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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绝的战争和灾难虽然是南苏丹这个国家的“主旋律”，但这里的人们同样在他们的土地上坚韧地生活着。这篇故事，讲述的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南苏丹青年导演们。他们在困境重重的现实中，正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生长。
2013年和2014年的夏天，我抱着寻根问祖的目的来到了南苏丹。这个在人类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曾吸引了埃文斯·普里查德、戈弗雷·林哈德、莎伦·哈钦森等英美人类学家到此进行田野工作。2016年春，我再次来到南苏丹，以杜克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兼明危两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博士论文田野调研。
南苏丹不只有饥饿、贫穷和战争，他们也想以他们喜欢的方式讲故事，展示积极的一面给国际社会。
此时，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已陷入总统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马夏尔的内乱两年多之久。而1955年～1972年和1983年～2005年的两次苏丹内战，已经使这里成为非洲内战历史最长的地区。2014年开始的国际油价下跌，更是让这个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受到极大冲击。
连绵不绝的战争和灾难虽然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但这里的人们同样在他们的土地上坚韧地生活着。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那些原本陌生的符号会变成熟悉的存在，看似熟悉的日常却又变成不那么熟稔的新知。曾做过记者的我，试图在田野笔记和特稿写作之间，重新定位一种新的阈值。这篇故事，讲述的就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南苏丹青年导演们。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王小波所说的诗人。他们在困境重重的现实中，正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生长。
“准备。”“A机完毕。”“B机完毕。”“第八个场景，第十三个镜头，第五次拍摄。开拍！”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SPLM/A）领导人马夏尔将要回到朱巴的前一天，基利·摩西和他的摄制组在朱巴三区的女王医院儿科诊室，架上了摄像机、脚架和照明灯，旁边的窗台上摊着一沓手绘分镜头本和机位轨道图。摩西走到诊室走廊的尽头，在墙上贴上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海报：“你有力量阻止艾滋病”。时值四月，雨季刚刚开始。婴儿的啼哭声穿堂而过，来自苏丹喀土穆的阿米尔·赛义夫大夫给我们打开化验室的门。虽然是周末，但这个以皮肤性病科和妇科专长的医院照常上班。病人们坐在候诊区，等着观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这一天，摩西要开始拍摄电影《性病的恐惧》。
虽然是一部只有十几分钟的故事片，但对摩西来说却是个大日子，因为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性病的恐惧》讲的是南苏丹男子萨蒙向女友埃丝特求婚，但埃丝特要求他做婚前艾滋病检查，因为萨蒙大学时曾是风流倜傥的人物。但萨蒙难以接受这个请求，向朋友倒苦水。埃丝特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获知即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可以和爱人有健康的性生活，生下健康的宝宝。萨蒙最终接受了婚前检查的要求，随同埃丝特来到了诊所。与中国已经普遍的婚前检查不同，在结婚登记前检查HIV，并且由一个女人提出，这在南苏丹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南苏丹男人娶多个老婆司空见惯，女人是家族之间产生并保持交换关系的主要媒介。男方用几十头乃至上百头牛，加上若干只羊换取一个女人，这种彩礼形式在南部苏丹由来已久。若论自由意志的爱情，当然是稀有之物。
不过，这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我认识的不少年轻人，都说他们只准备娶一个妻子。还有人说，只能找肯尼亚、乌干达女人结婚，因为南苏丹讨老婆太贵了，那些牛羊实在是个大价钱。
即便如此，婚检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男人的身体状况怎么能由女人来操心？饰演医生的女演员玛丽·延基坐在椅子上，对着化妆镜勾了一眼眉笔：“很多男的，即便身体有了问题，也不愿意采取保护措施，更别说婚前检查了。要是女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们一定会厉声质问。”
而这正是摩西想要通过电影传递的信息：传播知识，促成“积极变化”。
