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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口述史材料、做口述史研究是要有一点运气的。有两个比喻可以说明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运气”。一个是刻舟求剑,另一个是灯下寻物。一个人在船上把剑掉到河里,在船上划了一道印子,希望能在船停下的时候,按照这道印子在河里捞回失剑。另一个人在黑夜里丢了物件,在有路灯光的地方来回寻找。有人问,你为什么老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他说,因为这里是唯一有光亮可能看见遗物的地方。刻舟求剑和灯下寻物的二位,一位肯定找不到失剑,另一位极可能找不到遗物。但是,如果他们运气好,正因为他们留意去找了,他们也许能找到失物之外的东西,比失剑或遗物更有价值也说不定。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
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London:Allen Lane,2007)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
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London:Allen Lan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