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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前期高利贷的魔影笼罩，当时就有人激切地呼吁予以纠正。乾隆二年(1738年)十二月，有一个比较敢言的满族御史舒赫德就曾为此上过谏章：“查八旗各省俱有生息银两，实则收百姓之余财，聚兵丁之正饷，盖生息银两，行之十有余年，计所交利息已浮丁本银，而原领本银现仍资息，营无尽之利息。臣清皇亡下管大臣，其以利银资息之省份，轻只以利取息，不用本上加本，利上加利，每年即将所得利息分赏兵丁。”
舒赫德这份奏折目光犀利，也确实有胆识。虽然他不敢点明皇帝和内务府是放贷所谓“生息银两”的总根子 (本刊上期已刊登《三位皇帝放债食利秘录》)，而把笔锋较多地集中于各省各旗衙门，显然是从出于策略考虑。当时具有舒赫德那样的洞察力，并敢于将“生息银两”问到题提上政治议程的人并不多。
中央到地方的高利贷系统
康、雍、乾时期，由于皇帝带头，各省各军政衙门纷起效尤，大于放债收利的事。当时各级政官系统，从督、抚衙门到下而的府、州、县官府；军事系统，从各旗都统、驻各地的将军署到下面的参、游、千、把，差不多都拥有数额不等的一笔“滋生银两”在手，并且投放于社会中去。乾隆九年(1744年)四月，天津水师满营都统福昌奏章说，该营除已陆续将从内务府借来的本银3万两及利银清偿完毕外，本营内仍存积得的余利 8．98万余两，在天津开了典当、估衣、弓箭、染房等四家商店，并继续委托商人放债取利。
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山西巡抚德明也上奏，准备在巡抚金库中拨出白银8万两，由本省的典当商贷出取利。这说明，当时官府放债取息、营商赚钱，是得到许可的，是公开合法的。
有些衙门的主要官员不但是二级银主，而且已脐身于一级银主之列，因为它或是早就偿清“内务府借银”的本利，或是公然在公库中拨出巨款放债，而无须纳交利息，所得债利可以完全由己支配。当时，在北京有一部分商店虽然挂着民商的招牌，实际上却是由内务府投资经营，并派人管事，每年要将生意盈亏“奏呈御览”的“皇店”。在各地也有不少山某一衙门投资经营的“官店”。
在清代前期，由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以官方为后盾的网状形的高利贷系统。相当一部分官僚、贵族、军官、兵丁等，往往都依靠本身的权势而大放其债。吴三桂在未覆败前，不但在藩署所在的云南，而旺派人携巨款在江南放债，有时一笔账目即达20余万两；耿精忠在浙江省金华一地贷放的钱，“权子母积息数十万，民鬻于女，苦不足偿”。在平定三藩以后，清朝费了好大力量来清理他们的高利贷账目“尽抄入官”。康熙帝的宠臣徐乾学用一个绰号叫“铁算盘”的家奴串湘主管放债事务，一笔就贷给扬州盐商项景元白银10万两，连利息其应还16万两，迫得项景元破产清偿。乾隆时期被抄家的督抚大吏李侍尧、陈辉祖、王亶望等人，嘉庆初年被抄家的大学士和珅，都被查出相当数量的放债账目。等而次之，我们在档案中看到一些州、县小官，参、游、裨将等“微员”，往往也在原籍或任所放债的记录。可见，官不论大小，在当时都颇热中于通过放债取利以增值其财产，扩大其私囊，支持其门第风光和豪奢的生活。
“营债”手段最凶狠
一般兵丁也放债。这是一种依恃军营的武力，食利最深、手段最凶狠、迫害人民最甚的高利贷，称为“营债”。当时“营兵放债，一年三转取息，设局陷入倾家破产”。康熙时期，有一些官吏看到“营债”蔓延，已经酿成社会动乱，他们要求查禁“营债”。
