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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范小青的 《灭籍记》以苏州老宅改造所引发的“寻根”故事为切入点，作者通过多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声音，呈现了完整的历史故事链，显示了历史与个人、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纸”“籍”所代表的户籍管理制度带来的中国专制性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关键词：《灭籍记》 视角 可靠叙述者
一、 超越性的“说”与“看”
传统小说的叙事，基本都遵循着“说”与“看”，也就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与聚焦的统一。直到1972年，热奈特提出，讨论这一问题的理论混淆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a“谁说”，涉及叙述者与叙述声音的问题；而“谁看”，则意味着叙述是通过谁的眼光、视角的过滤或心理、感受被传达出来。“说”与“看”的分离，成为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转换的重要标志。
范小青在《灭籍记》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吴正好、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三个不同人物的声音讲述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故事的发生源于吴正好在收拾老屋时发现了父亲吴永辉的“领养契约”，于是他踏上了对自我身份以及老屋归属的追寻之路，寻根路上他发现冒充叶兰乡的郑见桃，不断牵引出一段关于“身份”的荒诞历史。若小说的叙述者，又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其眼光必然受到个人身份的限制，无法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样无所不知。但《灭籍记》中的叙述者却常常突破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这种叙述使得小说营造出一种真真假假、虚实不定的氛围。
吴正好沉迷于游戏世界，常常无法分清虚拟和现实，也分不清楚是梦还是醒。他既作为寻找老屋当下的历经者，又常常脱离现实，以一种超越性的视角讲述过去的故事。比如，他讲述了吴福祥和吴柴金因被误会为富农逃到城里生活，想生儿育女而不得，于是收养了父亲吴永辉的经历。而郑见桃讲述王立夫因一个喷嚏被“推选”成右派，下放到长平县的经过，也超越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限制。至于小说第三部分的叙述者郑永梅，是叶兰乡虚构出来的儿子。一张张纸赋予了他丰富详实的人生，甚至最后获得了一张死亡证明，为他的“生命”画上句号。吴永梅“幽灵”般超脱式的存在，使他的叙述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他既能讲述自我的“人生”，又对郑见桥、叶兰乡送子、寻子的经历了然于心，也对当下吴正好追寻老屋归属的过程一清二楚，并加以戏谑的调侃。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个不同的叙述声音以超越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错综复杂的叙述，共同建构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而三人叙述所弥合的完整故事链，正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二、 荒诞背后的可靠叙述
《灭籍记》中吴正好、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三个叙述者的讲述打破了真实与梦境的逻辑，以看似不可靠的可靠叙述者形式，揭开了复杂历史的真实面相。
吴正好的生活浑浑噩噩，真假不分。他在工作时看到电梯的监控有蝙蝠，后来却发现那台机器是关闭着的；刘明汉的儿媳胡大妈来借酱油，吴正好顺便跟她谈及父亲的身世，之后却意识到胡大妈早已过世；再次去殡仪馆询问消息时，却发现之前去殡仪馆的时间其实是闭馆的，也根本没有什么老同学；最后，吴正好甚至连自己女朋友是现实还是梦境中的人物都无法确定。而郑见桃在一开头便说：“我没法不骗人，我的人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习惯，就是信口开河……我成了一个惯骗。”b失去身份后的郑见桃以不断冒充他人的身份为生，她的一生充斥着谎言，且她的讲述充满调侃和嘲讽，令人难以信服。第三部分的叙述者郑永梅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但他却知晓全部的事实，甚至是很多细节；“我天生就知道”c的论断也让读者心怀疑窦。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人在讲述过程中强烈的主观性和对现实的超越性视角往往会让读者产生“不可靠”的感觉。“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目的的确是想以某种诙谐的方式展现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d，可以说，《灭籍记》的在荒诞戏谑中揭露真实的表达策略，其实也正寄寓了作者对现代人处境的无奈和深思：希望能透过作品“表面的喜剧，表达现代社会的许多无奈和荒诞”e。
