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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金融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遠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扛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遠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扛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