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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能够续命”， 这是我近年来阅读潘洗尘诗歌时最为强烈的感受———他的诗无疑属于“真诗”和“生命之诗”。
深挚、纯粹的潘洗尘多年来给我的印象几乎总是一袭白衣，脸色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显得沉暗，但是他一直眯着不大的眼睛微笑着。
2017年我在大理见到潘洗尘的时候， 他刚失去老母亲不久，八十一岁的老父亲刚刚从东北过来。那次午饭，大家吃得都很沉默。
2018年冬日的大理，一楼的大厅刚刚装修过，潘洗尘不时将断木用铁钳子夹着放在崭新的壁炉里。温暖的光晕笼罩着每一个人，他皱纹深堆、黑沉的脸庞在此刻也变成了微红。
当大理这一客居的异域（相对于潘洗尘的松嫩平原的黑土地以及东北故乡而言）空间———“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北方人/虽然生活在/草木葱茏的世界/但我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也就那么一两株/单调的杨柳”（《冬至》）———和疾病、亲情（尤其写给女儿的大量的诗几乎倾尽了一个父亲所有的祝福、祈祷以及良苦用心）、宗教以及生死（比如写给母亲的悼亡诗）纷至沓来的时候，它们实则直接参与了一首诗的生成。尤其是漂泊和无根感构成了当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而快速的现代化工具的搬用法则又使得认知装置也发生了颠倒，“终其一生我们呵/也许就只是在做两件事/客居他乡和/客死异乡”（《路上方知身是客》）。注定的是秋天要来了，整个北方空了，伤心的人仍将悲痛，而那“燃烧的肝胆”正逐渐浸入尘世的冰冷之水。2018年平安夜之时，潘洗尘和朋友举着白色的蜡烛在大理的老教堂里受洗，在那一刻宗教和诗歌获得了同等的重要性。由此，诗和人都绝对不是矫饰和虚伪的，而是坦诚的、赤裸的、真实不虚的，“自己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反对装反对演/反对各种形式的谎”（《朋友》）。这样，诗人的精神肖像就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辨识度。
潘洗尘是天蝎座，和陈超是同一天生日。这又是一个在生活和写作中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压抑而幽默、高冷而温暖。
在潘洗尘这里， 诗歌的到来是伴随着经验分蘖而一次次抵临的。对他而言，也许个人经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重要，正如他所自陈的那样“我的诗都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并沒有像潘洗尘这样具有重新把控、再造和发现个人经验中的真正闪电并给予照彻的精神能力， 而是在更多的时候像不断膨胀的气球一样滥用了个人经验———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个看似光亮而实则无用的碎片。生命经验的纯化和复杂化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正如那些火焰和灰烬，那些真实和虚无。其中有理想化的过滤和提升，又容留了经验、现实痛感以及生存状态自身的复杂性和张力空间， 甚至其中也涵括了原生经验中芜杂的那一部分。不能不说，潘洗尘近年来体现在诗歌中的精神视域变得愈益开阔。与此同时，词与物也充满了时时调校和紧张关系。
绝处逢生产生的是生命之诗。
潘洗尘是自省、独立的，又是悲悯、自挽的，愤世嫉俗而浑身芒刺，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感喟命运而满怀缱绻。时间的无情剥夺使得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而悲欣交集， 哪个人说已经彻底参透了生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肉身和精神都是孤独而不堪致命一击的。
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 命定般的独角戏延续始终，“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编刊物/一个人办诗歌节/一个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有许多未竟的事儿/所以一个人睡觉前/要把救命的药瓶打开/放在床头”（《一个人》）。这既是宿命又是愿景，既是无奈又是不舍，是弃置、不甘、留念、释然、挂怀、温暖、冷彻的同时打碎和搅拌，由此任何一种情感就不再是单一的了。这就如破壁机中的那些果壳和果肉瞬间成了融合的液体。身体状态、疾病经验、恶性事件、生存伦理和语言意识就如此难分难解地时时搅拌在一起，如同黄昏时分的雨，晦暗的天空突然变得明亮。这一次，诗人站在了黄昏的背后，“没有人可以从这个斜光残照的黄昏里/走出来了”（《悲伤笼罩大地》）。肉身如此困窘不堪，那么最终能够抵抗和战胜时间的也就只有词语了。这是个人之诗，更是终极之诗。由此来看潘洗尘的诗，它们之间就构成了明显的互文构造，彼此之间都是共通的，一首诗正是另一首诗，它们最终叠加成一个诗人的终极想象和自我观照。也许，越是到了终了最可靠的方式就是 “有诗为证”———“多少个日子 多少万物挣扎着/都抵不上这一个词的分量”（《词语的魅力》）。
