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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两人都在医院里未回。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台抹凳。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斑斑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只有那么一个年轻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睡。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彷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笔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啪”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屈。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绝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噼噼啪啪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下午，闵先生来了，我们在蔡家客堂里坐着。有一对穿得极破烂的老夫妇，不知道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的亲戚，来到他们家，虽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又不在家，佣人却很体谅，立即搬上饭来。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那老头子吃完饭，在这里无事可做，徜徉了一会，就走了。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衖堂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我听了半晌，忍不住说：“真好听极了！我从来没听见过。”闵先生便笑着说：“要不要把他叫进来？他算起命来是边弹边唱的。”
女佣把那瞎子先生引了进来，那人的面貌打扮竟和我们的一个苏帮裁缝一般无二。大约也是他们的职业关系，都是在太太们手中讨生活的，必须要文质彬彬，小心翼翼。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女佣把一张椅子掇到门边，说道：“先生，坐！”他像说书人似地捏着喉咙应道：“噢噢！噢噢！”扶着椅背坐下了。
闵先生将他自己的八字报给他听，他对闵先生有点摸不出是什么路道，因此特别留了点神，轻拢慢捻弹唱起来。我悄悄问闵先生说得灵不灵，闵先生笑而不答。算命的也有点不得劲，唱唱，歇歇，显然对他有所期待。他只是偏过头去剔牙齿，冷淡地发了句话：“唔。你讲下去。”算命的疑心自己通盘皆错，索性把心一横，不去管他，自把弦子紧了一紧，带着蝇蝇的鼻音，唱道：“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年一年算下去，闵先生始终没有半点表示，使算命的自以为一定诌得一点边也没有──这我觉得很残酷，尤其是事后他告诉我说是算得实在很准的。大约这就是内地的大爷派头。
那老妈妈本来在旁边听着他给闵先生算命的，听上瘾来了，他正要走，又把他叫住了。她显然是给瞎子算惯了命的，她和他促膝坐着，一面听着，一面不住地点头，说“唔，唔……”彷佛一切皆不出她所料。被称为“老太太”她非常受用。她穿着淡蓝破棉袄，红眼边，白头发，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大概因为做惯了穷亲戚的缘故，一天到晚都得做出愉快的样子。
算命的告诉她：“老太太，你就吃亏在心太直，受人欺……”这是他们的套语，可以用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不管她怎样奸刁，说她“心直口快，吃人的亏”她总认为非常切合的。这老妈妈果然点头不迭，用鼓励的口吻说：“唔，唔……”定眼望着他，他又唱上一段。她便又追问道：“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想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是不算数的──她还另有一个归根结局哩！”那算命的被她逼迫不过，也微微叹了口气，强打精神答道：“归根结局倒还是好的呢！”推算出来，她有一个儿子可靠，而这儿子是好的。我想总不会太好，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那老妈妈只是点头，说：“唔，唔……你再讲呢！”那算命的干笑了一声，答道：“老太太，再讲倒也没有什么讲的了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刺心，我替那老妈妈感到羞赧，同时看这算命先生和老太太们缠惯了的无可奈何的憔悴的脸色，也着实可怜。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睡。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彷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笔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啪”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屈。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绝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噼噼啪啪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下午，闵先生来了，我们在蔡家客堂里坐着。有一对穿得极破烂的老夫妇，不知道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的亲戚，来到他们家，虽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又不在家，佣人却很体谅，立即搬上饭来。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那老头子吃完饭，在这里无事可做，徜徉了一会，就走了。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衖堂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我听了半晌，忍不住说：“真好听极了！我从来没听见过。”闵先生便笑着说：“要不要把他叫进来？他算起命来是边弹边唱的。”
女佣把那瞎子先生引了进来，那人的面貌打扮竟和我们的一个苏帮裁缝一般无二。大约也是他们的职业关系，都是在太太们手中讨生活的，必须要文质彬彬，小心翼翼。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女佣把一张椅子掇到门边，说道：“先生，坐！”他像说书人似地捏着喉咙应道：“噢噢！噢噢！”扶着椅背坐下了。
闵先生将他自己的八字报给他听，他对闵先生有点摸不出是什么路道，因此特别留了点神，轻拢慢捻弹唱起来。我悄悄问闵先生说得灵不灵，闵先生笑而不答。算命的也有点不得劲，唱唱，歇歇，显然对他有所期待。他只是偏过头去剔牙齿，冷淡地发了句话：“唔。你讲下去。”算命的疑心自己通盘皆错，索性把心一横，不去管他，自把弦子紧了一紧，带着蝇蝇的鼻音，唱道：“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年一年算下去，闵先生始终没有半点表示，使算命的自以为一定诌得一点边也没有──这我觉得很残酷，尤其是事后他告诉我说是算得实在很准的。大约这就是内地的大爷派头。
那老妈妈本来在旁边听着他给闵先生算命的，听上瘾来了，他正要走，又把他叫住了。她显然是给瞎子算惯了命的，她和他促膝坐着，一面听着，一面不住地点头，说“唔，唔……”彷佛一切皆不出她所料。被称为“老太太”她非常受用。她穿着淡蓝破棉袄，红眼边，白头发，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大概因为做惯了穷亲戚的缘故，一天到晚都得做出愉快的样子。
算命的告诉她：“老太太，你就吃亏在心太直，受人欺……”这是他们的套语，可以用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不管她怎样奸刁，说她“心直口快，吃人的亏”她总认为非常切合的。这老妈妈果然点头不迭，用鼓励的口吻说：“唔，唔……”定眼望着他，他又唱上一段。她便又追问道：“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想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是不算数的──她还另有一个归根结局哩！”那算命的被她逼迫不过，也微微叹了口气，强打精神答道：“归根结局倒还是好的呢！”推算出来，她有一个儿子可靠，而这儿子是好的。我想总不会太好，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那老妈妈只是点头，说：“唔，唔……你再讲呢！”那算命的干笑了一声，答道：“老太太，再讲倒也没有什么讲的了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刺心，我替那老妈妈感到羞赧，同时看这算命先生和老太太们缠惯了的无可奈何的憔悴的脸色，也着实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