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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教科书是一种载体，它所宣讲的世界观，从本质上讲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与辩护[1]。相比于历史教科书和品德教科书而言，语文教科书更多地呈现出了语文这一学科的工具属性和文学属性，其意识形态属性则隐含其中，通过一篇篇优美的文本将主流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塑造出独特的文化和理想的国民。因此，初中语文教科书要选择谁的文章，选择该作者的哪些文章，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倾向，反映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编辑的编辑旨趣。就是说，对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关注和讨论，等于又回到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主题的原初。
本文选取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科书（2006年第2版，以下简称“人教版”）和香港启思版中学语文教科书（2005年第2版，以下简称“启思版”）作为比较的文本，这两个版本距当今时代比较近，理念较为先进，现在仍在使用。通过对大陆和香港地区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比较分析，探索文本背后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相互借鉴异域的教科书编写经验、改进语文教科书的编辑等都一定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数据统计法、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挖掘存在于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三、结果与分析
1.作者所处时代的比较
人们创造出的文学作品，光辉灿烂，是人类的共有财富。学习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汲取營养，升华人的灵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进入教科书。编选语文教科书，选择哪些作者，就面临着“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问题。
表1 人教版和启思版选文作者所处时代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编选教科书的选文作者的大致趋势表现出了一致性，呈现出两个极端，关注当代作者的作品，比例都超过50%；关注古代作者的作品，约占到全部选文作者的三分之一；人教版和启思版多多少少、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近代史上的作者群体，启思版只占到了可怜的2.4%；尤其是更关注当代作者的作品。不同的是，启思版的语文教科书的当代作者所占全部作者的比例高出人教版的近20个百分点，达到全部选文作者的四分之三，但是其古代和近代作者的比例均低于人教版。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创造出各领风骚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体裁丰富，主题较为广阔，这是人类文学的共同宝库。语文教科书既然生于这片热土，也必然会选择广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学瑰宝编入教科书，使下一代的学生熟知。因此，人教版和启思版不约而同地注重古代作者的作品。但是，我们毕竟生活于当下，以学生未来发展为基点，了解现代社会、了解当下社会的特点和文学便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教科书更关注当下的时代和社会，使得现代选文作者的作品比例较高。
香港和大陆虽同属中华文化，但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历史上受过殖民，是一个国际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割裂不了其和传统中国的关系，毕竟书写的是汉字，说的是粤语，同根同种，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更关注现当代作者。虽然大陆地区也关注现当代作者的作品，但是启思版比人教版高出近1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代社会和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别。
2.作者国籍的比较
语文教科书编选作者的文学作品，必然以本民族作者的作品为首要选择，这其中固然有有情感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在于本民族作者的自我书写，可以引起很高的认同感，具有向心力的作用。
表2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国籍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都关注大陆和古代中国作者的作品，但是启思版的比例略低于人教版，二者之间的差距约有9个百分点，说明编者本身对中华民族的作者的判断和取舍基本是一致的。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与启思版相比，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对于不同国家的作者的作品有选入，尤其是对法国、俄罗斯、英国、丹麦等国家的作者极为关注；而启思版的着眼点在于中国、台湾和香港本土，选文作者的比例分别达到24%、16%、23.2%，国外的作家，仅仅略微涉及美国、日本、俄罗斯，但是比例少得可怜。这与平日人们心目中的香港国际化社会的形象形成较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启思版语文教科书对台湾作者的重视程度达到16%，远超过人教版的5.3%，说明香港和台湾之间的认同要更多一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香港具有和台湾的相似的社会制度和身份认同。殖民地身份是香港摆脱不掉的梦魇，即使在回归大陆之后，虽然政治上归属大陆，但是部分民众一直没有完成“去殖民地化”的身份建构，心理上“一直没有实现这一身份属性的文化心理转变”[2]。在国际上，与香港有相似经历的，且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只有台湾，他们属于找不到根的“亚细亚的孤儿”。因此，启思版注重台湾作者的作品，即和台湾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选取的作品相对多一些。这种孤儿心态导致虽然生存于国际化的社会中，其文化的视野却是狭隘的，所以启思版更多关注重视本土作者和台湾作者。
