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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与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治谈判，是其光彩夺目的篇章。据文献记载，从1936年12月至1946年10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杭州、庐山、衡山、桂林、重庆、南京等地直接面谈50余次，互致电函上百次，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谈判达数百次。这些谈判，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个中国命运”之较量，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生存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为团结全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为后来胜利进行的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准备。
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首次会面谈判，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为争取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反对内战、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中旬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1日，周恩来邀请瓦窑堡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东北军俘虏军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前讲话，号召东北军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之后，周恩来又安排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于4月9日深夜同张学良在东北军驻地肤施（今延安）城内教堂里举行了谈判。双方约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就部队驻防、相互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之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潘汉年、叶剑英等到西安，做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使之成为推动抗日的力量，红军可靠的友军。
在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的形势下，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至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张、杨向蒋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苦谏”“哭谏”遭斥，被迫于12月12日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產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件。12月15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首先同张、杨会谈，表明中共的态度，并和张学良商定了五项谈判条件。此后，周恩来多次同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达成九项协议。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至此，西安事变在周恩来全力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如何实现红军改编，成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首要议题。
红军改编的谈判经历了一个反复较量的过程。蒋介石早时曾派陈立夫在上海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中共政权的称号必须取消，实行统一;中共军队至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此意见被中共中央断然拒绝。1937年2月16日，蒋介石秘密致电在西安的顾祝同，确定与中共代表谈判的原则是：“中共准编4团制师之2师”，“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中央派充”。而中共中央则提出，红军拟编12个师，4个军，并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军饷按中央军待遇。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多次会谈，蒋虽同意红军主力编为3个师，45000人，但提出改编后师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蒋介石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通过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红军主力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改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把南方红军游击区也作为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千方百计要消灭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吃紧。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有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迫于形势，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共产党派人到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和协助改编。后又围绕人员编制、指挥员的配备、驻地、作战任务、军饷等方面，周恩来同蒋介石及其他军政要员进行多次艰苦谈判，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按中共中央意见组建。从1938年2月起，由赣、闽、粤、湘、鄂、豫、浙、皖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8月9日，周恩来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精神，提出在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应以阵地战转为平原和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部署。中共在抗战中参加领导，并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这些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9月至11月下旬，周恩来赴山西、河北，组织协调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筹划晋绥军、八路军联合对日作战方略。还亲赴晋冀交界的抗日前线忻口、娘子关等战略要地，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商讨，改变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采取积极“反突击”，在迂回包围中主动打击日寇。周恩来还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林彪、徐向前、聂荣臻等高级将领，多次商讨制定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心的战略方针和实施计划。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军事建议书，并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充分利用这一公开合法身份，通过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这个抗日宣传阵地，组织领导大后方的广大爱国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斗争。3月中旬，周恩来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并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蒋、何答应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7月底8月初，周恩来、林伯渠、王明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就扩大八路军编制及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的文章，鼓舞广大军民积极抗战。10月12日，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战争开始，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 10月22日，周恩来陪朱德会见蒋介石，详细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及取胜原因，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蒋介石赞成八路军在敌后补充发展。11月2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1939年春，周恩来亲赴皖南、浙东、金华等地区巡视，组织指导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指导推动了华中敌后抗战迅猛发展和苏浙皖豫鄂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通过与蒋介石及其代理人的许多次谈判，无情揭露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打击其嚣张气焰，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原则和立场，机智灵活处理了一些严重敏感事件，坚决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反共政治报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月25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迫害的事实，要求蒋介石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认识，并派员前往各地视察，解决具体纠纷。6月11日，国民党军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指战员400余人。周恩来与叶剑英随即会见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后又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求其严令部属勿再故生是非，破坏团结抗战。6月12日，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10人的平江惨案，迅即致电陈诚并蒋介石，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揭露国民党围歼新四军的真相，周恩来在向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分別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于1月17日在《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下旬，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周恩来答复：不实行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无谈判可能。2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严拒蒋介石约谈，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见蒋没有结果。
反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争取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权的独立公开、发展壮大，始终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斗争的主题之一。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于其反动本质，向来视共产党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才不得已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1938年10月14日、12月6日，蒋介石同周恩来会谈，拒绝了中共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蒋说，我的责任就是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抗战胜利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
此后，周恩来又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表示，中共诚心抗日，拥蒋反汪（精卫），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反共、溶共，这只能帮助敌人。并指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8月中旬，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实行独裁统治为主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起草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揭示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治纲领和策略及其组织与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以极端的唯心哲学为思想基础，是官僚资本和特务制度的结合，其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
1944年夏季，日军继河南战役后，又大举进攻湖南，长沙、衡阳先后失陷。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数月来连连丧师失地，人民遭受空前灾难。而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使大块游击区连成一片。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协调国共关系，希望国共团结，以利抗战。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中共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称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应蒋介石多次之邀，率周恩来、王若飞等9人，于8月28日抵达重庆。在以后两个多月里，周恩来在重庆诸项活动包括会见蒋介石等，多是围绕协调保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顺利进行。早在抗战中期，蒋介石就意欲与毛泽东会晤。1938年12月蒋介石曾向周恩来表示，愿与毛泽东当面会谈两党关系。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时，提出拟在西安约见毛泽东。8月19日，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称，“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周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毛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毛泽东采纳此建议。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40多天里进行8次直接商谈，以周恩来、王若飞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党谈判代表从9月3日至10月5日进行12次谈判，形成了会谈纪要。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随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双方握手，见证签字。
