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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离开台湾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要到五十年后才能再回家乡！
那天，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所谓蛰虫因为雷震惊而出走的日子。
在北京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坐在狭窄的经济舱座椅上，时睡时醒，一路昏昏沉沉。昏睡的时候，我不知怎么老是梦见年轻的老周，一身血淋淋的，在旷野中蹒珊走着，终而倒卧在地。我于是就被这样的恶梦惊醒。醒来以后，又不由自己地继续回想着我和老周相处，或者说共同战斗的点点滴滴……
在香港机场，飞往台北的航班的候机闸口两边青蓝色的长条沙发椅上坐满了旅客。我坐在人群当中等待登机。周遭不时传来带有浓厚台湾腔的普通话或是流利的闽南话的交谈声。也许是突然听到大量陌生又亲切的乡音吧，我忽然有了近乡情怯的心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终于能够返乡探亲了。这不是梦，是现实。只是，我并不知道老周是否依然在世？活得如何？我告诉自己，这次回台，除了给过世多年的爸爸、妈妈上坟扫墓之外，一定要去探寻老周的下落。问题是，我还能见到老周吗？
第一次见到老周，是一个台北惯有的风凉气爽有阳光的秋日下午。下了课，我就走出教室，走向连结两栋教学楼主楼的楼下长廊。那道长长的穿廊是校园的中轴线，从进了校门的第一栋红楼一直延续到底端的最后一栋校舍，既可以起到遮雨防晒的作用，也是各个学生社团张贴壁报的地方，因此被同学们称作民主走廊。因为这样，下了课，我总喜欢往那里跑。我看到它们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多半与校内外的时事有关，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在大陆内战战场上的最新战况，有报道，也有评论。我特别注意戏剧之友社、人间剧社、大家唱歌咏队和台语戏剧社等等文艺性社团张贴的招生启事。我一则一则地仔细看了这些社团的创立宗旨和招生办法。最后，为了重新学好早已忘得差下多的母语，我决定先加入由几个中南部同学刚刚发起成立的闽南话戏剧社，于是就在柔和昏黄的光照下的闽南话戏剧社社团办公室见到了史地科二年级的学长周新华。他的肤色略黑，因为鼻梁上戴着一副圆框黑边近视眼镜而透着书卷气的斯文，体格长得还算不错，约略有一百七十厘米高，也许是因为营养不够，略显瘦削，操着一口带着台湾土腔的普通话，说话的神情憨厚老实。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闽南话戏剧社的社员大多不太会讲普通话；有些人不但完全不会讲普通话，而且连台湾腔的闽南话也不太会讲，只会讲不怎么道地的日语而已。可老周跟其他人不一样，虽然讲得不流利，还是一直用普通话跟我讲话。我问他为什么？他腼腆地笑了笑，说为了尽快跨越语言的障碍，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握各种机会加紧学习普通话。我进一步问他为什么会那么急着想跨越语言的障碍呢？这不该是什么问题吧！他寻思着准确的用词，语气就显得沉稳而缓慢地强调说，日本投降了，我既然已经是中国的国民了，就应该认真把普通话学好。我又问他，进了师院以后，学习上有没有困难？老周一脸无奈，说在师院，他首先要面对的学习障碍还是语言问题。因为学校教授来自大江南北，他们讲的国语也是南腔北调，很难理解。他笑了笑，举例说，有几个老师，只要提到日本，总要骂个两三句日本帝国主义；奇怪的是，同样是日本两字，他们讲出来之后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发音。怎么不同呢？尔本帝国主义、你本帝国主义、实本帝国主义、义本帝国主义。老周一一学着不同老师的腔调，然后感慨地说，结果，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日本是该念成尔本、你本、实本、还是义本？大家都乱掉了。我笑了，同时也替老周的学习感到着急，于是问他要怎么克服呢？起初，面对不同老师的讲课，我可以说完全是鸭子听雷！老周苦笑着说，上课，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在训练耳朵的听力。后来，他就坐到第一排，认真做笔记；不管听得懂听不懂，都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抄录下来。这样，国文老师就注意到他，并且要他的笔记本，带回去看。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已经在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写着红色眉批的笔记本还给他。他看到老师不但帮他改了错别字，凡是遗漏或是写不出来的字，也都替他补上去了。以后，他就准备了两本笔记本，交替使用；一直到能够比较完整地做笔记，老师也认为不必再帮他修改为止。
你能够碰到这样好的老师，也算是福气吧！我被老周的国文老师的教学热情感动了。我觉得，他就好像鲁迅所描写的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老周露出一脸遗憾的表情。我读过几本中日对照的鲁迅作品，可惜还没有读过这篇《藤野先生》。你可以跟我说说《藤野先生》吗？
老周急着想知道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我于是向他讲解了《藤野先生》的内容大概。平常读书，我习惯抄录喜欢的段落、句子。所以，当我讲到藤野先生帮鲁迅校订讲义的段落时，立刻从书包拿出笔记本，翻到抄录原文的那页，逐句逐字念给他听：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四月一日。在和战不定的政治闷局下，南京政府派出和平代表团北上与共产党议和，希望隔江而治。为了贯彻真正的和平，代表团搭机启程之时，南京各大专院校近万名学生齐集总统府门前，举行一场坚决反对内战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然而，和谈代表们的座机刚刚降落北平机场，南京的空气中却已经弥漫着冲天的血腥气味；学生要求和平的游行被镇压，游行队伍经过的柏油路面上，到处是遗落的鞋子及湿漉漉的猩红鲜血……
四月五日。南京的血腥气跨越海峡飘到台北了。一大早，T大和师院两校都突然贴出“清明节放假一天”的临时公告。于是，本省同学大多回家扫墓，住校的外省同学也几乎都外出游玩去了。我已经答应老周晚上要去他二哥家吃润饼，就待在寝室看书，一直到天就要黑了的傍晚时分才出门。我依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师院男生宿舍。也许是住宿的同学大多外出，还没有回来吧，平常在这个时候非常热闹的宿舍静得有点异样。我在门口等了老半天，向来守时的老周却迟迟没有出现。他是不是出事了？我感到纳闷地担心着，于是请托一个刚从外头回来要进宿舍的男同学帮我问问。不久，那名男同学出来了。他告诉我，老周的室友说他刚刚才跟南部上来的亲戚出去了。我想，今天是清明节，南部上来的亲戚找他，一定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吧！我不疑有它，就要赶回T大校本部。我刚刚转身，一个骑着脚踏车的男同学迎面冲来，几乎要撞上我了才紧急刹车；他没跟我道歉就急匆匆地跑进宿舍。我直觉认定发生什么事了，就想要打探究竟。天黑了，宿舍的同学陆续从外头回来了。我又托一个同学帮我找庄胜雄。不久，李松林出来了。他告诉我，刚刚住公园路宿舍的T大同学来报信，说老周被秘密逮捕又脱逃了。是嗎？我一时之间难以置信。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治会的干部个个气得不得了！李松林继续说，老庄要你进去，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于是跟着他进入宿舍大厅。庄胜雄和几个自治会干部正在讨论当面的情势并商议后续的对策。我坐下来，专注地旁听。我就纳闷，清明节向来不放假，今年怎么就突然放假了？老庄冷静分析。现在情况清楚了，这是警备总司令部镇压的预谋；它摸清我们一放假就在宿舍待不住的习惯，一面让学校放假，一面在学校周围张布罗网，针对他们要抓的对象个别地秘密逮捕：这样，其他同学既无从打听失踪同学的消息，也就营救无门，更没有理由展开罢课游行的抗议行动了。要不是老周机警脱逃，破坏了他们秘密逮捕、各个击破的预谋，我们恐怕就要一个接一个地突然失踪了。老庄又忧心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镇压行动，恐怕不可避免了。怕什么！李松林慷慨激昂说，明天，我们就上街，游行！抗议！对！群情激愤地附和着，游行抗议！老庄保持冷静，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把老周接回来再说吧！随即安排三十位自愿的同学，各骑一辆脚踏车，前往公园路T大宿舍。当他们回来时，T大三十位同学也各骑一辆脚踏车加入。老周就由大队人马一路护送，浩浩荡荡地回到师院男生宿舍。自治会立即在宿舍大饭厅召开紧急说明会。老周披垂着蓬松的头发，手腕上还扣着一副亮堂堂的手铐，报告了他被诱捕和脱险的经过：