其次，大陆关注不同国家的作者。在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大陆地区的合法政权；1972年以后，台湾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也为大陆所取代。大陆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重大的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成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功不可没。因此，除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文学作品外，还重视对第三世界作者的宣扬。象泰戈尔、纪伯伦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作品也被选入教科书。虽然数量不多，比例不高，但是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和倾向。
3.作者性别的比较
表3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性别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的语文教科书中的男性作者多于女性作者，表现出明显的男性话语和父系文化传统[3]，这几乎是所有语文教科书的通例。其中人教版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的比例约为9：1，启思版的男女作者的比例约为7：2，说明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反映出的男女作者认识的差异更大。不同的是，启思版语文教科书中的女性作者的比例远高于人教版，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到9%，说明大陆和香港的语文教科书编辑者对于男女作者的价值观的认识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香港地区对女性作者的认同度高于大陆地区。 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上男性作家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作家的比例，是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在古代社会，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承主要靠男性承担，因此，作家主要是男性。即使有个别女性作家，也是凤毛麟角。社会演进至今，男女之间地位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女性作家的比例也逐渐增多，但是总体而言，作家群之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因而在选文时，男性作者的可选择性大。其次，城市和女性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和相似性，“醒来的女性能够从忙乱的琐屑的家庭保姆般的繁重劳动中脱身，接受教育，投笔从戎，乃至进人工厂、商界、政界并有一大批女性从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思想感悟中提炼有价值的部分形成文学作品[4]”。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女性写作群体的比例也比较较高，因而选入教科书的女性作者的文章比例也相对比较高。
4.作者身份的比较
一般而言，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但是亦有部分选文例外，其作者的身份或是政治家，或是教师，应该说作品的质量是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标准。
表4 人教版与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身份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啟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呈现出的“文选”型特点，即选择权威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作家和编辑的作品。两个版本的选文作者的主体均是作家，比例较为接近，显示出选择理念的一致性。不同的是，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选取了当代较有影响的科普作家或者科学家的作品，这一比例达到12.2%，远高于启思版的4.8%。此外，启思版语文教科书更具平民化的色彩，凡是符合其编写理念的文章均可入选，并不以作者的名望和地位为依据。如选择了7位中学教师的作品，还有一篇是民国期间高二学生的作文，还有2篇选文，其作者的名字不详，直接转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在大陆，官方和民间对于文治武功较高的政治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选择了毛泽东主席和里根总统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是两篇新闻稿，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新闻稿的特点；里根总统的作品是哀悼航天飞机的失事，呼吁人们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启思版则没有政治人物的作品，尽管说不能因为是政治家，他的作品就绝然不能选入教科书，但是对政治人物的作品的选择与否，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在编选理念上的更深层次的差异。
其次，大陆和香港对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关注点不同。香港地区语文教科书的平民化色彩浓一些，更多关注小人物叙事。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更多的时候关注精英人物的作品，因为精英人物的作品语言的运用更为纯熟，技巧的变换更为灵巧。其实，语文教科书选谁的作品，不选谁的作品，总是基于教科书编辑者的立场和知识背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作品能培养学生的真挚的情感，没有无病呻吟，没有虚情假意，没有主题先行，没有牵强附会，能够教学生以写作，教学生以做人，那么这个作品就可以入选教科书。
5.选文作者出现频次的比较
人类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所写作的作品数量很多，入选教科书的频次越高，说明该作家的作品在社会上愈受重视，说明该作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高。因此，语文教科书中，作者入选的频次基本上能代表该作者的文学地位和名望。