一个诗人一定是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经由这个空间和角度每个人看到的并不相同，“必须获得自己固定的位置， 而不是任意把它摆放在那个位置上，必须把它安置在一个静止而持续的空间里，安置在它的伟大规律里。人们必须把它置于一个合适的环境里，像置于壁垒里一样，给它一种安全感，一个立脚点和一种尊严，这尊严不是来自它的重要性，而是来自它的平凡的存在”（里尔克）。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角度，进而生命状态重新激活了语言， 语言必须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伦理和道义的，“于是我只有写诗/并且只写那些/与自己的生命/血脉相连的诗/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尽可能地使用/最有限的字与词/以期此刻不再过度消耗/自己的气力/将来也不致于过多浪费/他人的生命”（《生命如何延续》）。这正是“文如其人”的具体化和生命化的体现。或者说是一个人体察自我和观看世界的途径和角度发生了与生命相关的根本性变化。
时间， 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疾病以及死亡的挑战给一个人带来了全新的取景器———“在恐惧中忘了恐惧”，事物以及自我都得以不同方位和角度的深层观照和验证，“要真正看清一件事物/你必须首先学会/变换不同的方位/但这也只是常识的/一小部分/其实面对大多数事物/时间才是它最好的角度”（《时间才是最好的角度》）。这是时间的焦虑中深度的生命意识投照以及精神对位的过程，与此同时语言意识也经过了更新和激活。词与物、诗和人、生及死、梦幻和泡影，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命关系，它们之间以往的惯性关系得以拨正和重新发现。诗歌也就成了潘洗尘的生死相托之物，“所有的遗嘱/都早已写在诗歌里”（《死应该是一生中准备最充分的事》）。 潘洗尘这两年来写下的关于父母的诗作数量惊人，这是命运和生死残酷剥夺的结果———生命教育， 而他只能在诗歌中完成对伤痛的缓慢的修补。写疾病的诗、写死亡的诗以及写给女儿和亲人的诗在潘洗尘这里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也许，“有多少深情就有多少孤独”这句话最适合送给潘洗尘了。疾病不只是精神层面的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感知（“而我身患膏肓之疾/朝不虑夕”），诗歌和身体都变成了难兄难弟，“昨天在南京/一大桌朋友吃饭/想不起话题是从哪儿开始的/浩波突然说/洗尘是个最大的骗子/你们看他这气色这精神头儿/肯定是多年来/一直在装病”（《朋友》）。当年的苏珊·桑塔格也是在数次疾病的死亡危机中通过语言认知和哲学状态才最终完成了既属于自己又最终超越了个人的“疾病的隐喻”。在猝然降临的死神阴影中， 苏珊·桑塔格被迫成了一个挑战死亡极限的强力意志者，在与死神的较量中完成了“生命诗学”，尽管这一过程是相当沉重而难以抵挡的。同样，疾病和死神的到访也使得潘洗尘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本能空前增强，过去、此刻以及未来在回溯、直面和预叙中同时抵达， 这三个空间以及相应的时间得以彼此渗透和交互往返。由此，诗歌的精神空间和时间结构得以最大化地拓展。当一个人不断挖掘内心， 他必然要在外物那里获得一次次精神对位的过程，“想到此我好像真的就听到谁/手指树梢说了一句你们看/洗尘就在那儿呢”（《花园里那棵高大茂密的樱桃树》）。“向死而生”“因诗而生”，不再只是空泛的哲学命题，而是生命体本身，在诗歌中一次次抒写和面对死亡实则是获得了一次次精神的重生———“诗歌可以续命”。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尘的这些疾病之诗甚至死亡之诗并不只是单纯指向个人， 还同时指向了更为繁杂的这个时代的显豁或潜在的命题。
体验和超验在诗歌中不可或缺， 在潘洗尘这里它们是通过身体状态、生命经验来得以彼此映照的，即使是“时间”“死亡”等这些“大词”也都成了精神实体而不再只是想象化的产物，比如《上帝的模样》这样的诗也只有潘洗尘能写出来， 因为他的体验和想象都是在生死临界点上完成的。经受过死亡考验的人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世界和时间的样貌及内核也由此发生了扭转， 时间的本质被袒露出来，“你见过上帝吗/我见过/他住在上海/手里有一把会说话的刀子/他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以命相托的人/他和他的那把会说话的刀子/曾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主导我死去继而重生/从此他便成了我真正肝胆相照的/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帝”。
