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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鹤先生的文章《(启功讲学录)订误》(《博览群书》2010年第一期)，受益良多。其中一段讲：“舒学”代指“王重民、王尧”，似觉不妥。此事在敦煌学界早已解决。今将我以前写的一篇小稿重新刊出，以明原由。此文最早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敦煌吐鲁番学通讯》上，后收入2005年出版的《人海栖迟》。
“舒学”是个代号，但它牵涉到学术界几位先辈与前辈。而且，已经引起了一些小误会。笔者与“舒学”始终有缘，愿将所历所闻陈明，也算是学林中一则小小的漫录吧。
约在1974、1975年顷，“长沙不久留才子”，沈玉成学长——就是《左传译文》的作者，曾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那位了——自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北还，进了文物出版社。不久，经沈兄介绍，屈育德学长——就是曾在北大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课程的那位了——和笔者，相继给《文物》编辑部帮忙，义务看稿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为了有关敦煌藏文卷子的问题，沈兄带我去中央民族学院见王尧教授。谈次，王尧先生主动出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王重民(有三)先生的一篇稿子。此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有三先生当年在巴黎过录2555号卷子中两位作者的诗作七十二首。这是可补《全唐诗》的。第二部分是有关的考释。考释写得甚长，颇见功力。看来是王有三和向达(觉明)两位先生在五十或六十年代早期合作写的。其中很多精彩见解是向先生提出的。此稿经几位学者(已记不清姓名)看过，似也贡献了一些意见。此稿在王尧先生处，我估计是王有三先生请他提意见时交付的。王尧先生也在第二部分里写了一些意见。当时《文物》编辑部正准备编《文物资料从刊》，第一辑内容由编辑部主任王代文、杨瑾——后来他们两位都是文物出版社的总编辑了——决定，我看那一辑的稿子，起的是责任编辑助理的作用。王尧先生得知此事，竭力向该刊推荐此稿。王有三先生不幸逝世，当时尚未平反。向觉明先生的情况与之略同。王尧先生推荐此稿，我体会很有在学术界先给他们二位平反之意。这是需要有一些冒险勇气的。我也勉强算是王、向二位老师的学生，王尧先生的勇气激起沈兄与我的共鸣，于是持此稿归去，向编辑部推荐。编辑部多次向王、向二先辈的原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征求能否发署名稿的意见，迄未见作答。于是采用以下处理方式：
一、将录文部分经过整理，发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整理工作，主要是去图书馆对照摄回的原卷照片(不是王先生就是向先生在巴黎摄回的)，将原文重新写定。此工作由我和刚由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文物编辑部的李力同志承担。王有三先生的原稿是在巴黎匆匆过录的，不免有误。我们均据原卷照片改正。这就是发表的铅印录文。这一部分如有错误，应南我负责。
二、考释部分，由于种种因素，如不合《文物资料丛刊》体例，署名难办，总之是不好发表。决定取其精粹即结论部分，改写成“前言”。改写初稿的是我，定稿者为沈兄。沈兄只做文字再加工，对原稿的去取与浓缩工作是我做的。如有问题，也应由我负责。
三、文章定名《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署名为“舒学”，乃王代文同志所取，义取“初学”谐音。按：他所取的这种代号不少，如“闻悟”、“郁侃”、“文华”(“文物”、“月刊”、“文化”之谐音)等均是。编辑部惯例，凡发表经编辑人员大修大改的文章时，在征求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用编辑部自定的某一笔名。某一编辑或编辑组人员常固定使用一个至几个笔名，内部人员一看，便知某文谁加工改造的，便于联系与分清责任，实际上乃是一种代号而非个人笔名。“舒学”代号从此出现，而且以后与我有缘矣。
四、为不埋没王有三先生之业绩，前言中附记原委，如下：
解放前，王有三先生曾从巴黎图书馆将这一残卷全文录出，以后又做过整理加工，惜未最后完稿。现在我们在王先生原来录文的基础上，又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作了一次校对整理，在这里发表，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当时用“王有三先生”(而不用“王重民”)这五个字，是我出的主意。区区微衷，明眼人当能谅察。
近来，据有人告诉我，王师母刘修业先生说，“舒学”就是王尧。《光明日报》1983年8月9日载文初同志《敦煌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一文中云：
第一个发现、抄录并从事整理工作的我国学者是王重民。可惜的是，整理工作尚未告竣，他就含冤而逝了。此后，王尧在王重民遗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整理工作，并将整理稿题名《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发表于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期，署名舒学。
我想这是采用了刘修业先生的说法。王尧先生在保存、加工(特别是考释部分)、推荐此稿方面贡献极大，文初同志的说法可以说是正确的。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说此稿署名的“舒学”是王尧先生尚可，说“舒学”就是王尧先生则不可。因为以“舒学”署名的还有几稿，也常被引用，那是与王尧先生毫无关涉的。
