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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由于宋庆龄极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她在逝世前后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宋庆龄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曾先后留下多份遗嘱。执行宋庆龄遗嘱是件政治性极强的工作，不仅关乎国际舆论和影响，而且牵涉到将来的历史留存。为此，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了“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有关宋庆龄遗嘱的事务。然而，因历史的复杂性，长期以来有关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情况鲜见披露。
一瞬间20多年过去了，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八人临时小组成员，如今唯有一人健在，他就是81岁高龄的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顾问李家炽先生。记者多年前撰写《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时就知道李家炽其人，但直到2007年5月才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员大会上，有幸与他见面。不久，记者采访了李家炽先生，希望通过他的回忆向世人披露当年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李家炽先生经历丰富，记忆清晰，他向记者娓娓道来——
胡耀邦批示同意邓颖超起草的“办法”
李家炽先生在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深得宋庆龄的信任。1981年5月中旬，宋庆龄病危，中央内部成立治丧工作小组，上海方面由李家炽参加。6月3日，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6月4日，李家炽随中央派的专机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安排处理好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后，又重返北京，继续参与处理宋庆龄的后事，住在北京饭店。据李家炽回忆，6月15日，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他，说下午3时要送一份急件给他。有关同志专程送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写着“急送北京饭店中楼5051号房间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李家炽局长亲收”，落款是“中办高处571号”。他并不清楚信的内容，当他急切地拆开信封，内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内容是这样的：
家炽同志：
送上邓大姐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复印件)一份，请收阅。
又及：此件据述周同志说他未看过，请给他看一下，谢谢。15／6
敬礼!
高登榜
15／6
信中讲的“述周同志”，即宋庆龄秘书杜述周。
李家炽阅毕高登榜信的第一反应便是：“党中央对宋庆龄同志的身后事都非常重视，十分慎重。”
李家炽至今保存着高登榜的信和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他回忆道，报告是由邓大姐在参加上海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返京后起草的，看笔迹应是她的秘书赵炜同志誊抄后，于1981年6月10日报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当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也批示“我完全赞成”。
《办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据李家炽先生介绍，《办法》共有六点内容：
第一，《办法》明确由有关的同志组成临时小组。
第二，临时小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长、李付(副)局长、杜述周、沈粹缜、童小朋、廖承志、邓颖超八人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会议”。
第三，小组任务是“只作原则的决定，具体处理，由北京、上海两地有关的机关及同志执行”。
第四，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遗书只告接收的人员阅看原件有关部分。
第五，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则保留，建议由中组部、统战部、文物机关议处后分别报中央和上海党、政领导机关批定。
李家炽先生解释说，当时报告中并无“八人小组”的称法，对其他7名成员，他都熟识，有过工作接触。其中汪志敏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沈粹缜是邹韬奋夫人、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童小朋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邓颖超是全国政协主席。在8人中，邓颖超的职位最高，但在名单排序时，邓颖超把自己放在最后，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李家炽在收阅报告后，及时把有关情况向上海的党、政领导作了汇报，市领导的意见非常明确：照中央决定办理执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会议
