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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
国人不再热衷做“有思想的芦苇”,这恰好对应了中国思想界的凋敝现状。幸有秦晖这样的学者,理性尚存,激情犹在。他对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面,纵横今古,贯穿东西,超越学科的界限,探讨当下中国的变革之道,并引领社会思潮。
人物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言论:
“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秦晖
2002年,秦晖教授给当时《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黄钟新书《游手好闲地思想》作序,写下了:“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什么是常识?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却拒绝围绕常识去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这是秦晖一直批判的。秦晖经常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泛滥,遮蔽了常识。
2009年岁末隆冬,在北京蓝旗营秦晖家中,百来平方的单元房客厅,三壁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墙角和书架的前面,还是堆着的书。
落座,采访开始。
随着交谈的深入,秦晖语调高亢起来。
“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本来就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被夸张出来的。”
“从农民问题到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既没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福利国家’的问题,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问题。”
所有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被秦晖最终归结于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应该不断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时又要反对横征暴敛,直到我们的统治权力太大(在经济上表现为任意“汲取”)而责任太小(表现为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弊病逐渐减少,最终治者与被治者达成权责对应的契约——那时“权大责亦大”的福利国家好,还是“责小权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为“真问题”。
共同的底线
1969年,年仅15岁的秦晖初中毕业,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区田林县下乡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从农村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赵俪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晖学术研究以农民史为开端,后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以后,秦晖与妻子金雁、中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学者一起,开始了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他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公正性问题,从1990年代抨击“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纪进而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今天,他很高兴自己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言论得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好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学者,未被授权“代议”,也无权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权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农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我原来是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我理解的农民问题不光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业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但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社会在现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涉及到种田的人,也未必会随着种田人的减少而自动消除。”作为公民,秦晖认为,农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统一的,他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包括自己的权利。
到了新世纪以后,秦晖发现,学界出来两股风气:“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要加强垄断;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别喜欢反对福利国家,认为所有毛病都是国家对穷人太照顾造成的。
“我就觉得这两方面都很成问题。”秦晖说道。
2002年,也是在蓝旗营,秦晖接受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
国人不再热衷做“有思想的芦苇”,这恰好对应了中国思想界的凋敝现状。幸有秦晖这样的学者,理性尚存,激情犹在。他对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面,纵横今古,贯穿东西,超越学科的界限,探讨当下中国的变革之道,并引领社会思潮。
人物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言论:
“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秦晖
2002年,秦晖教授给当时《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黄钟新书《游手好闲地思想》作序,写下了:“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什么是常识?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却拒绝围绕常识去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这是秦晖一直批判的。秦晖经常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泛滥,遮蔽了常识。
2009年岁末隆冬,在北京蓝旗营秦晖家中,百来平方的单元房客厅,三壁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墙角和书架的前面,还是堆着的书。
落座,采访开始。
随着交谈的深入,秦晖语调高亢起来。
“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本来就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被夸张出来的。”
“从农民问题到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既没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福利国家’的问题,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问题。”
所有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被秦晖最终归结于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应该不断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时又要反对横征暴敛,直到我们的统治权力太大(在经济上表现为任意“汲取”)而责任太小(表现为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弊病逐渐减少,最终治者与被治者达成权责对应的契约——那时“权大责亦大”的福利国家好,还是“责小权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为“真问题”。
共同的底线
1969年,年仅15岁的秦晖初中毕业,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区田林县下乡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从农村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赵俪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晖学术研究以农民史为开端,后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以后,秦晖与妻子金雁、中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学者一起,开始了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他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公正性问题,从1990年代抨击“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纪进而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今天,他很高兴自己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言论得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好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学者,未被授权“代议”,也无权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权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农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我原来是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我理解的农民问题不光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业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但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社会在现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涉及到种田的人,也未必会随着种田人的减少而自动消除。”作为公民,秦晖认为,农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统一的,他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包括自己的权利。
到了新世纪以后,秦晖发现,学界出来两股风气:“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要加强垄断;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别喜欢反对福利国家,认为所有毛病都是国家对穷人太照顾造成的。
“我就觉得这两方面都很成问题。”秦晖说道。
2002年,也是在蓝旗营,秦晖接受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