摩西今年25岁，在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中去了乌干达读小学和中学。国家生灵涂炭的时候，想求学的南苏丹人只能奔向邻国。热爱艺术的摩西去年收到了肯尼亚一所电影学校的录取信，但苦于无力支付学费，只能在家闲着。他听到广播上说，朱巴要在今年7月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还要从投稿的脚本中选出优秀作品，支持拍成电影，送到电影节上放映。摩西用了两天时间，一气呵成了脚本，送交了组委会。四个作品从16个本子中脱颖而出，他的作品也成为入选脚本之一。
4月初，摩西和其他20个南苏丹电影人参加了由“朱巴电影”、 “赤脚工作室”（Barefoot Workshops）和“为什么你花了如此之久”（Why it took you so long）等三家电影制作公司在朱巴组织的为期3周的培训。
在女王医院的拍摄，是他们正式实战的开始。此前的一周，他们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从阅读《剧作家之路》到音效制作，从“行为改变戏剧”到视觉化展示文本。“简直超过了我在电影学院3年学到的东西。”培训导师、阿根廷人克莱丽·沃特采尔说。
在诊室的片场中，博斯克、苏珊和大卫构成了摄像的三驾马车。毕业于朱巴大学的博斯克初出茅庐，今年才22岁。他身高虽然只有1米70，却有80公斤重，扛摄像机有“举重若轻”的架势。大卫是阿语《团结报》的记者，他也负责分镜头脚本的绘制。戴着花色围巾的苏珊，在南苏丹电视台做过女摄影师。令我惊讶的是，南苏丹的女摄像师非常多，出镜记者却有不少男性面孔，这跟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或许，这正像这个国家，女人们干重活累活，在街上喝茶的却总是清一色男人。
艾莉森和钱德勒，这对来自加州“赤脚工作室”的电影人，忙着架线布灯。南苏丹时常断电，所有地方都要依靠柴油发电机，有时三基色荧光灯“哗”地一下就变暗了，所以还得重新再来一遍。夫妻俩常年在南部非洲做电影培训。2006年，他们在肯尼亚的卡库玛难民营做培训时，遇到了时年20岁的西蒙·宾格，带领他走上了拍摄电影的道路。10年后，宾格不仅拍摄了不少电影，还创办了“朱巴电影”公司，发起了朱巴电影节，组织了这个为期3周的培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到南苏丹的新一代年轻导演，在他们的培育下渐渐成长，艾莉森和钱德勒无疑倍感欣慰。除了延基，马乔克、波尼、萨博里是今天要在医院出镜的主要演员，分别饰演萨蒙、埃丝特和化验员。身形壮硕的丁卡人马乔克在肯尼亚拍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其他3人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南苏丹没有正规的表演学校，演员大都是出于爱好，半路出家。萨博里毕业于坎帕拉一所大学的工商管理本科，他现在还在找工作。
除了中午提供的一餐盒饭和汽水，演员们当然是没有报酬的。所幸饭还不错：牛肉丸子、蔬菜、土豆和米饭，还有水果。能者多劳的，还可以再吃一份。马乔克说，他进剧组纯属偶然。本来是想拿着自己的本子来培训班看看运气，结果“那个mzungu（白人）让我来客串演戏。”虽然他觉得摩西的作品还不成熟，瑕疵不少，但毕竟是老大哥，还是要帮衬一下。我也被安排了一个任务：打电话。在女主角离开诊室的时候，她接到了心上人回心转意的电话。我需要做的，只是她起身离开之时，用我的手机拨通她放在包里的电话。但在诊室，我才知道拍电影竟然如此繁琐。
埃丝特向医生问诊的过程，只有短短一两分钟，却NG了十多遍。在这个全剧最关键的镜头中，大夫告诉埃丝特，即便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按时服药，确保体内的CD4水平在800～1000，夫妻同房并实施剖腹产，就能生下健康的孩子。摩西握着脚本，对攥着圆珠笔在处方单上练习签名的延基说：“你要放松，不要像维基百科一样背诵整段台词。拿出大夫那样的权威，表现得更加自信一些。”就在前一天晚上，摩西通过Skype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通了话，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关键的医学知识。
如何在电影中将这些知识传递出去，颇费思量。在一个男性权威至高无上的国家，女医生本来就很鲜见，何况一个只有20多岁、阅历不深的女演员。她在镜头前面的表现，能让观众们信服吗？这是艾莉森一度担心的。她曾希望摩西能让专业大夫来演这个角色。“促成改变，很多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通过渐变的过程。有时这很微妙，也需要一些妥协。你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成为人们的口水，尤其是在南苏丹这样的国家。”她说。
在拍摄现场，摩西找来了医院的儿科大夫约翰·蒂博尔，让他和阿米尔大夫核对这些信息。尽管这是一个女性主义视角的片子，但仍需要得到男性专家们的认可。显然，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在南苏丹社会中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性病的恐惧》第三个场景就发生在一个巫医的神龛中。萨蒙去寻求巫师的帮助，希望她能让埃丝特放弃HIV检测的想法。“在我自己的大家族和村子里，就有人相信巫师可以治好青光眼和白内障，乃至艾滋病，但我不相信这些巫术。”
在电影中，巫医让萨蒙把钱财放下，然后默念三遍kujur（意为“巫医”），告诉他30分钟后就能显灵。但愿望破灭了，埃丝特打来电话，坚持让他去验血。