宋庆龄遗嘱执行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这是记者最关心的问题，便请李家炽先生详细叙述。李家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清楚地说，《办法》只定了原则，为了具体落实《办法》的有关精神，高登榜先后三次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八人小组”会议。第一次着重布置具体工作，第二、第三次是由有关同志汇报执行遗嘱的工作，就这三次会议而言，第一次会议最重要了。李家炽保存着当年的会议记录。记者考虑到廖承志一家与宋庆龄两代人有着特殊的亲密感情，就问廖承志是否参加了三次会议，他肯定地回答：“廖承志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印象中他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会议。”
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组”成员除邓颖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朋在开会时就解释说，邓大姐因去中央党校给学员作讲话，不能来。他首先口头传达了邓大姐的有关指示：北京宋的住宅作为宋的故居以及部分作为北京少年科技馆用。楼上宋的卧室、办公室，楼下宋的小客厅、小餐厅保留作故居。其余作少年科技馆用。这项工作由汪志敏执行。上海宋的住宅作为故居用，由李家炽执行。北京、上海的执行情况，由高登榜检查，执行完毕后要写报告报告党中央。
童小朋还讲了邓大姐对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宋的文集的有关指示，要求在将宋的遗嘱处理完毕后，就着手搞文集。
廖承志接着讲话。他特别强调，如有人问起遗嘱问题，以无可奉告答之。并要求高登榜将会上传阅的遗嘱原件及复印件收集后一起存中央档案馆。
据李家炽先生回忆，那天开会时让大家传阅宋庆龄从1979年2月起写的几份遗嘱，因主持人没有说遗嘱不能抄录，为了便于向上海党、政领导汇报，他便抄录了几份遗嘱。在他的印象中，遗嘱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遗嘱都很简短，抄录并不费力。李家炽先生应记者要求，有一次出示了其中一份遗嘱的抄件。宋庆龄的这份遗嘱才百来个字，讲了二层意思，一是在她死后把什么什么东西赠送给谁，二是给谁多少钱。记者看了这份遗嘱，才真正理解中央当时为何要成立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了。
廖承志在会上还强调，遗嘱执行的时间，以最后的一份时间为准，如前后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参考。李家炽先生说：“我领会还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但那天，唯独宋庆龄的最后一份遗嘱没让传阅，按李 家炽先生的说法是：因“八人小组”中也有人分到钱的，故不便让大家看。宋庆龄把这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钥匙交给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在宋庆龄去世后，钟兴宝就把钥匙交给了中央派来的同志。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在一份遗嘱中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对于传阅的几份遗嘱的内容，李家炽先生说大致有以下内容：一是说北京住宅的书籍赠给邓广殷；二是讲某一张国画送×××，××衣服送×××，银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后叮嘱赠钱的问题，受赠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样，最少的500元，有的几千元，最多的一人是10000元。受赠钱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卫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当时在会上明确：钱由两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赠款也由两地故居分别处理。最后如有剩余可作为两地故居的房屋维修基金。
记者请李家炽先生谈谈对宋庆龄遗嘱的看法，他梳理了一下思路，说：“宋庆龄遗嘱写得很平静、很理智，从政治上看，她一直执行三民主义路线，同时接受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一心一意把国家民族搞好，对党中央是拥护的。当然，宋庆龄也有对‘文革’的不满。1966年‘文革’后，江青受毛主席指派去看望宋庆龄，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当面向江青提出，对红卫兵的行为要有所控制、不要伤害无辜……江青听不进，随即离去。1967年《宋庆龄文集》出版，江青在家里把《宋庆龄文集》放在地板上，用脚去踏。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我觉得不会涉及什么政治，她的品格非常高尚，没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只是对她母亲给她的礼物认为是纪念品，不能分。”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会议，由汪志敏汇报北京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会后，汪志敏找李家炽谈话，说：“家炽同志，宋主席在遗嘱中写明有一笔钱要赠给你的。”李家炽听了马上表示：“我不要这笔钱，她的心意我领了，我做的工作是组织上交给我的。我愿把这笔钱作为一束鲜花来永远纪念她。”后来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见到李家炽，高兴地说：“李局长，大姐知道你对宋庆龄的赠款的态度，说：‘李局长的态度是好的’。”
