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渐渐消失的2018年，一年来，中国发生的商业故事想要在各种场景中完成复刻的尝试都大概率做到了，而关于对互联网商业的种种批评复盘的努力，大多数时候就像炸弹落在了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实际的结果是，我们的身体经过了2018年，但思想还停留在更早的年代。现在必须要认识到商业规律发展的必然条件和基础，那些陈腐的“辩证思维”思想只会在关键讨论上遗憾错失对重要机会的评估。
所以，我们需要重读2018年。
我们需要重新踏进那条熟悉又陌生的河流，驶入过往的一个个风暴中心。
我将这些风暴眼归纳为：价值平衡、资源重组、商业秘密。
价值平衡：滴滴经济学
价格歧视是一种商业现象。
当我们在谈论价值分配的平衡时，是一种基于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它不应该受到社会学的道德压力甚至审判。而当我们试图扭转价值分配的规律时，惩罚就会到来，它通常会以潜藏危机的形式出现，最终形成爆炸的高压环境。
2018年，程维的滴滴有很多策略失误，这其中有一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生命逝去带来的反思不仅在于正面的产品功能、定位的改变，也应该落脚于一个质朴的商业命题——滴滴的价值被谁绑架了？换句更简单的话是——滴滴的企业决策究竟是源于商业思考还是市场的要挟？
虽然市场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接受方，但若禁不住外界的一些抨击就改弦--易辙，则会陷入企业价值失衡的泥淖。
比如，滴滴的高峰加价。
滴滴的高峰加价正当且合理——没有任何一种分配比价格分配更直接有效，通过价格高低区分需求的强弱，对需要紧急用车的人群提供了最具效率的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在经历了互联网行业鲜见的恶性事故之后，滴滴进人了漫长的修整期，发展重点也毫无悬念地从速度和规模变成了安全与合规。
然而，早年间在全球出行领域纵横捭阖的滴滴还是中国创业创新的模式代表，也曾风头无两。将滴滴推人下滑轨道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全，而是从高峰加价的公关事件中滴滴暴露出来的决策软弱——少数服从多数，这最容易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滴滴在高价事件中展现出的惊慌失措，意味着其根本没有对价值平衡做过深入的思考和任何决策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滴滴的产品策略几乎都是在疲于“应对”，而不是“改变”。
当危机未发生时，如履薄冰的滴滴收获着侥幸的快感，而墨菲定律终将带给滴滴自食其果的悲凉。
今年9月，程维表示201 8年上半年滴滴亏损就已超过404L人民币，其中在对乘客和司机补贴奖励上的投入达17.8亿元，已经达到2017年全年的65%。
为此，我们应该做到——宁愿“事后诸葛”地总结经济体系调配、运行的规律，哪怕它冒着被扣“洗地”帽子的风险，也绝不愿重踩错误的商业结论，坐视价值天平倾斜的局面。
资源重组：OFO败局
马化腾最近在朋友圈评论一条关于ofo的动态时，直接指出了ofo破灭的根本原因一一voteright（一票否决制）。
“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提出“人要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地栖息”，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等著作也都指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和娱乐化现状，它对现实社会的启示是：价值创造、价值消费是并不能等量齐观的双端链条，大多数用户需要少数用户的价值供应，权力集中是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方式。
虽然也要承认，在瞬息更迭、险象环生的商界中，要保持头部精英的绝对睿智与理性、创新和刚毅尤为艰难，但企业想要拥有疏解发展难题的能力，就必须通过让渡多数人部分民主权益的方式，换取现行发展策略轨道的稳定;另一方面，跨人激荡的互联网下半场，或者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从概念启蒙到信念飞跃，需要的是长远、持续的思想。
一个事实是，更多的产品创新、丰富功能加入企业上层策略，简单直接的信息传递将变成异常复杂的博弈，而如果商业理论无法保持一致的节奏渗透，市场将收获更低的信噪比。所以，企业决策需要保持足够的“自信”，甚至有时愿意冒一定的“自负”风险，也应该继续保持单一的输出源头因素——这种控制信号源和信号频率稳定的努力，展现的是企
业进行共识引导、资源重组的内在爆发力。
2018年，小黄车失去了此种“资源重组”的能力。2016年，戴威认为扎根校园运营的ofo，模式清晰且开始盈利，为此，关于规模扩大化的资本建议并未影响戴威的判断——在ofo要不要入城的问题上，腾
