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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往，我至今恋恋不忘的是，乡村耕耘的一种古老、久远的情怀。
童年的时候，老家那里也没有几家养着牛，后来，我听奶奶说，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是养牛的。她说，那时她经常带着我哥哥在乡间小道上放牛，我的哥哥就坐在牛背上，脖子上挂着一块饼，边走边吃，像极了唐诗里的小牧童。我一直对这个场景念念不忘，也想坐在宽大厚实的牛背上，挂着一块饼，饿了就吃一点，牛不时的哞哞声粗粝、低沉而温柔，穿透四季的旷野。在这个牛背上，远离了大地，也远离天空，那是童年的一种灿烂和体验，是我未曾遭逢的礼遇。
我对这些牛充满着深深的真挚之情，在这片亙古的黄土地上，它们为我们犁开了太多文明的沟壑，为我们抵御了太多的飘摇和繁霜。每一只成年的水牛身上都带着低沉、古老的意味，在村庄间缓慢移动，像是先天的悲剧英雄，而当它们还是小牛犊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灵动欢快，充满着年轻的灵气。我知道，在它们长大、变老的过程中，一定是肩负着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宿命，所以，一切才如此沉重。每次见到那些黝黑粗壮的水牛，看见它们晶莹、深沉、流动着水光的眼神和满是干涸污泥的牛角与四蹄;看见它们在废黄河的高堤上缓慢、沉重地移动，偶尔甩动尾巴;看见它们在夏日的傍晚，静静地从池塘里起身、上岸，搅起河床的污泥……我都会涌起一种深沉的情感，这群生灵不应该承担人类千年耕种的痛苦和执著。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它们开始了这样的宿命。文化考古学发现，史前时代的家畜养殖业中，牛的驯化要比马的驯化早得多，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许多牛骨，可见新石器时代我国养牛已比较普遍。在那些遥远的岁月，被驯化的牛不仅作为一种食物来充饥，它们在远古先民蒙昧、原始的心理中还有着神秘复杂的巫教意味和祭祀情感。
牛是古人图腾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写到“大小凉山彝族在祭祖和送祖先灵牌时，要组织男性青年背牦牛尾巴，边歌边舞，叙述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名曰牦牛尾巴舞。这可能是模仿图腾的舞蹈形式，反映了对图腾的信仰和颂扬”。《孝经·援神契》中记载，“神农氏……宏身而牛头，龙颜而大唇，怀成铃，戴玉理。”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是“人身牛首”，这位古老伟大的先祖，被世代的人们以人身牛首的神秘形象口耳相传，最终记载在了历史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被驯化的最先一批家畜，牛在原始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周人以巨人足迹为图腾，他们礼器的纹饰图案却不是自己的图腾而是饕餮纹，这未必就能够说明那饕餮纹比本族的图腾更具有某种意义或神力，但至少可以看出其具有着另一番神圣的意味。而据李泽厚先生的研究，他基本上认为饕餮纹是一种抽象了的牛头图案，是远古民族图腾崇拜的残留，他在《美的历程》中总结道，“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
与图腾崇拜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是祭祀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代的文化核心之一就是祭祀文化，而周人设祭，以牛为牺牲，称为太牢，属于最高等级的祭品。《诗经·周颂·我将》叙述了周武王起兵讨伐殷商前的祭祀活动，“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礼记·曲礼下》也说：“凡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在这种神秘幽远的祭祀文化、心理之下，至少远在周代就有了专门为国家养牛的人和单独开辟的牧场，《周礼·地官》中就有“牛人”“牛田”的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代国之政令”，“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
史前时代，那一系列的原始活动让牛具备了神秘复杂的文化内涵，在先民的心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神性。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其功能由肉用、祭祀转为拉车耕地，牛身上所具备的神性慢慢变成了人间的烟火气，它们从祭坛和图腾走回大地，代替生产力再次解放的古人默默耕耘。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好像看到一幅画卷：在蔚蓝的天空下，群山环绕，一头黝黑粗壮的水牛和一个老人在大地上一步一停地犁地，然后沿着那条乡间小道，缓慢、苍茫地向我走来，天地开合，万物久远……这一走，飘摇壮烈的远古图腾变成了活生生的血肉。
从第一批野牛被驯化起，这一类群此后的宿命就被彻底决定下来了，经由原始的图腾与祭祀文化，它们最终慢慢变成了这片大地上每一个村庄古老、缓慢的耕耘情怀，不管是那高高在上的神圣祭品，还是炊烟缭绕下那群拉着铁犁、承受牛鞭的普通生灵，它们都替人类安放了许多进化过程中的庞大、艰涩。
我想，许多年以后，等我日渐苍老不再年轻，我就回到故乡，待在故乡的村庄，种几亩地，养一头牛，偶尔牵着它走过秋日的田埂和路口，把许久不用的铁犁放进粮仓深处。希望那时还会有几个老朋友，在些许时日里能走过遥远的路程来看我，我们一同抚摸着牛亮丽柔顺的毛发，谈论它的健壮。如果还有精力和兴致，我会骑在牛背上，西出函谷，拜访一些故人。