一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强大而又谦卑，这是生与死的淬炼，这也是生存奥义在苦熬中的结晶。人总会来到分水岭，来到生死别离的关口，这时候任何语言（包括文学语言） 都会显得虚弱无力，“我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年， 却是命运将我劈头盖脸地卷入地狱的一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从我的生命里长出来的》）。至暗的时刻却拓宽了精神视野并加重了思想载力。当一个诗人在词语和现实中一次次面对着死亡和正义， 这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勇气完成对应化写作了。
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尘诗歌中平静的陈述语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以往的抒情和“指向”被描述和场景、意象所替代，诗歌的质感以及肌质空前增强，再加之精神气息和思想势能的强化， 这些诗歌具有了经由持续性的轻轻敲打而最终凝聚成的重击的膂力。潘洗尘这些诗歌中的细节和场面把握得极其精准，但并不是照搬生活的现场，而是经过了化若无痕的过滤、提升和再造。这种写作方式在当下无疑具有诗学和精神学的双重启示意义。譬如“父親从身下抽出一块硬纸板/说：你也坐会儿吧”（《坐在垃圾桶上的父子》）。这块薄薄的毫不起眼的硬纸板却显得非常重要，两个人正在遭遇失去最重要亲人的严峻时刻，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安慰了。这一缺失的“安慰”在那块传递过来的“硬纸板”中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正如黑夜中递过来的摇曳的烛火，悬崖上方垂下来的绳索，溺水时面前遽然闪现的一根细枝。具体而微而又微言大义，这是诗人的本分。
当读到《诗人的职业》《诗歌是什么》《有没有这样一种诗歌》《一首浅薄或刻薄的诗》《词语的魅力》《诗歌人生》等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潘洗尘诗歌中的“元诗”成分也在逐步增强， 这些诗关乎一个人的词语和修辞态度以及精神能力，这是关于“诗歌的诗”。这既是写作经验的认知与累积甚至调校的过程， 同时也是人与时间相互磨砺和叩访的结果， 语言形态和诗歌形态都同时得到了改变。这印证了“生活的边界很可能正是语言的边界”。
在潘洗尘这里，时间、躯体（生命）、死亡、灵魂和诗歌是五位一体的。灵魂和诗歌，真实不虚地成为一个人的命运伙伴。这个诗人应该是幸运的，但是其前提却往往是不幸的。
这是多么吊诡而难以索解的诗人命运———“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诗歌/写作的成本/可以不这么高”（《有没有这样一种诗歌》）。
深挚、纯粹的潘洗尘多年来给我的印象几乎总是一袭白衣，脸色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显得沉暗，但是他一直眯着不大的眼睛微笑着。
2017年我在大理见到潘洗尘的时候， 他刚失去老母亲不久，八十一岁的老父亲刚刚从东北过来。那次午饭，大家吃得都很沉默。
2018年冬日的大理，一楼的大厅刚刚装修过，潘洗尘不时将断木用铁钳子夹着放在崭新的壁炉里。温暖的光晕笼罩着每一个人，他皱纹深堆、黑沉的脸庞在此刻也变成了微红。
当大理这一客居的异域（相对于潘洗尘的松嫩平原的黑土地以及东北故乡而言）空间———“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北方人/虽然生活在/草木葱茏的世界/但我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也就那么一两株/单调的杨柳”（《冬至》）———和疾病、亲情（尤其写给女儿的大量的诗几乎倾尽了一个父亲所有的祝福、祈祷以及良苦用心）、宗教以及生死（比如写给母亲的悼亡诗）纷至沓来的时候，它们实则直接参与了一首诗的生成。尤其是漂泊和无根感构成了当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而快速的现代化工具的搬用法则又使得认知装置也发生了颠倒，“终其一生我们呵/也许就只是在做两件事/客居他乡和/客死异乡”（《路上方知身是客》）。注定的是秋天要来了，整个北方空了，伤心的人仍将悲痛，而那“燃烧的肝胆”正逐渐浸入尘世的冰冷之水。2018年平安夜之时，潘洗尘和朋友举着白色的蜡烛在大理的老教堂里受洗，在那一刻宗教和诗歌获得了同等的重要性。由此，诗和人都绝对不是矫饰和虚伪的，而是坦诚的、赤裸的、真实不虚的，“自己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反对装反对演/反对各种形式的谎”（《朋友》）。这样，诗人的精神肖像就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辨识度。
潘洗尘是天蝎座，和陈超是同一天生日。这又是一个在生活和写作中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压抑而幽默、高冷而温暖。