包括南苏丹在内的东非，是全世界青年人比例最高的地区，35岁以下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三部入选拍摄计划的电影，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年轻人的婚姻和爱情，其中包括跨族群恋爱以及童婚。
在天主教广播联盟工作的记者彼得·马库尔写的电影脚本《请听我说》，讲的是丁卡族的“过继婚姻”（loqot）。奈依里亚科的丈夫图普科在战争中死去，丈夫的哥哥马丁基特让她改嫁给家族的另一个男孩邓，但纳依里亚科希望带着孩子离开丈夫的家里，开始新的生活。马丁基特说，如果她要自谋出路，就要把孩子们留下，净身出户，因为这是她要偿还的彩礼的一部分。但家族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图普科的小弟弟奈格尔劝说哥哥，要尊重一个女人的价值。故事中，奈依里亚科想竭力挣脱丈夫的大家族控制，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而是带着孩子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了丈夫的来信，说他没有死，要回来和她团圆。
个体自由价值与血亲、姻亲和宗族为支撑的传统风俗，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四部电影无一例外呈现了矛盾重重的关系。
在南苏丹拍电影还面临着政治风险。在朱巴，相机和摄像机是异常敏感的东西，常有人因为拍摄朱巴大桥而蹲了牢房。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拍照就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
“人们对相机的恐惧，胜过了对枪的恐惧。在曾经的南北内战期间，甚至一支笔都可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言行是不是会被人记下来，然后就被请进了情报机关。”马库尔说。我随同他的剧组去城西踩点，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在压井旁完成的。摄制组先去了利比亚市场，但过往人太多。“你不知道什么人会上来盘问你。”制片人马丁说。然后我们又转到姆努基区东部、阿布耶路北侧的一个村子，才找到了一个僻静处的水井。
为了减少麻烦，大家坐在车里，讨论了这个分镜头的拍摄方案。最后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趁着早上人少，抓紧时间来拍。2013年后，总统基尔和副总统马夏尔因为族群产生的内战，极大地影响了南苏丹社会。本是同根生的丁卡和努尔两族，剑拔弩张，血流成河。人们的互信也遭到了破坏。“以前人们会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他们上来就会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是哪个族的，就会决定我和你的关系怎么样。”马丁叹惋道。他曾在南非拍过六七年，后来回到南苏丹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取名“祖国”。为了这次朱巴电影节，他正在准备一部纪录片《黑色星期日》。2013年12月15日，正是在这个星期日朱巴爆发了独立建国后的第一次内战。
朱巴的地图上，有个地方叫“电影区”（HaiCinema）。在南北苏丹分裂之前，这里确实有过一家电影院，但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如今，电影在南苏丹人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夜色降临后，气氛紧张的首都，似乎没有理由让艺术生存下去，更何况电影这个门槛很高的艺术。但宾格的希望是，电影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他创办第一届朱巴电影节也是基于这个目的，让那些爱好电影的人们聚到一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打破部族主义的影响，让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凝聚起来。如今已经有四五个南苏丹导演准备提交他们已经拍好的电影，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的导演们也准备寄送电影DVD到朱巴参展。
宾格还计划邀请肯尼亚国际电影节或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的同行来朱巴开设大师课。同时，让今年电影培训班的学员们，继续培植新的南苏丹导演。“南苏丹不只有饥饿、贫穷和战争，我们也想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讲故事，展示积极的一面给国际社会。以前，我们的父辈会给我们讲豹子等神话故事。如今，我们想在电影中反映真实的南苏丹人。”在宾格看来，拍电影的一个重要目标，还在于重塑南苏丹人的身份认同—不只是丁卡、努尔、赞德、巴里等不同的部族，而是跨越这一切的作为南苏丹人的身份。对于热爱历史的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正在创造的历史。尼罗河汩汩而流，歌鹰从天空大片的云彩中振翅飞过。我们坐在芒果树下，尽享着大雨过后的清爽。宾格希望再过5年，南苏丹能涌现出更多的电影人。而他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是南苏丹能够有朝一日，像尼日利亚一样成为电影生产大国。他说，朱巴电影节是南苏丹独立日之前的一道“沙拉”。他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渴望和平的南苏丹人，让他们能够在7月11日建国五周年到来前，尝到一道阔别太久的文化佳肴。
