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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有钱人的，这世间，估计不多。我现在居无定所，经济困难，也开始做起发财梦。最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在计算，文化产业这块蛋糕有多大？可以创造出怎样可观的财富？摆出来的数字，让人怦然心动。那些数字不是瞎掰的，都是根据国家相关战略、政策、市场等因素推演出来的。
听得次数多了，我也会幻想不再做眼下卖字为生的活计，改行去和朋友经营一个哪怕很小的文化公司，来挣点自以为是的大钱。我还觉得自己多少懂点所谓的战略、财务以及管理的知识，这些年又对文化很关注，自己或许也能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从文化这个领域分一点点羹。
于是，和一些有文化资源的朋友谈起相关的商业模式、融资管理之类的事。很多事，在理论和逻辑方面，能说得通，也有可操作性。但是，到最后，铁杆朋友就会给我们浇盆冷水，认为价值不匹配，结果注定失败。接着，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就有韩寒、安妮宝贝等人杂志停刊的事。更多的，还是普通文化人搞经营失败的惨痛教训，主要原因，都是守着自己那份价值与信仰不放。
文化价值这东西，既可以成为核心竞争力，也可以成为核心破坏力，关键是，你做怎样的取舍。有一点要强调，一个人真正形成笃定的价值信仰，有时会连他自己都想不通，那是一种怎样的坚实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固执之极，根本不会被任何洪流冲决，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文化。从某种意义讲，怎样的价值选择，最终会决定文化从业者会有怎样的未来。
以文学杂志为例。英国有本很古老的文学杂志，上世纪创办，叫《格兰塔》。最近，这本杂志主编约翰•弗里曼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谈到文学杂志的价值时说：“它能让作家去冒险、创新，而不用去考虑市场。”这本杂志，每期非常专注于某个主题，往往都涉及政治议题。比如，“十年之后”谈9•11对人们的影响，“女性主义”探讨女权改革，“巴基斯坦”分析国家分裂影响，等等。
“文学杂志应该让作家去冒险”，这个价值取向我很认同。作家不去挑战极限，不去碰触一些复杂敏感的地带，再过宏大叙事，到最后都会沦为呓语，不可能真正创造出伟大作品。文学杂志讲究“内容为王”，敢于让作家冒险的文学杂志，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格兰塔》从没赚过钱，它没有中国《收获》、《人民文学》那么大发行量，现在靠一个喜欢这份杂志的瑞典慈善家投钱生存。
今年上市的文学杂志《天南》，以《格兰塔》为蓝本，每期也在做一个主题。比如，第一期是“亚细亚故乡”，关注亚洲地区农村的历史和现实。《格兰塔》市场不成功，《天南》一开始发行量很大，有不错的商业利益，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格兰塔》本来就只有市场风险，它介入政治是自由的，并不特别，拿出来的，也很难就算是稀缺资源；而对《天南》来说，这样的价值探索来作为赢得市场的旗帜，这种稀缺品当然会赢得广大读者关注。而这恰是一个消费时代，从某种意义上，就像《独唱团》、《温故》、《读库》最初引起的轰动一样。而这类杂志书，最后的惨淡下场，说到底，都是冒险的代价，或者说，没有进一步冒险的结果。
迈出第一步，会很吸引人。如果此后停滞不前，就很难再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了。在价值探索上，恐怕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往前容易撞上一堵墙，往上也容易碰上天花板。最近我再看到《天南》上诸如“诗歌地理学”、“情色异象”之类的主题，就觉得索然无味，对这本杂志书的前景不再看好。这些杂志书的命运，折射的就是文化创业者的价值选择，它是一面镜子，让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去做发文化财的梦，除非真能抛弃内心的价值信仰，真正懂得去媚权与媚俗，成为真正的商人。
听得次数多了，我也会幻想不再做眼下卖字为生的活计，改行去和朋友经营一个哪怕很小的文化公司，来挣点自以为是的大钱。我还觉得自己多少懂点所谓的战略、财务以及管理的知识，这些年又对文化很关注，自己或许也能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从文化这个领域分一点点羹。
于是，和一些有文化资源的朋友谈起相关的商业模式、融资管理之类的事。很多事，在理论和逻辑方面，能说得通，也有可操作性。但是，到最后，铁杆朋友就会给我们浇盆冷水，认为价值不匹配，结果注定失败。接着，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就有韩寒、安妮宝贝等人杂志停刊的事。更多的，还是普通文化人搞经营失败的惨痛教训，主要原因，都是守着自己那份价值与信仰不放。
文化价值这东西，既可以成为核心竞争力，也可以成为核心破坏力，关键是，你做怎样的取舍。有一点要强调，一个人真正形成笃定的价值信仰，有时会连他自己都想不通，那是一种怎样的坚实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固执之极，根本不会被任何洪流冲决，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文化。从某种意义讲，怎样的价值选择，最终会决定文化从业者会有怎样的未来。
以文学杂志为例。英国有本很古老的文学杂志，上世纪创办，叫《格兰塔》。最近，这本杂志主编约翰•弗里曼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谈到文学杂志的价值时说：“它能让作家去冒险、创新，而不用去考虑市场。”这本杂志，每期非常专注于某个主题，往往都涉及政治议题。比如，“十年之后”谈9•11对人们的影响，“女性主义”探讨女权改革，“巴基斯坦”分析国家分裂影响，等等。
“文学杂志应该让作家去冒险”，这个价值取向我很认同。作家不去挑战极限，不去碰触一些复杂敏感的地带，再过宏大叙事，到最后都会沦为呓语，不可能真正创造出伟大作品。文学杂志讲究“内容为王”，敢于让作家冒险的文学杂志，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格兰塔》从没赚过钱，它没有中国《收获》、《人民文学》那么大发行量，现在靠一个喜欢这份杂志的瑞典慈善家投钱生存。
今年上市的文学杂志《天南》，以《格兰塔》为蓝本，每期也在做一个主题。比如，第一期是“亚细亚故乡”，关注亚洲地区农村的历史和现实。《格兰塔》市场不成功，《天南》一开始发行量很大，有不错的商业利益，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格兰塔》本来就只有市场风险，它介入政治是自由的，并不特别，拿出来的，也很难就算是稀缺资源；而对《天南》来说，这样的价值探索来作为赢得市场的旗帜，这种稀缺品当然会赢得广大读者关注。而这恰是一个消费时代，从某种意义上，就像《独唱团》、《温故》、《读库》最初引起的轰动一样。而这类杂志书，最后的惨淡下场，说到底，都是冒险的代价，或者说，没有进一步冒险的结果。
迈出第一步，会很吸引人。如果此后停滞不前，就很难再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了。在价值探索上，恐怕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往前容易撞上一堵墙，往上也容易碰上天花板。最近我再看到《天南》上诸如“诗歌地理学”、“情色异象”之类的主题，就觉得索然无味，对这本杂志书的前景不再看好。这些杂志书的命运，折射的就是文化创业者的价值选择，它是一面镜子，让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去做发文化财的梦，除非真能抛弃内心的价值信仰，真正懂得去媚权与媚俗，成为真正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