表5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入选频次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对于部分杰出的作者都给了充分的关注，鲁迅，罗贯中，苏轼，陶渊明，朱自清在两个版本之中的入选比例都比较高。罗贯中、苏轼和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高峰人物，作品广为流传，人教版和启思版都编选他们的文章，反映包括编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作者的认同。而鲁迅和朱自清是现代人物，也呈现较高的入选比例，说明其文学地位得到了公认。不同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编选了8篇鲁迅的文章，这是任何其他作者都没有的待遇，相比而言，启思版还是给予了相对温和而又平等地对待，编选2篇，与其他高频入选作者等同。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区域的隔阂及影响，如香港教科书不大可能会选择毛泽东的作品；因文化认同的原因，也不大可能会选择汪曾祺的作品；因评价上的差异的原因，金庸的作品也不大可能会选入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就是说，基于立场不同，两地会出现对某些作者或选择、或者排斥的不同处理结果。
其次，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立场上较为进步的作家的作品才能被编选入教科书。进步作家的特点即是强调政治上正确，主题要关注平民，关注基层劳动者，否则则视之为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比如，历史上颇为著名的“花间词”一类的词要么不选，要么安排在自读；胡适的文章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不会被收入教科书，这背后，都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启思版语文教科书，侧重城市生活，构建城市意识，所以萧乾、丰子恺等的追求闲适的作品容易受到欢迎。可以说作者入选频次背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也是该作者的文章会否被选入教科书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一）人教版和启思版教科书的相同之处
1.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立足中国传统文学作者
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的编纂一直掌控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手中，该机构具有官方的性质，代表了大陆地区的主要政治声音，但是文学本身超越于政治的藩篱，刨除阶级主义的观点，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采撷了中国文学的众多经典之作，基本上能反映文学的大势。香港局促一隅，兼之以历史的因素，怀有期期艾艾的心理，在所难免，然而把香港放入大陆这个大背景下，梳理一下，仍然能发现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择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和大陆地区的作家的作品占据了语文教科书的巨大比例。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是作为使用方块字的为载体的教科书，自然不能忽视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
2.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具有开放性眼光
决定教科书气度的重要因素在于格局，格局大，气势就大，所编纂的教科书的呈现的景象就广阔；反之，就狭小。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在努力的开眼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因为地域的限制，导致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大陆地区以正统自居，结交各类国家和地区，因此更能看到一个广袤而又完全的世界，所以在教科书的编纂中，自能广博采择不同国家的作者的作品，使语文教科书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夺目光彩。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独特的历史经历，交织的文化差异，塑造出香港这个经济繁荣的经济体，一定程度上形成香港的自恋。虽然它也在努力的开眼看世界，可是看到的却是眼前的一片土地。但是毫无疑问，两版本的语文教科书还是努力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精神。
3.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关注现当代作家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选用了大量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题材涵盖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一些科普作家的小品文章也是编者青睐的选择源。无论是说理，还是叙事，都离学生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很近，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真切的理解这个时代，符合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此外，古诗词学得再多，也不会再像古人一样作诗作词，文言文学的再好，也不会再用“之乎者也”去做文章。现代意义上的作品，现代意义上的作家是和时代同呼吸的，能真正的把学生培养成现代意义的人。
（二）人教版和启思版的不同
1.人教版积极和政治靠拢，启思版则和政治保持距离
大陆自1949年以后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正确的意识，宣扬马克思主义观，因此，语文教科书深深地打上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文学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治性的赤裸裸展示，但是偶尔的仍然会露出端倪。香港渗透的是殖民主义的味道，加之以資本主义的信念，对共产主义持敌视的态度，可是囿于和大陆的特殊政治体制，只能保持和政治的一定距离，尽量不触摸那根红线，所以，浏览香港启思版教科书，能够嗅到剥离政治之后的文学属性。
2.人教版强调传统和抗争意识，启思版注重城市文化
大陆地区直到现在，仍然属于传统气息深厚的国家，转向现代化的道路艰难而曲折。反映在教科书中，呈现出两种人文价值取向，一是苦难，一是对农民阶级的颂扬。所谓苦难是自1840年以来，已经深入骨髓的落后挨打的屈辱意识，伴随着屈辱意识的是苦难和抗争的苦痛经历。所谓对农民阶级的颂扬，更确切的说是对劳工的颂扬。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作者的作品都有被选入教科书的可能。反观香港，经历了经济腾飞的时代，属于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地区，属于城市文化。反映在教科书中，呈现出城市化倾向。即使有农村的叙述，也是充满了田园诗般的诗情画意，刻画出闲情逸致的温情。这是二者的绝然不同之处。