2013年和2014年的夏天，我抱着寻根问祖的目的来到了南苏丹。这个在人类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曾吸引了埃文斯·普里查德、戈弗雷·林哈德、莎伦·哈钦森等英美人类学家到此进行田野工作。2016年春，我再次来到南苏丹，以杜克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兼明危两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博士论文田野调研。
此时，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已陷入总统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马夏尔的内乱两年多之久。而1955年～1972年和1983年～2005年的两次苏丹内战，已经使这里成为非洲内战历史最长的地区。2014年开始的国际油价下跌，更是让这个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受到极大冲击。
连绵不绝的战争和灾难虽然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但这里的人们同样在他们的土地上坚韧地生活着。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那些原本陌生的符号会变成熟悉的存在，看似熟悉的日常却又变成不那么熟稔的新知。曾做过记者的我，试图在田野笔记和特稿写作之间，重新定位一种新的阈值。这篇故事，讲述的就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南苏丹青年导演们。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王小波所说的诗人。他们在困境重重的现实中，正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生长。
《性病的恐惧》
“准备。”“A机完毕。”“B机完毕。”“第八个场景，第十三个镜头，第五次拍摄。开拍！”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SPLM/A）领导人马夏尔将要回到朱巴的前一天，基利·摩西和他的摄制组在朱巴三区的女王医院儿科诊室，架上了摄像机、脚架和照明灯，旁边的窗台上摊着一沓手绘分镜头本和机位轨道图。摩西走到诊室走廊的尽头，在墙上贴上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海报：“你有力量阻止艾滋病”。时值四月，雨季刚刚开始。婴儿的啼哭声穿堂而过，来自苏丹喀土穆的阿米尔·赛义夫大夫给我们打开化验室的门。虽然是周末，但这个以皮肤性病科和妇科专长的医院照常上班。病人们坐在候诊区，等着观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这一天，摩西要开始拍摄电影《性病的恐惧》。
虽然是一部只有十几分钟的故事片，但对摩西来说却是个大日子，因为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性病的恐惧》讲的是南苏丹男子萨蒙向女友埃丝特求婚，但埃丝特要求他做婚前艾滋病检查，因为萨蒙大学时曾是风流倜傥的人物。但萨蒙难以接受这个请求，向朋友倒苦水。埃丝特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获知即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可以和爱人有健康的性生活，生下健康的宝宝。萨蒙最终接受了婚前检查的要求，随同埃丝特来到了诊所。与中国已经普遍的婚前检查不同，在结婚登记前检查HIV，并且由一个女人提出，这在南苏丹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南苏丹男人娶多个老婆司空见惯，女人是家族之间产生并保持交换关系的主要媒介。男方用几十头乃至上百头牛，加上若干只羊换取一个女人，这种彩礼形式在南部苏丹由来已久。若论自由意志的爱情，当然是稀有之物。
不过，这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我认识的不少年轻人，都说他们只准备娶一个妻子。还有人说，只能找肯尼亚、乌干达女人结婚，因为南苏丹讨老婆太贵了，那些牛羊实在是个大价钱。
即便如此，婚检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男人的身体状况怎么能由女人来操心？饰演医生的女演员玛丽·延基坐在椅子上，对着化妆镜勾了一眼眉笔：“很多男的，即便身体有了问题，也不愿意采取保护措施，更别说婚前检查了。要是女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们一定会厉声质问。”
而这正是摩西想要通过电影传递的信息：传播知识，促成“积极变化”。
青年电影人之路
摩西今年25岁，在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中去了乌干达读小学和中学。国家生灵涂炭的时候，想求学的南苏丹人只能奔向邻国。热爱艺术的摩西去年收到了肯尼亚一所电影学校的录取信，但苦于无力支付学费，只能在家闲着。他听到广播上说，朱巴要在今年7月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还要从投稿的脚本中选出优秀作品，支持拍成电影，送到电影节上放映。摩西用了两天时间，一气呵成了脚本，送交了组委会。四个作品从16个本子中脱颖而出，他的作品也成为入选脚本之一。