1981年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会议，主要内容由李家炽汇报上海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
妥善处理隋家姐妹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在执行宋庆龄遗嘱中，经常会提到两个姑娘，她们是指宋庆龄警卫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
记者对隋学芳其人并不陌生，曾听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介绍过。据李家炽先生见告，隋学芳是东北人，在东北参军，后由公安部从中央警卫团挑选考核派到宋庆龄身边工作。隋学芳在上海找了妻子李女士，育有一子三女，住在淮海中路近吴兴路口，那里离宋庆龄寓所很近。隋学芳喜欢喝白酒，有一天到老乡家喝酒回来，突然中风了，虽然抢救过来了，却落得个半身瘫痪，后经华东医院治疗，可用拐杖行走。隋学芳在中风后，一度情绪低落，有一次竟从四层楼跳下，幸无大碍。
隋学芳中风后，宋庆龄考虑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难，就把他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接到家中抚养。外界盛传她们是宋庆龄的养女。记者在拙著《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中，对所谓养女的讹传已有较详细的叙述。李家炽先生与记者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李家炽先生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接待两个台湾归来的参观者，他们说海外有传说宋庆龄生过女孩，说是到莫斯科生的。他马上予以澄清，严肃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她这样的特殊身份。我接触过宋庆龄，她这个人很纯洁、高尚，解放前就有人攻击她。我都知道那个女孩生在哪个医院，她的父母是谁。”他又说：“宋庆龄在上世纪70年代一次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这两位姑娘是谁?是您养女吗?’时，宋庆龄答道：‘不，不是养女。她们的父亲是我的警卫，几年前瘫痪了。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我这里。”’
在李家炽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见到隋家姐妹，是在宋庆龄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庆龄，临别时，宋庆龄总要叫两个女孩子来一起送他，并喊他李局长。
宋庆龄就像慈母一样承担起隋家姐妹的抚养、教育的责任，给予她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上世纪70年代，隋永清结婚后迁出了宋庆龄寓所，隋永洁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宋庆龄因自己没有生育孩子，的确很喜欢隋家姐妹，隋家姐妹也给她的晚年带来许多欢乐，所以她对隋家姐妹很有感情，这种感情集中体现在她所写的遗嘱中。
宋庆龄在遗嘱中除说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还向她们赠送钱款。在所有遗嘱受赠者中，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赠款数额是最多的。对隋家姐妹，“八人小组”在执行宋庆龄遗嘱时，完全按照《办法》所定的“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的原则执行，这条原则在记者看来也是针对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容而立的。当“八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廖承志就妥善处理遗嘱受赠人隋家姐妹的问题有专门的讲话。廖承志说，遗嘱中分给隋永清、隋永洁如家具等是国家的，还要作故居布置陈列用，国画、油画也不能分，总之，要保持故居的本来面目。对外国友人送给宋庆龄的礼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宋庆龄的首饰、名戒是文物，不能给隋永清、隋永洁。宋庆龄的衣服可以分点给她们做纪念。按遗嘱给隋永清5000元，隋永洁10000元。隋永清结婚时，宋庆龄已给过一部分钱。隋永洁在国外留学，今后靠自力更生。
高登榜又说，宋庆龄的衣服可分一点给隋永清、隋永洁做纪念，但现在来不及清理，要保管好，以后分好了再给她们。原则上规定，宋庆龄的东西属国家文物的不能分；对国家文物要讲明道理，由国家保存。如宋庆龄北京家中郑板桥的国画是真品，不能分。要教育孩子(指隋永清、隋永洁)以国家、党的利益为重。属国家的归国家，属外宾送的，照国家制度处理。
当初的会议决定，由沈粹缜、汪志敏、李家炽找隋家姐妹谈话。但据李家炽先生说，他后来并没有参加谈话，也不清楚沈粹缜、汪志敏与隋家姐妹谈话的情况。在他的印象中，这件事妥善处理了，没听到不好的反映，隋家姐妹对宋庆龄是心存感激的。
李家炽负责清理上海宋庆龄故居
在“八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对北京、上海的宋庆龄住宅进行清理，北京由汪志敏主持，沈粹缜、李家炽、杜述周、张珏(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参加；上海由李家炽主持，沈粹缜、周和康、孙志远以及上海市委行政处会计张媚娟参加。住宅清理要详细登记建册、上报，并在结束后向“八人小组”汇报。上海的宋宅，要求在辛亥革命70周年时对外开放。对会议精神，李家炽向上海的党、政领导及时作了汇报，市领导的意见是：照办、执行，完成中央提出的要求。
