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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伟大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以其不朽名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萨朗波》等现代小说闻名，亦以其书信闻名。福楼拜一生书信往来频繁，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的真知灼见惠及后世众多文坛巨匠。由《通信集》我们获知，福楼拜的主要通信对象是他的情妇，路易丝·科莱。她的身份是艺术家们的“缪斯女神”，巴黎女诗人。然而，时至今日，她的诗人身份已是鲜为人知，她的诗作亦无人问津。英国优秀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是一部获1984年布克奖提名的传记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他在探究福楼拜生命与艺术轨迹的同时，也注意塑造路易丝的形象，作者在多个次级文本中专设一章，令其“现身说法”，使得话语权被剥夺、真实形象被遮蔽百年的女诗人重述那段历史，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路易丝·科莱的形象。
鹦鹉：隐喻与象征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作者以鹦鹉为中心意象和福楼拜人生与命运中的关键词，可以说，作者是倾向于将鹦鹉作为一种语言崇拜来看待的。
鹦鹉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之一、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的重要角色。写作期间，福楼拜曾于鲁昂博物馆借来一只标本鹦鹉，置于工作台上，此鸟在小说中被命名为露露，系主人公费丽西蒂的宠物。在《一颗单纯的心》中，费丽西蒂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贫苦女佣，服侍同一个女主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无怨无悔地为别人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将源源不断的爱相继给了一个粗暴凶恶的未婚夫，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和一个身患癌症的老头儿。当所有这些被侍服的对象相继死去后，在费丽西蒂不断消亡的爱恋对象的链环上，最后的一个是一只鹦鹉——露露。最后，它也死了，费丽西蒂便把它剥制成标本。她与标本露露形影不离，甚至在它面前跪下祷告。在她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她看到天国的门为她打开了，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头顶展翅翱翔。
把这个故事与《包法利夫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展开的，其中都隐藏着重要的成分：愚蠢与疯狂。这两种成分都被捆绑在一位女性身上。
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一个是听从“他人引导”的“瞎子”，以浪漫小说和巴黎上流社会生活为模仿对象，经历了由幻想到疯癫的全过程；一个是听从“传统引导”的愚痴妇人，以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为模仿对象，机械地爱恋和服侍社会与命运强加给她的对象，一生中唯一一次创造性的举动是自主选择了一只鹦鹉为爱恋对象。然而这种创造性举动的反讽之处在于，会说话的鹦鹉并不是一个可交流的对象，它的语言来自于对费丽西蒂的模仿。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那就是两人都是模仿者，都是“常识”的追随者与牺牲品，她们对生活存有幻想，她们歇斯底里，她们愚蠢，她们庸俗，她们疯狂。她们都拥有“一颗单纯的心”。
那么鹦鹉呢？鹦鹉不正像一个女人吗？一个福楼拜头脑中的女人？她们美丽，服饰繁琐多彩，热衷模仿，毫无创造性，被供养或想要被供养，外面的世界何其险恶，只有回到笼中才是她们应有的生活。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艾玛的发式（繁复如鹦鹉羽毛）、眼睛（多层次、多色彩的）、服饰（“千层饼”式结构，与鹦鹉羽毛类似）、体态、动作（多次将艾玛轻盈的体态动作比喻为一只鸟）的描写，与他的私人笔记中对鹦鹉的描写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将费丽西蒂的悲剧与一只喜剧化的、总带有反讽与嘲弄神气的鹦鹉联系起来，也并非偶然。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鹦鹉是福楼拜头脑中女性的象征，愚蠢与疯癫的隐喻？如果说女性的愚蠢是他人引导与传统引导社会中人类愚蠢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女性疯癫正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疯癫不是个人的精神病变,而是女性群体的命运。
女人：妓女与缪斯
首先，对福楼拜与女人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
1836年，15岁的福楼拜遇到了35岁的艾丽莎·施莱辛格（德国一音乐出版商之妻），对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情欲。这种激情并未得到艾丽莎的回应，但他们在此后的四十年始终保持着接触。对艾丽莎的强烈情感使他再也无法充分地爱另一个女人。