讯曾多次劝说ofo人城，均被戴威拒绝。
腾讯转而投资了摩拜，这让ofo就此错失了腾讯这个流量池的助攻窗口期——给了摩拜快速发展成为领头羊的机会。
直到2018年5月，戴威还在内部会议中表示要独立发展，号召公司员工“战斗到底”。但在这番表态的前两个月，ofo就已通过动产抵押的方式，先后两次将共享单车作为质押物，换取阿里巴巴共计17.7亿的融资来为ofo续命，在此之后，其又接受了阿里8.6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在阿里流量的加持之下，其“独立”从何谈起？
而回过头来，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场出行革命，也许还能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戴威一开始就能够从商业焦虑中解脱出来，认真评估已在落后之时的进城策略、博弈策略，也许就不会陷入疯狂补贴的反商业伦理中，也许就能金蝉脱壳，开启另一扇出行创新的大門，亦或是一开始就触摸到泡沫之下的水面。
滴滴要的是出行相互连接的出行生态大闭环，阿里要的是支付宝得以继续保持对微信施压的流量之海，金沙江、经纬创投们要的是资本收益，而戴威则处于与前三条线都不交叉的远点——无论是真挚的初心还是商业的野心，戴威都有他自己的理想，这注定了他无法同时兼顾盘活三方利益。
但创业毕竟是一场资源重组，失去对资源调动的能力，又拒绝接受被资源调动的牵制顺从，让小黄车再也看不到那颗遥远却曾经那么清晰的明亮星辰。 我们需要牢记，任何制衡与反制衡都必须以确保手中资源能顺畅组合连接为基础。
商业秘密：增长变形记
人们一方面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听上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又偏爱那些被总结出来的所谓捷径。
近年来，贩售知识焦虑成为横在中产阶级人群面前新的消费出口，大家变着花样给你解释运营技巧、增长公式、产品设计，这些对经验归纳的努力混杂在勤奋刻苦的鸡汤之中，吸引程度远超客观规律本身。
2018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病毒不断滋生蔓延，贸易战阴霾笼罩，全球贸易复苏势头走入越来越难的境地，出口导向型消费模式受到较大冲击，这让中国企业的“雁阵尾部”走进逃亡之门。
事实是，区域市场的增长也可能具有另一端刀刃的破坏力，让人对增长形态过度解读。
第一，不存在消费降级——从中国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来看，2017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增加值只占GDP的7.9%，但是农村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算还有41.48%，若按照户籍人口还有57.8%，至少1/3的劳动人口还在农村就业，这说明中国基本经济仍旧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过去的社会供需矛盾点在于，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渗透率增长的速度远超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这给了虚拟经济充当市场教育者角色的机会——依靠全球领先的制造业能力，智能终端设备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最初响应者，用网络连接完成了一场全中国范围内的地毯式人群大覆盖。
中国特色的自媒体生态用以打造庞大的信息资讯传递模式，这是一场重要的启蒙运动，因为它开启了一场面向三四线人群的思想复兴——所以拼多多、趣头条不过是填补了用户心智认知与用户消费能力之间的空白。
我们所看到的高端消费方式减少的现象更准确的说法是消费受限，更多时候消费降级不过是一张悬挂于低收入人群之前的幕帘，就像那句有意无意的戏谑——五环外，也是中国。
第二，消费升级多数时候是一个状态，而不是过程。
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有过三轮债务周期，它们是大部分“消费升级”的政策根源。
第一次是2008-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发动企业部门大幅举债，加码制造业投资。虽然我们率先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但代价是企业部门负债过度、制造业产能过剩。
第二次是2012-2013年，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再度下滑，我们又发动政府融资平台大幅举债，加码了基建投资，但后果是政府部门的隐性债务大幅增长。
第三次是2016-2017年，地方债务规范以后经济再度下滑，我们又发动了居民部门大幅举债，虽然经济再度企稳，但代价是居民部门债务率大幅上升、地产泡沫愈演愈烈。