高登榜在“八人小组”第二次会上说，中央已批准 北京、上海两处宋庆龄住宅做宋庆龄故居，上海故居要在今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对外开放。上海孙中山故居也要对外开放。高登榜强调为了使上海故居保持原来面貌而对外开放，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要做好充分准备，并要求李家炽向上海市委汇报。
李家炽在8月下旬召开的“八人小组”第三次会上，汇报了上海宋庆龄故居清理的情况。李家炽介绍说：上海是宋庆龄几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较多，清理了近一个月。因沈大姐年事高，天又高温，清理工作比较艰巨。在宋庆龄卧室的壁橱文件箱里有26件重要的历史信件，其中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等致宋庆龄的4封信特别重要。这些信件在上海市档案局得到信息后，就向新闻界作了披露，结果中央档案馆的同志闻讯来上海拿取，上海只给了复制件。此外，在壁橱的一个藤制的元宝形的篮子里，保存着孙中山所有用过的印章，包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有满满的一篮子呢。李家炽表示，上海方面正在积极准备，争取故居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高登榜对上海的清理工作和故居开放的筹备工作都给予充分肯定。
李家炽先生既是上海宋庆龄故居清理工作的负责人，也是筹备故居对外开放的指挥者。据他介绍，宋庆龄上海住宅的卧室钥匙，由保姆李燕娥保管，李燕娥去世后，钥匙留在北京，而当宋庆龄去世后，钥匙交给他保管，上海的卧室就封存了。清理工作首先从宋庆龄卧室开始的，在卧室的壁橱里，有一个并不上锁的铁制文件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那些重要的历史信件。他还向记者回忆了清理工作中遇到的两件较为棘手的事：
宋庆龄的一位挚友在清理遗物时，见到一只制作非常精致镶有银边花纹框的纸质照片镜框，非常喜爱，就向李家炽提出能否把这只小镜框留给她做纪念。李家炽想到宋庆龄的这件遗物属于文物不能随便赠送他人，但又不便当面断然回绝，就没有吭声，不置可否。事后，他马上向市委领导汇报，市委领导听毕只问他当时作了怎样的答复，当得知他当时的态度时，马上用一种肯定的态度说：“那就好了。”
另一位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同志提出，能否把宋庆龄鼓励他学英文打字而供给他使用的一台打字机，以及宋庆龄给他在夏天外出时戴的两顶草帽留给他作纪念，李家炽当初也没有马上给予答复，后来他向“八人小组”作了汇报。高登榜表示，宋庆龄的打字机是文物，不能给的，两顶草帽就送他作留念吧。
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故居对外开放坚持保持原貌的原则，但有些地方为了宣传的效果也作了补充或调整。例如毛泽东1961年5月11日到上海，登门拜望宋庆龄，两人亲切握手的照片，宋庆龄生前并没有挂出来。现在人们参观宋庆龄故居，都会对这张两个伟人的合影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细心的参观者或许会察觉到，毛泽东看望宋庆龄的这张照片中，墙上挂着一张孙中山的照片，在布置时，大家觉得孙中山这张照片形象不是最佳，就精心挑选了另一张照片予以替换。
1981年10月10日上午，上海宋庆龄故居举行开放揭牌仪式，由汪道涵市长主持，市委书记陈国栋揭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开放充分体现了执行宋庆龄遗嘱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了。
一瞬间20多年过去了，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八人临时小组成员，如今唯有一人健在，他就是81岁高龄的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顾问李家炽先生。记者多年前撰写《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时就知道李家炽其人，但直到2007年5月才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员大会上，有幸与他见面。不久，记者采访了李家炽先生，希望通过他的回忆向世人披露当年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李家炽先生经历丰富，记忆清晰，他向记者娓娓道来——
胡耀邦批示同意邓颖超起草的“办法”
李家炽先生在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深得宋庆龄的信任。1981年5月中旬，宋庆龄病危，中央内部成立治丧工作小组，上海方面由李家炽参加。6月3日，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6月4日，李家炽随中央派的专机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安排处理好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后，又重返北京，继续参与处理宋庆龄的后事，住在北京饭店。据李家炽回忆，6月15日，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他，说下午3时要送一份急件给他。有关同志专程送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写着“急送北京饭店中楼5051号房间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李家炽局长亲收”，落款是“中办高处571号”。他并不清楚信的内容，当他急切地拆开信封，内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内容是这样的：
家炽同志：
送上邓大姐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复印件)一份，请收阅。
又及：此件据述周同志说他未看过，请给他看一下，谢谢。15／6
敬礼!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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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讲的“述周同志”，即宋庆龄秘书杜述周。