同年，福楼拜和他母亲的女仆发生初始的性关系。“这是一个活跃的、富有色彩的性爱生活的肇始。从妓院转向沙龙，从开罗的公共澡堂的仆役转向巴黎女诗人。”
1846年，25岁的福楼拜与35岁的路易丝相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风流韵事。
次年，福楼拜与布耶制定了东方之行的宏伟计划，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其间频繁进出公共澡堂与妓院，1850年，福楼拜在埃及染上梅毒。
1863年，福楼拜第一次与乔治·桑通信。乔治·桑在与福楼拜相识前藐视之，相识后喜爱之，成为“福楼拜的第二个母亲”。
1876年，路易丝·科莱与乔治·桑相继去世。“我的心变成了墓地”晚年的福楼拜辛酸而孤独。他深悔自己没有结婚。
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女演员，此外，他与作家布耶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
福楼拜具有恋母情结，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强烈抵制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一生未婚娶，福楼拜的女人们，除了“缪斯女神”，就是妓女。他从未有过比他年轻的“缪斯女神”。
在艺术的历史中，路易丝的存在意义在于她是福楼拜那些精妙绝伦的书信的通信对象；在福楼拜的个人艺术生命中，路易丝的存在意味更为深远。她是缪斯，是学生，也是一个失败的女诗人，一只学舌的鹦鹉。
路易丝·科莱：缪斯与诗人
福楼拜结识路易丝·科莱时，只是个竭力想要挤进艺术圈的、初出茅庐的外省小伙子，他遵从现实法则，想要找个小女演员作情妇，作为进军巴黎艺术圈的通行证。可是命运垂青于他，让他认识了路易丝·科莱。其时路易丝35岁，貌美，已经出名。作为诗人，她曾两次获得学院诗歌奖。然而，真正使她青史留名的只有福楼拜。
其时，路易丝不仅仅是福楼拜的缪斯，她是作为“福楼拜的情妇”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正是她的悲剧根源所在。
福楼拜喜欢对路易丝说真话，在说真话的时候，他似乎很残忍。1854年，在给路易丝的信中，他说： “你要求爱，你抱怨我没有送鲜花给你？鲜花，真是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去给自己找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吧，他脑子里塞满了礼貌和所有的好思想。”小说家福楼拜何以对诗人路易丝如此张狂粗鲁？
女性拿起了笔去书写自身，从而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力量或权力。路易丝手中的笔是福楼拜恐惧的来源，这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也可以解释福楼拜何以焚毁路易丝的全部书信。那么，为什么福楼拜与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的关系与他和路易丝的关系完全不同呢？
女性拿起笔并不意味着胜利，笔的力量也是有高下之分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曾说，一个女人要写作，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社交名流，路易丝当然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她依然贫穷。而已是著名作家的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则是上流社会的贵妇。正是这种贫穷，使路易丝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艺术家。福楼拜指责她的风格矫饰陈腐，标题含混，嗅得出“女才子”的气味，他告诉她“不要用心来写，而要用头脑”，“不要把自己放进作品中”，不要“诗化事物”。他认为路易丝的写作毫无价值，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他那样写作”。诚然，福楼拜将生活非诗化的处理是他在小说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对于一个诗人，一个女人来说，不用心，不诗化事物，如何写作？女性写作要避免成为毫无创造语言才能的鹦鹉，就必须先学会男性写作的风格与规范，成为模仿男性语言的鹦鹉吗？路易丝只有更名为乔治，学习乔治的语调，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从而得到福楼拜和他那个男权社会的承认吗？福楼拜常说，他要给予散文以诗歌的力量与境界，然而他并不懂得诗歌，他自己不写诗。“请告诉我，你怎样写一首客观的、科学的而且没有任何个人存在的爱情诗？”福楼拜不但要求路易丝“像他那样写作”，也要求她“像他那样生活”。福楼拜是个伟大作家，却不是一个好老师。路易丝需要的是迅速的动作，突发的感情，出乎意料的邂逅，她的写作依靠的就是生活，活泼的天性和抒情化的心性不容许她像福楼拜那样隐居一隅地生活。“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让人大为惋惜，……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其共同点吗？”
