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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香港到台湾
美国人唯一的成就，就仅是在反共的宣传和对中共问题的研究上，奠基了香港日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不过，美国人花的是冤枉钱，一些得到部分津贴的杂志，各自为营，美国人只能对他们“隔靴搔痒”。真正由美国大规模补贴的机构，不是荒腔走板，就是渐渐变成了私有化的商业集团，中规中矩，最像样的只有“亚洲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事实上，在香港最早出现开办政论杂志的要算是青年党。广州解放时，民社党与青年党各拿到了李宗仁的二万大洋撤往香港，青年党元老左舜生、李璜、何鲁之等就在九龙牛池湾租了一块地，盖了许多幢木屋，供党员及家属居住，又创办了《自由阵线》杂志，没多久，就因经费困难面临停刊，但美援适时到达。美援从何来?青年党从不肯说，实情是青年党第二代领袖谢澄平与CIA搭上了线，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担任过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谢澄平明白香港是不允许从事政治活动的。英国人对张发奎相当敬重，认为他是抗日英雄，对其他国府大员就大大瞧不起。孙科就曾因“杨杰被刺案”被传唤去政治部问话而受尽折辱(因杨杰准备去北京参加政协而被国民党香港负责人叶翔之率人狙杀，杨是国民党中的军事人才，他的《欧战观战报告》是我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后来顾孟余也常常被找去“吃咖啡”而在香港待不下，所以，谢澄平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文化团体作为掩护，于是在美援支持下，由《自由阵线》周刊扩展成了“自由出版社”，开办了“平安书店”，接着又成立了“中声日报”、“中声晚报”，一时声势大振。青年党招揽人才不拘党派，谢澄平的副手丁廷标，这位曾在江苏泰兴黄桥办义学而闻名的谦谦君子，更是礼贤下士，听到有才干的青年抵达香港，都会亲自前往他们所寄足的木屋或马路旁拜访。“自由出版社”可以说扮演了初期文化人士登陆香港的“滩头堡”，几乎有六七成的文化人士都和“自由出版社”有过来往。那时候美国人也在尽力拉拢人才，谢澄平推荐的，都可领到每月一千元或数百元港币的津贴，当时香港一个中文小学教员的月薪约为二百元，这些钱真是救了不少中国文化人。然而这种没有标准的做法一旦泛滥，认为不公平与争执的风波就愈来愈多，扰乱了整个运动本质。青年党的第一代领袖后来都宁愿去台湾，也不愿意在美国的阴影底下，留下谢澄平独撑“反蒋”大旗，谢澄平不能不反蒋，因为这是美国人付钱的目的。美国人最期望的还是实际的政治行动，但青年党集合的多是书生，没革命家或情报人才，等美国人大幅削减经费，只剩些文化经费，青年党立即就捉襟见肘。这些书生不懂得革命和做生意，依赖美援成了惰性，美援一停止，事业体便告萎缩，被自力创业的《星岛日报》、《明报》、《新报》、《信报》等迎头赶上。“自由出版社”一共苟延了12年，出版过数百种丛书，记录了当时的一段历史，对南洋及美国都产生了宣传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南洋，印度尼赫鲁的影响力甚大，印度一直自认是南亚的“老大”，这些因素，让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做得分外辛苦。
稍晚于前者成立的是“亚洲出版社”，它的经费可能不仅是来自情治系统，主持人张国兴牧师因为有右派教会支持的背景，并不买CIA的账。“亚洲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是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亚洲”出的书都属于文化历史类，并不热衷政治，另一个“友联”则是正牌CIA的经费，“友联”的出现，相当戏剧化。在“第三势力”让美国人大失所望之余，美国人有次在当时还算相当偏郊的钻石山，在一个单位的资料室里，看到了几个孜孜努力于写报告和摘资料的大陆青年流亡学生，美国人被这些满头大汗在工作的年轻人所感动，大喜过望，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这里，便予以大力援助。这些青年包括了后来“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的徐东滨先生、名作家徐吁等，这批人拿了经费倒是有模有样地开展了研究工作，别的集团把经费挥霍一尽，他们还拿来投资，准备长期发展。“友联”曾办过几个对香港有深远影响的刊物，除了政治性的《祖国周刊》，对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起过影响力外，针对青少年与儿童还办了《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与《儿童乐园》，后两本刊物对香港中小学生影响颇大，《中国学生周报》编辑中有一位青年就是余英时。但是，这些学术性静态工作，距离美国人的行动倾覆主目标却太远了，美国对华政策改变后，“第三势力”喧天价响闹了两年多，就黯然偃旗息鼓了。“友联”还有个著名的“友联研究所”，全盛时期有卅多人，收藏资料最多，后来全给了一家中文书院，我相信是“新亚书院”，因为我有位叔辈管过“友联”的资料，我曾与父亲多次去“新亚书院”图书馆看他。这些出版社的书，两岸都禁，那一个时期的历史真相，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出版史的一段断层。