曾任左都御史的魏际瑞言：“愚民无知者，有急或借营债，其本或是八折、六折，或四五折，其利重至十分、二十分或三十分，一时无还，利又作本，倒换文书，照例起利。百姓有借银二三十两，未及一年，算至二三百两者。亦有百姓畏累，典屋卖田，如数完足，则又勒措文书，不肯付还，一年半载，又来讨取，民穷无可奈何，或将己身，或将妻女准折入旗。又或先勒借债之人，暗写富民作保，债户若穷，则勒保人赔垫。旗丁竟来勒索，威逼吊打，无所不为。甚至逼死职官，无天无日，惨不可言。”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时任浙闽总督的李之芳也为此出告示说：“悍兵恶棍，凡遇民人借债，止有七折、八折，票约则勒写足数。又加每月每两行利三分，穷民借钱到手，十不及半。迨至取偿，不容少宽时日，或利息过月不还，又利上加利，不数月间，资财吸尽，祸及妻孥。始虑民人不即依从，先肆凶威，登门毒殴，吊营拷打，百般狼藉，命若悬丝，势不得不鬻妻卖子。本利叠算，营债之害，一至于此。”
这种明日张胆地以诈骗、讹索、武力威逼，甚至准折抢夺人口的做法，是与八旗官兵作为镇压人民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反动本质分不开的。京师八旗如此，驻防务旗也如此，甚至远悬海外的驻在台湾的旗兵，也同样大放其“营债”，其凶狠惨毒不啻于内地，“每百钱，按日缴息，停缴一日，即前缴抹销，谓之‘五虎利’。穷民不得已，贷之，无力偿者，或掳妻女而去”。这位作者目睹过这种放“营债”者恃势掳劫民女的惨剧，曾悲愤作诗：“五虎长牙舞爪来，秋风避债竟无台。惊心昨夜西邻哭，掌上明珠去不回。”
政治腐败是高利贷催长剂
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既有日益猖獗的民间高利贷活动，与此平行的，还有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皇债”、“官债”以及“营债”，它们恍似几道各成系统又盘根错节的互有交叉和衔接的吸管，正在不断吮吸着小民老百姓的脂膏。与一般单纯的民间贷放高利贷的人物和资金相比，“皇债”、“官债”、“营债”的资金雄厚，且与各级军政权力相结合，敢于横行霸道，对人民群众的戕害更为残酷。
高利贷剥削空前严重，成为康、雍、乾“盛世”的阴暗面，成为一种必然要激成动荡的消极困素。它的恶性发展必将严重抵消“盛世”的繁荣。
高利贷的严重蔓延，必将导致社会急剧的分化和贫富悬殊。因为高利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的人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典地典房甚至典押人身以求借，不得不明知“贵利食人”也自投虎口；二是社会上也有另一部分拥有大量游资现银并且乐于以放债食利为生，甚至专门从事这样的经营。在康、雍、乾时期，这两方面的条件可以说都充分具备了，“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饶”。社会不公平和财富不平均乃是高利贷活动得以猖獗的必要土壤，是它得以畸形发展的基本原因。
政治腐败是高利贷恶性发展的催长剂。“盛世”政治并不清明，用银子就可以合法地“捐官”。由于存在这样的规章制度，高利贷活动正得以巧施其妙用。当时，以借债捐纳官职的弊病为更甚。北京有人拥有巨资专门经营“放官债”的业务(也有被称为“放京债”的)。不同官职有不同价码，也都有不同利率。一般都以得官获利为清偿之期，因此利率也就特高，往往都是倍于或数倍于本银。至于借债捐官的人在赴职到任后，便只得不择手段、不问后果地挪移库银，横征暴敛以顶债，朝廷所得的“捐项”有限，而社会之受累无穷，高利贷者却得以肆虐于其间。
康、雍、乾时期高利贷活动的空前规模和猖獗，它的畸形和恶性的发展，它既反映“盛世”异乎寻常的繁荣鼎盛，又反映潜在的深刻危机。这是一个光辉灿烂、令人神驰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内部充满矛盾冲突、结构很不正常、难以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朝鲜人赵显命，是在乾隆初年派来中国的问安使，他在留华期间曾认真观察“正当全盛”的中国社会所隐藏着的重大危险，并在乾隆八年(朝鲜李朝英宗十九年，1743年)十月，用友好的态度向朝鲜国王汇报清朝的情况说：“外似升平，内实盅壤。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盖政命皆出要誉，臣下专事谀说，大臣庸碌，而可忧也。”这样深刻透彻而具有预见性的言论，在当时清朝的上层统治人物中极少看到。