男性用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女性写作要打破禁闭，必然有着与男性写作截然不同的质地，有着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对男性话语与风格的模仿只会造成女性写作的失语症。福楼拜等男性作家之所以需要缪斯，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缪斯”处得到同性无法给予的东西，“何不妨进一步断定其为某种刺激，对创造力的某种更新，而这些，只能潜藏在女性的天赋之中。”在《福楼拜的鹦鹉》中，朱利安·巴恩斯笔下的路易丝这样说：“他过去常对我说，我是比大多数女人女性化较少的一个女人，说肉体上我是一个女人，而在精神上却是一个男人；说我是一个雌雄同体者，一个第三性人。”这恰好符合了伍尔夫对人类写作的美好理想。事实上，福楼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一个雌雄同体的头脑，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虽然这句著名的话只是传闻，并未为福楼拜所记载），他说“有一段时间你会渴望是个女人”，他是双性恋，他爱女人也爱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写作的语调方式并不完全是男性化的，而是具有雌雄同体的色彩。遗憾的是，这一点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路易丝所说的“雌雄同体、第三性”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
然而，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却具备了这一点。作者虚构了一个叙述者，对传主福楼拜的生命轨迹展开了妙趣横生的思索与探寻，在此过程中，他想到了路易丝·科莱，福楼拜的情妇，然而，她也是名噪一时的女诗人。叙述者思考：“我认为她是个害人精；她听上去像个害人精；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听到的只是居斯塔夫的一面之词。也许应该有人写她讲的话：对啊，干吗不重视一下路易丝·科莱的说法呢？”于是，叙述者开始想象自己倾听了路易丝对这段历史的重述。人类的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艺术的历史也同样。但是，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不同，失败的艺术是不会被记载的，它的命运惟有被遗忘。作为诗人，路易丝也许失败了。她的失败也许是因为缺乏天赋，也许是因为缺乏金钱，也许是因为她并未真正拥有一间安宁的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可能的是，她拥有一位不写诗的，然而在肉体与精神，艺术与生活上都拥有统治权的老师，她在通往诗歌的路上的脚步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自我怀疑，她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艺术的历史是残酷的，路易丝·科莱的故事需要重述，所有艺术家的缪斯女神的故事都需要重述。朱利安·巴恩斯让女人去书写男人脑后的那块“先令大小的疤痕”，从而改变了男人讲故事，女人听故事的局面，突破了传统线形结构，采用了能够体现女性叙述的“碎片”结构，用女性的声音讲述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一个被遮蔽的女人。在小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唯一的叙述者的权力滥用问题。“亘古以来，历史就向人类讲述着一个关于所有存在的公认的、规定的唯一版本”，在一部以男性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小说中，加入作为“缪斯”的女性叙述声音，这不仅反叛了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叙述者，也攻击了作为叙述者的历史的可怕的权力。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巴恩斯的这种尝试难能可贵。
鹦鹉：隐喻与象征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作者以鹦鹉为中心意象和福楼拜人生与命运中的关键词，可以说，作者是倾向于将鹦鹉作为一种语言崇拜来看待的。
鹦鹉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之一、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的重要角色。写作期间，福楼拜曾于鲁昂博物馆借来一只标本鹦鹉，置于工作台上，此鸟在小说中被命名为露露，系主人公费丽西蒂的宠物。在《一颗单纯的心》中，费丽西蒂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贫苦女佣，服侍同一个女主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无怨无悔地为别人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将源源不断的爱相继给了一个粗暴凶恶的未婚夫，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和一个身患癌症的老头儿。当所有这些被侍服的对象相继死去后，在费丽西蒂不断消亡的爱恋对象的链环上，最后的一个是一只鹦鹉——露露。最后，它也死了，费丽西蒂便把它剥制成标本。她与标本露露形影不离，甚至在它面前跪下祷告。在她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她看到天国的门为她打开了，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头顶展翅翱翔。
把这个故事与《包法利夫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展开的，其中都隐藏着重要的成分：愚蠢与疯狂。这两种成分都被捆绑在一位女性身上。