香港早年的气氛对中国共产党是严峻的，因为农村“土改”、“清算”开始后，城市里又开始了“三反”、“五反”的运动。1956年大陆的“镇反运动”达到了高潮，香港发生了“港九大暴动”，在港的土产食品店多被砸破，内地来的鸡鸭食品被弃入沟渠，这乐坏了国民党的驻港人员，拼命拍照向台北邀功。而香港左派作家后来就根据这一点引申，指出当年这场暴动是国民党唆使香港黑道人物所主导的，并把发生在调景岭的另一件“插国旗事端”盖在其上。20世纪80年代后，台北的反国民党势力就跟着再引用这个论题，我只能说，这与我当时在楼上所目睹街上发生的事情毫不相似，我在附近土产店一地玻璃碎片中也只找到一条糖果，没见到一个平日熟面的黑影子。现在台湾读到的现代记闻，许多都是这类颠来倒去的结晶，使“统独”二派“鸡同鸭讲”的无稽争论更形纷纭，对未来中国的统合更是有害无益。
香港一直被称也自称为“文化沙漠”，这是因为上层结构是全商业化的英语世界，港府办的公立中学也多为英文中学(教师薪水较高而稳定)。英国人没有义务发扬中国文化，当然，也不会规定百姓只能看什么，所以不能说香港人不爱中文读物，只是缺乏有水平的中文出版物，事实上中文版《读者文摘》最大的销售地区就是香港。香港当年有数不尽的小型中文中小学，七八间打通的公寓就能成立一所小学，许多教中小学生的老师不乏落难屈就的大学教授。除了教会办的学校外，所有这些中文学校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小学四年级开始教唐诗，五年级教词，六年级教赋，有些六年级每星期还有一节“国语”(即普通话)课。在广东话地区教“国语”很不简单，许多广东籍老师还得从注音符号学起，很是辛苦。那时的唐诗读本印刷差，但都配有美丽的木刻人文插画，对我来说，中国梦在哪里?就在这些“山水云霞”、“鹤鸣竹影”、“楼阁仕女”的图画里，还有这些孤寂地在殖民地上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老师的身影上。香港人很现实，但香港人很爱国，并且也知道怎样才是爱国。
就是仅凭如此微薄的照顾和机会，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记录了当代中国事务的真相，不过，它不是父亲的理想归宿。香港的环境，虽然不 允许政治活动，但政治信仰却是自由的。因此，不论是国共媒体内的作家还是各种外国团体支持的作家，或者像父亲这类不隶属任何一种团体的自由作家，各自的旗帜和信仰都非常鲜明。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不同信仰的人碰面机会特别多，但是左派和右派是绝不来往的，虽然彼此都可能非常熟悉。父亲跟左派《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偶尔在电梯内会相遇，却均视若陌路，仅默默地等着各自的目的地。父亲与费没有过节儿与仇恨，两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这种壁垒分明的态度，国共的派驻人员自是各有规定，但像父亲这样的自由作家，也表现出这种态度，则纯粹是因为避免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未来到底如何?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父亲更担心仍然留在大陆的母亲和我们俩兄妹。父亲决定暂不离开香港，这一个决定救了我们。如果没有父亲在香港接应，我们恐怕就当定了“黑五类”，以后来则要靠偷渡了，同时，父亲为了等我们出来，他最早办的入台证也失效了。
父亲设法暗示母亲，要她带我们快速离开熟人太多的温州去上海。不知道是因为父亲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或是其他原因，温州解放后，他和母亲始终没有被人检举，但父亲认为这样还是太危险了。母亲“惊弓之鸟”般过了三年，总算过关，上海批淮了母亲携眷到香港探亲，并且游说父亲回国。当我们堂而皇之到达九龙下车后，父亲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量体重，母亲的体重只剩下了70磅(38公斤)。父亲带我们去有名的雄鸡餐厅吃葡国鸡饭，令我失望的是，父亲一点也不像母亲所说的大商人，局促的住处还不如我们在上海住的一间大房。他的职业就是所谓的“自由作家”，和“失业”是差不多的意思，母亲从此的忧虑变为替“柴米油盐”发愁，过着另外一种紧张的生活。我有时会替自己庆幸，1954年后，能像我们这种“黑五类”大摇大摆地举家出亡实属幸运。但是我错了，我们只注意到父亲的睿智和灼见，使我们避掉许多风险，而忽略了母亲承担的所有的压力，母亲所得的“紧张症”是种延续至今的永久性伤害。当儿女有能力扶养老人时，母亲总把我们给她的麻将钱拿去买金子，然后东藏西藏地再也找不到了。父亲这一生，不愧国家，不愧朋友，独亏欠了母亲。
英国人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手腕高明，但也很清楚地拿走了香港所有的利益，香港只有牛奶从不涨价，因为英国人每天都要喝，电话费也低廉，因为英国人很爱打。富人中除了跟随英国势力做南洋生意的洋派外，大部分富商的生活还是很传统，富家婚礼穿的是傲人的唐服与华绣。普通民众都记得英国人的侵略是从海上来的，他们称英国小孩为“咸虾仔”(海上生的小孱种)，居此的英国小孩似乎也心知肚明，懂得回避冲突。小民对美国人态度稍好，因为喜欢他们花美金的方式，没有英国人这么小气。我曾随父亲与他的朋友去拜访美国驻港的中情局站长的家。那是位在半山区的豪宅，白衣黑裤的广籍佣人有六七个，跟中国富家有很大的不同点，这个美国家庭在白天却是每间卧房门都打开，房间里异常整洁。这个美国人叫男佣带他的俩儿子同我到外面玩，但这两个教养甚好的小孩对我这个“华仔”是有些戒心的，这就是那个时代西方初遇东方的情景。我这个机会也就这一次。父亲既不肯入英籍也不愿入美籍，就不太可能有什么到外国去做研究的活路。