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下行。
可以发现，我们过去每一次遇到经济下行都倾向于通过举债的方式来应对，每一次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往往过一段时间经济压力又会卷土重来。
而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靠举债发展只会创造经济波动，而不会创造经济增长。
出现的问题是，太多企业在经济波动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铺开资金链杠杆意图撬动海量高消费人群的侥幸，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经济调节发生时业务增长的变形。
2018年，小米、蔚来汽车、小牛电动、蘑菇街、哔哩哔哩等8家公司开盘即宣告破发，拼多多、趣头条也在上市一周后破发。在庞大的亏损数据背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的目标市场都已经开始增长调速。
用“调速”是理性的，它比“停滞”更客观温和。
未来的企业业务必须要关注于头部、尾部两端消费向中间的移动。刘易斯拐点下的“挤出效应”与去杠杆新周期的行业洗牌都将导致同一个结果，即“中端消费”的平衡。这对所有人、所有企业来说都是急需关注的潮流大变革。
未来，当一个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时，就是用户从流量思维往品牌粘性冲刺之时。正如当初移动互联网的流量覆盖一样，所有模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变形的方向与价值。
尾记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
2018年，美国、欧元区、中国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在没有财政和货币刺激或生产率增长提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这一趋势做好十足的准备。
價值平衡、资源重组、商业秘密是从繁茂大树中抽离出的三束枝条，这是对它们的重读，但又绝不仅仅是重读。
2018年，我们在既往多年的开放创新中，已经养成了抬头向前看的习惯，如今我们似乎也应该再用一些自我观察的视角，完成对仰望星空的角度的中和。
在过去的基础上重新出发，2019年，机会仍有些许迷雾，但山花依旧烂漫地在丛野中微笑。
实际的结果是，我们的身体经过了2018年，但思想还停留在更早的年代。现在必须要认识到商业规律发展的必然条件和基础，那些陈腐的“辩证思维”思想只会在关键讨论上遗憾错失对重要机会的评估。
所以，我们需要重读2018年。
我们需要重新踏进那条熟悉又陌生的河流，驶入过往的一个个风暴中心。
我将这些风暴眼归纳为：价值平衡、资源重组、商业秘密。
价值平衡：滴滴经济学
价格歧视是一种商业现象。
当我们在谈论价值分配的平衡时，是一种基于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它不应该受到社会学的道德压力甚至审判。而当我们试图扭转价值分配的规律时，惩罚就会到来，它通常会以潜藏危机的形式出现，最终形成爆炸的高压环境。
2018年，程维的滴滴有很多策略失误，这其中有一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生命逝去带来的反思不仅在于正面的产品功能、定位的改变，也应该落脚于一个质朴的商业命题——滴滴的价值被谁绑架了？换句更简单的话是——滴滴的企业决策究竟是源于商业思考还是市场的要挟？
虽然市场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接受方，但若禁不住外界的一些抨击就改弦--易辙，则会陷入企业价值失衡的泥淖。
比如，滴滴的高峰加价。
滴滴的高峰加价正当且合理——没有任何一种分配比价格分配更直接有效，通过价格高低区分需求的强弱，对需要紧急用车的人群提供了最具效率的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在经历了互联网行业鲜见的恶性事故之后，滴滴进人了漫长的修整期，发展重点也毫无悬念地从速度和规模变成了安全与合规。
然而，早年间在全球出行领域纵横捭阖的滴滴还是中国创业创新的模式代表，也曾风头无两。将滴滴推人下滑轨道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全，而是从高峰加价的公关事件中滴滴暴露出来的决策软弱——少数服从多数，这最容易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滴滴在高价事件中展现出的惊慌失措，意味着其根本没有对价值平衡做过深入的思考和任何决策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滴滴的产品策略几乎都是在疲于“应对”，而不是“改变”。