李家炽阅毕高登榜信的第一反应便是：“党中央对宋庆龄同志的身后事都非常重视，十分慎重。”
李家炽至今保存着高登榜的信和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他回忆道，报告是由邓大姐在参加上海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返京后起草的，看笔迹应是她的秘书赵炜同志誊抄后，于1981年6月10日报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当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也批示“我完全赞成”。
《办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据李家炽先生介绍，《办法》共有六点内容：
第一，《办法》明确由有关的同志组成临时小组。
第二，临时小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长、李付(副)局长、杜述周、沈粹缜、童小朋、廖承志、邓颖超八人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会议”。
第三，小组任务是“只作原则的决定，具体处理，由北京、上海两地有关的机关及同志执行”。
第四，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遗书只告接收的人员阅看原件有关部分。
第五，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则保留，建议由中组部、统战部、文物机关议处后分别报中央和上海党、政领导机关批定。
李家炽先生解释说，当时报告中并无“八人小组”的称法，对其他7名成员，他都熟识，有过工作接触。其中汪志敏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沈粹缜是邹韬奋夫人、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童小朋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邓颖超是全国政协主席。在8人中，邓颖超的职位最高，但在名单排序时，邓颖超把自己放在最后，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李家炽在收阅报告后，及时把有关情况向上海的党、政领导作了汇报，市领导的意见非常明确：照中央决定办理执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会议
宋庆龄遗嘱执行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这是记者最关心的问题，便请李家炽先生详细叙述。李家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清楚地说，《办法》只定了原则，为了具体落实《办法》的有关精神，高登榜先后三次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八人小组”会议。第一次着重布置具体工作，第二、第三次是由有关同志汇报执行遗嘱的工作，就这三次会议而言，第一次会议最重要了。李家炽保存着当年的会议记录。记者考虑到廖承志一家与宋庆龄两代人有着特殊的亲密感情，就问廖承志是否参加了三次会议，他肯定地回答：“廖承志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印象中他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会议。”
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组”成员除邓颖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朋在开会时就解释说，邓大姐因去中央党校给学员作讲话，不能来。他首先口头传达了邓大姐的有关指示：北京宋的住宅作为宋的故居以及部分作为北京少年科技馆用。楼上宋的卧室、办公室，楼下宋的小客厅、小餐厅保留作故居。其余作少年科技馆用。这项工作由汪志敏执行。上海宋的住宅作为故居用，由李家炽执行。北京、上海的执行情况，由高登榜检查，执行完毕后要写报告报告党中央。
童小朋还讲了邓大姐对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宋的文集的有关指示，要求在将宋的遗嘱处理完毕后，就着手搞文集。
廖承志接着讲话。他特别强调，如有人问起遗嘱问题，以无可奉告答之。并要求高登榜将会上传阅的遗嘱原件及复印件收集后一起存中央档案馆。
据李家炽先生回忆，那天开会时让大家传阅宋庆龄从1979年2月起写的几份遗嘱，因主持人没有说遗嘱不能抄录，为了便于向上海党、政领导汇报，他便抄录了几份遗嘱。在他的印象中，遗嘱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遗嘱都很简短，抄录并不费力。李家炽先生应记者要求，有一次出示了其中一份遗嘱的抄件。宋庆龄的这份遗嘱才百来个字，讲了二层意思，一是在她死后把什么什么东西赠送给谁，二是给谁多少钱。记者看了这份遗嘱，才真正理解中央当时为何要成立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了。
