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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在面对人工智能写作这个热门话题时，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都是杨庆祥所说的“技术盲目者”和“哲学盲目者”。更危险的是，伴随知识盲区所形成的价值偏见，不仅会误导和遮蔽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理性认知，而且还会无视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发生的时代转型。如果从一个文学观察者的角度看，可以说源于五四“人的文学”的新文学传统，在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学运动的现代性洗礼后，已经出现了发展的迟缓与停滞。那种视“文学就是人学”，片面强调人物存在困境和救赎问题的文学现代性模式，正在承受着网络文学、科幻小说和人工智能写作的强力冲击。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代文学人文主潮的有意疏离。换言之，人工智能写作，或许正是我们走出文学现代性神话的一个重要契机。
杨庆祥的文章，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AI想象”为题，既有针对AI族谱的知识考古，也设想了“I格化”之后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文主义者在AI时代猝不及防时，他会遭遇怎样的心灵冲击？AI想象，最终落脚在了写作者的人文忧思上。
宋时磊的文章，分析人工智能写作的写作伦理问题。以为“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应有伦理意识的维度”，其创作产品“应遵循人类或人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文学不会成为人类的对手，而是延伸了人类的触角”。
毕日生讨论的是AI文学情感问题。“AI文学中的情感是如何识别和表达的？AI文学中的‘人工情感’在本质上是怎样的情感呢？”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同样也暗含了作者对当前基于人学传统的话语谱系的转型期待。
TA来了，TA不是he，不是she，不是他，她，它，或者可以用科幻作家刘宇昆的一个短篇小说中的“牠”来表示（Ken Liu《the shape of thought and others》，原文为“Zie”，为作者自造词）。在这篇小说中，新人已经没有我们智人的性别区分，所以唯有发明一个新的称谓“牠”来进行命名。在我这里，人工智能正是一个这样的“TA”或者“牠”，一个新的物种，既不属人，也不属物，也不属神。维柯将人类的时代区分为三：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参见维柯《新科学》）。现在看来还得加上一个：AI的时代。
TA的族谱如何追溯？冯象断言：“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81.1.1--），又名怪物”（冯象《我是阿尔法》，P176）。此论当然可以存疑，但是至少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进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提供了一种叙事，此叙事可以为今日人类理解AI提供镜像。在阴冷的多雨季节，19世纪最重要的几个人类大脑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这与上帝造人的动机多么如出一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8）——雪莱、拜伦以及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决定写鬼怪故事，最惊悚者为优胜。出人意料，最后的优胜者不是那两位处于时代中心的著名诗人，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者玛丽。“我想编一个值得让我们开始这个任务的故事，一个能刺激我们天性里的神秘恐惧，一个使得读者读得血液凝固、心跳加速、不敢想周围看的故事”……在艰难的搜肠刮肚之后，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狰狞的幻影展开，然后，因为某种强大的机械作用，显露出生命的迹象，僵硬地、半死不活地、不安地震动起来”——人造的怪物诞生了，“那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人类要想模仿造物主拿神器的技能，创造出生命，肯定会异常恐怖”。玛丽·雪莱在小说的开篇频繁使用了“恐怖”的字眼，在一颗异常敏感的心灵里，我们感受到了19世纪爱憎交织的时代情绪，一方面是对新人和新物种的异常渴望和想象，一方面是对造就这种新人和新物种的技术和文明的异常恐惧和焦虑。这就是弗兰肯斯坦——人类模仿上帝的技能造就的“人造生命”的意义：他不完全是技术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神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它又是欢欣喜悦，又是恐惧惊奇。
杨庆祥的文章，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AI想象”为题，既有针对AI族谱的知识考古，也设想了“I格化”之后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文主义者在AI时代猝不及防时，他会遭遇怎样的心灵冲击？AI想象，最终落脚在了写作者的人文忧思上。
宋时磊的文章，分析人工智能写作的写作伦理问题。以为“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应有伦理意识的维度”，其创作产品“应遵循人类或人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文学不会成为人类的对手，而是延伸了人类的触角”。
毕日生讨论的是AI文学情感问题。“AI文学中的情感是如何识别和表达的？AI文学中的‘人工情感’在本质上是怎样的情感呢？”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同样也暗含了作者对当前基于人学传统的话语谱系的转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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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来了，TA不是he，不是she，不是他，她，它，或者可以用科幻作家刘宇昆的一个短篇小说中的“牠”来表示（Ken Liu《the shape of thought and others》，原文为“Zie”，为作者自造词）。在这篇小说中，新人已经没有我们智人的性别区分，所以唯有发明一个新的称谓“牠”来进行命名。在我这里，人工智能正是一个这样的“TA”或者“牠”，一个新的物种，既不属人，也不属物，也不属神。维柯将人类的时代区分为三：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参见维柯《新科学》）。现在看来还得加上一个：AI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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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族谱如何追溯？冯象断言：“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81.1.1--），又名怪物”（冯象《我是阿尔法》，P176）。此论当然可以存疑，但是至少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进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提供了一种叙事，此叙事可以为今日人类理解AI提供镜像。在阴冷的多雨季节，19世纪最重要的几个人类大脑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这与上帝造人的动机多么如出一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8）——雪莱、拜伦以及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决定写鬼怪故事，最惊悚者为优胜。出人意料，最后的优胜者不是那两位处于时代中心的著名诗人，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者玛丽。“我想编一个值得让我们开始这个任务的故事，一个能刺激我们天性里的神秘恐惧，一个使得读者读得血液凝固、心跳加速、不敢想周围看的故事”……在艰难的搜肠刮肚之后，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狰狞的幻影展开，然后，因为某种强大的机械作用，显露出生命的迹象，僵硬地、半死不活地、不安地震动起来”——人造的怪物诞生了，“那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人类要想模仿造物主拿神器的技能，创造出生命，肯定会异常恐怖”。玛丽·雪莱在小说的开篇频繁使用了“恐怖”的字眼，在一颗异常敏感的心灵里，我们感受到了19世纪爱憎交织的时代情绪，一方面是对新人和新物种的异常渴望和想象，一方面是对造就这种新人和新物种的技术和文明的异常恐惧和焦虑。这就是弗兰肯斯坦——人类模仿上帝的技能造就的“人造生命”的意义：他不完全是技术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神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它又是欢欣喜悦，又是恐惧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