自治会干部积极筹划第二天罢课游行的具体事宜。为了壮大声势，同时安排几名同学去通知各校联络人。可是他们刚刚走出宿舍门口，立刻就有一群便衣特务上前阻挡。他们突破不了封锁，只好退回饭厅。老庄又增派几名平时就组织起来的纠察队员，手挽着手，一起往前冲，还是被挡了回来。他想改用电话通知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宿舍已经被重重包围了。老庄认为，镇压一定会在深夜到天亮之间展开，同学们要设法在黑暗中突围。他同时组织了巡逻队，守夜站岗；每班十人，一次一小时，以暗号轮流交接。他又特别交代：只要发现任何状况，立刻敲脸盆示警，所有同学听到示警声就立刻起来战斗。夜更深了。大多数同学就在犹疑不定的心情中上床睡觉了。宿舍浸透着一股看不见的恐怖。午夜过后，天空下起了大雨。突然，一阵又一阵急促而激动的脸盆敲击声夹杂着雨声响彻静寂的暗夜，也惊醒了已经进入梦乡的同学们。大家纷纷披衣起来。路灯照耀下的宿舍外头，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两手端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成队地向南舍逼近。所有同学随即神色严肃而紧张地到餐厅集中。探照灯立即穿透餐厅四面的玻璃窗远远地照射进来。我们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了。老庄立即指挥纠察队员到周围放哨。军队越逼越近了。军队前面又出现了穿黑制服的警察、佩带短枪的宪兵与穿便衣的特务，黑压压一大片、一大堆。自治会的干部们紧急讨论后决定由纠察队防守餐厅与南舍，其他同学转移北舍，同时也把餐厅的所有碗筷搬过去，准备在必要时拿来丢掷。不久，餐厅与南舍先后失守，纠察队也撤退到北舍楼下了。光靠纠察队防守，力量不够，撑不了多久；老庄当机立断，要全体同学统统撤到二楼，依仗楼梯，一起投入战斗。我们随即在老庄的指挥下迅速把所有的课桌椅搬到楼梯口，堆叠重重阻挡的防御工事。双方就这样暂时对峙着。在对峙中，外头的军警递进来一份警备总司令部以周新华、庄胜雄等几名自治会干部为首的黑名单；同时在外头大声喊话，说只要把名单上的人交出去，其他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同学们决定抗争到底，于是和军警继续对峙，互相喊话。他们喊说只要把人交出来就没事了！我们就回应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志们辛苦了，回家吧！保障人权，反对特务抓人！……然后我们开始唱《团结就是力量》来激励士气。在歌声中，师院代理院长也奉命来到现场了。他先后两次上楼劝我们交出黑名单上的同学。但是他不但得不到依从还遭到严厉批判，只能摇摇头，自我解嘲说：我今天还不如一条狗！然后狼狈不堪地和陪同的训导人员离开。时间又在对峙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天色逐渐由暗黑转为鱼肚白。宿舍外头的马路上静悄悄的，只见一辆挂着天线的军车来来回回移动指挥。老庄知道军警就要动手抓人了，于是又带领我们开始唱歌：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天光全亮了。一名沉不住气的带队排长突然对空开了一枪。枪声立刻把僵持的情势升高了。军警开始搬动堵在楼梯口的桌椅，并以十几个人为先锋，硬冲上楼。为了自保，我们纷纷拿起碗筷、椅子，用力砸下去，到后来，连墨水瓶、砚台等文具都派上用场了。他们用楼下寝室的棉被当盾牌，再次硬冲。我们能丢的东西都丢完了。军警攻破防线，冲上来。我们只能向两边的寝室退避。他们手持警棍，见了学生就打，然后一个一个抓起来，像粽子一样绑成一串押走…… 他的叙述告一段落了。我问他：你怎么没被捕？他一点也不闪躲，坦然回答：我反抗到最后，知道终究难免被捕，就退到靠楼道底端的一间寝室，在床铺底下躲起来。我没有再追问他个人的问题，转而问他庄胜雄和李松林呢？是不是也被捕了？老庄和李松林带头抵抗，最后也退到靠楼道底端的那间寝室。他向我描述了从床铺底下的视角所看到和听到的现场实况。他们先把房门关起来，随即打破寝室的天花板，想要躲到天花板上；身手矫健的老庄，借着李松林的双肩支撑，双手一撑，扶住木杆，再做一个引体向上的单杠动作，顺利地上了天花板；但是，因为个头较大，又从天花板掉了下来。就在这时，几名宪警冲破房门，进入寝室，随手用木棍朝兩人身上一阵胡乱敲击；鲜血滴落地面，很快就滩成一大片了。军警一边叫骂一边把他们两人反剪双手捆绑起来，强拖下楼……
周新华呢？我又抱着有所期待的心情焦急着改口问他，也被捕了吗？
他说：下落不明。
我终于等到老周的讯息了。他辗转通过一个师院同学向我转达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那天下午，我搭乘淡水线火车，依约在五点左右来到北投车站。天色将暗。我在出口处张望徘徊却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几分钟过去了。我担心他会不会又出事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身后有股熟悉的年轻男子的气息逼近。我猛然回头，于是就看见老周对着我傻笑的脸。他说那里说话不方便，随即拉着我的手，沿着一条冒着热气的小溪圳旁的小路蜿蜒前进，来到一家外观简朴的日式平房的温泉旅馆。他向我详细诉说了他在大逮捕以后逃离宿舍的经过：
那天晚上，我在老庄的安排下先是住到宿舍一楼的寝室。到了半夜，宿舍被包围了，我还是待在里头静观事情的发展；后来，那些宪警冲进宿舍，我又在其他同学的掩护下悄悄来到食堂，躲到厨房的天花板与屋顶之间的夹层。大逮捕之后，我像松鼠那般警觉地观察着下头的动静。入夜以后，两层楼的建筑，像是鬼屋一般阴森冷清；春风透过破裂的玻璃窗吹进空荡荡的走廊，不时发出像是哭泣的呜呜哀鸣声。就这样，两天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些宪警是不是撤离了？虽然没喝水，没吃东西，还是坚持不现身；其实，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下去了，眼看着只好出来投降时，忽然听到有人打扫的声音。一名年轻的厨师走进来了。他看到乱七八糟散置一地的碗盘碎片，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然后动手收拾。我想探头看清楚情况，就稍稍伸展了一下有点酸麻的脚。他听到天花板上传来异样的声响就一边扫地一边随口骂道：这些老鼠，人抓走了，就那么嚣张！然后他又本能地抬头，看看天花板。他应该是发现天花板的木板是松动的，就搬来长条椅子，站在上面，顶开那块松动的天花板，探头查看。就这样，他惊见躲藏在里头的我了。他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语气温和地对我说：下来吧！你总不能一直躲在里头吧！没得吃，又没水喝，能撑多久？我不得不现身了。我双手抓住圆木横梁，吃力地把身体吊了下来，落到地面。我认得你。他看着蓬头垢面，衣服上布满灰尘和蜘蛛丝，一身脏兮兮的我。你就是警总点名要抓的自治会主席周新华吧！他又带着赞许的语气说，他们几乎搜遍了整栋宿舍，就是没能抓到你这个头号要犯。我冷静地看着他，没有答话，心里盘算着如何应付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局面：虽然已经饿得没多大气力了，可是如果他想要出去举报，我还是会拼命阻止的。你放心吧！他显然从我的神色看出我内心的想法了。我不会出卖你的，要那样，就不会叫你下来了。我还是保持警戒静静地看着他。我看你饿得站都站不稳了，还是先弄点东西吃吧！他笑了笑，然后去找吃的东西。我警觉地紧跟在后。他在橱柜里找到一个发硬的馒头，闻了闻味道，说应该没有坏掉，把它递给我先充充饥，就去给我倒水。我终于解除心里的警戒，放心地小口嚼着馒头。我向他说谢后问他为什么不去密报？他又笑了，说他虽然书读得不多，可也知道做人的道理。人活着，总要有是非对错吧！他停了一下，又说，他觉得我躲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跟他离开宿舍，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躲一躲。我质疑说外头不是还有军警警戒吗？他要怎么带我出去？他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只是走上前来，拿下我的眼镜，弄乱我的头发，然后又拿了一件挂在墙上的工作服，披在我的身上，打扮成厨房工人。我于是提着一个菜篮子，在他的掩护下，大大方方地走出还在警戒中的宿舍大门……
