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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的一个新趋势
(1)关于医学的性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辞海》，一九七九)。这种说法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医学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例如魏尔啸、西格里斯等，都曾强调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西格里斯，一位极有影响的医史学家曾经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九五九)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没有把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同时加以揭示，反而不利于人们接受。前些时候于光远同志对医学的学科性质作了一个很完善的表达：“很明显，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者注)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引起的。”(《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
(2)关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发展，“疾病谱”、“死因谱”、“人口(年龄)谱”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白喉，在一九○一——一九一○年间，十五岁以下儿童每百万人口死亡五百七十一人，到一九六九年已降为零，结核病、烈性传染病等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已受到很好的控制，不再成为人类的主要死因，并且还由于营养的改善等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健康不再受到威胁了，只是威胁的来源有所改变，细菌、病毒这些生物因素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而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则大大增高了。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犯罪、饮食过量、心因性疾患的广泛发生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威胁人们健康的突出原因，则更是社会性、心理性损害了。因此，一些医学家已经呼吁要将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光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和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内小器官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疾病和健康，来防治疾病，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把人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综合地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并采取综合的措施来防病、治病，增进人类的健康。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的结合，就决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了。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中，已有称为“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谘询心理学家”等人员参与工作，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开设了一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3)关于医学领域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医学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完全是对医学领域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医学经济学：医疗保健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得很为突出，一九七八年美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金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点一，因此医学经济学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很受重视，如何合理使用医疗保健经费，提高其效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医学概论：日本主要在战后在许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概论课程，对医学进行总的规律性的研究，很象我们说的“医学辩证法”课程；医学伦理学：虽然这一课程历史很悠久，但现在受到新的推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日、美等国都更为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甚至现在出现了一门包括内容更为广泛的新学科，叫做“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或译“生物伦理学”)，现在的医学伦理学除了讨论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品质、职业义务等传统内容外，还随着医学的发展讨论新出现的诸如“无痛致死”(安乐死)、“抢救或人工维持生命的中止与继续”、死亡的定义和“摘取器官”的道德原则、人体试验的伦理学等很有现实意义的难题；医学逻辑学：虽然从形式逻辑方面对医学诊断思维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从一九五九年莱德里(R.S.Ledley)和拉斯特德(L.B.Lusted)发表《医学诊断的推理基础》，把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应用于医学诊断，提出以贝叶斯公式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诊断模型以来，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诊断发展很快，医学逻辑学的研究也就更为必要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践价值；医学社会学：近年来美、日等国医学社会学的专门著作不断涌现，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病人、医生作个体的、群体的研究，对病人和医生相互关系的研究，对医院等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对医学团体、患者团体等等的医学社会学研究，都是有利于改进医疗保健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的；此外，医学未来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等近年在国外也得到很大发展。
(4)关于医学的分类和医学学，考虑到现代医学领域的扩大，我国目前通行的把医学分为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三大类的做法，已不能反映医学领域的全貌。一九八○年我曾提出一种新的三分法，将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实践医学)和医学学(理论医学)三大部类。基础医学除包括原有学科之外，还应列入正常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人类生态学等；应用医学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特种医学、康复医学、法医学、医学工程学六个并列的次类；医学学则以医学、医务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本身为研究对象。医学学(science of medicine，或medicinology)是我新造的一个词，用以概括以医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分支，并曾试将这些分支归为四个并列的次类：把医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史、医学概论、医学未来学；把医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体系论、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逻辑学；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职业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医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学；把医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和情报信息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术语学、医学辞书学、医学文献学、医学情报学。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学科分支，不少即便在我国医学界也是很少为人所知的。然而，这只是说明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面十分落后于国际水平，还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事实上，这些分支在国外有大量的著作出现，并不亚于人们熟知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领域。
(5)关于优生学和康复医学，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必要性。一个是“优生学”，现在已经受到重视，作为保证人口质量的重要课题来抓。然而，优生学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例如，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已经很大(据国外统计约百分之十有出生缺陷，当然其中有的病不大严重)，目前我国必须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了防止因生有严重遗传缺陷儿的父母可再生育而造成“逆淘汰”使人口质量下降，我曾提出将严重残疾新生儿法定无痛致死的建议(《优生学面临的新问题》，文汇报，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真要实践这一建议，主要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改变业已过时的某些伦理观念的问题和进行适当的立法问题。另一个是康复医学问题，近年来国外把预防、医疗、康复三者并提，康复中心、育能院、以康复为目的的老人院等机构得到发展，对于解决好残废者、低能者、某些慢性病、老年病患者的安置，使其机体功能恢复或使残存的机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其能自食其力，生活得更为幸福，同时使家庭、社会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得以解除，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严重缺乏这类机构。发展康复医学，也需要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工作者的协作。越来越明显的是：现代医学在其实现自己造福人类的目标时，必须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1)关于医学的性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辞海》，一九七九)。这种说法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医学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例如魏尔啸、西格里斯等，都曾强调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西格里斯，一位极有影响的医史学家曾经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九五九)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没有把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同时加以揭示，反而不利于人们接受。前些时候于光远同志对医学的学科性质作了一个很完善的表达：“很明显，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者注)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引起的。”(《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