父亲与我是1960年9月从香港搭“四川轮”来台，作为迁台的先头部队，我们的行李是两只衣箱，但随行的书籍却是19只用来放棉被的大帆布袋，放满书，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起。在台湾定居后，除了书籍，各种报纸、资料更是大幅增加，是书籍的许多倍，但这不是我们租得起的房舍所能容纳的。那时候，台湾的建筑还很落后，除了总统府(原日本总督府)、台北宾馆(原日本总督官邸)、台湾银行等少数雄伟的大建筑外，我还没有看过有超过四层楼的屋宇，绝大部分是日式“榻榻米”或地板的砖瓦、木造平房。现在巍巍耸立而抢眼的中式地标——“圆山饭店”，那时也是平房，而招待外宾的招待所“自由之家”，也是两层平房，我在20世纪80年代与蒋纬国将军会晤也大都在那里，仍是如往的简约。相对比，那时香港27层高的大厦都已经完工了，因为拥入了200万从大陆撤退来的军民。因此，仅在台北地区，各乡区的农田中，就纷纷出现了许多简陋急造的“新村”，低级的是石棉瓦顶、泥墙构造，是军人眷村中最基层的一类。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紊乱的撤退时期，先到达而且有现行职务的，会分配到在市区的原日人房舍，然后就愈分愈远、拥挤不堪，就胡乱在旁边空地加盖，这类“后遗症”使得台北市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像迷宫一样。如繁荣的永和镇(现为市)，曾经多次规划，还是有条大路是半圆形的，走到末端又会弯回前头；另一个地区叫“三张犁”，乱得出租车都不敢进。
我从一个百无禁忌什么读物都看得到的香港，一脚踏进什么都是禁忌的台湾，自然觉得是一切都管过头了。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还很朴素，物质缺乏，娱乐种类少，清心寡欲，倒正好可多读点诗词文学。看外国书，有翻译很好的国际版权又暂管不着的平价书，文风很盛，最好的文学作品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学生最喜欢而又经济的是开舞会派对，但戒严时期所有集会都被禁止，男女学生拥舞被认为是败坏风气，但职业舞厅与军中开舞会的风气很旺。幸好民间与官方的看法不太一致，警方驱散舞会的动作也就懒洋洋。学生想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拉帮结派——混“太保”，就是香港称之为“阿飞”的不良少年。初时，这些青少年除了打架斗气并没有什么犯罪意图，好像是一种流行文化。台北市警方在1964年一年登记过的“太保”就有五六千人，帮派数百个，名称五花八门。后来警方成立了一个“少年组”来管他们，成员三个人，组长是军统出身的鲁俊，太保们对鲁老大倒很服帖。那时候台北市警察只有八百多人，贪污事件少，因为还没有什么可贪的。官商勾结最多的是“关说”，就是通过民意代表向政府单位施压或说项。层级最高的是找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帮忙，很多是搞块地或把公有房舍变更为私有之类。重大犯罪也不算多，因为“贩毒”、“匪谍”、“强盗”这三大罪是会被枪毙的。偷牛贼倒时有所闻，相对情杀案较多，大多曲折离奇，偶然一件“灭门血案”会惊天动地。本省籍的正规流氓作风是仿日本浪人，穿高底木屐提武士刀，大陆过去的帮派喜欢讲“五湖四海”，而他们则喜欢唱悲情歌曲，只想看牢自己的小地盘，称为“角头”。韩战前后，日本黑市与走私猖獗，产生了许多新式的跑单帮流氓，描写这个时期黑社会最有名的就是日片小林旭主演的系列“悲情电影”，台湾到处可见梳“飞机式”包头与唱着“悲情流浪歌曲”的人，与夹着“歌仔戏”的哭调相互辉映。其实，以东亚人民在这个世纪受过的苦来说，台湾受过的伤害最少，但民风已成，而政治活动要获得基层民众支持，非得打这种“悲情牌”。民生饮食没有大菜式，常见的一种鱼汤就是把鱼切块丢进白水里煮，丢点姜丝，淋上麻油与盐即成。外省人大量进入后，西餐厅与西点店开始增加，
“新疆王”盛世才开了个 “士林西菜馆”，外省军政人员带来的各省食谱对一般民众是太复杂了。台北市有名的“周胖子饺子馆”老板见隔壁卖阳春面的生意太差，便建议这对本省夫妻在光汤面里加一块排骨，结果成为广受公职人员欢迎的“午餐排骨面”，有人试着改加牛肉，也大受欢迎(本省原有不忍吃牛肉之俗)，成了招牌“牛肉面”。
我们经熟人安排，终于在永和镇的下一段中和乡找到了一间属于“中央”级大员的“新村”。这个“新村”的特色是每一家的空地很大，至少都是300平方米，但正屋很小，标准的就是50平方米的二房一厅。我家隔壁住的是鼎鼎大名的广东“铁军”——第四军的宿将邓龙光，他跟叶挺都是“保定六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邓已是副师长。他对叶挺的评价似乎高于粟裕，或许因为都是粤人又兼同窗吧!我曾请教过他：“北伐时，那场著名的‘汀泗桥战役’是用什么战术攻下来的?”那是一条架着铁轨的窄桥，两侧无迂回的余地，吴佩孚的兵在桥那端架上重机枪，就一夫当关了。个头小而仍然保有粤人那股剽悍气质的邓伯却这样回答：“哪有什么战术!就是吹冲锋号，嗒嗒嘀!第一连就冲上去了……没到桥一半，一百多个就不剩一个了，再吹号，第二连就冲锋，又打光了!再吹再打，桥就攻下来了。”当时我听得很傻眼，难怪这些“铜古笠”(第四军戴的大竹笠)的悍名被粤人夸称可让小孩止哭，“铁军”之名也是因此役而封。