老周同时也向我透露，说他已经跟台湾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这次与我见面之后，组织就要安排他转移到台北近郊的某个山区据点。我因为他不必再孤军奋战而替他高兴。他又说，他已经向组织报告，说要带我一起上山：组织说，只要我愿意，当然可以。他强调，这次与我见面，主要就是要来带我上山。我一时感到为难，稍稍迟疑了一会才跟他说，我很愿意跟他上山，但总得先回家一趟。他也认为应该这样。我们于是约定三天后的下午五点仍然在北投车站会面，然后就分手了……
三天后的下午五点，我准时到达北投车站。可我没看到老周的身影。我在出口处等了五分钟，他还没有现身。我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看到他的人影。我知道，老周不会来了，他一定出了什么事！我只好落寞地离开车站，回宿舍去。接下来的几天，我想方设法要跟老周联系，可已经找不到那个原先替我们传话的同学了。我跟老周彻底失联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单，无助。我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只好搭乘开往上海的民生轮，逃离台湾。当船启航之后，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港口，到后来，就只看到一片迷迷茫茫的远方，连那青色的山脉都了望不到了。
老周的二哥就住在离大妹家不远处，穿越几条巷子就到了。当我走上那栋老旧公寓的二楼时，他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下午三点钟的阳光透过楼梯间的小窗口照在他那略黄而多皱纹的脸上。我试着要从他的脸容辨识五十年前的老周的容貌，可我再怎么努力，却是徒劳。他是个老实木讷的人，不主动说话。可我每提一个问题，他都会就他所知，率直详尽地说给我听。我们从那天晚上我没有吃到的清明的润饼谈起。他仿佛又回到五十年前的情境中了。他说： 第二天，我看了报纸才知道阿华仔出事了！我和梅子就四处探听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任何消息。后来，风声也渐渐平息了。就在我们以为他可能凶多吉少的时候，师院宿舍一个年轻的厨师却在半夜偷偷来带我们到一个师院教授的家，见到了已经瘦下来的阿华仔。他开口就问我南部母亲知不知道他出事的消息？我告诉他，我们没敢让母亲知道。他就说这样好！又交代我，以后不管他的下场如何，能够不让母亲知道就尽量不要让她知道。听他这样说，我就觉得他对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了。我还是试着问他事情有那么严重吗？他也没回答我，只是一派轻松调皮地告诉我们他被捕和脱险的经过。我们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述又关切地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就一脸无奈地說只能躲起来了。我又忧心地问他要躲去哪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会主动跟我联系。我看他不愿意多说什么，也就不再多问。
第二年夏天，他又托了一个朋友跟我联系，约我下班后到莺歌鸢山脚下会面，同时要我给他带一些综合维他命和药品。我劝他，要不就设法逃到大陆或是日本。他摇头。那时，梅子正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阿华仔看着她挺着的大肚子就问：二嫂什么时候要生？不等我们回答，他又急切地说：生的时候，母亲如果上来照顾，你们设法把她留久一点；我会想办法出来和母亲见面。但是，我却没再见到阿华仔了……
那年冬天，有一天，阿华仔的同学李松林突然来找我。他说，他要去山上找阿华仔，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在我的印象中，李松林好像是南部客家人，以前常跟阿华仔到我的宿舍讨论事情；有时候，聊太晚了，就留下来过夜。但是，自从阿华仔被通缉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知道，他和阿华仔走一样的路。他虽然没说，我也猜想得到，他一定也是不能不逃亡了吧！我于是要他跟阿华仔讲，说我只希望他好好保重，不久以后可以平安出来。他临走时，梅子从房间拿了一件毛衣出来，说山里头冷，拜托他交给阿华仔。后来，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找到阿华仔。
后来，又有一个叫做庄胜雄的同学来找我。这个庄胜雄也来过我家，我认得他。他向我透露，说他和阿华仔一起在苗栗山区，帮人割香茅草，换饭吃。阿华仔要他转告我，他人很平安，要我放心。庄胜雄也老实告诉我，再跑下去，恐怕也跑不了多久了。他说他会努力说服阿华仔。他要离开的时候，我太太又托他带一件雨衣给阿华仔……
虽然我并没有被整顿后的师院开除，可是也已经不想再回学校上课了，于是就在一位同学的安排下，来到三峡进去的十三份。老周比我更早来到这个物质生活非常困苦的山村。在那里，我们一面从事劳动生产，一面展开集体学习。后来，外头的形势愈来愈紧张，上山的人就愈来愈多了。到了第二年年初，我们得到一个情报：领导人被捕，整个组织系统遭到破坏。以原台南某农校校长老洪为中心的流亡同志们于是重建了领导小组，重整组织。然而，在重整过程中，老周与老洪却在认识上产生严重的分歧，而且冲突愈来愈严重。老洪认为老周不服领导，于是开始整风。他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针对他和老周的矛盾，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具体分析了一般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然后写了一篇《向偏向作斗争》，作为内部整风的中心材料。整风以后，老周仍归老洪单线领导。可是，他们的分歧始终没有化解，冲突不断。后来，十三份周遭的据点陆续被破坏，老洪决定转移苗栗山区，却独独没有把老周带走。老周就跟组织失联了，只能靠着当地农民廖蕃薯的关系，继续在周遭山林游走。后来，重整的临时领导机构被破坏，老洪等人先后被捕，自新。我虽然幸免被捕，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飘向何方。再后来，我又通过廖蕃薯，重新联系上老周。我把苗栗山区的情况向他汇报了。我们随即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老周认为，十三份周遭的山区其实早就待不下去了，先前是因为领导机构转移了，所以还存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现在形势变了，当局肃清我们残余组织的力道势必加强；因此他决定转移到刚刚被破坏的临时领导机构所在的苗栗山区。我质疑说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古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又说灯下黑，最重要的猎物都抓走了，那里的警戒肯定已经松懈了。