一篇是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一期上的《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此文曾经北大图书馆学系《中国书史参考文选》等转载和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原稿是罗福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用文言文写的，甚长，有详细说明考释。此稿压在编辑部多年，杨瑾同志叫我译意并增补六十、七十年代出土的新内容，所补分量与原稿略等。写成后再经编辑部其他同志极力浓缩，最后压成提纲式，已是面目全非。征得罗先生同意，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署名“舒学”。
另一篇是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十二期上的《敦煌莫高窟》。此文后经《敦煌的艺术宝藏》(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联合出版)一书转载。此稿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施萍婷同志所作，经我初步加工并补充了一些材料，定稿的则是沈玉成、屈育德两学长。以增补部分不宜由施同志负责，故在征得同意后，由编辑部署名“施萍婷，舒学”。于此可明确看出：“舒学”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编辑部使用的一个代号。因为此文是沈、屈二兄定稿的，上面已提到，过录伯2555原文的是李力和我；还应提到，为罗先生的文章搜集补充资料的还有我的学生倪平，改稿初稿也是她写的。可见，此代号下人头甚多。不过，凡有“舒学”署名的，都有我参加，而且如有错误，是应该由我负责的。
有关伯2555号的“考释”中，向觉明先生有个小注，大意是说“非所”即监狱，并引《刘随州集》中诗与此卷互证。我据此搜集材料并从语义发展上探求，写成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作为补白，发表在《文史》第十三輯上。亦署名“舒学”，以示不敢忘本。本人得稿费十一元。这是仗着“舒学”得的唯一一笔稿费。别的全是业余爱好，义务劳动。这是“舒学”与我打的最后一次交道。兹特郑重声明：以后再有“舒学”，均与本人无关矣。
最后，有个建议，最近学术界讨论伯2555号卷子中那七十二首诗，常涉及“舒学”写的那段“前言”。其实，那不过是长篇“考释”的压缩再压缩，干瘪之极。“前言”乃特殊情况下之畸形产物，实不足以代表诸先辈和前辈之学术水平也。
又：李力女史在北大毕业初入《文物》月刊任实习编辑时，与我相处数年。现在她也由编辑岗位上退休两年了。一晃三十多年，沈、屈两学长与王代文先生已逝世多年。故文零落散如云，不觉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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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29.00元
这本书上篇为许倬云口述，从无锡世家许家谈起，回忆抗战军兴迁徙不断，杂读群书，胜利后受教辅仁中学，入台湾大学名师云集，赴芝加哥大学大开眼界，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回台身经砥砺，后任匹茨堡大学教授至今，其间与文化大家切磋学问，构建思想体系，心系台湾起飞，关注大陆改革，推动两岸高等研究院，泛舟万古江河，探索历史变幻与价值重建，思考中国转舵与世界融合。下篇从访问者角度，杂记谈话因缘，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柏荡，直观呈现智者人格魅力。
“舒学”是个代号，但它牵涉到学术界几位先辈与前辈。而且，已经引起了一些小误会。笔者与“舒学”始终有缘，愿将所历所闻陈明，也算是学林中一则小小的漫录吧。
约在1974、1975年顷，“长沙不久留才子”，沈玉成学长——就是《左传译文》的作者，曾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那位了——自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北还，进了文物出版社。不久，经沈兄介绍，屈育德学长——就是曾在北大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课程的那位了——和笔者，相继给《文物》编辑部帮忙，义务看稿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为了有关敦煌藏文卷子的问题，沈兄带我去中央民族学院见王尧教授。谈次，王尧先生主动出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王重民(有三)先生的一篇稿子。此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有三先生当年在巴黎过录2555号卷子中两位作者的诗作七十二首。这是可补《全唐诗》的。第二部分是有关的考释。考释写得甚长，颇见功力。看来是王有三和向达(觉明)两位先生在五十或六十年代早期合作写的。其中很多精彩见解是向先生提出的。此稿经几位学者(已记不清姓名)看过，似也贡献了一些意见。此稿在王尧先生处，我估计是王有三先生请他提意见时交付的。王尧先生也在第二部分里写了一些意见。当时《文物》编辑部正准备编《文物资料从刊》，第一辑内容由编辑部主任王代文、杨瑾——后来他们两位都是文物出版社的总编辑了——决定，我看那一辑的稿子，起的是责任编辑助理的作用。王尧先生得知此事，竭力向该刊推荐此稿。王有三先生不幸逝世，当时尚未平反。向觉明先生的情况与之略同。王尧先生推荐此稿，我体会很有在学术界先给他们二位平反之意。这是需要有一些冒险勇气的。我也勉强算是王、向二位老师的学生，王尧先生的勇气激起沈兄与我的共鸣，于是持此稿归去，向编辑部推荐。编辑部多次向王、向二先辈的原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征求能否发署名稿的意见，迄未见作答。于是采用以下处理方式：
一、将录文部分经过整理，发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整理工作，主要是去图书馆对照摄回的原卷照片(不是王先生就是向先生在巴黎摄回的)，将原文重新写定。此工作由我和刚由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文物编辑部的李力同志承担。王有三先生的原稿是在巴黎匆匆过录的，不免有误。我们均据原卷照片改正。这就是发表的铅印录文。这一部分如有错误，应南我负责。