在潘洗尘这里， 诗歌的到来是伴随着经验分蘖而一次次抵临的。对他而言，也许个人经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重要，正如他所自陈的那样“我的诗都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并沒有像潘洗尘这样具有重新把控、再造和发现个人经验中的真正闪电并给予照彻的精神能力， 而是在更多的时候像不断膨胀的气球一样滥用了个人经验———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个看似光亮而实则无用的碎片。生命经验的纯化和复杂化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正如那些火焰和灰烬，那些真实和虚无。其中有理想化的过滤和提升，又容留了经验、现实痛感以及生存状态自身的复杂性和张力空间， 甚至其中也涵括了原生经验中芜杂的那一部分。不能不说，潘洗尘近年来体现在诗歌中的精神视域变得愈益开阔。与此同时，词与物也充满了时时调校和紧张关系。
绝处逢生产生的是生命之诗。
潘洗尘是自省、独立的，又是悲悯、自挽的，愤世嫉俗而浑身芒刺，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感喟命运而满怀缱绻。时间的无情剥夺使得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而悲欣交集， 哪个人说已经彻底参透了生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肉身和精神都是孤独而不堪致命一击的。
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 命定般的独角戏延续始终，“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编刊物/一个人办诗歌节/一个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有许多未竟的事儿/所以一个人睡觉前/要把救命的药瓶打开/放在床头”（《一个人》）。这既是宿命又是愿景，既是无奈又是不舍，是弃置、不甘、留念、释然、挂怀、温暖、冷彻的同时打碎和搅拌，由此任何一种情感就不再是单一的了。这就如破壁机中的那些果壳和果肉瞬间成了融合的液体。身体状态、疾病经验、恶性事件、生存伦理和语言意识就如此难分难解地时时搅拌在一起，如同黄昏时分的雨，晦暗的天空突然变得明亮。这一次，诗人站在了黄昏的背后，“没有人可以从这个斜光残照的黄昏里/走出来了”（《悲伤笼罩大地》）。肉身如此困窘不堪，那么最终能够抵抗和战胜时间的也就只有词语了。这是个人之诗，更是终极之诗。由此来看潘洗尘的诗，它们之间就构成了明显的互文构造，彼此之间都是共通的，一首诗正是另一首诗，它们最终叠加成一个诗人的终极想象和自我观照。也许，越是到了终了最可靠的方式就是 “有诗为证”———“多少个日子 多少万物挣扎着/都抵不上这一个词的分量”（《词语的魅力》）。
一个诗人一定是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经由这个空间和角度每个人看到的并不相同，“必须获得自己固定的位置， 而不是任意把它摆放在那个位置上，必须把它安置在一个静止而持续的空间里，安置在它的伟大规律里。人们必须把它置于一个合适的环境里，像置于壁垒里一样，给它一种安全感，一个立脚点和一种尊严，这尊严不是来自它的重要性，而是来自它的平凡的存在”（里尔克）。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角度，进而生命状态重新激活了语言， 语言必须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伦理和道义的，“于是我只有写诗/并且只写那些/与自己的生命/血脉相连的诗/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尽可能地使用/最有限的字与词/以期此刻不再过度消耗/自己的气力/将来也不致于过多浪费/他人的生命”（《生命如何延续》）。这正是“文如其人”的具体化和生命化的体现。或者说是一个人体察自我和观看世界的途径和角度发生了与生命相关的根本性变化。
时间， 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疾病以及死亡的挑战给一个人带来了全新的取景器———“在恐惧中忘了恐惧”，事物以及自我都得以不同方位和角度的深层观照和验证，“要真正看清一件事物/你必须首先学会/变换不同的方位/但这也只是常识的/一小部分/其实面对大多数事物/时间才是它最好的角度”（《时间才是最好的角度》）。这是时间的焦虑中深度的生命意识投照以及精神对位的过程，与此同时语言意识也经过了更新和激活。词与物、诗和人、生及死、梦幻和泡影，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命关系，它们之间以往的惯性关系得以拨正和重新发现。诗歌也就成了潘洗尘的生死相托之物，“所有的遗嘱/都早已写在诗歌里”（《死应该是一生中准备最充分的事》）。 潘洗尘这两年来写下的关于父母的诗作数量惊人，这是命运和生死残酷剥夺的结果———生命教育， 而他只能在诗歌中完成对伤痛的缓慢的修补。写疾病的诗、写死亡的诗以及写给女儿和亲人的诗在潘洗尘这里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也许，“有多少深情就有多少孤独”这句话最适合送给潘洗尘了。疾病不只是精神层面的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感知（“而我身患膏肓之疾/朝不虑夕”），诗歌和身体都变成了难兄难弟，“昨天在南京/一大桌朋友吃饭/想不起话题是从哪儿开始的/浩波突然说/洗尘是个最大的骗子/你们看他这气色这精神头儿/肯定是多年来/一直在装病”（《朋友》）。