4月初，摩西和其他20个南苏丹电影人参加了由“朱巴电影”、 “赤脚工作室”（Barefoot Workshops）和“为什么你花了如此之久”（Why it took you so long）等三家电影制作公司在朱巴组织的为期3周的培训。
在女王医院的拍摄，是他们正式实战的开始。此前的一周，他们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从阅读《剧作家之路》到音效制作，从“行为改变戏剧”到视觉化展示文本。“简直超过了我在电影学院3年学到的东西。”培训导师、阿根廷人克莱丽·沃特采尔说。
在诊室的片场中，博斯克、苏珊和大卫构成了摄像的三驾马车。毕业于朱巴大学的博斯克初出茅庐，今年才22岁。他身高虽然只有1米70，却有80公斤重，扛摄像机有“举重若轻”的架势。大卫是阿语《团结报》的记者，他也负责分镜头脚本的绘制。戴着花色围巾的苏珊，在南苏丹电视台做过女摄影师。令我惊讶的是，南苏丹的女摄像师非常多，出镜记者却有不少男性面孔，这跟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或许，这正像这个国家，女人们干重活累活，在街上喝茶的却总是清一色男人。
艾莉森和钱德勒，这对来自加州“赤脚工作室”的电影人，忙着架线布灯。南苏丹时常断电，所有地方都要依靠柴油发电机，有时三基色荧光灯“哗”地一下就变暗了，所以还得重新再来一遍。夫妻俩常年在南部非洲做电影培训。2006年，他们在肯尼亚的卡库玛难民营做培训时，遇到了时年20岁的西蒙·宾格，带领他走上了拍摄电影的道路。10年后，宾格不仅拍摄了不少电影，还创办了“朱巴电影”公司，发起了朱巴电影节，组织了这个为期3周的培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到南苏丹的新一代年轻导演，在他们的培育下渐渐成长，艾莉森和钱德勒无疑倍感欣慰。除了延基，马乔克、波尼、萨博里是今天要在医院出镜的主要演员，分别饰演萨蒙、埃丝特和化验员。身形壮硕的丁卡人马乔克在肯尼亚拍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其他3人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南苏丹没有正规的表演学校，演员大都是出于爱好，半路出家。萨博里毕业于坎帕拉一所大学的工商管理本科，他现在还在找工作。
除了中午提供的一餐盒饭和汽水，演员们当然是没有报酬的。所幸饭还不错：牛肉丸子、蔬菜、土豆和米饭，还有水果。能者多劳的，还可以再吃一份。马乔克说，他进剧组纯属偶然。本来是想拿着自己的本子来培训班看看运气，结果“那个mzungu（白人）让我来客串演戏。”虽然他觉得摩西的作品还不成熟，瑕疵不少，但毕竟是老大哥，还是要帮衬一下。我也被安排了一个任务：打电话。在女主角离开诊室的时候，她接到了心上人回心转意的电话。我需要做的，只是她起身离开之时，用我的手机拨通她放在包里的电话。但在诊室，我才知道拍电影竟然如此繁琐。
埃丝特向医生问诊的过程，只有短短一两分钟，却NG了十多遍。在这个全剧最关键的镜头中，大夫告诉埃丝特，即便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按时服药，确保体内的CD4水平在800～1000，夫妻同房并实施剖腹产，就能生下健康的孩子。摩西握着脚本，对攥着圆珠笔在处方单上练习签名的延基说：“你要放松，不要像维基百科一样背诵整段台词。拿出大夫那样的权威，表现得更加自信一些。”就在前一天晚上，摩西通过Skype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通了话，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关键的医学知识。
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
如何在电影中将这些知识传递出去，颇费思量。在一个男性权威至高无上的国家，女医生本来就很鲜见，何况一个只有20多岁、阅历不深的女演员。她在镜头前面的表现，能让观众们信服吗？这是艾莉森一度担心的。她曾希望摩西能让专业大夫来演这个角色。“促成改变，很多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通过渐变的过程。有时这很微妙，也需要一些妥协。你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成为人们的口水，尤其是在南苏丹这样的国家。”她说。
在拍摄现场，摩西找来了医院的儿科大夫约翰·蒂博尔，让他和阿米尔大夫核对这些信息。尽管这是一个女性主义视角的片子，但仍需要得到男性专家们的认可。显然，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在南苏丹社会中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性病的恐惧》第三个场景就发生在一个巫医的神龛中。萨蒙去寻求巫师的帮助，希望她能让埃丝特放弃HIV检测的想法。“在我自己的大家族和村子里，就有人相信巫师可以治好青光眼和白内障，乃至艾滋病，但我不相信这些巫术。”
在电影中，巫医让萨蒙把钱财放下，然后默念三遍kujur（意为“巫医”），告诉他30分钟后就能显灵。但愿望破灭了，埃丝特打来电话，坚持让他去验血。
包括南苏丹在内的东非，是全世界青年人比例最高的地区，35岁以下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三部入选拍摄计划的电影，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年轻人的婚姻和爱情，其中包括跨族群恋爱以及童婚。