邓伯不胜唏嘘地说：“那时的兵肯牺牲，现在的兵就不行了……”他家藏的《四军纪实》应该算内参本，与公开出版的略有不同，主要差异是多保存了一些早年粤军号召他军反蒋介石的来往电文，指责蒋介石心胸狭窄，等等。邓家在正屋后加盖了间有一百多平方米、高四五米的大竹屋，还维持着粤人那种巨室遗风，门前依然常是车水马龙(三轮车)，竹屋里每日都能听见麻将声。而邓家的隔壁，则住着过去江苏省教育厅长沈鹏，他的妾不喜欢邓家，老说这些粤军在上海(抗战初)连人家祖坟都会挖，他们这时的身份都是“国大代表”。我家另一边再过去一间，是唯一将竹篱笆围墙改成了高砖围墙的大宅。胖胖的男主人喜欢穿西式短裤配长统袜，一副“洋帮办”的模样。但他却是才丢官没几年的台湾警察头子乐干，是1957年发生的“刘自然事件”的三个负责治安的倒霉鬼之一。这个事件的原委是驻台美军的雷诺士官在阳明山宿舍枪杀了台湾军官刘自然，雷诺供称是因为刘自然偷窥了他太太洗澡。美军是很霸道的，他们有“治外法权”，自己审自己。美军军法官就判了雷诺无罪，雷诺很快被送回美国。台湾民众大哗!因为真相是俩人分赃不均。雷诺是美军顾问团负责Px(军中福利社)的管理人，这种福利社是唯一特准进口外国商品专限美军使用的特许单位，商品种类极多，有点像大陆的中苏友谊商店。在台湾未开放舶来品(洋货)进口的年代，除了靠船员、跑单帮的走私，从Px里偷偷倒卖出来的洋烟、洋酒、化妆品、玻璃丝袜等也是主要货源。刘自然的遗孀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最后民众对大使馆进行攻击与破坏，台湾警方出动的车辆也被翻倒焚毁。蒋介石责备负责治安的参谋总长彭孟辑、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没有在动乱之初加强警备，彭孟辑却立刻回答说他有交代刘炜。据说，刘炜听到上官这么抢白，百口莫辩，只有流下泪来。彭一直官运亨通(注：彭的参谋总长特支费是一年九千万元台币，当时台币换美金是八比一多一点)，而“军统”出身的乐干与粤籍刘炜、卫戍司令黄珍吾的宦途则到此为止，立被撤职，算是对美国有个交代。我们后来又搬到正对面，而隔壁住的是现役陆军通讯署署长蔡大冶中将，是我们村里唯一有车库与吉普车的房子。蔡是位儒将君子，常在村口理发厅里碰到，他参加过“江西剿共”，听他谈江西这一段的国共情况，跟现在传记里的记载不太一样。我们村里的过气中将与中央委员、国大代表还有一大堆，连村里“同福商店”的钱老伯都是退役中将，我的佛学就是跟这位召如居士学的，他把佛学当做哲学一样教我。而我家那条巷底田里，后来盖出了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洋房，住的是位作风低调的神秘人物，当时也是现役中将，就是陆军政治部主任江国栋。他是蒋经国掌握军中人事最重要的心腹，虽然掌握军中党部与情治大权，但为人刚直，风度甚佳。某日，却忽然病逝家中，家人也随后搬走，房子空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是我们新村里悄然出现，也是悄然离去的一家人。蒋纬国确实说过，不是因为江英年早逝，王升是绝对超越不了他，爬不到后来权倾一时的地位(注：台湾有些后起作家喜欢给蒋经国的遗臣挂一些“党国大老”的称呼，殊不知过去在国民党中能被尊称为“大老”的，是指一些在党政军中都广建人脉和威望的大员，简而言之，就是有能力造反的人)。但自蒋经国获得实权起，虽然他依赖党与情治系统运作，但党是党(政党)、军是军、政是政(行政)，分得清清楚楚，党政军要员绝不能逾越分际。所以尽管国民党恶名昭彰，实际上却能在台湾建立起一套文官制度，孙运璇、李登辉、连战、宋楚瑜等莫不经由此管道历练而起。党、军、国家化的意识也在滋长，这不关政治制度，是军人对时代自然的觉悟，但却是台湾一步重要的基础，这使得在蒋经国忽然撒手后，而李登辉能不经流血而继位。李登辉集团一直称李是“台湾民主的推手”，认为是李登辉推动了一场“宁静的革命”一一指李用巧妙的手法，逐次拔掉了俞国华、李焕、郝柏村数人——“革”了国民党的“命”。事实上，这太看得起这几个人的能耐了，对俞国华则全然不公平，这位国民党的忠谨“大掌柜”如果在位，至少，庞大的党产应不会任由李登辉宠信刘泰英这样上下其手的。一些写蒋经国《崛起传记》的，总喜欢带上几句“铲除异己”的俗史、惯语，但从来没有认真月旦(品评)过，那些被罢黜下去的究竟又是些什么样的政治货色?台湾要是有过宁静的革命，执行的也只有蒋经国本人，李登辉之流实在是收成者。简单举一例，蒋经国病危的晚年，王升突然成立了一个“少康办公室”，王升虽然只官拜总政战部主任，但军中实际权势无人出其右。因为政战工作本来就允许他与学术界及文化人士做些有限的接触，父亲往常每到年节都会收到他送的两瓶“金门”高粱酒，但这时王升加紧大肆拉拢党政军群各层级，连各报馆的一些要闻记者都轮到有召宴机会(我报馆的同仁经常彼此交询)。这样大张旗鼓的行径引起朝野广泛私语，传到蒋经国耳中，要他立即撤掉该办公室，王升却仍以“蒋经国第一忠臣”、“国民党正统维护者”自居，王升认为对当时崛起中的党外太懦弱了，最后蒋经国传话给他，“再不撤就办人”，这个办公室才停止运作，王升旋即被调往万里迢迢、小小的南美洲乌拉圭去当大使，整个王升势力被拔除，此后也没有东山再起。王升要是掌握了党政军势力，不一定能持久，因为台湾的情况已非往昔，但在他的保守铁腕下，来个“少康中兴”，李登辉绝对没有后来的好日子，而民进党想执政，肯定得再牺牲二代之后。王升那时住在台北商业区最顶级的敦化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一处连幢的著名大楼里，林姓业主的一个儿子还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他那幢楼顶还架有高射炮，在太平繁华已久的台湾，尤其是在闹市屋宇之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异举了。