当危机未发生时，如履薄冰的滴滴收获着侥幸的快感，而墨菲定律终将带给滴滴自食其果的悲凉。
今年9月，程维表示201 8年上半年滴滴亏损就已超过404L人民币，其中在对乘客和司机补贴奖励上的投入达17.8亿元，已经达到2017年全年的65%。
为此，我们应该做到——宁愿“事后诸葛”地总结经济体系调配、运行的规律，哪怕它冒着被扣“洗地”帽子的风险，也绝不愿重踩错误的商业结论，坐视价值天平倾斜的局面。
资源重组：OFO败局
马化腾最近在朋友圈评论一条关于ofo的动态时，直接指出了ofo破灭的根本原因一一voteright（一票否决制）。
“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提出“人要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地栖息”，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等著作也都指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和娱乐化现状，它对现实社会的启示是：价值创造、价值消费是并不能等量齐观的双端链条，大多数用户需要少数用户的价值供应，权力集中是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方式。
虽然也要承认，在瞬息更迭、险象环生的商界中，要保持头部精英的绝对睿智与理性、创新和刚毅尤为艰难，但企业想要拥有疏解发展难题的能力，就必须通过让渡多数人部分民主权益的方式，换取现行发展策略轨道的稳定;另一方面，跨人激荡的互联网下半场，或者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从概念启蒙到信念飞跃，需要的是长远、持续的思想。
一个事实是，更多的产品创新、丰富功能加入企业上层策略，简单直接的信息传递将变成异常复杂的博弈，而如果商业理论无法保持一致的节奏渗透，市场将收获更低的信噪比。所以，企业决策需要保持足够的“自信”，甚至有时愿意冒一定的“自负”风险，也应该继续保持单一的输出源头因素——这种控制信号源和信号频率稳定的努力，展现的是企
业进行共识引导、资源重组的内在爆发力。
2018年，小黄车失去了此种“资源重组”的能力。2016年，戴威认为扎根校园运营的ofo，模式清晰且开始盈利，为此，关于规模扩大化的资本建议并未影响戴威的判断——在ofo要不要入城的问题上，腾
讯曾多次劝说ofo人城，均被戴威拒绝。
腾讯转而投资了摩拜，这让ofo就此错失了腾讯这个流量池的助攻窗口期——给了摩拜快速发展成为领头羊的机会。
直到2018年5月，戴威还在内部会议中表示要独立发展，号召公司员工“战斗到底”。但在这番表态的前两个月，ofo就已通过动产抵押的方式，先后两次将共享单车作为质押物，换取阿里巴巴共计17.7亿的融资来为ofo续命，在此之后，其又接受了阿里8.6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在阿里流量的加持之下，其“独立”从何谈起？
而回过头来，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场出行革命，也许还能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戴威一开始就能够从商业焦虑中解脱出来，认真评估已在落后之时的进城策略、博弈策略，也许就不会陷入疯狂补贴的反商业伦理中，也许就能金蝉脱壳，开启另一扇出行创新的大門，亦或是一开始就触摸到泡沫之下的水面。
滴滴要的是出行相互连接的出行生态大闭环，阿里要的是支付宝得以继续保持对微信施压的流量之海，金沙江、经纬创投们要的是资本收益，而戴威则处于与前三条线都不交叉的远点——无论是真挚的初心还是商业的野心，戴威都有他自己的理想，这注定了他无法同时兼顾盘活三方利益。
但创业毕竟是一场资源重组，失去对资源调动的能力，又拒绝接受被资源调动的牵制顺从，让小黄车再也看不到那颗遥远却曾经那么清晰的明亮星辰。 我们需要牢记，任何制衡与反制衡都必须以确保手中资源能顺畅组合连接为基础。
商业秘密：增长变形记
人们一方面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听上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又偏爱那些被总结出来的所谓捷径。
近年来，贩售知识焦虑成为横在中产阶级人群面前新的消费出口，大家变着花样给你解释运营技巧、增长公式、产品设计，这些对经验归纳的努力混杂在勤奋刻苦的鸡汤之中，吸引程度远超客观规律本身。
2018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病毒不断滋生蔓延，贸易战阴霾笼罩，全球贸易复苏势头走入越来越难的境地，出口导向型消费模式受到较大冲击，这让中国企业的“雁阵尾部”走进逃亡之门。
事实是，区域市场的增长也可能具有另一端刀刃的破坏力，让人对增长形态过度解读。