但读者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逐渐意识到三人的叙述与历史现实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有学者曾论述：“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之间，其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存在着一条可以移动的轴线。”f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人的叙述显得荒诞离奇、叙述语气也充满戏谑意味，但小说中三人的讲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印证。郑见桃追随王立夫曾到过长平县，并在长平县教过乡人背诵宋词；郑永梅当知青下放时，也被“安排”在长平县，二人的讲述与吴正好在长平县的经历互相证明。可以说，在三人叙述的不断补充中，历史与现实的叙述逐渐弥合。
范小青在《灭籍记》中用不可靠的可靠叙述者的叙事策略，是作者以新的方式去解构历史的尝试：以轻松的风格呈现出荒谬复杂、真假难辨的历史。
三、 “籍”之权威性的幻灭
布斯对叙事作品不同的“距离”做出论述。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及读者相互之间都存在距离。距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布斯看来，“最富于特征性的也许要数叙述者开头远离而结尾接近读者这一距离变化中所达到的惊人成就”g。《灭籍记》中的三个叙述者各有自身的不可靠性，读者在他们分别讲述故事的开篇必然与其保持很大的距离，然而，伴随他们“不可靠”的叙述，却也常常发出充满真理的声音。阅读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随着读者与文本互动的深入发展，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也就经历了从大到小，逐渐与隐含作者相统一的过程。在小说结尾，吴正好说：“改变规则，我可以应有尽有，再改变规则，我可以一无所有。游戏就是这样。”h至此，作者完成了对历史、传统的批判和反思。
“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可能丝毫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它无声地指示我们，通过整体的设计，用所有的声音，凭借它选择让我们知悉的一切手段”i。《灭籍记》以吳正好寻找老屋房籍的故事为切入点，牵引出郑见桃、郑永梅、郑见桥、叶兰乡等几人荒诞的人生经历：郑见桃因丢失档案无法自证，盗取他人身份为生；郑见桥想把老屋祖宅捐献给国家以表忠诚，因找不到房籍，于是伪造了一张，老屋“真主人”便成了“假主人”；叶兰乡被怀疑为特务，为摆脱怀疑，用一张张纸虚构了儿子郑永梅的存在……吴正好追寻个人身份之路进入瓶颈，女友林小琼用“找纸”一语点醒，寻根之路似乎找到了突破口，但人与纸之间的置换也由此悄然发生。郑见桃、郑永梅的故事似乎展现了“纸”、“籍”的绝对性权力，甚至能凌驾于个人主体性之上，但一张张“假纸”，又是对“籍”的权威性及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和反讽。人的人生，是被一张张纸建构的人生；而历史，也是被一张张真假难辨的纸充斥着的历史。用纸来定位一个人的身份或人生充满荒诞性，而由一张张纸所建构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因此，文本的价值规范就在叙述者虚实不定、错综复杂的讲述中显露出来：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及对“纸”“籍”所代表的户籍管理制度带来的中国专制性文化传统的反思。
关键词：《灭籍记》 视角 可靠叙述者
一、 超越性的“说”与“看”
传统小说的叙事，基本都遵循着“说”与“看”，也就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与聚焦的统一。直到1972年，热奈特提出，讨论这一问题的理论混淆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a“谁说”，涉及叙述者与叙述声音的问题；而“谁看”，则意味着叙述是通过谁的眼光、视角的过滤或心理、感受被传达出来。“说”与“看”的分离，成为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转换的重要标志。
范小青在《灭籍记》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吴正好、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三个不同人物的声音讲述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故事的发生源于吴正好在收拾老屋时发现了父亲吴永辉的“领养契约”，于是他踏上了对自我身份以及老屋归属的追寻之路，寻根路上他发现冒充叶兰乡的郑见桃，不断牵引出一段关于“身份”的荒诞历史。若小说的叙述者，又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其眼光必然受到个人身份的限制，无法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样无所不知。但《灭籍记》中的叙述者却常常突破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这种叙述使得小说营造出一种真真假假、虚实不定的氛围。
吴正好沉迷于游戏世界，常常无法分清虚拟和现实，也分不清楚是梦还是醒。他既作为寻找老屋当下的历经者，又常常脱离现实，以一种超越性的视角讲述过去的故事。比如，他讲述了吴福祥和吴柴金因被误会为富农逃到城里生活，想生儿育女而不得，于是收养了父亲吴永辉的经历。而郑见桃讲述王立夫因一个喷嚏被“推选”成右派，下放到长平县的经过，也超越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限制。至于小说第三部分的叙述者郑永梅，是叶兰乡虚构出来的儿子。一张张纸赋予了他丰富详实的人生，甚至最后获得了一张死亡证明，为他的“生命”画上句号。吴永梅“幽灵”般超脱式的存在，使他的叙述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他既能讲述自我的“人生”，又对郑见桥、叶兰乡送子、寻子的经历了然于心，也对当下吴正好追寻老屋归属的过程一清二楚，并加以戏谑的调侃。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个不同的叙述声音以超越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错综复杂的叙述，共同建构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而三人叙述所弥合的完整故事链，正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二、 荒诞背后的可靠叙述