廖承志在会上还强调，遗嘱执行的时间，以最后的一份时间为准，如前后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参考。李家炽先生说：“我领会还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但那天，唯独宋庆龄的最后一份遗嘱没让传阅，按李 家炽先生的说法是：因“八人小组”中也有人分到钱的，故不便让大家看。宋庆龄把这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钥匙交给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在宋庆龄去世后，钟兴宝就把钥匙交给了中央派来的同志。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在一份遗嘱中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对于传阅的几份遗嘱的内容，李家炽先生说大致有以下内容：一是说北京住宅的书籍赠给邓广殷；二是讲某一张国画送×××，××衣服送×××，银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后叮嘱赠钱的问题，受赠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样，最少的500元，有的几千元，最多的一人是10000元。受赠钱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卫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当时在会上明确：钱由两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赠款也由两地故居分别处理。最后如有剩余可作为两地故居的房屋维修基金。
记者请李家炽先生谈谈对宋庆龄遗嘱的看法，他梳理了一下思路，说：“宋庆龄遗嘱写得很平静、很理智，从政治上看，她一直执行三民主义路线，同时接受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一心一意把国家民族搞好，对党中央是拥护的。当然，宋庆龄也有对‘文革’的不满。1966年‘文革’后，江青受毛主席指派去看望宋庆龄，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当面向江青提出，对红卫兵的行为要有所控制、不要伤害无辜……江青听不进，随即离去。1967年《宋庆龄文集》出版，江青在家里把《宋庆龄文集》放在地板上，用脚去踏。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我觉得不会涉及什么政治，她的品格非常高尚，没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只是对她母亲给她的礼物认为是纪念品，不能分。”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会议，由汪志敏汇报北京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会后，汪志敏找李家炽谈话，说：“家炽同志，宋主席在遗嘱中写明有一笔钱要赠给你的。”李家炽听了马上表示：“我不要这笔钱，她的心意我领了，我做的工作是组织上交给我的。我愿把这笔钱作为一束鲜花来永远纪念她。”后来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见到李家炽，高兴地说：“李局长，大姐知道你对宋庆龄的赠款的态度，说：‘李局长的态度是好的’。”
1981年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会议，主要内容由李家炽汇报上海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
妥善处理隋家姐妹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在执行宋庆龄遗嘱中，经常会提到两个姑娘，她们是指宋庆龄警卫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
记者对隋学芳其人并不陌生，曾听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介绍过。据李家炽先生见告，隋学芳是东北人，在东北参军，后由公安部从中央警卫团挑选考核派到宋庆龄身边工作。隋学芳在上海找了妻子李女士，育有一子三女，住在淮海中路近吴兴路口，那里离宋庆龄寓所很近。隋学芳喜欢喝白酒，有一天到老乡家喝酒回来，突然中风了，虽然抢救过来了，却落得个半身瘫痪，后经华东医院治疗，可用拐杖行走。隋学芳在中风后，一度情绪低落，有一次竟从四层楼跳下，幸无大碍。
隋学芳中风后，宋庆龄考虑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难，就把他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接到家中抚养。外界盛传她们是宋庆龄的养女。记者在拙著《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中，对所谓养女的讹传已有较详细的叙述。李家炽先生与记者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李家炽先生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接待两个台湾归来的参观者，他们说海外有传说宋庆龄生过女孩，说是到莫斯科生的。他马上予以澄清，严肃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她这样的特殊身份。我接触过宋庆龄，她这个人很纯洁、高尚，解放前就有人攻击她。我都知道那个女孩生在哪个医院，她的父母是谁。”他又说：“宋庆龄在上世纪70年代一次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这两位姑娘是谁?是您养女吗?’时，宋庆龄答道：‘不，不是养女。她们的父亲是我的警卫，几年前瘫痪了。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我这里。”’
在李家炽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见到隋家姐妹，是在宋庆龄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庆龄，临别时，宋庆龄总要叫两个女孩子来一起送他，并喊他李局长。
宋庆龄就像慈母一样承担起隋家姐妹的抚养、教育的责任，给予她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上世纪70年代，隋永清结婚后迁出了宋庆龄寓所，隋永洁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宋庆龄因自己没有生育孩子，的确很喜欢隋家姐妹，隋家姐妹也给她的晚年带来许多欢乐，所以她对隋家姐妹很有感情，这种感情集中体现在她所写的遗嘱中。