(摘自《档案界》网站)
美国人唯一的成就，就仅是在反共的宣传和对中共问题的研究上，奠基了香港日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不过，美国人花的是冤枉钱，一些得到部分津贴的杂志，各自为营，美国人只能对他们“隔靴搔痒”。真正由美国大规模补贴的机构，不是荒腔走板，就是渐渐变成了私有化的商业集团，中规中矩，最像样的只有“亚洲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事实上，在香港最早出现开办政论杂志的要算是青年党。广州解放时，民社党与青年党各拿到了李宗仁的二万大洋撤往香港，青年党元老左舜生、李璜、何鲁之等就在九龙牛池湾租了一块地，盖了许多幢木屋，供党员及家属居住，又创办了《自由阵线》杂志，没多久，就因经费困难面临停刊，但美援适时到达。美援从何来?青年党从不肯说，实情是青年党第二代领袖谢澄平与CIA搭上了线，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担任过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谢澄平明白香港是不允许从事政治活动的。英国人对张发奎相当敬重，认为他是抗日英雄，对其他国府大员就大大瞧不起。孙科就曾因“杨杰被刺案”被传唤去政治部问话而受尽折辱(因杨杰准备去北京参加政协而被国民党香港负责人叶翔之率人狙杀，杨是国民党中的军事人才，他的《欧战观战报告》是我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后来顾孟余也常常被找去“吃咖啡”而在香港待不下，所以，谢澄平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文化团体作为掩护，于是在美援支持下，由《自由阵线》周刊扩展成了“自由出版社”，开办了“平安书店”，接着又成立了“中声日报”、“中声晚报”，一时声势大振。青年党招揽人才不拘党派，谢澄平的副手丁廷标，这位曾在江苏泰兴黄桥办义学而闻名的谦谦君子，更是礼贤下士，听到有才干的青年抵达香港，都会亲自前往他们所寄足的木屋或马路旁拜访。“自由出版社”可以说扮演了初期文化人士登陆香港的“滩头堡”，几乎有六七成的文化人士都和“自由出版社”有过来往。那时候美国人也在尽力拉拢人才，谢澄平推荐的，都可领到每月一千元或数百元港币的津贴，当时香港一个中文小学教员的月薪约为二百元，这些钱真是救了不少中国文化人。然而这种没有标准的做法一旦泛滥，认为不公平与争执的风波就愈来愈多，扰乱了整个运动本质。青年党的第一代领袖后来都宁愿去台湾，也不愿意在美国的阴影底下，留下谢澄平独撑“反蒋”大旗，谢澄平不能不反蒋，因为这是美国人付钱的目的。美国人最期望的还是实际的政治行动，但青年党集合的多是书生，没革命家或情报人才，等美国人大幅削减经费，只剩些文化经费，青年党立即就捉襟见肘。这些书生不懂得革命和做生意，依赖美援成了惰性，美援一停止，事业体便告萎缩，被自力创业的《星岛日报》、《明报》、《新报》、《信报》等迎头赶上。“自由出版社”一共苟延了12年，出版过数百种丛书，记录了当时的一段历史，对南洋及美国都产生了宣传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南洋，印度尼赫鲁的影响力甚大，印度一直自认是南亚的“老大”，这些因素，让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做得分外辛苦。
稍晚于前者成立的是“亚洲出版社”，它的经费可能不仅是来自情治系统，主持人张国兴牧师因为有右派教会支持的背景，并不买CIA的账。“亚洲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是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亚洲”出的书都属于文化历史类，并不热衷政治，另一个“友联”则是正牌CIA的经费，“友联”的出现，相当戏剧化。在“第三势力”让美国人大失所望之余，美国人有次在当时还算相当偏郊的钻石山，在一个单位的资料室里，看到了几个孜孜努力于写报告和摘资料的大陆青年流亡学生，美国人被这些满头大汗在工作的年轻人所感动，大喜过望，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这里，便予以大力援助。这些青年包括了后来“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的徐东滨先生、名作家徐吁等，这批人拿了经费倒是有模有样地开展了研究工作，别的集团把经费挥霍一尽，他们还拿来投资，准备长期发展。“友联”曾办过几个对香港有深远影响的刊物，除了政治性的《祖国周刊》，对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起过影响力外，针对青少年与儿童还办了《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与《儿童乐园》，后两本刊物对香港中小学生影响颇大，《中国学生周报》编辑中有一位青年就是余英时。但是，这些学术性静态工作，距离美国人的行动倾覆主目标却太远了，美国对华政策改变后，“第三势力”喧天价响闹了两年多，就黯然偃旗息鼓了。“友联”还有个著名的“友联研究所”，全盛时期有卅多人，收藏资料最多，后来全给了一家中文书院，我相信是“新亚书院”，因为我有位叔辈管过“友联”的资料，我曾与父亲多次去“新亚书院”图书馆看他。这些出版社的书，两岸都禁，那一个时期的历史真相，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出版史的一段断层。