《灭籍记》中吴正好、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三个叙述者的讲述打破了真实与梦境的逻辑，以看似不可靠的可靠叙述者形式，揭开了复杂历史的真实面相。
吴正好的生活浑浑噩噩，真假不分。他在工作时看到电梯的监控有蝙蝠，后来却发现那台机器是关闭着的；刘明汉的儿媳胡大妈来借酱油，吴正好顺便跟她谈及父亲的身世，之后却意识到胡大妈早已过世；再次去殡仪馆询问消息时，却发现之前去殡仪馆的时间其实是闭馆的，也根本没有什么老同学；最后，吴正好甚至连自己女朋友是现实还是梦境中的人物都无法确定。而郑见桃在一开头便说：“我没法不骗人，我的人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习惯，就是信口开河……我成了一个惯骗。”b失去身份后的郑见桃以不断冒充他人的身份为生，她的一生充斥着谎言，且她的讲述充满调侃和嘲讽，令人难以信服。第三部分的叙述者郑永梅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但他却知晓全部的事实，甚至是很多细节；“我天生就知道”c的论断也让读者心怀疑窦。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人在讲述过程中强烈的主观性和对现实的超越性视角往往会让读者产生“不可靠”的感觉。“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目的的确是想以某种诙谐的方式展现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d，可以说，《灭籍记》的在荒诞戏谑中揭露真实的表达策略，其实也正寄寓了作者对现代人处境的无奈和深思：希望能透过作品“表面的喜剧，表达现代社会的许多无奈和荒诞”e。
但读者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逐渐意识到三人的叙述与历史现实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有学者曾论述：“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之间，其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存在着一条可以移动的轴线。”f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三人的叙述显得荒诞离奇、叙述语气也充满戏谑意味，但小说中三人的讲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印证。郑见桃追随王立夫曾到过长平县，并在长平县教过乡人背诵宋词；郑永梅当知青下放时，也被“安排”在长平县，二人的讲述与吴正好在长平县的经历互相证明。可以说，在三人叙述的不断补充中，历史与现实的叙述逐渐弥合。
范小青在《灭籍记》中用不可靠的可靠叙述者的叙事策略，是作者以新的方式去解构历史的尝试：以轻松的风格呈现出荒谬复杂、真假难辨的历史。
三、 “籍”之权威性的幻灭
布斯对叙事作品不同的“距离”做出论述。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及读者相互之间都存在距离。距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布斯看来，“最富于特征性的也许要数叙述者开头远离而结尾接近读者这一距离变化中所达到的惊人成就”g。《灭籍记》中的三个叙述者各有自身的不可靠性，读者在他们分别讲述故事的开篇必然与其保持很大的距离，然而，伴随他们“不可靠”的叙述，却也常常发出充满真理的声音。阅读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随着读者与文本互动的深入发展，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也就经历了从大到小，逐渐与隐含作者相统一的过程。在小说结尾，吴正好说：“改变规则，我可以应有尽有，再改变规则，我可以一无所有。游戏就是这样。”h至此，作者完成了对历史、传统的批判和反思。
“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可能丝毫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它无声地指示我们，通过整体的设计，用所有的声音，凭借它选择让我们知悉的一切手段”i。《灭籍记》以吳正好寻找老屋房籍的故事为切入点，牵引出郑见桃、郑永梅、郑见桥、叶兰乡等几人荒诞的人生经历：郑见桃因丢失档案无法自证，盗取他人身份为生；郑见桥想把老屋祖宅捐献给国家以表忠诚，因找不到房籍，于是伪造了一张，老屋“真主人”便成了“假主人”；叶兰乡被怀疑为特务，为摆脱怀疑，用一张张纸虚构了儿子郑永梅的存在……吴正好追寻个人身份之路进入瓶颈，女友林小琼用“找纸”一语点醒，寻根之路似乎找到了突破口，但人与纸之间的置换也由此悄然发生。郑见桃、郑永梅的故事似乎展现了“纸”、“籍”的绝对性权力，甚至能凌驾于个人主体性之上，但一张张“假纸”，又是对“籍”的权威性及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和反讽。人的人生，是被一张张纸建构的人生；而历史，也是被一张张真假难辨的纸充斥着的历史。用纸来定位一个人的身份或人生充满荒诞性，而由一张张纸所建构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因此，文本的价值规范就在叙述者虚实不定、错综复杂的讲述中显露出来：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及对“纸”“籍”所代表的户籍管理制度带来的中国专制性文化传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