舒赫德这份奏折目光犀利，也确实有胆识。虽然他不敢点明皇帝和内务府是放贷所谓“生息银两”的总根子 (本刊上期已刊登《三位皇帝放债食利秘录》)，而把笔锋较多地集中于各省各旗衙门，显然是从出于策略考虑。当时具有舒赫德那样的洞察力，并敢于将“生息银两”问到题提上政治议程的人并不多。
中央到地方的高利贷系统
康、雍、乾时期，由于皇帝带头，各省各军政衙门纷起效尤，大于放债收利的事。当时各级政官系统，从督、抚衙门到下而的府、州、县官府；军事系统，从各旗都统、驻各地的将军署到下面的参、游、千、把，差不多都拥有数额不等的一笔“滋生银两”在手，并且投放于社会中去。乾隆九年(1744年)四月，天津水师满营都统福昌奏章说，该营除已陆续将从内务府借来的本银3万两及利银清偿完毕外，本营内仍存积得的余利 8．98万余两，在天津开了典当、估衣、弓箭、染房等四家商店，并继续委托商人放债取利。
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山西巡抚德明也上奏，准备在巡抚金库中拨出白银8万两，由本省的典当商贷出取利。这说明，当时官府放债取息、营商赚钱，是得到许可的，是公开合法的。
有些衙门的主要官员不但是二级银主，而且已脐身于一级银主之列，因为它或是早就偿清“内务府借银”的本利，或是公然在公库中拨出巨款放债，而无须纳交利息，所得债利可以完全由己支配。当时，在北京有一部分商店虽然挂着民商的招牌，实际上却是由内务府投资经营，并派人管事，每年要将生意盈亏“奏呈御览”的“皇店”。在各地也有不少山某一衙门投资经营的“官店”。
在清代前期，由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以官方为后盾的网状形的高利贷系统。相当一部分官僚、贵族、军官、兵丁等，往往都依靠本身的权势而大放其债。吴三桂在未覆败前，不但在藩署所在的云南，而旺派人携巨款在江南放债，有时一笔账目即达20余万两；耿精忠在浙江省金华一地贷放的钱，“权子母积息数十万，民鬻于女，苦不足偿”。在平定三藩以后，清朝费了好大力量来清理他们的高利贷账目“尽抄入官”。康熙帝的宠臣徐乾学用一个绰号叫“铁算盘”的家奴串湘主管放债事务，一笔就贷给扬州盐商项景元白银10万两，连利息其应还16万两，迫得项景元破产清偿。乾隆时期被抄家的督抚大吏李侍尧、陈辉祖、王亶望等人，嘉庆初年被抄家的大学士和珅，都被查出相当数量的放债账目。等而次之，我们在档案中看到一些州、县小官，参、游、裨将等“微员”，往往也在原籍或任所放债的记录。可见，官不论大小，在当时都颇热中于通过放债取利以增值其财产，扩大其私囊，支持其门第风光和豪奢的生活。
“营债”手段最凶狠
一般兵丁也放债。这是一种依恃军营的武力，食利最深、手段最凶狠、迫害人民最甚的高利贷，称为“营债”。当时“营兵放债，一年三转取息，设局陷入倾家破产”。康熙时期，有一些官吏看到“营债”蔓延，已经酿成社会动乱，他们要求查禁“营债”。
曾任左都御史的魏际瑞言：“愚民无知者，有急或借营债，其本或是八折、六折，或四五折，其利重至十分、二十分或三十分，一时无还，利又作本，倒换文书，照例起利。百姓有借银二三十两，未及一年，算至二三百两者。亦有百姓畏累，典屋卖田，如数完足，则又勒措文书，不肯付还，一年半载，又来讨取，民穷无可奈何，或将己身，或将妻女准折入旗。又或先勒借债之人，暗写富民作保，债户若穷，则勒保人赔垫。旗丁竟来勒索，威逼吊打，无所不为。甚至逼死职官，无天无日，惨不可言。”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时任浙闽总督的李之芳也为此出告示说：“悍兵恶棍，凡遇民人借债，止有七折、八折，票约则勒写足数。又加每月每两行利三分，穷民借钱到手，十不及半。迨至取偿，不容少宽时日，或利息过月不还，又利上加利，不数月间，资财吸尽，祸及妻孥。始虑民人不即依从，先肆凶威，登门毒殴，吊营拷打，百般狼藉，命若悬丝，势不得不鬻妻卖子。本利叠算，营债之害，一至于此。”