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一个是听从“他人引导”的“瞎子”，以浪漫小说和巴黎上流社会生活为模仿对象，经历了由幻想到疯癫的全过程；一个是听从“传统引导”的愚痴妇人，以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为模仿对象，机械地爱恋和服侍社会与命运强加给她的对象，一生中唯一一次创造性的举动是自主选择了一只鹦鹉为爱恋对象。然而这种创造性举动的反讽之处在于，会说话的鹦鹉并不是一个可交流的对象，它的语言来自于对费丽西蒂的模仿。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那就是两人都是模仿者，都是“常识”的追随者与牺牲品，她们对生活存有幻想，她们歇斯底里，她们愚蠢，她们庸俗，她们疯狂。她们都拥有“一颗单纯的心”。
那么鹦鹉呢？鹦鹉不正像一个女人吗？一个福楼拜头脑中的女人？她们美丽，服饰繁琐多彩，热衷模仿，毫无创造性，被供养或想要被供养，外面的世界何其险恶，只有回到笼中才是她们应有的生活。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艾玛的发式（繁复如鹦鹉羽毛）、眼睛（多层次、多色彩的）、服饰（“千层饼”式结构，与鹦鹉羽毛类似）、体态、动作（多次将艾玛轻盈的体态动作比喻为一只鸟）的描写，与他的私人笔记中对鹦鹉的描写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将费丽西蒂的悲剧与一只喜剧化的、总带有反讽与嘲弄神气的鹦鹉联系起来，也并非偶然。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鹦鹉是福楼拜头脑中女性的象征，愚蠢与疯癫的隐喻？如果说女性的愚蠢是他人引导与传统引导社会中人类愚蠢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女性疯癫正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疯癫不是个人的精神病变,而是女性群体的命运。
女人：妓女与缪斯
首先，对福楼拜与女人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
1836年，15岁的福楼拜遇到了35岁的艾丽莎·施莱辛格（德国一音乐出版商之妻），对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情欲。这种激情并未得到艾丽莎的回应，但他们在此后的四十年始终保持着接触。对艾丽莎的强烈情感使他再也无法充分地爱另一个女人。
同年，福楼拜和他母亲的女仆发生初始的性关系。“这是一个活跃的、富有色彩的性爱生活的肇始。从妓院转向沙龙，从开罗的公共澡堂的仆役转向巴黎女诗人。”
1846年，25岁的福楼拜与35岁的路易丝相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风流韵事。
次年，福楼拜与布耶制定了东方之行的宏伟计划，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其间频繁进出公共澡堂与妓院，1850年，福楼拜在埃及染上梅毒。
1863年，福楼拜第一次与乔治·桑通信。乔治·桑在与福楼拜相识前藐视之，相识后喜爱之，成为“福楼拜的第二个母亲”。
1876年，路易丝·科莱与乔治·桑相继去世。“我的心变成了墓地”晚年的福楼拜辛酸而孤独。他深悔自己没有结婚。
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女演员，此外，他与作家布耶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
福楼拜具有恋母情结，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强烈抵制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一生未婚娶，福楼拜的女人们，除了“缪斯女神”，就是妓女。他从未有过比他年轻的“缪斯女神”。
在艺术的历史中，路易丝的存在意义在于她是福楼拜那些精妙绝伦的书信的通信对象；在福楼拜的个人艺术生命中，路易丝的存在意味更为深远。她是缪斯，是学生，也是一个失败的女诗人，一只学舌的鹦鹉。
路易丝·科莱：缪斯与诗人
福楼拜结识路易丝·科莱时，只是个竭力想要挤进艺术圈的、初出茅庐的外省小伙子，他遵从现实法则，想要找个小女演员作情妇，作为进军巴黎艺术圈的通行证。可是命运垂青于他，让他认识了路易丝·科莱。其时路易丝35岁，貌美，已经出名。作为诗人，她曾两次获得学院诗歌奖。然而，真正使她青史留名的只有福楼拜。
其时，路易丝不仅仅是福楼拜的缪斯，她是作为“福楼拜的情妇”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正是她的悲剧根源所在。
福楼拜喜欢对路易丝说真话，在说真话的时候，他似乎很残忍。1854年，在给路易丝的信中，他说： “你要求爱，你抱怨我没有送鲜花给你？鲜花，真是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去给自己找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吧，他脑子里塞满了礼貌和所有的好思想。”小说家福楼拜何以对诗人路易丝如此张狂粗鲁？
女性拿起了笔去书写自身，从而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力量或权力。路易丝手中的笔是福楼拜恐惧的来源，这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也可以解释福楼拜何以焚毁路易丝的全部书信。那么，为什么福楼拜与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的关系与他和路易丝的关系完全不同呢？