第一，不存在消费降级——从中国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来看，2017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增加值只占GDP的7.9%，但是农村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算还有41.48%，若按照户籍人口还有57.8%，至少1/3的劳动人口还在农村就业，这说明中国基本经济仍旧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过去的社会供需矛盾点在于，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渗透率增长的速度远超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这给了虚拟经济充当市场教育者角色的机会——依靠全球领先的制造业能力，智能终端设备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最初响应者，用网络连接完成了一场全中国范围内的地毯式人群大覆盖。
中国特色的自媒体生态用以打造庞大的信息资讯传递模式，这是一场重要的启蒙运动，因为它开启了一场面向三四线人群的思想复兴——所以拼多多、趣头条不过是填补了用户心智认知与用户消费能力之间的空白。
我们所看到的高端消费方式减少的现象更准确的说法是消费受限，更多时候消费降级不过是一张悬挂于低收入人群之前的幕帘，就像那句有意无意的戏谑——五环外，也是中国。
第二，消费升级多数时候是一个状态，而不是过程。
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有过三轮债务周期，它们是大部分“消费升级”的政策根源。
第一次是2008-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发动企业部门大幅举债，加码制造业投资。虽然我们率先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但代价是企业部门负债过度、制造业产能过剩。
第二次是2012-2013年，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再度下滑，我们又发动政府融资平台大幅举债，加码了基建投资，但后果是政府部门的隐性债务大幅增长。
第三次是2016-2017年，地方债务规范以后经济再度下滑，我们又发动了居民部门大幅举债，虽然经济再度企稳，但代价是居民部门债务率大幅上升、地产泡沫愈演愈烈。
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下行。
可以发现，我们过去每一次遇到经济下行都倾向于通过举债的方式来应对，每一次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往往过一段时间经济压力又会卷土重来。
而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靠举债发展只会创造经济波动，而不会创造经济增长。
出现的问题是，太多企业在经济波动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铺开资金链杠杆意图撬动海量高消费人群的侥幸，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经济调节发生时业务增长的变形。
2018年，小米、蔚来汽车、小牛电动、蘑菇街、哔哩哔哩等8家公司开盘即宣告破发，拼多多、趣头条也在上市一周后破发。在庞大的亏损数据背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的目标市场都已经开始增长调速。
用“调速”是理性的，它比“停滞”更客观温和。
未来的企业业务必须要关注于头部、尾部两端消费向中间的移动。刘易斯拐点下的“挤出效应”与去杠杆新周期的行业洗牌都将导致同一个结果，即“中端消费”的平衡。这对所有人、所有企业来说都是急需关注的潮流大变革。
未来，当一个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时，就是用户从流量思维往品牌粘性冲刺之时。正如当初移动互联网的流量覆盖一样，所有模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变形的方向与价值。
尾记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
2018年，美国、欧元区、中国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在没有财政和货币刺激或生产率增长提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这一趋势做好十足的准备。
價值平衡、资源重组、商业秘密是从繁茂大树中抽离出的三束枝条，这是对它们的重读，但又绝不仅仅是重读。
2018年，我们在既往多年的开放创新中，已经养成了抬头向前看的习惯，如今我们似乎也应该再用一些自我观察的视角，完成对仰望星空的角度的中和。
在过去的基础上重新出发，2019年，机会仍有些许迷雾，但山花依旧烂漫地在丛野中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