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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始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民族心理原型对于生活的第一次集中地艺术提炼，成为中国美学精神发展史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诗经》奠定了中国美学精神中的含蓄美、自然美和中和美的特质，渐次沉淀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升为我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并最终浸润成中国文化伦理情怀和人文精神。
关键词： 诗经 含蓄美 自然美 中和美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3(b)-0000-00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诗情内容、广泛的创作意蕴给我们记录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史，更是一部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史。它汇集的诗篇的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周代奠定了礼乐立国、道德为本、君子之风、敬德保民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的血脉基因。《诗经》所吟唱的行役悲愁、创业维艰、生命轮转、命运无常等等情思，就是始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民族心理原型对于生活的第一次集中地艺术提炼。《诗经》成为中国美学精神发展史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感受《诗经》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精神,领略其中国古典美法则运用的奥妙,方能追溯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源头,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精神。
流传至今的毛诗在《关雎》一篇之后，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言，称《诗大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对于诗歌的缘起、体裁、功能以及美学特征的认识。《诗大序》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指出了诗与主体感情的关系。但是，《诗大序》同时又强调了抒情言志的严格规范：“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解释了“风”即“讽”的功能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下以风刺上”。《诗大序》提出的诗学观念即是中国诗歌含蓄、空灵、自然、中和的美学传统，这一传统在《诗经》具体表现为含蓄美、自然美和中和美。
1 《诗经》的含蓄美
在中国的古典美学之中，含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独特风格的标志。
《诗经》的“美刺”和“比兴”手法是《诗经》含蓄美的集中體现。清人程廷夔认为：“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诗经》中的 “美刺”，寄寓着以诗为谏、以诗为刺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关怀，这也正是后世文人提倡“美刺”的精神意蕴所在。 叶嘉莹女士从“比”、“兴”中“心”与“物”、形象与情意相互感发关系出发，认为“兴”的作用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感感发在后，而 “比”则相反。（注1）《诗经》中 “兴”的感发大多由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思索安排，而“比”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使得情感依托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理性的思考退隐在物象风物之美的背后，形成了含蓄内敛的温柔之美。另外，在《诗经》时代，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有所克制。“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含蓄的特点。这样的温柔之美使得诗蕴涵着不尽之意，读者受其引发产生想象和联想，从而获得本诗“言外意”的审美效应，为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传统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诗经》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使诗味更加含蓄蕴藉。《卷耳》，全诗四章，首章实写：“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是很容易采到的野菜，顷筐又是很浅的篮筐，可是这位女主人公竟然采了又采，长时间采不到一满筐。可见她心事重重，无心与采菜事。“嗟我怀人”一句中就道出了真相，最后一句则带有“象外之象”，她置筐于大路，意在张望行人归来。诗从第二章起，笔锋一转，就由实写转化为虚写：“陟彼崔嵬，我马虺颓。我姑酌彼今垒，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居矣，我马涂矣，我仆扶矣，云何吁矣！”不写女主人公的思念，而从出征在外的丈夫的角度去着笔了。但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女主人公张望得如此出神，仿佛看到丈夫在归途中匆匆赶路，爬山越岭，人困马钝，借酒浇愁。她想得如此真切，仿佛自己已变成了丈夫本人。正是自己对丈夫殷切思念的反映，这样构思，把相隔千里的思妇和征人的相互思念交织起来，自然比直接道出两者的相思之情来得含蓄有味，读之令人产生悠然神远的心理美感。
《关雎》的前两章写男子钟情与水边的采荇菜的一位女子，他把她看作是理想的配偶，醒时想，梦中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直抒相思之情，此乃实写，接着最后一章则由实转虚，“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就是就眼前所见而得到的幻想，接着以河中荇菜“左右无方，顺水而流”的状态表达了君子对淑女的悠悠情思，更使他沉醉于梦幻之中，最后仿佛已同那心爱的姑娘结为伴侣，钟鼓齐鸣，琴瑟并奏，尽情享受着婚后欢乐的生活。这虚幻之境，是他爱慕之至情感的升华。景象的虚拟，但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正好符合叶燮原诗中赞赏的“想象以为事，恍惚以为情”的要求，使诗的内容更为含蓄，丰富，显得余味无穷。
2 《诗经》的自然美
自然对象只有在人类的实践自由之中与人发生了审美关系才生成了美的性质和价值，才成为自然美。正如费尔巴哈所说：“我们用耳朵不只听到流水潺潺和树叶瑟瑟的声音，而且还听到爱情和智慧的热情的音调”。