我想想也对，而且那里本来就是通过廖蕃薯的同年兵罗阿堂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我也还有一些群众关系，至少还有生存空间。我们于是又转移到苗栗的十六份山区。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罗阿堂的协助下站稳了。老周就要我去了解庄胜雄的情况。以老庄过去在学运所建立的功业，老周说，肯定逃脱不了这波白色恐怖的再整肃吧！他又交代我说，如果老庄愿意，就把他带来这里。我随即遵照老周的指示潜回南部，见到了老庄，也传达了老周的意思。可是，在回十六份的路上，我却在苗栗车站被捕了。在苗栗调查站，他们要我交代老周的行踪；我说不知道，就上刑。经历了严酷的刑讯之后，二十出头的我，身体已经扛不住了。我还年轻，家里又有父母亲在，我不想就这样牺牲，当烈士。经过内心天人交战的煎熬之后，我答应跟他们合作，同意转向，公开宣布自新。然后，我就带着军警特组成的联合肃残小组，每天在山区搜寻老周。我不但没有把老周确切的行踪交出去，而且刻意把他们带到老周没有群众关系的山区，转来转去。所以，老周始终没有因为我的自新而暴露行踪。至于老庄有没有去找老周？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能找到庄胜雄，关于老周最后的下落也许就会有清楚的答案了。问题是谁能找到老庄呢？李松林说，几年前，他听一个以前师院的同学说，老庄因为后来去办了自首，抑郁苦闷，借酒浇愁；大约十年前，得肝癌病逝了。事情果真这样，我对老周最后下落的追寻，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可就在我的探亲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三天，我又突然接到李松林的电话；说是他辗转打听到老庄的下落了，他也愿意见我一面。
第二天一早，我就搭了早班的火车南下苗栗，与李松林会合后坐上计程车，前往那个叫做十六份的山村，终于在开满白色桐花的树林里头的一栋小木屋，见到了过着他那寂寥而充满遗憾的隐居日子的庄胜雄。我们在屋前空地晒着穿过树林的春天阳光聊着青春往事。通过老庄的叙述，我终于得知了老周的最后下场：
上个星期，大概就是你下山后过两天吧，老周在罗阿堂家屋后一座废弃的炭窑过夜。因为村民的密报检举吧，到了半夜，罗家四周就被包围了。结果，为了掩护老周，罗阿堂三兄弟都被抓了；只有老周侥幸脱逃。从此以后，我就带着他在附近山区四处流动，露宿野外。那天晚上，因为已经连续几天没怎么吃也没睡好了，我就带他到一个可靠的林姓农民家吃饭，然后在屋后的柴房过夜。睡到半夜，我们突然被一阵凄厉的狗叫声惊醒。月亮时隐时现。我们爬到窗口下，蹲伏着，借着微明的月光，探查外头的情况。没多久，林姓农民慌张地跑进来，说家里四周已经被包围了，怎么办？老周镇定地安抚他，说别慌，先看看再说。我很快勘查了周遭的情况，然后向老周建议，说外头那么暗，我们赶紧从屋后跑到山里去，也许还可以走得脱。就在这时，我们听到外头那些躲在暗黑的树林里的军警开始高声喊话：周新华，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抵抗了，赶快出来自首。老周看了看林姓农民，又看了看我，随即果断地说：他们要抓的是我，不是你们。他要我趁着月亮躲在云层后头的时候赶快从后门逃出去。屋后的地形比较复杂，可作隐蔽；老周說，我再跟他们坚持一段时间。要走就一起走。我反对他的意见。你现在不逃，老周着急地再劝我，天亮以后，就没有希望了。老周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我怎么反对，还是坚持照他的办法去做。我无可奈何，只好趁着月亮被乌云遮住的瞬间，摸黑逃到屋后的竹林里。没多久，月亮又露脸了。我站在一块可以清楚俯瞰林家农舍的巨大的石头上，远远地看到老周从柴房走了出来，从容地走到晒谷场中央，然后突然弯下腰来，不知要捡什么东西？就在这时，那些躲在暗处的军警大概是以为老周要拔枪吧，立刻朝着他，一齐胡乱放枪。老周就倒下去了…… 四月五日，清明节。
从惊蛰到清明，我回台湾已经一个月了。一大早，我就前往阳明山公墓给未曾对他们尽过孝道的父母亲扫墓。墓地挤满了扫墓的民众。通往墓葬区的狭窄的道路堵着长长的车阵。我们在一片凌乱的坟地里找到了父母亲合葬的墓冢。耳边不时传来燃放的鞭炮声。空气里飘浮着刺鼻的燃烧杂草和冥纸的烟味。山下，一栋栋沭浴在烟尘中的大楼，迷离模糊，犹如海市蜃楼。我们三姐妹终于和过世的父母亲团圆了。遗憾的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哥早在两岸重新来往之前病逝北京了。一家人，终究无法在故乡团圆。几个外甥把墓地的杂草清除干净了。我拿着一束白菊花向父母亲行三鞠躬礼，久久默悼，眼泪不觉流了出来。我把那束鲜花摆在墓碑前面，再行三鞠躬礼。然后退到一旁。
阳光照耀着依旧是烟尘弥漫的墓地。
扫墓后，大妹安排所有的家人到北投一家温泉旅馆附设的台菜餐厅吃最后的团圆饭。饭前，二妹问我要不要先去泡汤？我想洗洗身上的烟尘味，也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就去了。
浴池是用长条石块砌成的，乳白色的硫磺味的温泉水汩汩地从塑料水管的嘴孔流出来。
我把衣服脱了，先在池外净身，然后把整个身子浸泡在温热的水池当中，于是我就想起了跟老周最后一次相处那天的幸福情景……
我们付了房租，由一名中年女侍带进一间铺着榻榻米的房间。女侍走了。老周把门锁上，随即紧紧地抱住我。我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他那比先前更瘦削的身体。他松开抱着我的腰身的双手，托起我的脸，久久地凝视着，接着就激动地吻着我那已经发热的双唇。我没有拒绝，让他尽情地沉浸在对我的初吻中，终于，我也主动地献上对他的初吻……周遭一片安静，时间仿佛停止了。我终于还是理智地轻轻推开了他。我们先进去泡汤吧！他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不由我开口就牵着我的手，走进里头的浴室。他扭开石头砌成的浴池的水龙头，让温泉水流哗哗地流着。等待水池注满的空档，他又把持不住自己的身体而热情地拥吻着我。我也尽情地回报他的热情。水满了，他把水龙头关紧。浴室又安静下来了。他帮我脱下衣服，让我在浴池边静静坐下来。我感觉得到全身都在发热。他蹲下来，拿着水勺，用调和的温水，一勺一勺地冲淋我的身体，帮我擦背，然后抱我入池。他把自己的身體冲洗干净了，也进入泡汤池，在我身边坐下来。他又抱着我的身体，在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诉说他被诱捕以后的经历……我们从浴池起来，回到房间。他又情不自禁地抱住我拥吻着。然后他稍稍放开我的身体，用双手托着我那发着高热的脸，深情地看着我，认真地问我愿意嫁给他吗？都已经这样了，我羞涩着回答他说，你还问！他又说很想很想跟我完全结合在一起……过去，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严肃稳健的人，这时我才认识到，他还是一个狂飙浪漫，柔情似水而且也有肉体的渴望的情人。我知道他身体难受，我也很想，可为了让理智能够克制像火山一般就要喷发出来的激情，我刻意打断他的热情，笑着安抚他，说等局势稳定以后再来吧！他没再坚持，立刻就让自己恢复平常的冷静状态，然后带着遗憾的语气深情地跟我说他这次是冒着风险跟我见面的；他又轻轻吻了我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然后就转身进去浴室。我看到他不断地用冷水泼在身上……
现在，身体已经老化得不再可能有任何激情的我终于刻骨地体会到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啊！
回京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失眠，脑海里一直浮现青春往事，不去想它也不行。到了七月，刚刚开始缓和的两岸关系又突然跌入谷底。海峡上空布满了无法预测的政治阴霾。我忧心两岸会不会因此再次陷入互不往来的悲剧。我虽然余生不多，可心情也因为想念台湾而更加抑郁了。为了解脱那莫名的忧郁，我于是拿起笔，把我所能想到的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陆陆续续写下来。我希望，它以后能够有机会公开出版，让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一代阅读。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想，书名可以叫做《我的台北恋人》；或者，就简洁一点，叫《台北恋人》吧。