香港早年的气氛对中国共产党是严峻的，因为农村“土改”、“清算”开始后，城市里又开始了“三反”、“五反”的运动。1956年大陆的“镇反运动”达到了高潮，香港发生了“港九大暴动”，在港的土产食品店多被砸破，内地来的鸡鸭食品被弃入沟渠，这乐坏了国民党的驻港人员，拼命拍照向台北邀功。而香港左派作家后来就根据这一点引申，指出当年这场暴动是国民党唆使香港黑道人物所主导的，并把发生在调景岭的另一件“插国旗事端”盖在其上。20世纪80年代后，台北的反国民党势力就跟着再引用这个论题，我只能说，这与我当时在楼上所目睹街上发生的事情毫不相似，我在附近土产店一地玻璃碎片中也只找到一条糖果，没见到一个平日熟面的黑影子。现在台湾读到的现代记闻，许多都是这类颠来倒去的结晶，使“统独”二派“鸡同鸭讲”的无稽争论更形纷纭，对未来中国的统合更是有害无益。
香港一直被称也自称为“文化沙漠”，这是因为上层结构是全商业化的英语世界，港府办的公立中学也多为英文中学(教师薪水较高而稳定)。英国人没有义务发扬中国文化，当然，也不会规定百姓只能看什么，所以不能说香港人不爱中文读物，只是缺乏有水平的中文出版物，事实上中文版《读者文摘》最大的销售地区就是香港。香港当年有数不尽的小型中文中小学，七八间打通的公寓就能成立一所小学，许多教中小学生的老师不乏落难屈就的大学教授。除了教会办的学校外，所有这些中文学校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小学四年级开始教唐诗，五年级教词，六年级教赋，有些六年级每星期还有一节“国语”(即普通话)课。在广东话地区教“国语”很不简单，许多广东籍老师还得从注音符号学起，很是辛苦。那时的唐诗读本印刷差，但都配有美丽的木刻人文插画，对我来说，中国梦在哪里?就在这些“山水云霞”、“鹤鸣竹影”、“楼阁仕女”的图画里，还有这些孤寂地在殖民地上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老师的身影上。香港人很现实，但香港人很爱国，并且也知道怎样才是爱国。
就是仅凭如此微薄的照顾和机会，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记录了当代中国事务的真相，不过，它不是父亲的理想归宿。香港的环境，虽然不 允许政治活动，但政治信仰却是自由的。因此，不论是国共媒体内的作家还是各种外国团体支持的作家，或者像父亲这类不隶属任何一种团体的自由作家，各自的旗帜和信仰都非常鲜明。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不同信仰的人碰面机会特别多，但是左派和右派是绝不来往的，虽然彼此都可能非常熟悉。父亲跟左派《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偶尔在电梯内会相遇，却均视若陌路，仅默默地等着各自的目的地。父亲与费没有过节儿与仇恨，两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这种壁垒分明的态度，国共的派驻人员自是各有规定，但像父亲这样的自由作家，也表现出这种态度，则纯粹是因为避免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未来到底如何?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父亲更担心仍然留在大陆的母亲和我们俩兄妹。父亲决定暂不离开香港，这一个决定救了我们。如果没有父亲在香港接应，我们恐怕就当定了“黑五类”，以后来则要靠偷渡了，同时，父亲为了等我们出来，他最早办的入台证也失效了。
父亲设法暗示母亲，要她带我们快速离开熟人太多的温州去上海。不知道是因为父亲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或是其他原因，温州解放后，他和母亲始终没有被人检举，但父亲认为这样还是太危险了。母亲“惊弓之鸟”般过了三年，总算过关，上海批淮了母亲携眷到香港探亲，并且游说父亲回国。当我们堂而皇之到达九龙下车后，父亲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量体重，母亲的体重只剩下了70磅(38公斤)。父亲带我们去有名的雄鸡餐厅吃葡国鸡饭，令我失望的是，父亲一点也不像母亲所说的大商人，局促的住处还不如我们在上海住的一间大房。他的职业就是所谓的“自由作家”，和“失业”是差不多的意思，母亲从此的忧虑变为替“柴米油盐”发愁，过着另外一种紧张的生活。我有时会替自己庆幸，1954年后，能像我们这种“黑五类”大摇大摆地举家出亡实属幸运。但是我错了，我们只注意到父亲的睿智和灼见，使我们避掉许多风险，而忽略了母亲承担的所有的压力，母亲所得的“紧张症”是种延续至今的永久性伤害。当儿女有能力扶养老人时，母亲总把我们给她的麻将钱拿去买金子，然后东藏西藏地再也找不到了。父亲这一生，不愧国家，不愧朋友，独亏欠了母亲。
英国人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手腕高明，但也很清楚地拿走了香港所有的利益，香港只有牛奶从不涨价，因为英国人每天都要喝，电话费也低廉，因为英国人很爱打。富人中除了跟随英国势力做南洋生意的洋派外，大部分富商的生活还是很传统，富家婚礼穿的是傲人的唐服与华绣。普通民众都记得英国人的侵略是从海上来的，他们称英国小孩为“咸虾仔”(海上生的小孱种)，居此的英国小孩似乎也心知肚明，懂得回避冲突。小民对美国人态度稍好，因为喜欢他们花美金的方式，没有英国人这么小气。我曾随父亲与他的朋友去拜访美国驻港的中情局站长的家。那是位在半山区的豪宅，白衣黑裤的广籍佣人有六七个，跟中国富家有很大的不同点，这个美国家庭在白天却是每间卧房门都打开，房间里异常整洁。这个美国人叫男佣带他的俩儿子同我到外面玩，但这两个教养甚好的小孩对我这个“华仔”是有些戒心的，这就是那个时代西方初遇东方的情景。我这个机会也就这一次。父亲既不肯入英籍也不愿入美籍，就不太可能有什么到外国去做研究的活路。