(2)关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发展，“疾病谱”、“死因谱”、“人口(年龄)谱”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白喉，在一九○一——一九一○年间，十五岁以下儿童每百万人口死亡五百七十一人，到一九六九年已降为零，结核病、烈性传染病等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已受到很好的控制，不再成为人类的主要死因，并且还由于营养的改善等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健康不再受到威胁了，只是威胁的来源有所改变，细菌、病毒这些生物因素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而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则大大增高了。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犯罪、饮食过量、心因性疾患的广泛发生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威胁人们健康的突出原因，则更是社会性、心理性损害了。因此，一些医学家已经呼吁要将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光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和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内小器官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疾病和健康，来防治疾病，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把人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综合地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并采取综合的措施来防病、治病，增进人类的健康。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的结合，就决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了。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中，已有称为“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谘询心理学家”等人员参与工作，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开设了一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3)关于医学领域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医学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完全是对医学领域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医学经济学：医疗保健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得很为突出，一九七八年美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金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点一，因此医学经济学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很受重视，如何合理使用医疗保健经费，提高其效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医学概论：日本主要在战后在许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概论课程，对医学进行总的规律性的研究，很象我们说的“医学辩证法”课程；医学伦理学：虽然这一课程历史很悠久，但现在受到新的推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日、美等国都更为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甚至现在出现了一门包括内容更为广泛的新学科，叫做“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或译“生物伦理学”)，现在的医学伦理学除了讨论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品质、职业义务等传统内容外，还随着医学的发展讨论新出现的诸如“无痛致死”(安乐死)、“抢救或人工维持生命的中止与继续”、死亡的定义和“摘取器官”的道德原则、人体试验的伦理学等很有现实意义的难题；医学逻辑学：虽然从形式逻辑方面对医学诊断思维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从一九五九年莱德里(R.S.Ledley)和拉斯特德(L.B.Lusted)发表《医学诊断的推理基础》，把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应用于医学诊断，提出以贝叶斯公式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诊断模型以来，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诊断发展很快，医学逻辑学的研究也就更为必要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践价值；医学社会学：近年来美、日等国医学社会学的专门著作不断涌现，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病人、医生作个体的、群体的研究，对病人和医生相互关系的研究，对医院等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对医学团体、患者团体等等的医学社会学研究，都是有利于改进医疗保健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的；此外，医学未来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等近年在国外也得到很大发展。
(4)关于医学的分类和医学学，考虑到现代医学领域的扩大，我国目前通行的把医学分为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三大类的做法，已不能反映医学领域的全貌。一九八○年我曾提出一种新的三分法，将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实践医学)和医学学(理论医学)三大部类。基础医学除包括原有学科之外，还应列入正常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人类生态学等；应用医学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特种医学、康复医学、法医学、医学工程学六个并列的次类；医学学则以医学、医务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本身为研究对象。医学学(science of medicine，或medicinology)是我新造的一个词，用以概括以医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分支，并曾试将这些分支归为四个并列的次类：把医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史、医学概论、医学未来学；把医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体系论、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逻辑学；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职业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医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学；把医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和情报信息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术语学、医学辞书学、医学文献学、医学情报学。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学科分支，不少即便在我国医学界也是很少为人所知的。然而，这只是说明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面十分落后于国际水平，还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事实上，这些分支在国外有大量的著作出现，并不亚于人们熟知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领域。
(5)关于优生学和康复医学，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必要性。一个是“优生学”，现在已经受到重视，作为保证人口质量的重要课题来抓。然而，优生学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例如，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已经很大(据国外统计约百分之十有出生缺陷，当然其中有的病不大严重)，目前我国必须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了防止因生有严重遗传缺陷儿的父母可再生育而造成“逆淘汰”使人口质量下降，我曾提出将严重残疾新生儿法定无痛致死的建议(《优生学面临的新问题》，文汇报，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真要实践这一建议，主要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改变业已过时的某些伦理观念的问题和进行适当的立法问题。另一个是康复医学问题，近年来国外把预防、医疗、康复三者并提，康复中心、育能院、以康复为目的的老人院等机构得到发展，对于解决好残废者、低能者、某些慢性病、老年病患者的安置，使其机体功能恢复或使残存的机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其能自食其力，生活得更为幸福，同时使家庭、社会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得以解除，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严重缺乏这类机构。发展康复医学，也需要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工作者的协作。越来越明显的是：现代医学在其实现自己造福人类的目标时，必须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