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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7日，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诞辰160周年（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泰戈尔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办者。白开元先生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部翻译，是《泰戈尔文集》的主编之一。现发表他这篇文章以兹纪念。
——编者按
1937年4月14日下午，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里一座新落成的两层楼建筑，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在一连串鞭炮声中，泰戈尔在首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陪同下进入院子。
按照印度传统庆典程式，诵念吠陀圣经之后，吟唱佛陀赞歌，点燃一盏神灯，然后，泰戈尔缓缓揭开楼中央正门上方的一块红布，四个遒劲端庄的中国字“中国学院”，赫然映入来宾眼中，院子里顿时响起一阵掌声。
中国学院的建立，实现了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的梦想。他在杭州对学生发表演讲时说：“我特来邀请你们疏通我认为依旧存在的交往之路，这路上丛生着忘却的杂草，但轮廓依稀可辨。朋友们，这就是我的使命。”
中国学院的建立，是中印文化交流古道终于疏通的标志。中国学院能够如期建成，是与谭云山先生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谭云山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师从徐特立、章士钊和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等，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19年进入长沙船山学社，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24年，谭云山去法国勤工俭学，先赴南洋谋生，教学于华侨华人学校。
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1921年，他创办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先是聘请了法国巴黎大学的西尔万·列维教授教中文，但他教了一年便回国了。1924年，应“讲学社”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途经缅甸，他与格曼镇的华侨学校校长林来将博士相识，又聘请林来将去他的学校教书。但因学校经费有限，只管教师的食宿，不付薪水，迫于生计问题，林来将教了两年汉语就回了缅甸。学校的中文教学因此中断，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汉语教学。
谭云山当即表示，他愿意像玄奘跋山涉水去印度取经那样，不计个人名利，到他的学校教书。说到做到，他辞去华侨学校的职务，对恋人陈乃蔚谈了自己的志向，善解人意的陈乃蔚表示理解和支持。
1928年，谭云山与陈乃蔚完婚，9月3日，胸怀拓宽中印文化交流大道的远大抱负，告别已怀孕的新婚妻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印度的漫长旅程。
谭云山一到圣蒂尼克坦就全身心投入中文教学和研究之中。他听从泰戈尔的意见，与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1878-1959，著名梵文学者，国际大学教授）和吉迪莫汉·森（1880-1960，国际大学教授，1953-1954年任国际大学校长）两位教授一起制订教学计划。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一直负责国际大学的藏语、中文教学和佛教研究项目。吉迪莫汉·森精通《奥义书》《吠陀》等古典著作，作为梵文专家，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北京大学的梵文教师作过交流，可以说是半个中国通。他们与谭云山有共同语言，关系融洽，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在执行教学计划的过程中，谭云山常常感到，只有他一个中文老师，势单力薄，难以兼顾教学和研究，应从中国请来更多的学者。另外，教室时常变动，影响教学效率，他觉得应有一个固定教学场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和吉迪莫汉·森，得到他们认同。但由于缺少资金，这个美好设想只得暂时搁置。
1934年9月22日，谭云山制定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建造中国学院的具体计划，并得到泰戈尔的首肯。
谭云山带着这个计划，回到上海。在太虚法师、戴季陶、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积极支持下，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任理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中印学会的章程中说：“谭云山教授在印度教学多年，致力于中印文化的融合，他倡议组织中印学会，这种努力在意义上不亚于佛教高僧玄奘、义净的壮举。”
在中印学会诸多名人的努力下，募捐到了建造中国学院所需资金，以中印学会的名义，汇给国际大学。中印学会还为国际大学购置十万册中文书，各界友好人士又赠送五万册。1936年初，谭云山把这些珍贵书籍分批海运至加尔各答，之后转运到圣蒂尼克坦。
足够的资金到位，有米之炊就可动手做了。谭云山赶紧返回印度，提出中国学院建造方案，新建筑内有图书馆、客舍、办公室和教室。设计师采纳他的意见，制作设计图，征得泰戈尔同意，立即施工。不到一年便顺利峻工。
泰戈尔在揭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与印度》：
……
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忍耐和牺牲精神，为这种交流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前，我应邀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印度之心喷涌而出的生命的洪流，漫过山岳，漫过沙漠，流到迢遥的边陲，丰腴了印度人民的心田。
……
中国学院是一座两层楼建筑，正门开在楼中间，两侧配楼对称，结构兼有中国和印度建筑风格，与国际大学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整体庄重雅观，楼内设备齐全。
谭云山为中国学院确立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創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在泰戈尔的指导和谭云山的统筹安排下，汉语教学项目全面铺开，对汉语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被派往中国学习，从事研究，数年间培养了多名汉学家。不少中国学者和名人也相继来到中国学院，教授中文、研究佛教和印度古代文学，开展学术交流。
1940年1月17日，中国佛教高僧太虚率数名弟子，到访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在芒果园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上致欢迎词说：“中印之间的古老友谊可通过精神和文化交流而恢复。”太虚长老在答词中说：“佛陀释迦牟尼把新思想潮流注入印度社会生活，诗人泰戈尔是目前印度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完美结合的生动体现。” 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作为访问学者，1939年来到国际大学，泰戈尔表示了热烈欢迎。出于对徐悲鸿艺术鉴赏力的高度信任，泰戈尔委托徐悲鸿为他选编画册。徐悲鸿从他两千多幅画作中，精选各种题材的七十多幅，编成泰戈尔十分满意的一本画册，付印出版，受到各国画家的赞赏。