女性拿起笔并不意味着胜利，笔的力量也是有高下之分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曾说，一个女人要写作，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社交名流，路易丝当然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她依然贫穷。而已是著名作家的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则是上流社会的贵妇。正是这种贫穷，使路易丝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艺术家。福楼拜指责她的风格矫饰陈腐，标题含混，嗅得出“女才子”的气味，他告诉她“不要用心来写，而要用头脑”，“不要把自己放进作品中”，不要“诗化事物”。他认为路易丝的写作毫无价值，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他那样写作”。诚然，福楼拜将生活非诗化的处理是他在小说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对于一个诗人，一个女人来说，不用心，不诗化事物，如何写作？女性写作要避免成为毫无创造语言才能的鹦鹉，就必须先学会男性写作的风格与规范，成为模仿男性语言的鹦鹉吗？路易丝只有更名为乔治，学习乔治的语调，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从而得到福楼拜和他那个男权社会的承认吗？福楼拜常说，他要给予散文以诗歌的力量与境界，然而他并不懂得诗歌，他自己不写诗。“请告诉我，你怎样写一首客观的、科学的而且没有任何个人存在的爱情诗？”福楼拜不但要求路易丝“像他那样写作”，也要求她“像他那样生活”。福楼拜是个伟大作家，却不是一个好老师。路易丝需要的是迅速的动作，突发的感情，出乎意料的邂逅，她的写作依靠的就是生活，活泼的天性和抒情化的心性不容许她像福楼拜那样隐居一隅地生活。“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让人大为惋惜，……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其共同点吗？”
男性用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女性写作要打破禁闭，必然有着与男性写作截然不同的质地，有着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对男性话语与风格的模仿只会造成女性写作的失语症。福楼拜等男性作家之所以需要缪斯，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缪斯”处得到同性无法给予的东西，“何不妨进一步断定其为某种刺激，对创造力的某种更新，而这些，只能潜藏在女性的天赋之中。”在《福楼拜的鹦鹉》中，朱利安·巴恩斯笔下的路易丝这样说：“他过去常对我说，我是比大多数女人女性化较少的一个女人，说肉体上我是一个女人，而在精神上却是一个男人；说我是一个雌雄同体者，一个第三性人。”这恰好符合了伍尔夫对人类写作的美好理想。事实上，福楼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一个雌雄同体的头脑，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虽然这句著名的话只是传闻，并未为福楼拜所记载），他说“有一段时间你会渴望是个女人”，他是双性恋，他爱女人也爱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写作的语调方式并不完全是男性化的，而是具有雌雄同体的色彩。遗憾的是，这一点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路易丝所说的“雌雄同体、第三性”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
然而，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却具备了这一点。作者虚构了一个叙述者，对传主福楼拜的生命轨迹展开了妙趣横生的思索与探寻，在此过程中，他想到了路易丝·科莱，福楼拜的情妇，然而，她也是名噪一时的女诗人。叙述者思考：“我认为她是个害人精；她听上去像个害人精；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听到的只是居斯塔夫的一面之词。也许应该有人写她讲的话：对啊，干吗不重视一下路易丝·科莱的说法呢？”于是，叙述者开始想象自己倾听了路易丝对这段历史的重述。人类的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艺术的历史也同样。但是，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不同，失败的艺术是不会被记载的，它的命运惟有被遗忘。作为诗人，路易丝也许失败了。她的失败也许是因为缺乏天赋，也许是因为缺乏金钱，也许是因为她并未真正拥有一间安宁的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可能的是，她拥有一位不写诗的，然而在肉体与精神，艺术与生活上都拥有统治权的老师，她在通往诗歌的路上的脚步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自我怀疑，她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艺术的历史是残酷的，路易丝·科莱的故事需要重述，所有艺术家的缪斯女神的故事都需要重述。朱利安·巴恩斯让女人去书写男人脑后的那块“先令大小的疤痕”，从而改变了男人讲故事，女人听故事的局面，突破了传统线形结构，采用了能够体现女性叙述的“碎片”结构，用女性的声音讲述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一个被遮蔽的女人。在小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唯一的叙述者的权力滥用问题。“亘古以来，历史就向人类讲述着一个关于所有存在的公认的、规定的唯一版本”，在一部以男性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小说中，加入作为“缪斯”的女性叙述声音，这不仅反叛了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叙述者，也攻击了作为叙述者的历史的可怕的权力。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巴恩斯的这种尝试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