3.人教版呈现出权威化，启思版呈现出平民化
受政治影响越多，教科书的编写者在编纂时，向政治的靠拢就越紧密。为保证不出现原则上的重大失误，选取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取权威作家的作品，总是比较牢靠一些。因此，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对于作家、政治家等作品的关注就多一些。而语文教科书的平民化色彩，就是打碎政治人物的神话，或者拒绝选择政治人物的作品，尤其是跟现代有极大关系的作品，转而寻求文学性很高，但是身分并不那么显著的作者的作品。归根结底，这一区别还是在于政治取向的差异。
注释：
[1]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已有部分研究，罗小梅的《内地与香港的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以内地人教版、香港启思版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13硕士论文）比较了两本版本的编排理念和课程目标的差异，分析了语文阅读系统的不同，并借鉴香港启思版的优秀成分，补充内地语文教材编写之不足。白林倩的《大陆香港两地初中语文教材之比较研究——以大陆人教版和香港启思版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13硕士论文）具有与罗文相似的结构与大致观点。杨丽的《香港启思版与内地人教版教材之比较研究》（200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从课标、教材编写结构、教学内容等角度与以比较，互相吸收优秀成分，完善教科书。董亚琴从写作策略的角度展开分析，傅建明从语文知识、语文能力、思想品德三个角度比较了北师大版和香港新亚洲版的差异等等。
[2]按照时代、国籍、性别、身份四个维度汇总整理人教版和启思版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资料。在统计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以作者为依据，不按出现的次数统计，即使该作者多次选入（如鲁迅）；一是只统计正文的作者，在练习、综合性学习、写作等出现的作者不予统计。统计所得，人教版共有作者155人，启思版共有作者125人。时代划分为古代、近代、当代；国籍按照古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外国进行划分；性别方面，有部分作者查询不到基本资料，故以“不详”划分；选文作者的身份各有不同，为方便统计，编辑和作家统归为作家，历史学家、文博专家等按学者划分。当然亦有部分作者身份不详。
[3]因为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别，在区分作者国籍时，秉持了一个原则，即如果该作者生活于古代，那么将其国籍归属到中国；如果生活于现当代，则视其主要生活区域，或归入大陆，或归入台湾，或归入香港。
参考文献：
[1]石鸥，赵长林·科学教科书的意识形态[J]·教育研究，2004，6：72-76。
[2]沈庆利·香港历史变迁与身份认同建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4：28-3。
[3]傅建明·内地香港语文教科书的性别意识形态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2：43-4。
[4]张春霄·变幻的城市，飘摇的女人—论城市与女性的亲和关系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J]·贵州社会科学，2005，3：111-11。
教科书是一种载体，它所宣讲的世界观，从本质上讲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与辩护[1]。相比于历史教科书和品德教科书而言，语文教科书更多地呈现出了语文这一学科的工具属性和文学属性，其意识形态属性则隐含其中，通过一篇篇优美的文本将主流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塑造出独特的文化和理想的国民。因此，初中语文教科书要选择谁的文章，选择该作者的哪些文章，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倾向，反映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编辑的编辑旨趣。就是说，对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关注和讨论，等于又回到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主题的原初。
本文选取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科书（2006年第2版，以下简称“人教版”）和香港启思版中学语文教科书（2005年第2版，以下简称“启思版”）作为比较的文本，这两个版本距当今时代比较近，理念较为先进，现在仍在使用。通过对大陆和香港地区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比较分析，探索文本背后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相互借鉴异域的教科书编写经验、改进语文教科书的编辑等都一定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数据统计法、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挖掘存在于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三、结果与分析
1.作者所处时代的比较
人们创造出的文学作品，光辉灿烂，是人类的共有财富。学习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汲取營养，升华人的灵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进入教科书。编选语文教科书，选择哪些作者，就面临着“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问题。
表1 人教版和启思版选文作者所处时代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编选教科书的选文作者的大致趋势表现出了一致性，呈现出两个极端，关注当代作者的作品，比例都超过50%；关注古代作者的作品，约占到全部选文作者的三分之一；人教版和启思版多多少少、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近代史上的作者群体，启思版只占到了可怜的2.4%；尤其是更关注当代作者的作品。不同的是，启思版的语文教科书的当代作者所占全部作者的比例高出人教版的近20个百分点，达到全部选文作者的四分之三，但是其古代和近代作者的比例均低于人教版。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创造出各领风骚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体裁丰富，主题较为广阔，这是人类文学的共同宝库。语文教科书既然生于这片热土，也必然会选择广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学瑰宝编入教科书，使下一代的学生熟知。因此，人教版和启思版不约而同地注重古代作者的作品。但是，我们毕竟生活于当下，以学生未来发展为基点，了解现代社会、了解当下社会的特点和文学便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教科书更关注当下的时代和社会，使得现代选文作者的作品比例较高。