两年后，吴晓铃教授携夫人石素真（又名石真）到中国学院教中文。石素真女士在那儿学习孟加拉语，回国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从事孟加拉语翻译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中国学院继承泰戈尔的遗志，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交流更加频繁，包括森·纳兰在内的中国学院多名学生被派到中国学习。曾留学北京大学的森·纳兰应聘任中国外文出版社孟加拉部专家，修润了《中国民间故事》等多部著作。他本人翻译了《中国短篇小说选》《聊斋志异》等作品。
1956年，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国庆盛典，到各地观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他亲切会见。
1957年，中国学院成立二十年之际，谭云山专著《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年》出版。
1957年1月，出席万隆会议后，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百忙之中，31日到访国际大学，会见中国学院师生，观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国际大学授予周恩来总理荣誉博士学位。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捐款6万卢比，用于修建泰戈尔纪念馆。回国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收集并赠送中国学院所需的大量书籍。国际大学从而成为印度一所拥有中国书籍最多的大学。
随着各个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印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印度对懂中文的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学院审时度势，从2000年起，扩大招生名额。目前，中国学院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达四十名之多。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每年中国学院的6至8名学生，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一个学期。中国学院抽调专门老师，为云南民族大学培养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硕士生，从而提高他们语言水平和教学能力。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19日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
國际大学中国学院是获奖者之一。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德·巴纳吉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他用流利的中文说：“今天参加授奖活动，我心里十分激动，代表获奖者发言，深感荣幸。泰戈尔当年为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克服重重困难，在谭云山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中国学院。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座金桥，通过这座重要的金桥，两国著名学者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情。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授予中国学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这是对我院全体师生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沿着泰戈尔和谭云山先生开辟的友好之路，奋勇前进，为印中友好作出更大贡献。”
回望历史，泰戈尔创办的中国学院，是中印友好事业之路上一座巍然矗立的丰碑，年复一年，放射着温暖人心的光芒，无论在中印关系顺利发展还是遇到困难的日子，曾经并将继续给予两国人民在友谊之路上迈向美好未来的新动力。
责编：马京京
——编者按
1937年4月14日下午，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里一座新落成的两层楼建筑，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在一连串鞭炮声中，泰戈尔在首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陪同下进入院子。
按照印度传统庆典程式，诵念吠陀圣经之后，吟唱佛陀赞歌，点燃一盏神灯，然后，泰戈尔缓缓揭开楼中央正门上方的一块红布，四个遒劲端庄的中国字“中国学院”，赫然映入来宾眼中，院子里顿时响起一阵掌声。
中国学院的建立，实现了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的梦想。他在杭州对学生发表演讲时说：“我特来邀请你们疏通我认为依旧存在的交往之路，这路上丛生着忘却的杂草，但轮廓依稀可辨。朋友们，这就是我的使命。”
中国学院的建立，是中印文化交流古道终于疏通的标志。中国学院能够如期建成，是与谭云山先生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谭云山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师从徐特立、章士钊和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等，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1919年进入长沙船山学社，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24年，谭云山去法国勤工俭学，先赴南洋谋生，教学于华侨华人学校。
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1921年，他创办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先是聘请了法国巴黎大学的西尔万·列维教授教中文，但他教了一年便回国了。1924年，应“讲学社”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途经缅甸，他与格曼镇的华侨学校校长林来将博士相识，又聘请林来将去他的学校教书。但因学校经费有限，只管教师的食宿，不付薪水，迫于生计问题，林来将教了两年汉语就回了缅甸。学校的中文教学因此中断，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汉语教学。
谭云山当即表示，他愿意像玄奘跋山涉水去印度取经那样，不计个人名利，到他的学校教书。说到做到，他辞去华侨学校的职务，对恋人陈乃蔚谈了自己的志向，善解人意的陈乃蔚表示理解和支持。
1928年，谭云山与陈乃蔚完婚，9月3日，胸怀拓宽中印文化交流大道的远大抱负，告别已怀孕的新婚妻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印度的漫长旅程。
谭云山一到圣蒂尼克坦就全身心投入中文教学和研究之中。他听从泰戈尔的意见，与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1878-1959，著名梵文学者，国际大学教授）和吉迪莫汉·森（1880-1960，国际大学教授，1953-1954年任国际大学校长）两位教授一起制订教学计划。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一直负责国际大学的藏语、中文教学和佛教研究项目。吉迪莫汉·森精通《奥义书》《吠陀》等古典著作，作为梵文专家，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北京大学的梵文教师作过交流，可以说是半个中国通。他们与谭云山有共同语言，关系融洽，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在执行教学计划的过程中，谭云山常常感到，只有他一个中文老师，势单力薄，难以兼顾教学和研究，应从中国请来更多的学者。另外，教室时常变动，影响教学效率，他觉得应有一个固定教学场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比杜塞克尔·夏斯特里和吉迪莫汉·森，得到他们认同。但由于缺少资金，这个美好设想只得暂时搁置。