那天，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所谓蛰虫因为雷震惊而出走的日子。
在北京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坐在狭窄的经济舱座椅上，时睡时醒，一路昏昏沉沉。昏睡的时候，我不知怎么老是梦见年轻的老周，一身血淋淋的，在旷野中蹒珊走着，终而倒卧在地。我于是就被这样的恶梦惊醒。醒来以后，又不由自己地继续回想着我和老周相处，或者说共同战斗的点点滴滴……
在香港机场，飞往台北的航班的候机闸口两边青蓝色的长条沙发椅上坐满了旅客。我坐在人群当中等待登机。周遭不时传来带有浓厚台湾腔的普通话或是流利的闽南话的交谈声。也许是突然听到大量陌生又亲切的乡音吧，我忽然有了近乡情怯的心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终于能够返乡探亲了。这不是梦，是现实。只是，我并不知道老周是否依然在世？活得如何？我告诉自己，这次回台，除了给过世多年的爸爸、妈妈上坟扫墓之外，一定要去探寻老周的下落。问题是，我还能见到老周吗？
第一次见到老周，是一个台北惯有的风凉气爽有阳光的秋日下午。下了课，我就走出教室，走向连结两栋教学楼主楼的楼下长廊。那道长长的穿廊是校园的中轴线，从进了校门的第一栋红楼一直延续到底端的最后一栋校舍，既可以起到遮雨防晒的作用，也是各个学生社团张贴壁报的地方，因此被同学们称作民主走廊。因为这样，下了课，我总喜欢往那里跑。我看到它们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多半与校内外的时事有关，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在大陆内战战场上的最新战况，有报道，也有评论。我特别注意戏剧之友社、人间剧社、大家唱歌咏队和台语戏剧社等等文艺性社团张贴的招生启事。我一则一则地仔细看了这些社团的创立宗旨和招生办法。最后，为了重新学好早已忘得差下多的母语，我决定先加入由几个中南部同学刚刚发起成立的闽南话戏剧社，于是就在柔和昏黄的光照下的闽南话戏剧社社团办公室见到了史地科二年级的学长周新华。他的肤色略黑，因为鼻梁上戴着一副圆框黑边近视眼镜而透着书卷气的斯文，体格长得还算不错，约略有一百七十厘米高，也许是因为营养不够，略显瘦削，操着一口带着台湾土腔的普通话，说话的神情憨厚老实。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闽南话戏剧社的社员大多不太会讲普通话；有些人不但完全不会讲普通话，而且连台湾腔的闽南话也不太会讲，只会讲不怎么道地的日语而已。可老周跟其他人不一样，虽然讲得不流利，还是一直用普通话跟我讲话。我问他为什么？他腼腆地笑了笑，说为了尽快跨越语言的障碍，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握各种机会加紧学习普通话。我进一步问他为什么会那么急着想跨越语言的障碍呢？这不该是什么问题吧！他寻思着准确的用词，语气就显得沉稳而缓慢地强调说，日本投降了，我既然已经是中国的国民了，就应该认真把普通话学好。我又问他，进了师院以后，学习上有没有困难？老周一脸无奈，说在师院，他首先要面对的学习障碍还是语言问题。因为学校教授来自大江南北，他们讲的国语也是南腔北调，很难理解。他笑了笑，举例说，有几个老师，只要提到日本，总要骂个两三句日本帝国主义；奇怪的是，同样是日本两字，他们讲出来之后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发音。怎么不同呢？尔本帝国主义、你本帝国主义、实本帝国主义、义本帝国主义。老周一一学着不同老师的腔调，然后感慨地说，结果，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日本是该念成尔本、你本、实本、还是义本？大家都乱掉了。我笑了，同时也替老周的学习感到着急，于是问他要怎么克服呢？起初，面对不同老师的讲课，我可以说完全是鸭子听雷！老周苦笑着说，上课，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在训练耳朵的听力。后来，他就坐到第一排，认真做笔记；不管听得懂听不懂，都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抄录下来。这样，国文老师就注意到他，并且要他的笔记本，带回去看。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已经在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写着红色眉批的笔记本还给他。他看到老师不但帮他改了错别字，凡是遗漏或是写不出来的字，也都替他补上去了。以后，他就准备了两本笔记本，交替使用；一直到能够比较完整地做笔记，老师也认为不必再帮他修改为止。
你能够碰到这样好的老师，也算是福气吧！我被老周的国文老师的教学热情感动了。我觉得，他就好像鲁迅所描写的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老周露出一脸遗憾的表情。我读过几本中日对照的鲁迅作品，可惜还没有读过这篇《藤野先生》。你可以跟我说说《藤野先生》吗？
老周急着想知道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我于是向他讲解了《藤野先生》的内容大概。平常读书，我习惯抄录喜欢的段落、句子。所以，当我讲到藤野先生帮鲁迅校订讲义的段落时，立刻从书包拿出笔记本，翻到抄录原文的那页，逐句逐字念给他听：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四月一日。在和战不定的政治闷局下，南京政府派出和平代表团北上与共产党议和，希望隔江而治。为了贯彻真正的和平，代表团搭机启程之时，南京各大专院校近万名学生齐集总统府门前，举行一场坚决反对内战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然而，和谈代表们的座机刚刚降落北平机场，南京的空气中却已经弥漫着冲天的血腥气味；学生要求和平的游行被镇压，游行队伍经过的柏油路面上，到处是遗落的鞋子及湿漉漉的猩红鲜血……
四月五日。南京的血腥气跨越海峡飘到台北了。一大早，T大和师院两校都突然贴出“清明节放假一天”的临时公告。于是，本省同学大多回家扫墓，住校的外省同学也几乎都外出游玩去了。我已经答应老周晚上要去他二哥家吃润饼，就待在寝室看书，一直到天就要黑了的傍晚时分才出门。我依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师院男生宿舍。也许是住宿的同学大多外出，还没有回来吧，平常在这个时候非常热闹的宿舍静得有点异样。我在门口等了老半天，向来守时的老周却迟迟没有出现。他是不是出事了？我感到纳闷地担心着，于是请托一个刚从外头回来要进宿舍的男同学帮我问问。不久，那名男同学出来了。他告诉我，老周的室友说他刚刚才跟南部上来的亲戚出去了。我想，今天是清明节，南部上来的亲戚找他，一定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吧！我不疑有它，就要赶回T大校本部。我刚刚转身，一个骑着脚踏车的男同学迎面冲来，几乎要撞上我了才紧急刹车；他没跟我道歉就急匆匆地跑进宿舍。我直觉认定发生什么事了，就想要打探究竟。天黑了，宿舍的同学陆续从外头回来了。我又托一个同学帮我找庄胜雄。不久，李松林出来了。他告诉我，刚刚住公园路宿舍的T大同学来报信，说老周被秘密逮捕又脱逃了。是嗎？我一时之间难以置信。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治会的干部个个气得不得了！李松林继续说，老庄要你进去，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于是跟着他进入宿舍大厅。庄胜雄和几个自治会干部正在讨论当面的情势并商议后续的对策。我坐下来，专注地旁听。我就纳闷，清明节向来不放假，今年怎么就突然放假了？老庄冷静分析。现在情况清楚了，这是警备总司令部镇压的预谋；它摸清我们一放假就在宿舍待不住的习惯，一面让学校放假，一面在学校周围张布罗网，针对他们要抓的对象个别地秘密逮捕：这样，其他同学既无从打听失踪同学的消息，也就营救无门，更没有理由展开罢课游行的抗议行动了。要不是老周机警脱逃，破坏了他们秘密逮捕、各个击破的预谋，我们恐怕就要一个接一个地突然失踪了。老庄又忧心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镇压行动，恐怕不可避免了。怕什么！李松林慷慨激昂说，明天，我们就上街，游行！抗议！对！群情激愤地附和着，游行抗议！老庄保持冷静，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把老周接回来再说吧！随即安排三十位自愿的同学，各骑一辆脚踏车，前往公园路T大宿舍。当他们回来时，T大三十位同学也各骑一辆脚踏车加入。老周就由大队人马一路护送，浩浩荡荡地回到师院男生宿舍。自治会立即在宿舍大饭厅召开紧急说明会。老周披垂着蓬松的头发，手腕上还扣着一副亮堂堂的手铐，报告了他被诱捕和脱险的经过：