父亲与我是1960年9月从香港搭“四川轮”来台，作为迁台的先头部队，我们的行李是两只衣箱，但随行的书籍却是19只用来放棉被的大帆布袋，放满书，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起。在台湾定居后，除了书籍，各种报纸、资料更是大幅增加，是书籍的许多倍，但这不是我们租得起的房舍所能容纳的。那时候，台湾的建筑还很落后，除了总统府(原日本总督府)、台北宾馆(原日本总督官邸)、台湾银行等少数雄伟的大建筑外，我还没有看过有超过四层楼的屋宇，绝大部分是日式“榻榻米”或地板的砖瓦、木造平房。现在巍巍耸立而抢眼的中式地标——“圆山饭店”，那时也是平房，而招待外宾的招待所“自由之家”，也是两层平房，我在20世纪80年代与蒋纬国将军会晤也大都在那里，仍是如往的简约。相对比，那时香港27层高的大厦都已经完工了，因为拥入了200万从大陆撤退来的军民。因此，仅在台北地区，各乡区的农田中，就纷纷出现了许多简陋急造的“新村”，低级的是石棉瓦顶、泥墙构造，是军人眷村中最基层的一类。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紊乱的撤退时期，先到达而且有现行职务的，会分配到在市区的原日人房舍，然后就愈分愈远、拥挤不堪，就胡乱在旁边空地加盖，这类“后遗症”使得台北市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像迷宫一样。如繁荣的永和镇(现为市)，曾经多次规划，还是有条大路是半圆形的，走到末端又会弯回前头；另一个地区叫“三张犁”，乱得出租车都不敢进。
我从一个百无禁忌什么读物都看得到的香港，一脚踏进什么都是禁忌的台湾，自然觉得是一切都管过头了。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还很朴素，物质缺乏，娱乐种类少，清心寡欲，倒正好可多读点诗词文学。看外国书，有翻译很好的国际版权又暂管不着的平价书，文风很盛，最好的文学作品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学生最喜欢而又经济的是开舞会派对，但戒严时期所有集会都被禁止，男女学生拥舞被认为是败坏风气，但职业舞厅与军中开舞会的风气很旺。幸好民间与官方的看法不太一致，警方驱散舞会的动作也就懒洋洋。学生想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拉帮结派——混“太保”，就是香港称之为“阿飞”的不良少年。初时，这些青少年除了打架斗气并没有什么犯罪意图，好像是一种流行文化。台北市警方在1964年一年登记过的“太保”就有五六千人，帮派数百个，名称五花八门。后来警方成立了一个“少年组”来管他们，成员三个人，组长是军统出身的鲁俊，太保们对鲁老大倒很服帖。那时候台北市警察只有八百多人，贪污事件少，因为还没有什么可贪的。官商勾结最多的是“关说”，就是通过民意代表向政府单位施压或说项。层级最高的是找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帮忙，很多是搞块地或把公有房舍变更为私有之类。重大犯罪也不算多，因为“贩毒”、“匪谍”、“强盗”这三大罪是会被枪毙的。偷牛贼倒时有所闻，相对情杀案较多，大多曲折离奇，偶然一件“灭门血案”会惊天动地。本省籍的正规流氓作风是仿日本浪人，穿高底木屐提武士刀，大陆过去的帮派喜欢讲“五湖四海”，而他们则喜欢唱悲情歌曲，只想看牢自己的小地盘，称为“角头”。韩战前后，日本黑市与走私猖獗，产生了许多新式的跑单帮流氓，描写这个时期黑社会最有名的就是日片小林旭主演的系列“悲情电影”，台湾到处可见梳“飞机式”包头与唱着“悲情流浪歌曲”的人，与夹着“歌仔戏”的哭调相互辉映。其实，以东亚人民在这个世纪受过的苦来说，台湾受过的伤害最少，但民风已成，而政治活动要获得基层民众支持，非得打这种“悲情牌”。民生饮食没有大菜式，常见的一种鱼汤就是把鱼切块丢进白水里煮，丢点姜丝，淋上麻油与盐即成。外省人大量进入后，西餐厅与西点店开始增加，
“新疆王”盛世才开了个 “士林西菜馆”，外省军政人员带来的各省食谱对一般民众是太复杂了。台北市有名的“周胖子饺子馆”老板见隔壁卖阳春面的生意太差，便建议这对本省夫妻在光汤面里加一块排骨，结果成为广受公职人员欢迎的“午餐排骨面”，有人试着改加牛肉，也大受欢迎(本省原有不忍吃牛肉之俗)，成了招牌“牛肉面”。
我们经熟人安排，终于在永和镇的下一段中和乡找到了一间属于“中央”级大员的“新村”。这个“新村”的特色是每一家的空地很大，至少都是300平方米，但正屋很小，标准的就是50平方米的二房一厅。我家隔壁住的是鼎鼎大名的广东“铁军”——第四军的宿将邓龙光，他跟叶挺都是“保定六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邓已是副师长。他对叶挺的评价似乎高于粟裕，或许因为都是粤人又兼同窗吧!我曾请教过他：“北伐时，那场著名的‘汀泗桥战役’是用什么战术攻下来的?”那是一条架着铁轨的窄桥，两侧无迂回的余地，吴佩孚的兵在桥那端架上重机枪，就一夫当关了。个头小而仍然保有粤人那股剽悍气质的邓伯却这样回答：“哪有什么战术!就是吹冲锋号，嗒嗒嘀!第一连就冲上去了……没到桥一半，一百多个就不剩一个了，再吹号，第二连就冲锋，又打光了!再吹再打，桥就攻下来了。”当时我听得很傻眼，难怪这些“铜古笠”(第四军戴的大竹笠)的悍名被粤人夸称可让小孩止哭，“铁军”之名也是因此役而封。邓伯不胜唏嘘地说：“那时的兵肯牺牲，现在的兵就不行了……”他家藏的《四军纪实》应该算内参本，与公开出版的略有不同，主要差异是多保存了一些早年粤军号召他军反蒋介石的来往电文，指责蒋介石心胸狭窄，等等。