1934年9月22日，谭云山制定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建造中国学院的具体计划，并得到泰戈尔的首肯。
谭云山带着这个计划，回到上海。在太虚法师、戴季陶、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积极支持下，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任理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中印学会的章程中说：“谭云山教授在印度教学多年，致力于中印文化的融合，他倡议组织中印学会，这种努力在意义上不亚于佛教高僧玄奘、义净的壮举。”
在中印学会诸多名人的努力下，募捐到了建造中国学院所需资金，以中印学会的名义，汇给国际大学。中印学会还为国际大学购置十万册中文书，各界友好人士又赠送五万册。1936年初，谭云山把这些珍贵书籍分批海运至加尔各答，之后转运到圣蒂尼克坦。
足够的资金到位，有米之炊就可动手做了。谭云山赶紧返回印度，提出中国学院建造方案，新建筑内有图书馆、客舍、办公室和教室。设计师采纳他的意见，制作设计图，征得泰戈尔同意，立即施工。不到一年便顺利峻工。
泰戈尔在揭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与印度》：
……
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忍耐和牺牲精神，为这种交流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前，我应邀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印度之心喷涌而出的生命的洪流，漫过山岳，漫过沙漠，流到迢遥的边陲，丰腴了印度人民的心田。
……
中国学院是一座两层楼建筑，正门开在楼中间，两侧配楼对称，结构兼有中国和印度建筑风格，与国际大学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整体庄重雅观，楼内设备齐全。
谭云山为中国学院确立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創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在泰戈尔的指导和谭云山的统筹安排下，汉语教学项目全面铺开，对汉语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被派往中国学习，从事研究，数年间培养了多名汉学家。不少中国学者和名人也相继来到中国学院，教授中文、研究佛教和印度古代文学，开展学术交流。
1940年1月17日，中国佛教高僧太虚率数名弟子，到访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在芒果园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上致欢迎词说：“中印之间的古老友谊可通过精神和文化交流而恢复。”太虚长老在答词中说：“佛陀释迦牟尼把新思想潮流注入印度社会生活，诗人泰戈尔是目前印度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完美结合的生动体现。” 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作为访问学者，1939年来到国际大学，泰戈尔表示了热烈欢迎。出于对徐悲鸿艺术鉴赏力的高度信任，泰戈尔委托徐悲鸿为他选编画册。徐悲鸿从他两千多幅画作中，精选各种题材的七十多幅，编成泰戈尔十分满意的一本画册，付印出版，受到各国画家的赞赏。
两年后，吴晓铃教授携夫人石素真（又名石真）到中国学院教中文。石素真女士在那儿学习孟加拉语，回国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从事孟加拉语翻译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中国学院继承泰戈尔的遗志，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交流更加频繁，包括森·纳兰在内的中国学院多名学生被派到中国学习。曾留学北京大学的森·纳兰应聘任中国外文出版社孟加拉部专家，修润了《中国民间故事》等多部著作。他本人翻译了《中国短篇小说选》《聊斋志异》等作品。
1956年，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国庆盛典，到各地观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他亲切会见。
1957年，中国学院成立二十年之际，谭云山专著《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年》出版。
1957年1月，出席万隆会议后，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百忙之中，31日到访国际大学，会见中国学院师生，观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国际大学授予周恩来总理荣誉博士学位。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捐款6万卢比，用于修建泰戈尔纪念馆。回国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收集并赠送中国学院所需的大量书籍。国际大学从而成为印度一所拥有中国书籍最多的大学。
随着各个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印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印度对懂中文的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学院审时度势，从2000年起，扩大招生名额。目前，中国学院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达四十名之多。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中国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每年中国学院的6至8名学生，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一个学期。中国学院抽调专门老师，为云南民族大学培养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硕士生，从而提高他们语言水平和教学能力。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19日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
國际大学中国学院是获奖者之一。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德·巴纳吉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他用流利的中文说：“今天参加授奖活动，我心里十分激动，代表获奖者发言，深感荣幸。泰戈尔当年为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克服重重困难，在谭云山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中国学院。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座金桥，通过这座重要的金桥，两国著名学者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情。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授予中国学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这是对我院全体师生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沿着泰戈尔和谭云山先生开辟的友好之路，奋勇前进，为印中友好作出更大贡献。”
回望历史，泰戈尔创办的中国学院，是中印友好事业之路上一座巍然矗立的丰碑，年复一年，放射着温暖人心的光芒，无论在中印关系顺利发展还是遇到困难的日子，曾经并将继续给予两国人民在友谊之路上迈向美好未来的新动力。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