《诗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所汇集的诗篇产生在中华文明积淀成型的商周时期，自然成为了人的审美对象和“人化的自然”。在《诗经》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与大地结缘，成了真正的大地之子、大地之诗。这些诗与歌是从生命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而这种自然流淌出来的“志”，都源于“感物而动”，自然的悠悠天籁引发了艺术的声韵。《诗经》正反映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道出了大自然在《诗经》中的地位。但这里的“草木鸟鲁”不是作为知识被认知的，而是他们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诗经》中篇篇都有自然的描写，心灵回应着自然万物的天籁自鸣。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周南·关睢》，一对快乐的水鸟，关关鸣于沙洲，引起了诗人对窈窕淑女的渴慕思求，由此诞生了一首千古传唱的真挚动人的诗篇。自然感动了人类，也触动了敏感的爱的神经。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桃花灿烂，映红了天宇，映红了娇羞而楚楚动人的新嫁娘。人们快乐地歌唱，那新娘一定能给夫家带来如意吉祥。灿烂的桃花，不仅仅是赏心愉目的对象，更是美好爱情的象征。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在野外在大自然里生长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青草，青草滚动着晶莹的露珠，一切都充溢着自然的野趣和生机，流淌着生命的鲜活与光亮，在如此生机勃勃的世界里，诗人与自己心爱的姑娘邂逅相逢，一见钟情。美丽少女的眉目清扬，与自然野趣相映成辉，组成一幅鲜活的生命图画。
《诗经》总是在自然的舞台上展示其情感，展示其弥漫天地的生命歌声，组成了雄壮大自然的交响乐。它的内质是一片未被污染的天空下，为自然万物所感于人的天性而发的自然之情。它的审美也是大自然健朗舒畅的自然之美。
3 《诗经》的中和美
“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
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注2〕《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
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
《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注3〕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孔子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和先民最古老、最本色的歌唱，作为一种热爱自然、认同自然的“博爱”文化的代表，更是集中而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基本感受、情感、态度、认识和思想。平民的自然生活中的欢喜悲愁。中华民族与大自然之间的伦理情怀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孕育，并在这里得到了最朴素的展现，渐次沉淀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升为我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并最终浸润成中国文化伦理情怀和人文精神，这可能就是《诗经》美学精神的意蕴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335.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春风文艺出版社.
[3] 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科出版社.
关键词： 诗经 含蓄美 自然美 中和美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3(b)-0000-00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诗情内容、广泛的创作意蕴给我们记录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史，更是一部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史。它汇集的诗篇的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周代奠定了礼乐立国、道德为本、君子之风、敬德保民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的血脉基因。《诗经》所吟唱的行役悲愁、创业维艰、生命轮转、命运无常等等情思，就是始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民族心理原型对于生活的第一次集中地艺术提炼。《诗经》成为中国美学精神发展史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感受《诗经》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精神,领略其中国古典美法则运用的奥妙,方能追溯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源头,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精神。
流传至今的毛诗在《关雎》一篇之后，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言，称《诗大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对于诗歌的缘起、体裁、功能以及美学特征的认识。《诗大序》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指出了诗与主体感情的关系。但是，《诗大序》同时又强调了抒情言志的严格规范：“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解释了“风”即“讽”的功能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下以风刺上”。《诗大序》提出的诗学观念即是中国诗歌含蓄、空灵、自然、中和的美学传统，这一传统在《诗经》具体表现为含蓄美、自然美和中和美。
1 《诗经》的含蓄美
在中国的古典美学之中，含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独特风格的标志。