邓家在正屋后加盖了间有一百多平方米、高四五米的大竹屋，还维持着粤人那种巨室遗风，门前依然常是车水马龙(三轮车)，竹屋里每日都能听见麻将声。而邓家的隔壁，则住着过去江苏省教育厅长沈鹏，他的妾不喜欢邓家，老说这些粤军在上海(抗战初)连人家祖坟都会挖，他们这时的身份都是“国大代表”。我家另一边再过去一间，是唯一将竹篱笆围墙改成了高砖围墙的大宅。胖胖的男主人喜欢穿西式短裤配长统袜，一副“洋帮办”的模样。但他却是才丢官没几年的台湾警察头子乐干，是1957年发生的“刘自然事件”的三个负责治安的倒霉鬼之一。这个事件的原委是驻台美军的雷诺士官在阳明山宿舍枪杀了台湾军官刘自然，雷诺供称是因为刘自然偷窥了他太太洗澡。美军是很霸道的，他们有“治外法权”，自己审自己。美军军法官就判了雷诺无罪，雷诺很快被送回美国。台湾民众大哗!因为真相是俩人分赃不均。雷诺是美军顾问团负责Px(军中福利社)的管理人，这种福利社是唯一特准进口外国商品专限美军使用的特许单位，商品种类极多，有点像大陆的中苏友谊商店。在台湾未开放舶来品(洋货)进口的年代，除了靠船员、跑单帮的走私，从Px里偷偷倒卖出来的洋烟、洋酒、化妆品、玻璃丝袜等也是主要货源。刘自然的遗孀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最后民众对大使馆进行攻击与破坏，台湾警方出动的车辆也被翻倒焚毁。蒋介石责备负责治安的参谋总长彭孟辑、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没有在动乱之初加强警备，彭孟辑却立刻回答说他有交代刘炜。据说，刘炜听到上官这么抢白，百口莫辩，只有流下泪来。彭一直官运亨通(注：彭的参谋总长特支费是一年九千万元台币，当时台币换美金是八比一多一点)，而“军统”出身的乐干与粤籍刘炜、卫戍司令黄珍吾的宦途则到此为止，立被撤职，算是对美国有个交代。我们后来又搬到正对面，而隔壁住的是现役陆军通讯署署长蔡大冶中将，是我们村里唯一有车库与吉普车的房子。蔡是位儒将君子，常在村口理发厅里碰到，他参加过“江西剿共”，听他谈江西这一段的国共情况，跟现在传记里的记载不太一样。我们村里的过气中将与中央委员、国大代表还有一大堆，连村里“同福商店”的钱老伯都是退役中将，我的佛学就是跟这位召如居士学的，他把佛学当做哲学一样教我。而我家那条巷底田里，后来盖出了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洋房，住的是位作风低调的神秘人物，当时也是现役中将，就是陆军政治部主任江国栋。他是蒋经国掌握军中人事最重要的心腹，虽然掌握军中党部与情治大权，但为人刚直，风度甚佳。某日，却忽然病逝家中，家人也随后搬走，房子空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是我们新村里悄然出现，也是悄然离去的一家人。蒋纬国确实说过，不是因为江英年早逝，王升是绝对超越不了他，爬不到后来权倾一时的地位(注：台湾有些后起作家喜欢给蒋经国的遗臣挂一些“党国大老”的称呼，殊不知过去在国民党中能被尊称为“大老”的，是指一些在党政军中都广建人脉和威望的大员，简而言之，就是有能力造反的人)。但自蒋经国获得实权起，虽然他依赖党与情治系统运作，但党是党(政党)、军是军、政是政(行政)，分得清清楚楚，党政军要员绝不能逾越分际。所以尽管国民党恶名昭彰，实际上却能在台湾建立起一套文官制度，孙运璇、李登辉、连战、宋楚瑜等莫不经由此管道历练而起。党、军、国家化的意识也在滋长，这不关政治制度，是军人对时代自然的觉悟，但却是台湾一步重要的基础，这使得在蒋经国忽然撒手后，而李登辉能不经流血而继位。李登辉集团一直称李是“台湾民主的推手”，认为是李登辉推动了一场“宁静的革命”一一指李用巧妙的手法，逐次拔掉了俞国华、李焕、郝柏村数人——“革”了国民党的“命”。事实上，这太看得起这几个人的能耐了，对俞国华则全然不公平，这位国民党的忠谨“大掌柜”如果在位，至少，庞大的党产应不会任由李登辉宠信刘泰英这样上下其手的。一些写蒋经国《崛起传记》的，总喜欢带上几句“铲除异己”的俗史、惯语，但从来没有认真月旦(品评)过，那些被罢黜下去的究竟又是些什么样的政治货色?台湾要是有过宁静的革命，执行的也只有蒋经国本人，李登辉之流实在是收成者。简单举一例，蒋经国病危的晚年，王升突然成立了一个“少康办公室”，王升虽然只官拜总政战部主任，但军中实际权势无人出其右。因为政战工作本来就允许他与学术界及文化人士做些有限的接触，父亲往常每到年节都会收到他送的两瓶“金门”高粱酒，但这时王升加紧大肆拉拢党政军群各层级，连各报馆的一些要闻记者都轮到有召宴机会(我报馆的同仁经常彼此交询)。这样大张旗鼓的行径引起朝野广泛私语，传到蒋经国耳中，要他立即撤掉该办公室，王升却仍以“蒋经国第一忠臣”、“国民党正统维护者”自居，王升认为对当时崛起中的党外太懦弱了，最后蒋经国传话给他，“再不撤就办人”，这个办公室才停止运作，王升旋即被调往万里迢迢、小小的南美洲乌拉圭去当大使，整个王升势力被拔除，此后也没有东山再起。王升要是掌握了党政军势力，不一定能持久，因为台湾的情况已非往昔，但在他的保守铁腕下，来个“少康中兴”，李登辉绝对没有后来的好日子，而民进党想执政，肯定得再牺牲二代之后。王升那时住在台北商业区最顶级的敦化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一处连幢的著名大楼里，林姓业主的一个儿子还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他那幢楼顶还架有高射炮，在太平繁华已久的台湾，尤其是在闹市屋宇之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异举了。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