童年的时候，老家那里也没有几家养着牛，后来，我听奶奶说，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是养牛的。她说，那时她经常带着我哥哥在乡间小道上放牛，我的哥哥就坐在牛背上，脖子上挂着一块饼，边走边吃，像极了唐诗里的小牧童。我一直对这个场景念念不忘，也想坐在宽大厚实的牛背上，挂着一块饼，饿了就吃一点，牛不时的哞哞声粗粝、低沉而温柔，穿透四季的旷野。在这个牛背上，远离了大地，也远离天空，那是童年的一种灿烂和体验，是我未曾遭逢的礼遇。
我对这些牛充满着深深的真挚之情，在这片亙古的黄土地上，它们为我们犁开了太多文明的沟壑，为我们抵御了太多的飘摇和繁霜。每一只成年的水牛身上都带着低沉、古老的意味，在村庄间缓慢移动，像是先天的悲剧英雄，而当它们还是小牛犊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灵动欢快，充满着年轻的灵气。我知道，在它们长大、变老的过程中，一定是肩负着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宿命，所以，一切才如此沉重。每次见到那些黝黑粗壮的水牛，看见它们晶莹、深沉、流动着水光的眼神和满是干涸污泥的牛角与四蹄;看见它们在废黄河的高堤上缓慢、沉重地移动，偶尔甩动尾巴;看见它们在夏日的傍晚，静静地从池塘里起身、上岸，搅起河床的污泥……我都会涌起一种深沉的情感，这群生灵不应该承担人类千年耕种的痛苦和执著。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它们开始了这样的宿命。文化考古学发现，史前时代的家畜养殖业中，牛的驯化要比马的驯化早得多，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许多牛骨，可见新石器时代我国养牛已比较普遍。在那些遥远的岁月，被驯化的牛不仅作为一种食物来充饥，它们在远古先民蒙昧、原始的心理中还有着神秘复杂的巫教意味和祭祀情感。
牛是古人图腾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写到“大小凉山彝族在祭祖和送祖先灵牌时，要组织男性青年背牦牛尾巴，边歌边舞，叙述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名曰牦牛尾巴舞。这可能是模仿图腾的舞蹈形式，反映了对图腾的信仰和颂扬”。《孝经·援神契》中记载，“神农氏……宏身而牛头，龙颜而大唇，怀成铃，戴玉理。”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是“人身牛首”，这位古老伟大的先祖，被世代的人们以人身牛首的神秘形象口耳相传，最终记载在了历史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被驯化的最先一批家畜，牛在原始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周人以巨人足迹为图腾，他们礼器的纹饰图案却不是自己的图腾而是饕餮纹，这未必就能够说明那饕餮纹比本族的图腾更具有某种意义或神力，但至少可以看出其具有着另一番神圣的意味。而据李泽厚先生的研究，他基本上认为饕餮纹是一种抽象了的牛头图案，是远古民族图腾崇拜的残留，他在《美的历程》中总结道，“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
与图腾崇拜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是祭祀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代的文化核心之一就是祭祀文化，而周人设祭，以牛为牺牲，称为太牢，属于最高等级的祭品。《诗经·周颂·我将》叙述了周武王起兵讨伐殷商前的祭祀活动，“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礼记·曲礼下》也说：“凡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在这种神秘幽远的祭祀文化、心理之下，至少远在周代就有了专门为国家养牛的人和单独开辟的牧场，《周礼·地官》中就有“牛人”“牛田”的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代国之政令”，“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
史前时代，那一系列的原始活动让牛具备了神秘复杂的文化内涵，在先民的心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神性。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其功能由肉用、祭祀转为拉车耕地，牛身上所具备的神性慢慢变成了人间的烟火气，它们从祭坛和图腾走回大地，代替生产力再次解放的古人默默耕耘。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好像看到一幅画卷：在蔚蓝的天空下，群山环绕，一头黝黑粗壮的水牛和一个老人在大地上一步一停地犁地，然后沿着那条乡间小道，缓慢、苍茫地向我走来，天地开合，万物久远……这一走，飘摇壮烈的远古图腾变成了活生生的血肉。
从第一批野牛被驯化起，这一类群此后的宿命就被彻底决定下来了，经由原始的图腾与祭祀文化，它们最终慢慢变成了这片大地上每一个村庄古老、缓慢的耕耘情怀，不管是那高高在上的神圣祭品，还是炊烟缭绕下那群拉着铁犁、承受牛鞭的普通生灵，它们都替人类安放了许多进化过程中的庞大、艰涩。
我想，许多年以后，等我日渐苍老不再年轻，我就回到故乡，待在故乡的村庄，种几亩地，养一头牛，偶尔牵着它走过秋日的田埂和路口，把许久不用的铁犁放进粮仓深处。希望那时还会有几个老朋友，在些许时日里能走过遥远的路程来看我，我们一同抚摸着牛亮丽柔顺的毛发，谈论它的健壮。如果还有精力和兴致，我会骑在牛背上，西出函谷，拜访一些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