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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的意思是“一个被爱的地方”，它的发音听上去和它的语义同样温柔，你需要稍稍嘟起嘴，让声带产生的振动气流轻轻穿过嘴唇围成的小圈，于是念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像一个牧羊人在吹他心爱的长笛，千回百转。
斯洛文尼亚是镶嵌在中东欧花色地毯中间一块不显眼的墨绿，四圈是绚烂的大团色块—周身被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团团围住，伸出一只脚踏入亚得里亚海，另外一只脚没有忘记钩住斯拉夫同伴克罗地亚。在古老的斯拉夫起源和欧洲生活经验的撕扯之间，斯洛文尼亚维持着动人的体面和宁静。首都卢布尔雅那，如同这个优雅小国的灵魂微雕，它守在阿尔卑斯山脚，面朝下游的萨瓦河，眺望着碧蓝如眼泪的亚得里亚海，目送着古老的斯拉夫情人渐行渐远。
这个被爱的地方，面积九百零二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三十万，据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首都之一。这个地区已知最早的定居点，是在青铜时代建于水上的一片木屋。公元前十五年，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艾摩那殖民地（Colonia Iulia Aemona），四五二年，艾摩那被“上帝之鞭”阿提拉大帝率领的匈人所毁。六世纪后半叶，南下的斯拉夫民族的一支斯洛文尼亚人抵达此地。
整个中世纪没有多少关于斯洛文尼亚人的记载，他们曾被阿瓦尔人奴役，后归属于西斯拉夫人萨摩的公国，最后在公元七四八年臣服于法兰克人的统治。在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皈依了与东方正教会势不两立的西方天主教会。随着日耳曼人的影响与日俱增，斯洛文尼亚地区变成了日耳曼殖民地。
十三世纪开始，哈布斯堡家族逐步发迹。在得到奥地利之后，这个历史上争议颇大的日耳曼家族开始了长达六个世纪的版图扩张。十四世纪，斯洛文尼亚被奥地利吞并，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从一三三五到一九一八年的近六百年内，除了一七九七至一八一四年间因法国大革命而奏响的“拿破仑插曲”之外，卢布尔雅那一直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但法国短命的占领却为斯洛文尼亚人带去了民族觉醒的情感萌芽。声名狼藉的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崩溃，卢布尔雅那成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王国）中的斯洛文尼亚的非正式首都。“二战”中的南斯拉夫王国曾有被纳粹蹂躏的屈辱历史，卢布尔雅那也曾有过至暗时刻—这座城市也有一个和法国维希政府一样与纳粹合作的伪政权。
后来的历史逐渐清晰，斯洛文尼亚游击队解放了卢布尔雅那。一九四五年，该市成为南斯拉夫联盟（第二南斯拉夫）中的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一九九一年，一场温和的“十日战争”后，斯洛文尼亚甩开了身后那个庞大却虚弱的南斯拉夫。她的自由在西方，她离开的心情是如释重负。
到这个地方来寻找前南斯拉夫留下的情感痕迹，我觉得很可能一无所获。一九五五年，作为南斯拉夫联盟中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铁托授予卢布尔雅那“英雄城市”的称号。一九九一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卢布尔雅那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她卸下了“英雄”的重负，她从来不想做英雄。
二
城市笼罩在朦胧的山雾之中，我赶个大早，步行去城堡山下蒂沃利公园的斯洛文尼亚现代史博物馆。博物馆藏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是一栋米白色的三层小楼。博物馆重点展示了二十世纪一百年里斯洛文尼亚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斗争和发展的历程，有许多斯洛文尼亚社会变迁的照片、实物和文献资料。我在一个贴满蓝色墙纸的小房间停留良久，房间里随意散落着成堆的社会主義风格塑像。它们主要是铜像，铁托的半身像最多，也有零星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群像，工农兵浮雕，还有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群像。它们中有许多没有完成，留下粗疏的颈部或半边脸的线条，是永远都不可能再去完成的作品了。
对于此类的社会主义遗迹物品展，斯洛文尼亚的博物馆将其命名为“记忆的垃圾场”。今天的卢布尔雅那，从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觅社会主义的痕迹，斯洛文尼亚意在抹去社会主义历史的那些心思，也没有遮掩的必要了。这样的事情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也已经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做法。
斯洛文尼亚独立后，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了全新的官方版本。社会主义时期被戏谑为“铁托的南斯拉夫”，并被认为已经过了时。当年那些为了纪念南斯拉夫建国的公众纪念碑、社会主义雕像纷纷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这些做法是为了强化对于历史的修正，用官方的说法，是一种“历史观的更新”。其实，铁托去世后的十年，在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式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被抛弃，从前的道德标准开始撤退，人们开始更加认同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原先主导的权力结构开始失灵，民主选举和公民意识在政党的构建中成为最重要的议题。柏林墙倒塌后，斯洛文尼亚是“回归欧洲”进程中速度最快的东欧国家之一。