香港和大陆虽同属中华文化，但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历史上受过殖民，是一个国际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割裂不了其和传统中国的关系，毕竟书写的是汉字，说的是粤语，同根同种，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更关注现当代作者。虽然大陆地区也关注现当代作者的作品，但是启思版比人教版高出近1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代社会和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别。
2.作者国籍的比较
语文教科书编选作者的文学作品，必然以本民族作者的作品为首要选择，这其中固然有有情感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在于本民族作者的自我书写，可以引起很高的认同感，具有向心力的作用。
表2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国籍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都关注大陆和古代中国作者的作品，但是启思版的比例略低于人教版，二者之间的差距约有9个百分点，说明编者本身对中华民族的作者的判断和取舍基本是一致的。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与启思版相比，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对于不同国家的作者的作品有选入，尤其是对法国、俄罗斯、英国、丹麦等国家的作者极为关注；而启思版的着眼点在于中国、台湾和香港本土，选文作者的比例分别达到24%、16%、23.2%，国外的作家，仅仅略微涉及美国、日本、俄罗斯，但是比例少得可怜。这与平日人们心目中的香港国际化社会的形象形成较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启思版语文教科书对台湾作者的重视程度达到16%，远超过人教版的5.3%，说明香港和台湾之间的认同要更多一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香港具有和台湾的相似的社会制度和身份认同。殖民地身份是香港摆脱不掉的梦魇，即使在回归大陆之后，虽然政治上归属大陆，但是部分民众一直没有完成“去殖民地化”的身份建构，心理上“一直没有实现这一身份属性的文化心理转变”[2]。在国际上，与香港有相似经历的，且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只有台湾，他们属于找不到根的“亚细亚的孤儿”。因此，启思版注重台湾作者的作品，即和台湾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选取的作品相对多一些。这种孤儿心态导致虽然生存于国际化的社会中，其文化的视野却是狭隘的，所以启思版更多关注重视本土作者和台湾作者。
其次，大陆关注不同国家的作者。在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大陆地区的合法政权；1972年以后，台湾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也为大陆所取代。大陆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重大的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成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功不可没。因此，除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文学作品外，还重视对第三世界作者的宣扬。象泰戈尔、纪伯伦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作品也被选入教科书。虽然数量不多，比例不高，但是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和倾向。
3.作者性别的比较
表3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性别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的语文教科书中的男性作者多于女性作者，表现出明显的男性话语和父系文化传统[3]，这几乎是所有语文教科书的通例。其中人教版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的比例约为9：1，启思版的男女作者的比例约为7：2，说明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反映出的男女作者认识的差异更大。不同的是，启思版语文教科书中的女性作者的比例远高于人教版，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到9%，说明大陆和香港的语文教科书编辑者对于男女作者的价值观的认识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香港地区对女性作者的认同度高于大陆地区。 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上男性作家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作家的比例，是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在古代社会，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承主要靠男性承担，因此，作家主要是男性。即使有个别女性作家，也是凤毛麟角。社会演进至今，男女之间地位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女性作家的比例也逐渐增多，但是总体而言，作家群之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因而在选文时，男性作者的可选择性大。其次，城市和女性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和相似性，“醒来的女性能够从忙乱的琐屑的家庭保姆般的繁重劳动中脱身，接受教育，投笔从戎，乃至进人工厂、商界、政界并有一大批女性从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思想感悟中提炼有价值的部分形成文学作品[4]”。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女性写作群体的比例也比较较高，因而选入教科书的女性作者的文章比例也相对比较高。
4.作者身份的比较