宋庆龄在遗嘱中除说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还向她们赠送钱款。在所有遗嘱受赠者中，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赠款数额是最多的。对隋家姐妹，“八人小组”在执行宋庆龄遗嘱时，完全按照《办法》所定的“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的原则执行，这条原则在记者看来也是针对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容而立的。当“八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廖承志就妥善处理遗嘱受赠人隋家姐妹的问题有专门的讲话。廖承志说，遗嘱中分给隋永清、隋永洁如家具等是国家的，还要作故居布置陈列用，国画、油画也不能分，总之，要保持故居的本来面目。对外国友人送给宋庆龄的礼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宋庆龄的首饰、名戒是文物，不能给隋永清、隋永洁。宋庆龄的衣服可以分点给她们做纪念。按遗嘱给隋永清5000元，隋永洁10000元。隋永清结婚时，宋庆龄已给过一部分钱。隋永洁在国外留学，今后靠自力更生。
高登榜又说，宋庆龄的衣服可分一点给隋永清、隋永洁做纪念，但现在来不及清理，要保管好，以后分好了再给她们。原则上规定，宋庆龄的东西属国家文物的不能分；对国家文物要讲明道理，由国家保存。如宋庆龄北京家中郑板桥的国画是真品，不能分。要教育孩子(指隋永清、隋永洁)以国家、党的利益为重。属国家的归国家，属外宾送的，照国家制度处理。
当初的会议决定，由沈粹缜、汪志敏、李家炽找隋家姐妹谈话。但据李家炽先生说，他后来并没有参加谈话，也不清楚沈粹缜、汪志敏与隋家姐妹谈话的情况。在他的印象中，这件事妥善处理了，没听到不好的反映，隋家姐妹对宋庆龄是心存感激的。
李家炽负责清理上海宋庆龄故居
在“八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对北京、上海的宋庆龄住宅进行清理，北京由汪志敏主持，沈粹缜、李家炽、杜述周、张珏(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参加；上海由李家炽主持，沈粹缜、周和康、孙志远以及上海市委行政处会计张媚娟参加。住宅清理要详细登记建册、上报，并在结束后向“八人小组”汇报。上海的宋宅，要求在辛亥革命70周年时对外开放。对会议精神，李家炽向上海的党、政领导及时作了汇报，市领导的意见是：照办、执行，完成中央提出的要求。
高登榜在“八人小组”第二次会上说，中央已批准 北京、上海两处宋庆龄住宅做宋庆龄故居，上海故居要在今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对外开放。上海孙中山故居也要对外开放。高登榜强调为了使上海故居保持原来面貌而对外开放，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要做好充分准备，并要求李家炽向上海市委汇报。
李家炽在8月下旬召开的“八人小组”第三次会上，汇报了上海宋庆龄故居清理的情况。李家炽介绍说：上海是宋庆龄几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较多，清理了近一个月。因沈大姐年事高，天又高温，清理工作比较艰巨。在宋庆龄卧室的壁橱文件箱里有26件重要的历史信件，其中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等致宋庆龄的4封信特别重要。这些信件在上海市档案局得到信息后，就向新闻界作了披露，结果中央档案馆的同志闻讯来上海拿取，上海只给了复制件。此外，在壁橱的一个藤制的元宝形的篮子里，保存着孙中山所有用过的印章，包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有满满的一篮子呢。李家炽表示，上海方面正在积极准备，争取故居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高登榜对上海的清理工作和故居开放的筹备工作都给予充分肯定。
李家炽先生既是上海宋庆龄故居清理工作的负责人，也是筹备故居对外开放的指挥者。据他介绍，宋庆龄上海住宅的卧室钥匙，由保姆李燕娥保管，李燕娥去世后，钥匙留在北京，而当宋庆龄去世后，钥匙交给他保管，上海的卧室就封存了。清理工作首先从宋庆龄卧室开始的，在卧室的壁橱里，有一个并不上锁的铁制文件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那些重要的历史信件。他还向记者回忆了清理工作中遇到的两件较为棘手的事：
宋庆龄的一位挚友在清理遗物时，见到一只制作非常精致镶有银边花纹框的纸质照片镜框，非常喜爱，就向李家炽提出能否把这只小镜框留给她做纪念。李家炽想到宋庆龄的这件遗物属于文物不能随便赠送他人，但又不便当面断然回绝，就没有吭声，不置可否。事后，他马上向市委领导汇报，市委领导听毕只问他当时作了怎样的答复，当得知他当时的态度时，马上用一种肯定的态度说：“那就好了。”
另一位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同志提出，能否把宋庆龄鼓励他学英文打字而供给他使用的一台打字机，以及宋庆龄给他在夏天外出时戴的两顶草帽留给他作纪念，李家炽当初也没有马上给予答复，后来他向“八人小组”作了汇报。高登榜表示，宋庆龄的打字机是文物，不能给的，两顶草帽就送他作留念吧。
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故居对外开放坚持保持原貌的原则，但有些地方为了宣传的效果也作了补充或调整。例如毛泽东1961年5月11日到上海，登门拜望宋庆龄，两人亲切握手的照片，宋庆龄生前并没有挂出来。现在人们参观宋庆龄故居，都会对这张两个伟人的合影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细心的参观者或许会察觉到，毛泽东看望宋庆龄的这张照片中，墙上挂着一张孙中山的照片，在布置时，大家觉得孙中山这张照片形象不是最佳，就精心挑选了另一张照片予以替换。
1981年10月10日上午，上海宋庆龄故居举行开放揭牌仪式，由汪道涵市长主持，市委书记陈国栋揭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开放充分体现了执行宋庆龄遗嘱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