卡也相似，“黑暗”在写作中总是袭击他。正如他在1919年12月9日的日记所说：“无论我转向何方，总被黑暗袭击”，于是便描写挖掘黑暗，以此聚焦各种思想的光芒。鲁迅侧重针对于外在黑暗现实，卡夫卡侧重于描写内在黑暗世界。卡夫卡是把自我投进小说，让自己与小说一起跳动呼吸。在《审判》《城堡》等小说里，我们感受极权压制下卡夫卡艰难的呼吸声。卡夫卡和小说主人公K，他们可以相互替换，处在黑暗权力之下，自己是K，还是卡夫卡，经常搞不太清，让你倍感压抑。小说《一条狗的研究》是卡夫卡所有文稿中，最具有动物轻快感、自传性的小说。这种自传性使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和人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最惊心的是小说最后主人公的自我反映“我把我的研究扩大到狗们的音乐上”这是作者对狗的研究，这是自己的成功。
但作品自传性的表现在另一方面：在卡夫卡眼里，对狗的研究是不能失败的，一条狗的研究失败了，就是“我的爪子压根儿连科学的第一台阶也没能爬得上”这是为自己在拟追悼词，一如他死后，在写字台下面压着的字条，上面写着，要如生时像飞蛾迷恋火一样迷恋写作，在死后像飞蛾在迷恋的火焰中化为灰尘。卡夫卡不需要墓碑，他需要隐匿，直面抵达虚无。 可是，卡夫卡的虚无或失败感，却成就着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他的作品，是迄今为止对极权体制揭示成功的范本。比如《审判》对权力关系网的揭露，被害者K的叔叔也在这关系网中；还有腐败网的嘲讽，门房妻子被一个法官和一个学法律的学生玩弄，她和丈夫都不准提出抗议。
卡夫卡的作品，不仅仅在于政治思想上的光芒，还在于“19世纪沉睡的幻想突然被卡夫卡所唤醒”。昆德拉说，《美国》这部小说激发了卡夫卡的想象空间，提供了他需要的全部自由，如夸张的自由、荒谬的自由、不可能性的自由、游戏或发明的自由。对想象高度发挥，自由的想象，这是美学的追求。因而昆德拉对此给予了最高评价，认为卡夫卡在小说中发起了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完成了一个艺术的奇迹。
下面还有一个奇迹：卡夫卡没有到过中国，竟然在1917年以中国万里长城的修建为背景，写出《万里长城速造时》，说修长城来自皇帝命令，老百姓一无所知，但“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绘的那些计划之上”，但那些计划是“心血来潮”作出的，并“匆匆召集会议”，击鼓将人们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这好像预示了中国“文革的气势”，但至少对长城的态度是负面的。
不过由此又出现了一个奇迹：卡夫卡与鲁迅对长城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仅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华盖集·长城》）。鲁迅认为精神领域的长城的是可怕的，他敏锐地感觉到长城犹如中国传统文化，包围着人们，桎梏着思想。鲁迅，这位犀利而深刻思想家，同时联想到或圣人和圣人之徒所修造的禁锢人民精神的“高墙”。长城给人的联想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更多的人总是吟咏和礼赞长城，即使嘲讽，也是揭露统治者们残忍无道、滥用民力以及战争的无情。但没有人联想到其封闭性，更没有谁像鲁迅这样联想到长城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没有谁像卡夫卡那样联想到权力的权威。鲁迅和卡夫卡，简直就是东西方文化独一无二的异类。但是，他们的联想在令我们惊讶的同时，又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和集权主义阻碍我们迈开现代化步伐发出的诅咒。鲁迅指出：“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华盖集·长城》），“伟大”是谓之抵御外侮，“可诅咒”，则谓之禁锢，让人们处于“高墙的包围之中。”
为了开掘黑暗，收集光芒，两位大师竟然从长城这一被人们歌咏事物的来龙去脉上捕捉黑暗阴影的一面，唤醒人们的警觉，不要被雾霾所控，而应走出迷雾，奔向光芒之地。也就是卡夫卡和鲁迅所倾心追求的自由民主之地，即任何命令不应来自皇帝的心血来潮，任何结果不应“禁锢”自由的思想。
鲁迅一生几乎都在重压下生活，时刻受到“传统沉积物”和“古训筑成的高墙”传统精神的禁锢。鲁迅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或忽然坠冰谷中，总做着置于死亡边缘的噩梦，可见鲁迅精神上高度的孤独、苦闷、绝望。这正如卡夫卡所说：“我这么写，是出于对我的身体和这个社会未来的绝望。”但绝望是鲁迅也是卡夫卡的一种张力状态。现世在他的眼里是一片荒漠，绝望是他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整整一生都在绝望之中，都为揭示黑暗而抗争着，最终成为了最有实力的艺术大师和为世界景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