一般而言，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但是亦有部分选文例外，其作者的身份或是政治家，或是教师，应该说作品的质量是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标准。
表4 人教版与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身份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啟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呈现出的“文选”型特点，即选择权威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作家和编辑的作品。两个版本的选文作者的主体均是作家，比例较为接近，显示出选择理念的一致性。不同的是，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选取了当代较有影响的科普作家或者科学家的作品，这一比例达到12.2%，远高于启思版的4.8%。此外，启思版语文教科书更具平民化的色彩，凡是符合其编写理念的文章均可入选，并不以作者的名望和地位为依据。如选择了7位中学教师的作品，还有一篇是民国期间高二学生的作文，还有2篇选文，其作者的名字不详，直接转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在大陆，官方和民间对于文治武功较高的政治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选择了毛泽东主席和里根总统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是两篇新闻稿，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新闻稿的特点；里根总统的作品是哀悼航天飞机的失事，呼吁人们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启思版则没有政治人物的作品，尽管说不能因为是政治家，他的作品就绝然不能选入教科书，但是对政治人物的作品的选择与否，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在编选理念上的更深层次的差异。
其次，大陆和香港对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关注点不同。香港地区语文教科书的平民化色彩浓一些，更多关注小人物叙事。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更多的时候关注精英人物的作品，因为精英人物的作品语言的运用更为纯熟，技巧的变换更为灵巧。其实，语文教科书选谁的作品，不选谁的作品，总是基于教科书编辑者的立场和知识背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作品能培养学生的真挚的情感，没有无病呻吟，没有虚情假意，没有主题先行，没有牵强附会，能够教学生以写作，教学生以做人，那么这个作品就可以入选教科书。
5.选文作者出现频次的比较
人类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所写作的作品数量很多，入选教科书的频次越高，说明该作家的作品在社会上愈受重视，说明该作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高。因此，语文教科书中，作者入选的频次基本上能代表该作者的文学地位和名望。
表5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入选频次的比较
可以看出，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对于部分杰出的作者都给了充分的关注，鲁迅，罗贯中，苏轼，陶渊明，朱自清在两个版本之中的入选比例都比较高。罗贯中、苏轼和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高峰人物，作品广为流传，人教版和启思版都编选他们的文章，反映包括编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作者的认同。而鲁迅和朱自清是现代人物，也呈现较高的入选比例，说明其文学地位得到了公认。不同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编选了8篇鲁迅的文章，这是任何其他作者都没有的待遇，相比而言，启思版还是给予了相对温和而又平等地对待，编选2篇，与其他高频入选作者等同。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区域的隔阂及影响，如香港教科书不大可能会选择毛泽东的作品；因文化认同的原因，也不大可能会选择汪曾祺的作品；因评价上的差异的原因，金庸的作品也不大可能会选入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就是说，基于立场不同，两地会出现对某些作者或选择、或者排斥的不同处理结果。
其次，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立场上较为进步的作家的作品才能被编选入教科书。进步作家的特点即是强调政治上正确，主题要关注平民，关注基层劳动者，否则则视之为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比如，历史上颇为著名的“花间词”一类的词要么不选，要么安排在自读；胡适的文章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不会被收入教科书，这背后，都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启思版语文教科书，侧重城市生活，构建城市意识，所以萧乾、丰子恺等的追求闲适的作品容易受到欢迎。可以说作者入选频次背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也是该作者的文章会否被选入教科书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一）人教版和启思版教科书的相同之处
1.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立足中国传统文学作者
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的编纂一直掌控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手中，该机构具有官方的性质，代表了大陆地区的主要政治声音，但是文学本身超越于政治的藩篱，刨除阶级主义的观点，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采撷了中国文学的众多经典之作，基本上能反映文学的大势。香港局促一隅，兼之以历史的因素，怀有期期艾艾的心理，在所难免，然而把香港放入大陆这个大背景下，梳理一下，仍然能发现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选择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和大陆地区的作家的作品占据了语文教科书的巨大比例。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是作为使用方块字的为载体的教科书，自然不能忽视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
2.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具有开放性眼光