《诗经》的“美刺”和“比兴”手法是《诗经》含蓄美的集中體现。清人程廷夔认为：“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诗经》中的 “美刺”，寄寓着以诗为谏、以诗为刺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关怀，这也正是后世文人提倡“美刺”的精神意蕴所在。 叶嘉莹女士从“比”、“兴”中“心”与“物”、形象与情意相互感发关系出发，认为“兴”的作用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感感发在后，而 “比”则相反。（注1）《诗经》中 “兴”的感发大多由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思索安排，而“比”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使得情感依托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理性的思考退隐在物象风物之美的背后，形成了含蓄内敛的温柔之美。另外，在《诗经》时代，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有所克制。“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含蓄的特点。这样的温柔之美使得诗蕴涵着不尽之意，读者受其引发产生想象和联想，从而获得本诗“言外意”的审美效应，为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传统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诗经》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使诗味更加含蓄蕴藉。《卷耳》，全诗四章，首章实写：“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是很容易采到的野菜，顷筐又是很浅的篮筐，可是这位女主人公竟然采了又采，长时间采不到一满筐。可见她心事重重，无心与采菜事。“嗟我怀人”一句中就道出了真相，最后一句则带有“象外之象”，她置筐于大路，意在张望行人归来。诗从第二章起，笔锋一转，就由实写转化为虚写：“陟彼崔嵬，我马虺颓。我姑酌彼今垒，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居矣，我马涂矣，我仆扶矣，云何吁矣！”不写女主人公的思念，而从出征在外的丈夫的角度去着笔了。但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女主人公张望得如此出神，仿佛看到丈夫在归途中匆匆赶路，爬山越岭，人困马钝，借酒浇愁。她想得如此真切，仿佛自己已变成了丈夫本人。正是自己对丈夫殷切思念的反映，这样构思，把相隔千里的思妇和征人的相互思念交织起来，自然比直接道出两者的相思之情来得含蓄有味，读之令人产生悠然神远的心理美感。
《关雎》的前两章写男子钟情与水边的采荇菜的一位女子，他把她看作是理想的配偶，醒时想，梦中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直抒相思之情，此乃实写，接着最后一章则由实转虚，“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就是就眼前所见而得到的幻想，接着以河中荇菜“左右无方，顺水而流”的状态表达了君子对淑女的悠悠情思，更使他沉醉于梦幻之中，最后仿佛已同那心爱的姑娘结为伴侣，钟鼓齐鸣，琴瑟并奏，尽情享受着婚后欢乐的生活。这虚幻之境，是他爱慕之至情感的升华。景象的虚拟，但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正好符合叶燮原诗中赞赏的“想象以为事，恍惚以为情”的要求，使诗的内容更为含蓄，丰富，显得余味无穷。
2 《诗经》的自然美
自然对象只有在人类的实践自由之中与人发生了审美关系才生成了美的性质和价值，才成为自然美。正如费尔巴哈所说：“我们用耳朵不只听到流水潺潺和树叶瑟瑟的声音，而且还听到爱情和智慧的热情的音调”。
《诗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所汇集的诗篇产生在中华文明积淀成型的商周时期，自然成为了人的审美对象和“人化的自然”。在《诗经》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与大地结缘，成了真正的大地之子、大地之诗。这些诗与歌是从生命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而这种自然流淌出来的“志”，都源于“感物而动”，自然的悠悠天籁引发了艺术的声韵。《诗经》正反映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道出了大自然在《诗经》中的地位。但这里的“草木鸟鲁”不是作为知识被认知的，而是他们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诗经》中篇篇都有自然的描写，心灵回应着自然万物的天籁自鸣。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周南·关睢》，一对快乐的水鸟，关关鸣于沙洲，引起了诗人对窈窕淑女的渴慕思求，由此诞生了一首千古传唱的真挚动人的诗篇。自然感动了人类，也触动了敏感的爱的神经。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桃花灿烂，映红了天宇，映红了娇羞而楚楚动人的新嫁娘。人们快乐地歌唱，那新娘一定能给夫家带来如意吉祥。灿烂的桃花，不仅仅是赏心愉目的对象，更是美好爱情的象征。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在野外在大自然里生长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青草，青草滚动着晶莹的露珠，一切都充溢着自然的野趣和生机，流淌着生命的鲜活与光亮，在如此生机勃勃的世界里，诗人与自己心爱的姑娘邂逅相逢，一见钟情。美丽少女的眉目清扬，与自然野趣相映成辉，组成一幅鲜活的生命图画。
《诗经》总是在自然的舞台上展示其情感，展示其弥漫天地的生命歌声，组成了雄壮大自然的交响乐。它的内质是一片未被污染的天空下，为自然万物所感于人的天性而发的自然之情。它的审美也是大自然健朗舒畅的自然之美。
3 《诗经》的中和美
“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
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注2〕《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
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
《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注3〕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孔子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和先民最古老、最本色的歌唱，作为一种热爱自然、认同自然的“博爱”文化的代表，更是集中而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基本感受、情感、态度、认识和思想。平民的自然生活中的欢喜悲愁。中华民族与大自然之间的伦理情怀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孕育，并在这里得到了最朴素的展现，渐次沉淀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升为我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并最终浸润成中国文化伦理情怀和人文精神，这可能就是《诗经》美学精神的意蕴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335.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春风文艺出版社.
[3] 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