当年的苏珊·桑塔格也是在数次疾病的死亡危机中通过语言认知和哲学状态才最终完成了既属于自己又最终超越了个人的“疾病的隐喻”。在猝然降临的死神阴影中， 苏珊·桑塔格被迫成了一个挑战死亡极限的强力意志者，在与死神的较量中完成了“生命诗学”，尽管这一过程是相当沉重而难以抵挡的。同样，疾病和死神的到访也使得潘洗尘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本能空前增强，过去、此刻以及未来在回溯、直面和预叙中同时抵达， 这三个空间以及相应的时间得以彼此渗透和交互往返。由此，诗歌的精神空间和时间结构得以最大化地拓展。当一个人不断挖掘内心， 他必然要在外物那里获得一次次精神对位的过程，“想到此我好像真的就听到谁/手指树梢说了一句你们看/洗尘就在那儿呢”（《花园里那棵高大茂密的樱桃树》）。“向死而生”“因诗而生”，不再只是空泛的哲学命题，而是生命体本身，在诗歌中一次次抒写和面对死亡实则是获得了一次次精神的重生———“诗歌可以续命”。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尘的这些疾病之诗甚至死亡之诗并不只是单纯指向个人， 还同时指向了更为繁杂的这个时代的显豁或潜在的命题。
体验和超验在诗歌中不可或缺， 在潘洗尘这里它们是通过身体状态、生命经验来得以彼此映照的，即使是“时间”“死亡”等这些“大词”也都成了精神实体而不再只是想象化的产物，比如《上帝的模样》这样的诗也只有潘洗尘能写出来， 因为他的体验和想象都是在生死临界点上完成的。经受过死亡考验的人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世界和时间的样貌及内核也由此发生了扭转， 时间的本质被袒露出来，“你见过上帝吗/我见过/他住在上海/手里有一把会说话的刀子/他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以命相托的人/他和他的那把会说话的刀子/曾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主导我死去继而重生/从此他便成了我真正肝胆相照的/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帝”。
一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强大而又谦卑，这是生与死的淬炼，这也是生存奥义在苦熬中的结晶。人总会来到分水岭，来到生死别离的关口，这时候任何语言（包括文学语言） 都会显得虚弱无力，“我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年， 却是命运将我劈头盖脸地卷入地狱的一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从我的生命里长出来的》）。至暗的时刻却拓宽了精神视野并加重了思想载力。当一个诗人在词语和现实中一次次面对着死亡和正义， 这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勇气完成对应化写作了。
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尘诗歌中平静的陈述语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以往的抒情和“指向”被描述和场景、意象所替代，诗歌的质感以及肌质空前增强，再加之精神气息和思想势能的强化， 这些诗歌具有了经由持续性的轻轻敲打而最终凝聚成的重击的膂力。潘洗尘这些诗歌中的细节和场面把握得极其精准，但并不是照搬生活的现场，而是经过了化若无痕的过滤、提升和再造。这种写作方式在当下无疑具有诗学和精神学的双重启示意义。譬如“父親从身下抽出一块硬纸板/说：你也坐会儿吧”（《坐在垃圾桶上的父子》）。这块薄薄的毫不起眼的硬纸板却显得非常重要，两个人正在遭遇失去最重要亲人的严峻时刻，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安慰了。这一缺失的“安慰”在那块传递过来的“硬纸板”中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正如黑夜中递过来的摇曳的烛火，悬崖上方垂下来的绳索，溺水时面前遽然闪现的一根细枝。具体而微而又微言大义，这是诗人的本分。
当读到《诗人的职业》《诗歌是什么》《有没有这样一种诗歌》《一首浅薄或刻薄的诗》《词语的魅力》《诗歌人生》等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潘洗尘诗歌中的“元诗”成分也在逐步增强， 这些诗关乎一个人的词语和修辞态度以及精神能力，这是关于“诗歌的诗”。这既是写作经验的认知与累积甚至调校的过程， 同时也是人与时间相互磨砺和叩访的结果， 语言形态和诗歌形态都同时得到了改变。这印证了“生活的边界很可能正是语言的边界”。
在潘洗尘这里，时间、躯体（生命）、死亡、灵魂和诗歌是五位一体的。灵魂和诗歌，真实不虚地成为一个人的命运伙伴。这个诗人应该是幸运的，但是其前提却往往是不幸的。
这是多么吊诡而难以索解的诗人命运———“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诗歌/写作的成本/可以不这么高”（《有没有这样一种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