在天主教广播联盟工作的记者彼得·马库尔写的电影脚本《请听我说》，讲的是丁卡族的“过继婚姻”（loqot）。奈依里亚科的丈夫图普科在战争中死去，丈夫的哥哥马丁基特让她改嫁给家族的另一个男孩邓，但纳依里亚科希望带着孩子离开丈夫的家里，开始新的生活。马丁基特说，如果她要自谋出路，就要把孩子们留下，净身出户，因为这是她要偿还的彩礼的一部分。但家族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图普科的小弟弟奈格尔劝说哥哥，要尊重一个女人的价值。故事中，奈依里亚科想竭力挣脱丈夫的大家族控制，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而是带着孩子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了丈夫的来信，说他没有死，要回来和她团圆。
个体自由价值与血亲、姻亲和宗族为支撑的传统风俗，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四部电影无一例外呈现了矛盾重重的关系。
人们对相机的恐惧
在南苏丹拍电影还面临着政治风险。在朱巴，相机和摄像机是异常敏感的东西，常有人因为拍摄朱巴大桥而蹲了牢房。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拍照就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
“人们对相机的恐惧，胜过了对枪的恐惧。在曾经的南北内战期间，甚至一支笔都可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言行是不是会被人记下来，然后就被请进了情报机关。”马库尔说。我随同他的剧组去城西踩点，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在压井旁完成的。摄制组先去了利比亚市场，但过往人太多。“你不知道什么人会上来盘问你。”制片人马丁说。然后我们又转到姆努基区东部、阿布耶路北侧的一个村子，才找到了一个僻静处的水井。
为了减少麻烦，大家坐在车里，讨论了这个分镜头的拍摄方案。最后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趁着早上人少，抓紧时间来拍。2013年后，总统基尔和副总统马夏尔因为族群产生的内战，极大地影响了南苏丹社会。本是同根生的丁卡和努尔两族，剑拔弩张，血流成河。人们的互信也遭到了破坏。“以前人们会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他们上来就会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是哪个族的，就会决定我和你的关系怎么样。”马丁叹惋道。他曾在南非拍过六七年，后来回到南苏丹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取名“祖国”。为了这次朱巴电影节，他正在准备一部纪录片《黑色星期日》。2013年12月15日，正是在这个星期日朱巴爆发了独立建国后的第一次内战。
朱巴的地图上，有个地方叫“电影区”（HaiCinema）。在南北苏丹分裂之前，这里确实有过一家电影院，但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如今，电影在南苏丹人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重塑身份认同
夜色降临后，气氛紧张的首都，似乎没有理由让艺术生存下去，更何况电影这个门槛很高的艺术。但宾格的希望是，电影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他创办第一届朱巴电影节也是基于这个目的，让那些爱好电影的人们聚到一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打破部族主义的影响，让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凝聚起来。如今已经有四五个南苏丹导演准备提交他们已经拍好的电影，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的导演们也准备寄送电影DVD到朱巴参展。
宾格还计划邀请肯尼亚国际电影节或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的同行来朱巴开设大师课。同时，让今年电影培训班的学员们，继续培植新的南苏丹导演。“南苏丹不只有饥饿、贫穷和战争，我们也想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讲故事，展示积极的一面给国际社会。以前，我们的父辈会给我们讲豹子等神话故事。如今，我们想在电影中反映真实的南苏丹人。”在宾格看来，拍电影的一个重要目标，还在于重塑南苏丹人的身份认同—不只是丁卡、努尔、赞德、巴里等不同的部族，而是跨越这一切的作为南苏丹人的身份。对于热爱历史的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正在创造的历史。尼罗河汩汩而流，歌鹰从天空大片的云彩中振翅飞过。我们坐在芒果树下，尽享着大雨过后的清爽。宾格希望再过5年，南苏丹能涌现出更多的电影人。而他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是南苏丹能够有朝一日，像尼日利亚一样成为电影生产大国。他说，朱巴电影节是南苏丹独立日之前的一道“沙拉”。他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渴望和平的南苏丹人，让他们能够在7月11日建国五周年到来前，尝到一道阔别太久的文化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