这种明日张胆地以诈骗、讹索、武力威逼，甚至准折抢夺人口的做法，是与八旗官兵作为镇压人民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反动本质分不开的。京师八旗如此，驻防务旗也如此，甚至远悬海外的驻在台湾的旗兵，也同样大放其“营债”，其凶狠惨毒不啻于内地，“每百钱，按日缴息，停缴一日，即前缴抹销，谓之‘五虎利’。穷民不得已，贷之，无力偿者，或掳妻女而去”。这位作者目睹过这种放“营债”者恃势掳劫民女的惨剧，曾悲愤作诗：“五虎长牙舞爪来，秋风避债竟无台。惊心昨夜西邻哭，掌上明珠去不回。”
政治腐败是高利贷催长剂
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既有日益猖獗的民间高利贷活动，与此平行的，还有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皇债”、“官债”以及“营债”，它们恍似几道各成系统又盘根错节的互有交叉和衔接的吸管，正在不断吮吸着小民老百姓的脂膏。与一般单纯的民间贷放高利贷的人物和资金相比，“皇债”、“官债”、“营债”的资金雄厚，且与各级军政权力相结合，敢于横行霸道，对人民群众的戕害更为残酷。
高利贷剥削空前严重，成为康、雍、乾“盛世”的阴暗面，成为一种必然要激成动荡的消极困素。它的恶性发展必将严重抵消“盛世”的繁荣。
高利贷的严重蔓延，必将导致社会急剧的分化和贫富悬殊。因为高利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的人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典地典房甚至典押人身以求借，不得不明知“贵利食人”也自投虎口；二是社会上也有另一部分拥有大量游资现银并且乐于以放债食利为生，甚至专门从事这样的经营。在康、雍、乾时期，这两方面的条件可以说都充分具备了，“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饶”。社会不公平和财富不平均乃是高利贷活动得以猖獗的必要土壤，是它得以畸形发展的基本原因。
政治腐败是高利贷恶性发展的催长剂。“盛世”政治并不清明，用银子就可以合法地“捐官”。由于存在这样的规章制度，高利贷活动正得以巧施其妙用。当时，以借债捐纳官职的弊病为更甚。北京有人拥有巨资专门经营“放官债”的业务(也有被称为“放京债”的)。不同官职有不同价码，也都有不同利率。一般都以得官获利为清偿之期，因此利率也就特高，往往都是倍于或数倍于本银。至于借债捐官的人在赴职到任后，便只得不择手段、不问后果地挪移库银，横征暴敛以顶债，朝廷所得的“捐项”有限，而社会之受累无穷，高利贷者却得以肆虐于其间。
康、雍、乾时期高利贷活动的空前规模和猖獗，它的畸形和恶性的发展，它既反映“盛世”异乎寻常的繁荣鼎盛，又反映潜在的深刻危机。这是一个光辉灿烂、令人神驰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内部充满矛盾冲突、结构很不正常、难以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朝鲜人赵显命，是在乾隆初年派来中国的问安使，他在留华期间曾认真观察“正当全盛”的中国社会所隐藏着的重大危险，并在乾隆八年(朝鲜李朝英宗十九年，1743年)十月，用友好的态度向朝鲜国王汇报清朝的情况说：“外似升平，内实盅壤。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盖政命皆出要誉，臣下专事谀说，大臣庸碌，而可忧也。”这样深刻透彻而具有预见性的言论，在当时清朝的上层统治人物中极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