决定教科书气度的重要因素在于格局，格局大，气势就大，所编纂的教科书的呈现的景象就广阔；反之，就狭小。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在努力的开眼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因为地域的限制，导致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大陆地区以正统自居，结交各类国家和地区，因此更能看到一个广袤而又完全的世界，所以在教科书的编纂中，自能广博采择不同国家的作者的作品，使语文教科书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夺目光彩。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独特的历史经历，交织的文化差异，塑造出香港这个经济繁荣的经济体，一定程度上形成香港的自恋。虽然它也在努力的开眼看世界，可是看到的却是眼前的一片土地。但是毫无疑问，两版本的语文教科书还是努力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精神。
3.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关注现当代作家
人教版和启思版语文教科书都选用了大量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题材涵盖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一些科普作家的小品文章也是编者青睐的选择源。无论是说理，还是叙事，都离学生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很近，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真切的理解这个时代，符合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此外，古诗词学得再多，也不会再像古人一样作诗作词，文言文学的再好，也不会再用“之乎者也”去做文章。现代意义上的作品，现代意义上的作家是和时代同呼吸的，能真正的把学生培养成现代意义的人。
（二）人教版和启思版的不同
1.人教版积极和政治靠拢，启思版则和政治保持距离
大陆自1949年以后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正确的意识，宣扬马克思主义观，因此，语文教科书深深地打上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文学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治性的赤裸裸展示，但是偶尔的仍然会露出端倪。香港渗透的是殖民主义的味道，加之以資本主义的信念，对共产主义持敌视的态度，可是囿于和大陆的特殊政治体制，只能保持和政治的一定距离，尽量不触摸那根红线，所以，浏览香港启思版教科书，能够嗅到剥离政治之后的文学属性。
2.人教版强调传统和抗争意识，启思版注重城市文化
大陆地区直到现在，仍然属于传统气息深厚的国家，转向现代化的道路艰难而曲折。反映在教科书中，呈现出两种人文价值取向，一是苦难，一是对农民阶级的颂扬。所谓苦难是自1840年以来，已经深入骨髓的落后挨打的屈辱意识，伴随着屈辱意识的是苦难和抗争的苦痛经历。所谓对农民阶级的颂扬，更确切的说是对劳工的颂扬。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作者的作品都有被选入教科书的可能。反观香港，经历了经济腾飞的时代，属于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地区，属于城市文化。反映在教科书中，呈现出城市化倾向。即使有农村的叙述，也是充满了田园诗般的诗情画意，刻画出闲情逸致的温情。这是二者的绝然不同之处。
3.人教版呈现出权威化，启思版呈现出平民化
受政治影响越多，教科书的编写者在编纂时，向政治的靠拢就越紧密。为保证不出现原则上的重大失误，选取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取权威作家的作品，总是比较牢靠一些。因此，大陆地区的语文教科书对于作家、政治家等作品的关注就多一些。而语文教科书的平民化色彩，就是打碎政治人物的神话，或者拒绝选择政治人物的作品，尤其是跟现代有极大关系的作品，转而寻求文学性很高，但是身分并不那么显著的作者的作品。归根结底，这一区别还是在于政治取向的差异。
注释：
[1]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已有部分研究，罗小梅的《内地与香港的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以内地人教版、香港启思版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13硕士论文）比较了两本版本的编排理念和课程目标的差异，分析了语文阅读系统的不同，并借鉴香港启思版的优秀成分，补充内地语文教材编写之不足。白林倩的《大陆香港两地初中语文教材之比较研究——以大陆人教版和香港启思版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13硕士论文）具有与罗文相似的结构与大致观点。杨丽的《香港启思版与内地人教版教材之比较研究》（200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从课标、教材编写结构、教学内容等角度与以比较，互相吸收优秀成分，完善教科书。董亚琴从写作策略的角度展开分析，傅建明从语文知识、语文能力、思想品德三个角度比较了北师大版和香港新亚洲版的差异等等。
[2]按照时代、国籍、性别、身份四个维度汇总整理人教版和启思版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作者的资料。在统计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以作者为依据，不按出现的次数统计，即使该作者多次选入（如鲁迅）；一是只统计正文的作者，在练习、综合性学习、写作等出现的作者不予统计。统计所得，人教版共有作者155人，启思版共有作者125人。时代划分为古代、近代、当代；国籍按照古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外国进行划分；性别方面，有部分作者查询不到基本资料，故以“不详”划分；选文作者的身份各有不同，为方便统计，编辑和作家统归为作家，历史学家、文博专家等按学者划分。当然亦有部分作者身份不详。
[3]因为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别，在区分作者国籍时，秉持了一个原则，即如果该作者生活于古代，那么将其国籍归属到中国；如果生活于现当代，则视其主要生活区域，或归入大陆，或归入台湾，或归入香港。
参考文献：
[1]石鸥，赵长林·科学教科书的意识形态[J]·教育研究，2004，6：72-76。
[2]沈庆利·香港历史变迁与身份认同建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4：28-3。
[3]傅建明·内地香港语文教科书的性别意识形态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2：43-4。
[4]张春霄·变幻的城市，飘摇的女人—论城市与女性的亲和关系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J]·贵州社会科学，2005，3：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