我朝着城中心的河流走去。卢布尔雅那河穿城而过，从西南流向东南，如同一条弧形腰带缠绕着半个城市。奔腾的河水流经此地，染上了斯洛文尼亚人的脾气，一副被驯服的模样。河道狭窄，用石头和水泥铺就，沿岸有弱柳零星点缀，六条街道在此汇合为卢布尔雅那最有浪漫气息的普列舍仁广场。这个漏斗形的广场曾是中世纪的城门所在地，如今它的中心伫立了斯洛文尼亚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弗兰茨·普列舍伦（France Pre?eren，1800-1849）的青铜塑像，诗人手握一本诗集，静立沉思。他的诗大多抒发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光明的憧憬，有强烈的感染力。斯洛文尼亚人谈起他来，总不忘告诉别人，普列舍伦是国歌之父—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当局用他一八四四年一首长诗中的一节来谱写国歌。诗歌里写道：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所有的战争都消失/ 所有的人们成为自由的同胞。
斯洛文尼亚人热爱自由，这份热爱中缺少激烈的东西，似乎他们的爱天然就携带着宁静的基因，和邻国克罗地亚不一样，和另一个邻国塞尔维亚也不一样—后两者虽然认为彼此迥异，骨子里却含着同样的斯拉夫式激情。可斯洛文尼亚人很少会有破釜沉舟的反抗，他们只是像平静的古希腊人那样，听凭直觉追寻自由的风向。 文学、艺术、语言、教育，这些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民族”，不是自我催眠的狂热宗教信仰，也不会是那种三天三夜大摆宴席招待亲友的“热情”礼仪，当然，更不是战争。
一九八九年，在就南斯拉夫的未来所提出的“新型国家联合模型”遭到拒绝后，对于失望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来说，与南斯拉夫分手似乎成为唯一的结局。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斯洛文尼亚单方面发表了从南斯拉夫独立的宣言，之后由于边界关卡问题和南斯拉夫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场冲突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历时十天左右即宣告结束，史称“十日战争”。这是一场被巧妙挑起的短暂对抗后赢得完全独立的战争，它甚至不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斯洛文尼亚以八名军人和五名平民死亡对南斯拉夫人民军三十九人死亡为代价，七月十八日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被贝尔格莱德正式承认。
我对这场温和的战争迷惑不解，虽然国际上通行的解释认为，是民族构成的单纯性——在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文尼亚人占了90% 以上，南斯拉夫中98% 的斯洛文尼亚人都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中—让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名正言顺。因为高度单一的民族构成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义。就连声称绝不让南斯拉夫分裂的米洛舍维奇，也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在他的“大塞尔维亚”蓝图里，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在其列。似乎这个共和国从源头上就是南斯拉夫的远房亲戚，分家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马克·汤普森在《纸屋》中写道：“斯洛文尼亚人利用南斯拉夫壮大了自己，他们是南斯拉夫衰亡的唯一受惠者。”维斯娜对此非常不认同—“在南斯拉夫的这场悲剧里，只有受害程度的差别。当‘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观念代替南斯拉夫统一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说：不，我们想要邦联制（ Confederation ），请让我们彼此保持松散的联系，但我们依旧在一起。那些指责斯洛文尼亚的人必须明白，斯洛文尼亚并不是要抹去南斯拉夫的存在，相反，我们是想用邦联制的形式来最大可能地保存这个‘南斯拉夫国家’。”
维斯娜不认为这种形式一定行得通，但起码要试一试。“可马其顿和黑山完全不去思考这种可能性，而是选择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至于波黑，原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现在可还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吗？—他们也渴望摆脱贝尔格莱德的控制，他们本来应该站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边的。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归顺塞尔维亚，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一旦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真的离开了南斯拉夫，那么自己只能和马其顿、黑山这样更虚弱的共和国相依为命，听候塞尔维亚摆布了。事实是，南斯拉夫内部看似势不两立的两边矛盾，导致了内战的发生，而波黑成了最大受害者。”
维斯娜说，历史的发展走向已经证明到底谁是输家。但我觉得这不是输赢的问题，撕裂的波黑是南斯拉夫大家庭中最令人心碎的成员，而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心理距离上，斯洛文尼亚都更像一个对大家庭依恋最少的亲戚。但进入二十世纪后，斯洛文尼亚越来越想为民族事业做得更多。一九0八年在萨格勒布发生的那场奥匈当局旨在污蔑斯拉夫人的臭名昭著的“阿格拉姆审判”（阿格拉姆即萨格勒布的奥地利名称），让斯洛文尼亚人义愤填膺;同年里奥匈帝国吞并波黑的举动，更是在卢布尔雅那引起了騷乱。随后，塞尔维亚又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巴尔干战争中漂亮地赢下了全局，这一切都让斯洛文尼亚对于靠拢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理想国”的渴望变得真实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