自治会干部积极筹划第二天罢课游行的具体事宜。为了壮大声势，同时安排几名同学去通知各校联络人。可是他们刚刚走出宿舍门口，立刻就有一群便衣特务上前阻挡。他们突破不了封锁，只好退回饭厅。老庄又增派几名平时就组织起来的纠察队员，手挽着手，一起往前冲，还是被挡了回来。他想改用电话通知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宿舍已经被重重包围了。老庄认为，镇压一定会在深夜到天亮之间展开，同学们要设法在黑暗中突围。他同时组织了巡逻队，守夜站岗；每班十人，一次一小时，以暗号轮流交接。他又特别交代：只要发现任何状况，立刻敲脸盆示警，所有同学听到示警声就立刻起来战斗。夜更深了。大多数同学就在犹疑不定的心情中上床睡觉了。宿舍浸透着一股看不见的恐怖。午夜过后，天空下起了大雨。突然，一阵又一阵急促而激动的脸盆敲击声夹杂着雨声响彻静寂的暗夜，也惊醒了已经进入梦乡的同学们。大家纷纷披衣起来。路灯照耀下的宿舍外头，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两手端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成队地向南舍逼近。所有同学随即神色严肃而紧张地到餐厅集中。探照灯立即穿透餐厅四面的玻璃窗远远地照射进来。我们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了。老庄立即指挥纠察队员到周围放哨。军队越逼越近了。军队前面又出现了穿黑制服的警察、佩带短枪的宪兵与穿便衣的特务，黑压压一大片、一大堆。自治会的干部们紧急讨论后决定由纠察队防守餐厅与南舍，其他同学转移北舍，同时也把餐厅的所有碗筷搬过去，准备在必要时拿来丢掷。不久，餐厅与南舍先后失守，纠察队也撤退到北舍楼下了。光靠纠察队防守，力量不够，撑不了多久；老庄当机立断，要全体同学统统撤到二楼，依仗楼梯，一起投入战斗。我们随即在老庄的指挥下迅速把所有的课桌椅搬到楼梯口，堆叠重重阻挡的防御工事。双方就这样暂时对峙着。在对峙中，外头的军警递进来一份警备总司令部以周新华、庄胜雄等几名自治会干部为首的黑名单；同时在外头大声喊话，说只要把名单上的人交出去，其他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同学们决定抗争到底，于是和军警继续对峙，互相喊话。他们喊说只要把人交出来就没事了！我们就回应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志们辛苦了，回家吧！保障人权，反对特务抓人！……然后我们开始唱《团结就是力量》来激励士气。在歌声中，师院代理院长也奉命来到现场了。他先后两次上楼劝我们交出黑名单上的同学。但是他不但得不到依从还遭到严厉批判，只能摇摇头，自我解嘲说：我今天还不如一条狗！然后狼狈不堪地和陪同的训导人员离开。时间又在对峙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天色逐渐由暗黑转为鱼肚白。宿舍外头的马路上静悄悄的，只见一辆挂着天线的军车来来回回移动指挥。老庄知道军警就要动手抓人了，于是又带领我们开始唱歌：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天光全亮了。一名沉不住气的带队排长突然对空开了一枪。枪声立刻把僵持的情势升高了。军警开始搬动堵在楼梯口的桌椅，并以十几个人为先锋，硬冲上楼。为了自保，我们纷纷拿起碗筷、椅子，用力砸下去，到后来，连墨水瓶、砚台等文具都派上用场了。他们用楼下寝室的棉被当盾牌，再次硬冲。我们能丢的东西都丢完了。军警攻破防线，冲上来。我们只能向两边的寝室退避。他们手持警棍，见了学生就打，然后一个一个抓起来，像粽子一样绑成一串押走…… 他的叙述告一段落了。我问他：你怎么没被捕？他一点也不闪躲，坦然回答：我反抗到最后，知道终究难免被捕，就退到靠楼道底端的一间寝室，在床铺底下躲起来。我没有再追问他个人的问题，转而问他庄胜雄和李松林呢？是不是也被捕了？老庄和李松林带头抵抗，最后也退到靠楼道底端的那间寝室。他向我描述了从床铺底下的视角所看到和听到的现场实况。他们先把房门关起来，随即打破寝室的天花板，想要躲到天花板上；身手矫健的老庄，借着李松林的双肩支撑，双手一撑，扶住木杆，再做一个引体向上的单杠动作，顺利地上了天花板；但是，因为个头较大，又从天花板掉了下来。就在这时，几名宪警冲破房门，进入寝室，随手用木棍朝兩人身上一阵胡乱敲击；鲜血滴落地面，很快就滩成一大片了。军警一边叫骂一边把他们两人反剪双手捆绑起来，强拖下楼……
周新华呢？我又抱着有所期待的心情焦急着改口问他，也被捕了吗？
他说：下落不明。
我终于等到老周的讯息了。他辗转通过一个师院同学向我转达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那天下午，我搭乘淡水线火车，依约在五点左右来到北投车站。天色将暗。我在出口处张望徘徊却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几分钟过去了。我担心他会不会又出事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身后有股熟悉的年轻男子的气息逼近。我猛然回头，于是就看见老周对着我傻笑的脸。他说那里说话不方便，随即拉着我的手，沿着一条冒着热气的小溪圳旁的小路蜿蜒前进，来到一家外观简朴的日式平房的温泉旅馆。他向我详细诉说了他在大逮捕以后逃离宿舍的经过：
那天晚上，我在老庄的安排下先是住到宿舍一楼的寝室。到了半夜，宿舍被包围了，我还是待在里头静观事情的发展；后来，那些宪警冲进宿舍，我又在其他同学的掩护下悄悄来到食堂，躲到厨房的天花板与屋顶之间的夹层。大逮捕之后，我像松鼠那般警觉地观察着下头的动静。入夜以后，两层楼的建筑，像是鬼屋一般阴森冷清；春风透过破裂的玻璃窗吹进空荡荡的走廊，不时发出像是哭泣的呜呜哀鸣声。就这样，两天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些宪警是不是撤离了？虽然没喝水，没吃东西，还是坚持不现身；其实，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下去了，眼看着只好出来投降时，忽然听到有人打扫的声音。一名年轻的厨师走进来了。他看到乱七八糟散置一地的碗盘碎片，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然后动手收拾。我想探头看清楚情况，就稍稍伸展了一下有点酸麻的脚。他听到天花板上传来异样的声响就一边扫地一边随口骂道：这些老鼠，人抓走了，就那么嚣张！然后他又本能地抬头，看看天花板。他应该是发现天花板的木板是松动的，就搬来长条椅子，站在上面，顶开那块松动的天花板，探头查看。就这样，他惊见躲藏在里头的我了。他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语气温和地对我说：下来吧！你总不能一直躲在里头吧！没得吃，又没水喝，能撑多久？我不得不现身了。我双手抓住圆木横梁，吃力地把身体吊了下来，落到地面。我认得你。他看着蓬头垢面，衣服上布满灰尘和蜘蛛丝，一身脏兮兮的我。你就是警总点名要抓的自治会主席周新华吧！他又带着赞许的语气说，他们几乎搜遍了整栋宿舍，就是没能抓到你这个头号要犯。我冷静地看着他，没有答话，心里盘算着如何应付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局面：虽然已经饿得没多大气力了，可是如果他想要出去举报，我还是会拼命阻止的。你放心吧！他显然从我的神色看出我内心的想法了。我不会出卖你的，要那样，就不会叫你下来了。我还是保持警戒静静地看着他。我看你饿得站都站不稳了，还是先弄点东西吃吧！他笑了笑，然后去找吃的东西。我警觉地紧跟在后。他在橱柜里找到一个发硬的馒头，闻了闻味道，说应该没有坏掉，把它递给我先充充饥，就去给我倒水。我终于解除心里的警戒，放心地小口嚼着馒头。我向他说谢后问他为什么不去密报？他又笑了，说他虽然书读得不多，可也知道做人的道理。人活着，总要有是非对错吧！他停了一下，又说，他觉得我躲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跟他离开宿舍，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躲一躲。我质疑说外头不是还有军警警戒吗？他要怎么带我出去？他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只是走上前来，拿下我的眼镜，弄乱我的头发，然后又拿了一件挂在墙上的工作服，披在我的身上，打扮成厨房工人。我于是提着一个菜篮子，在他的掩护下，大大方方地走出还在警戒中的宿舍大门……