二、考释部分，由于种种因素，如不合《文物资料丛刊》体例，署名难办，总之是不好发表。决定取其精粹即结论部分，改写成“前言”。改写初稿的是我，定稿者为沈兄。沈兄只做文字再加工，对原稿的去取与浓缩工作是我做的。如有问题，也应由我负责。
三、文章定名《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署名为“舒学”，乃王代文同志所取，义取“初学”谐音。按：他所取的这种代号不少，如“闻悟”、“郁侃”、“文华”(“文物”、“月刊”、“文化”之谐音)等均是。编辑部惯例，凡发表经编辑人员大修大改的文章时，在征求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用编辑部自定的某一笔名。某一编辑或编辑组人员常固定使用一个至几个笔名，内部人员一看，便知某文谁加工改造的，便于联系与分清责任，实际上乃是一种代号而非个人笔名。“舒学”代号从此出现，而且以后与我有缘矣。
四、为不埋没王有三先生之业绩，前言中附记原委，如下：
解放前，王有三先生曾从巴黎图书馆将这一残卷全文录出，以后又做过整理加工，惜未最后完稿。现在我们在王先生原来录文的基础上，又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作了一次校对整理，在这里发表，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当时用“王有三先生”(而不用“王重民”)这五个字，是我出的主意。区区微衷，明眼人当能谅察。
近来，据有人告诉我，王师母刘修业先生说，“舒学”就是王尧。《光明日报》1983年8月9日载文初同志《敦煌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一文中云：
第一个发现、抄录并从事整理工作的我国学者是王重民。可惜的是，整理工作尚未告竣，他就含冤而逝了。此后，王尧在王重民遗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整理工作，并将整理稿题名《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发表于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期，署名舒学。
我想这是采用了刘修业先生的说法。王尧先生在保存、加工(特别是考释部分)、推荐此稿方面贡献极大，文初同志的说法可以说是正确的。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说此稿署名的“舒学”是王尧先生尚可，说“舒学”就是王尧先生则不可。因为以“舒学”署名的还有几稿，也常被引用，那是与王尧先生毫无关涉的。
一篇是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一期上的《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此文曾经北大图书馆学系《中国书史参考文选》等转载和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原稿是罗福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用文言文写的，甚长，有详细说明考释。此稿压在编辑部多年，杨瑾同志叫我译意并增补六十、七十年代出土的新内容，所补分量与原稿略等。写成后再经编辑部其他同志极力浓缩，最后压成提纲式，已是面目全非。征得罗先生同意，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署名“舒学”。
另一篇是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十二期上的《敦煌莫高窟》。此文后经《敦煌的艺术宝藏》(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联合出版)一书转载。此稿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施萍婷同志所作，经我初步加工并补充了一些材料，定稿的则是沈玉成、屈育德两学长。以增补部分不宜由施同志负责，故在征得同意后，由编辑部署名“施萍婷，舒学”。于此可明确看出：“舒学”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编辑部使用的一个代号。因为此文是沈、屈二兄定稿的，上面已提到，过录伯2555原文的是李力和我；还应提到，为罗先生的文章搜集补充资料的还有我的学生倪平，改稿初稿也是她写的。可见，此代号下人头甚多。不过，凡有“舒学”署名的，都有我参加，而且如有错误，是应该由我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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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个建议，最近学术界讨论伯2555号卷子中那七十二首诗，常涉及“舒学”写的那段“前言”。其实，那不过是长篇“考释”的压缩再压缩，干瘪之极。“前言”乃特殊情况下之畸形产物，实不足以代表诸先辈和前辈之学术水平也。
又：李力女史在北大毕业初入《文物》月刊任实习编辑时，与我相处数年。现在她也由编辑岗位上退休两年了。一晃三十多年，沈、屈两学长与王代文先生已逝世多年。故文零落散如云，不觉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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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29.00元
这本书上篇为许倬云口述，从无锡世家许家谈起，回忆抗战军兴迁徙不断，杂读群书，胜利后受教辅仁中学，入台湾大学名师云集，赴芝加哥大学大开眼界，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回台身经砥砺，后任匹茨堡大学教授至今，其间与文化大家切磋学问，构建思想体系，心系台湾起飞，关注大陆改革，推动两岸高等研究院，泛舟万古江河，探索历史变幻与价值重建，思考中国转舵与世界融合。下篇从访问者角度，杂记谈话因缘，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柏荡，直观呈现智者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