先秦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叛，故君子有必战，战必胜也”。周恩来在那峥嵘岁月特殊战场上所表现出的革命胆略、政治智慧、坚定信念、斗争艺术和卓越贡献，早已镌刻在人们心目和历史的丰碑上，一直鼓舞并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开拓奋进。
参考书目：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版
《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首次会面谈判，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为争取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反对内战、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中旬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1日，周恩来邀请瓦窑堡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东北军俘虏军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前讲话，号召东北军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之后，周恩来又安排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于4月9日深夜同张学良在东北军驻地肤施（今延安）城内教堂里举行了谈判。双方约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就部队驻防、相互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之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潘汉年、叶剑英等到西安，做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使之成为推动抗日的力量，红军可靠的友军。
在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的形势下，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至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张、杨向蒋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苦谏”“哭谏”遭斥，被迫于12月12日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產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件。12月15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首先同张、杨会谈，表明中共的态度，并和张学良商定了五项谈判条件。此后，周恩来多次同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达成九项协议。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至此，西安事变在周恩来全力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按中共的原则实现红军改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如何实现红军改编，成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首要议题。
红军改编的谈判经历了一个反复较量的过程。蒋介石早时曾派陈立夫在上海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中共政权的称号必须取消，实行统一;中共军队至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此意见被中共中央断然拒绝。1937年2月16日，蒋介石秘密致电在西安的顾祝同，确定与中共代表谈判的原则是：“中共准编4团制师之2师”，“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中央派充”。而中共中央则提出，红军拟编12个师，4个军，并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军饷按中央军待遇。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多次会谈，蒋虽同意红军主力编为3个师，45000人，但提出改编后师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蒋介石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通过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红军主力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改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把南方红军游击区也作为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千方百计要消灭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吃紧。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有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迫于形势，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共产党派人到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和协助改编。后又围绕人员编制、指挥员的配备、驻地、作战任务、军饷等方面，周恩来同蒋介石及其他军政要员进行多次艰苦谈判，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按中共中央意见组建。从1938年2月起，由赣、闽、粤、湘、鄂、豫、浙、皖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协调组织国共军队对日作战
1937年8月9日，周恩来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精神，提出在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应以阵地战转为平原和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部署。中共在抗战中参加领导，并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这些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9月至11月下旬，周恩来赴山西、河北，组织协调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筹划晋绥军、八路军联合对日作战方略。还亲赴晋冀交界的抗日前线忻口、娘子关等战略要地，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商讨，改变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采取积极“反突击”，在迂回包围中主动打击日寇。周恩来还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林彪、徐向前、聂荣臻等高级将领，多次商讨制定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心的战略方针和实施计划。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军事建议书，并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充分利用这一公开合法身份，通过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这个抗日宣传阵地，组织领导大后方的广大爱国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斗争。3月中旬，周恩来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并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蒋、何答应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7月底8月初，周恩来、林伯渠、王明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就扩大八路军编制及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的文章，鼓舞广大军民积极抗战。10月12日，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战争开始，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 10月22日，周恩来陪朱德会见蒋介石，详细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及取胜原因，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蒋介石赞成八路军在敌后补充发展。11月2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1939年春，周恩来亲赴皖南、浙东、金华等地区巡视，组织指导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指导推动了华中敌后抗战迅猛发展和苏浙皖豫鄂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
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通过与蒋介石及其代理人的许多次谈判，无情揭露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打击其嚣张气焰，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原则和立场，机智灵活处理了一些严重敏感事件，坚决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反共政治报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月25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迫害的事实，要求蒋介石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认识，并派员前往各地视察，解决具体纠纷。6月11日，国民党军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指战员400余人。周恩来与叶剑英随即会见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后又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求其严令部属勿再故生是非，破坏团结抗战。6月12日，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10人的平江惨案，迅即致电陈诚并蒋介石，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揭露国民党围歼新四军的真相，周恩来在向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分別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于1月17日在《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下旬，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周恩来答复：不实行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无谈判可能。2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严拒蒋介石约谈，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见蒋没有结果。
反专制独裁 倡民主共和
反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争取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权的独立公开、发展壮大，始终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斗争的主题之一。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于其反动本质，向来视共产党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才不得已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1938年10月14日、12月6日，蒋介石同周恩来会谈，拒绝了中共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蒋说，我的责任就是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抗战胜利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
此后，周恩来又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表示，中共诚心抗日，拥蒋反汪（精卫），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反共、溶共，这只能帮助敌人。并指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8月中旬，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实行独裁统治为主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起草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揭示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治纲领和策略及其组织与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以极端的唯心哲学为思想基础，是官僚资本和特务制度的结合，其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
1944年夏季，日军继河南战役后，又大举进攻湖南，长沙、衡阳先后失陷。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数月来连连丧师失地，人民遭受空前灾难。而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使大块游击区连成一片。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协调国共关系，希望国共团结，以利抗战。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中共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称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应蒋介石多次之邀，率周恩来、王若飞等9人，于8月28日抵达重庆。在以后两个多月里，周恩来在重庆诸项活动包括会见蒋介石等，多是围绕协调保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顺利进行。早在抗战中期，蒋介石就意欲与毛泽东会晤。1938年12月蒋介石曾向周恩来表示，愿与毛泽东当面会谈两党关系。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时，提出拟在西安约见毛泽东。8月19日，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称，“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周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毛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毛泽东采纳此建议。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40多天里进行8次直接商谈，以周恩来、王若飞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党谈判代表从9月3日至10月5日进行12次谈判，形成了会谈纪要。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随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双方握手，见证签字。
先秦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叛，故君子有必战，战必胜也”。周恩来在那峥嵘岁月特殊战场上所表现出的革命胆略、政治智慧、坚定信念、斗争艺术和卓越贡献，早已镌刻在人们心目和历史的丰碑上，一直鼓舞并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开拓奋进。
参考书目：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版
《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