老周同时也向我透露，说他已经跟台湾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这次与我见面之后，组织就要安排他转移到台北近郊的某个山区据点。我因为他不必再孤军奋战而替他高兴。他又说，他已经向组织报告，说要带我一起上山：组织说，只要我愿意，当然可以。他强调，这次与我见面，主要就是要来带我上山。我一时感到为难，稍稍迟疑了一会才跟他说，我很愿意跟他上山，但总得先回家一趟。他也认为应该这样。我们于是约定三天后的下午五点仍然在北投车站会面，然后就分手了……
三天后的下午五点，我准时到达北投车站。可我没看到老周的身影。我在出口处等了五分钟，他还没有现身。我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看到他的人影。我知道，老周不会来了，他一定出了什么事！我只好落寞地离开车站，回宿舍去。接下来的几天，我想方设法要跟老周联系，可已经找不到那个原先替我们传话的同学了。我跟老周彻底失联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单，无助。我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只好搭乘开往上海的民生轮，逃离台湾。当船启航之后，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港口，到后来，就只看到一片迷迷茫茫的远方，连那青色的山脉都了望不到了。
老周的二哥就住在离大妹家不远处，穿越几条巷子就到了。当我走上那栋老旧公寓的二楼时，他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下午三点钟的阳光透过楼梯间的小窗口照在他那略黄而多皱纹的脸上。我试着要从他的脸容辨识五十年前的老周的容貌，可我再怎么努力，却是徒劳。他是个老实木讷的人，不主动说话。可我每提一个问题，他都会就他所知，率直详尽地说给我听。我们从那天晚上我没有吃到的清明的润饼谈起。他仿佛又回到五十年前的情境中了。他说： 第二天，我看了报纸才知道阿华仔出事了！我和梅子就四处探听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任何消息。后来，风声也渐渐平息了。就在我们以为他可能凶多吉少的时候，师院宿舍一个年轻的厨师却在半夜偷偷来带我们到一个师院教授的家，见到了已经瘦下来的阿华仔。他开口就问我南部母亲知不知道他出事的消息？我告诉他，我们没敢让母亲知道。他就说这样好！又交代我，以后不管他的下场如何，能够不让母亲知道就尽量不要让她知道。听他这样说，我就觉得他对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了。我还是试着问他事情有那么严重吗？他也没回答我，只是一派轻松调皮地告诉我们他被捕和脱险的经过。我们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述又关切地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就一脸无奈地說只能躲起来了。我又忧心地问他要躲去哪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会主动跟我联系。我看他不愿意多说什么，也就不再多问。
第二年夏天，他又托了一个朋友跟我联系，约我下班后到莺歌鸢山脚下会面，同时要我给他带一些综合维他命和药品。我劝他，要不就设法逃到大陆或是日本。他摇头。那时，梅子正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阿华仔看着她挺着的大肚子就问：二嫂什么时候要生？不等我们回答，他又急切地说：生的时候，母亲如果上来照顾，你们设法把她留久一点；我会想办法出来和母亲见面。但是，我却没再见到阿华仔了……
那年冬天，有一天，阿华仔的同学李松林突然来找我。他说，他要去山上找阿华仔，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在我的印象中，李松林好像是南部客家人，以前常跟阿华仔到我的宿舍讨论事情；有时候，聊太晚了，就留下来过夜。但是，自从阿华仔被通缉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知道，他和阿华仔走一样的路。他虽然没说，我也猜想得到，他一定也是不能不逃亡了吧！我于是要他跟阿华仔讲，说我只希望他好好保重，不久以后可以平安出来。他临走时，梅子从房间拿了一件毛衣出来，说山里头冷，拜托他交给阿华仔。后来，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找到阿华仔。
后来，又有一个叫做庄胜雄的同学来找我。这个庄胜雄也来过我家，我认得他。他向我透露，说他和阿华仔一起在苗栗山区，帮人割香茅草，换饭吃。阿华仔要他转告我，他人很平安，要我放心。庄胜雄也老实告诉我，再跑下去，恐怕也跑不了多久了。他说他会努力说服阿华仔。他要离开的时候，我太太又托他带一件雨衣给阿华仔……
虽然我并没有被整顿后的师院开除，可是也已经不想再回学校上课了，于是就在一位同学的安排下，来到三峡进去的十三份。老周比我更早来到这个物质生活非常困苦的山村。在那里，我们一面从事劳动生产，一面展开集体学习。后来，外头的形势愈来愈紧张，上山的人就愈来愈多了。到了第二年年初，我们得到一个情报：领导人被捕，整个组织系统遭到破坏。以原台南某农校校长老洪为中心的流亡同志们于是重建了领导小组，重整组织。然而，在重整过程中，老周与老洪却在认识上产生严重的分歧，而且冲突愈来愈严重。老洪认为老周不服领导，于是开始整风。他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针对他和老周的矛盾，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具体分析了一般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然后写了一篇《向偏向作斗争》，作为内部整风的中心材料。整风以后，老周仍归老洪单线领导。可是，他们的分歧始终没有化解，冲突不断。后来，十三份周遭的据点陆续被破坏，老洪决定转移苗栗山区，却独独没有把老周带走。老周就跟组织失联了，只能靠着当地农民廖蕃薯的关系，继续在周遭山林游走。后来，重整的临时领导机构被破坏，老洪等人先后被捕，自新。我虽然幸免被捕，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飘向何方。再后来，我又通过廖蕃薯，重新联系上老周。我把苗栗山区的情况向他汇报了。我们随即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老周认为，十三份周遭的山区其实早就待不下去了，先前是因为领导机构转移了，所以还存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现在形势变了，当局肃清我们残余组织的力道势必加强；因此他决定转移到刚刚被破坏的临时领导机构所在的苗栗山区。我质疑说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古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又说灯下黑，最重要的猎物都抓走了，那里的警戒肯定已经松懈了。我想想也对，而且那里本来就是通过廖蕃薯的同年兵罗阿堂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我也还有一些群众关系，至少还有生存空间。我们于是又转移到苗栗的十六份山区。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罗阿堂的协助下站稳了。老周就要我去了解庄胜雄的情况。以老庄过去在学运所建立的功业，老周说，肯定逃脱不了这波白色恐怖的再整肃吧！他又交代我说，如果老庄愿意，就把他带来这里。我随即遵照老周的指示潜回南部，见到了老庄，也传达了老周的意思。可是，在回十六份的路上，我却在苗栗车站被捕了。在苗栗调查站，他们要我交代老周的行踪；我说不知道，就上刑。经历了严酷的刑讯之后，二十出头的我，身体已经扛不住了。我还年轻，家里又有父母亲在，我不想就这样牺牲，当烈士。经过内心天人交战的煎熬之后，我答应跟他们合作，同意转向，公开宣布自新。然后，我就带着军警特组成的联合肃残小组，每天在山区搜寻老周。我不但没有把老周确切的行踪交出去，而且刻意把他们带到老周没有群众关系的山区，转来转去。所以，老周始终没有因为我的自新而暴露行踪。至于老庄有没有去找老周？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能找到庄胜雄，关于老周最后的下落也许就会有清楚的答案了。问题是谁能找到老庄呢？李松林说，几年前，他听一个以前师院的同学说，老庄因为后来去办了自首，抑郁苦闷，借酒浇愁；大约十年前，得肝癌病逝了。事情果真这样，我对老周最后下落的追寻，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可就在我的探亲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三天，我又突然接到李松林的电话；说是他辗转打听到老庄的下落了，他也愿意见我一面。
第二天一早，我就搭了早班的火车南下苗栗，与李松林会合后坐上计程车，前往那个叫做十六份的山村，终于在开满白色桐花的树林里头的一栋小木屋，见到了过着他那寂寥而充满遗憾的隐居日子的庄胜雄。我们在屋前空地晒着穿过树林的春天阳光聊着青春往事。通过老庄的叙述，我终于得知了老周的最后下场：
上个星期，大概就是你下山后过两天吧，老周在罗阿堂家屋后一座废弃的炭窑过夜。因为村民的密报检举吧，到了半夜，罗家四周就被包围了。结果，为了掩护老周，罗阿堂三兄弟都被抓了；只有老周侥幸脱逃。从此以后，我就带着他在附近山区四处流动，露宿野外。那天晚上，因为已经连续几天没怎么吃也没睡好了，我就带他到一个可靠的林姓农民家吃饭，然后在屋后的柴房过夜。睡到半夜，我们突然被一阵凄厉的狗叫声惊醒。月亮时隐时现。我们爬到窗口下，蹲伏着，借着微明的月光，探查外头的情况。没多久，林姓农民慌张地跑进来，说家里四周已经被包围了，怎么办？老周镇定地安抚他，说别慌，先看看再说。我很快勘查了周遭的情况，然后向老周建议，说外头那么暗，我们赶紧从屋后跑到山里去，也许还可以走得脱。就在这时，我们听到外头那些躲在暗黑的树林里的军警开始高声喊话：周新华，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抵抗了，赶快出来自首。老周看了看林姓农民，又看了看我，随即果断地说：他们要抓的是我，不是你们。他要我趁着月亮躲在云层后头的时候赶快从后门逃出去。屋后的地形比较复杂，可作隐蔽；老周說，我再跟他们坚持一段时间。要走就一起走。我反对他的意见。你现在不逃，老周着急地再劝我，天亮以后，就没有希望了。老周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我怎么反对，还是坚持照他的办法去做。我无可奈何，只好趁着月亮被乌云遮住的瞬间，摸黑逃到屋后的竹林里。没多久，月亮又露脸了。我站在一块可以清楚俯瞰林家农舍的巨大的石头上，远远地看到老周从柴房走了出来，从容地走到晒谷场中央，然后突然弯下腰来，不知要捡什么东西？就在这时，那些躲在暗处的军警大概是以为老周要拔枪吧，立刻朝着他，一齐胡乱放枪。老周就倒下去了…… 四月五日，清明节。
从惊蛰到清明，我回台湾已经一个月了。一大早，我就前往阳明山公墓给未曾对他们尽过孝道的父母亲扫墓。墓地挤满了扫墓的民众。通往墓葬区的狭窄的道路堵着长长的车阵。我们在一片凌乱的坟地里找到了父母亲合葬的墓冢。耳边不时传来燃放的鞭炮声。空气里飘浮着刺鼻的燃烧杂草和冥纸的烟味。山下，一栋栋沭浴在烟尘中的大楼，迷离模糊，犹如海市蜃楼。我们三姐妹终于和过世的父母亲团圆了。遗憾的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哥早在两岸重新来往之前病逝北京了。一家人，终究无法在故乡团圆。几个外甥把墓地的杂草清除干净了。我拿着一束白菊花向父母亲行三鞠躬礼，久久默悼，眼泪不觉流了出来。我把那束鲜花摆在墓碑前面，再行三鞠躬礼。然后退到一旁。
阳光照耀着依旧是烟尘弥漫的墓地。
扫墓后，大妹安排所有的家人到北投一家温泉旅馆附设的台菜餐厅吃最后的团圆饭。饭前，二妹问我要不要先去泡汤？我想洗洗身上的烟尘味，也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就去了。
浴池是用长条石块砌成的，乳白色的硫磺味的温泉水汩汩地从塑料水管的嘴孔流出来。
我把衣服脱了，先在池外净身，然后把整个身子浸泡在温热的水池当中，于是我就想起了跟老周最后一次相处那天的幸福情景……
我们付了房租，由一名中年女侍带进一间铺着榻榻米的房间。女侍走了。老周把门锁上，随即紧紧地抱住我。我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他那比先前更瘦削的身体。他松开抱着我的腰身的双手，托起我的脸，久久地凝视着，接着就激动地吻着我那已经发热的双唇。我没有拒绝，让他尽情地沉浸在对我的初吻中，终于，我也主动地献上对他的初吻……周遭一片安静，时间仿佛停止了。我终于还是理智地轻轻推开了他。我们先进去泡汤吧！他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不由我开口就牵着我的手，走进里头的浴室。他扭开石头砌成的浴池的水龙头，让温泉水流哗哗地流着。等待水池注满的空档，他又把持不住自己的身体而热情地拥吻着我。我也尽情地回报他的热情。水满了，他把水龙头关紧。浴室又安静下来了。他帮我脱下衣服，让我在浴池边静静坐下来。我感觉得到全身都在发热。他蹲下来，拿着水勺，用调和的温水，一勺一勺地冲淋我的身体，帮我擦背，然后抱我入池。他把自己的身體冲洗干净了，也进入泡汤池，在我身边坐下来。他又抱着我的身体，在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诉说他被诱捕以后的经历……我们从浴池起来，回到房间。他又情不自禁地抱住我拥吻着。然后他稍稍放开我的身体，用双手托着我那发着高热的脸，深情地看着我，认真地问我愿意嫁给他吗？都已经这样了，我羞涩着回答他说，你还问！他又说很想很想跟我完全结合在一起……过去，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严肃稳健的人，这时我才认识到，他还是一个狂飙浪漫，柔情似水而且也有肉体的渴望的情人。我知道他身体难受，我也很想，可为了让理智能够克制像火山一般就要喷发出来的激情，我刻意打断他的热情，笑着安抚他，说等局势稳定以后再来吧！他没再坚持，立刻就让自己恢复平常的冷静状态，然后带着遗憾的语气深情地跟我说他这次是冒着风险跟我见面的；他又轻轻吻了我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然后就转身进去浴室。我看到他不断地用冷水泼在身上……
现在，身体已经老化得不再可能有任何激情的我终于刻骨地体会到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啊！
回京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失眠，脑海里一直浮现青春往事，不去想它也不行。到了七月，刚刚开始缓和的两岸关系又突然跌入谷底。海峡上空布满了无法预测的政治阴霾。我忧心两岸会不会因此再次陷入互不往来的悲剧。我虽然余生不多，可心情也因为想念台湾而更加抑郁了。为了解脱那莫名的忧郁，我于是拿起笔，把我所能想到的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陆陆续续写下来。我希望，它以后能够有机会公开出版，让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一代阅读。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想，书名可以叫做《我的台北恋人》；或者，就简洁一点，叫《台北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