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这次疫情中凸显出来的一个对集体之物的渴求是全民保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表面看来是平等的，它在传播的时候不分宿主而自我复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是平等的。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等等也会影响病毒感染和获得健康的概率。《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决定新冠病毒死亡风险的指标中，一个是年龄的高低，一个是既往健康状况，而第三高的就是社会经济地位—如果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那么死亡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其他群体。
似乎在这个意义上，富人群体可以免于新冠的侵袭。可问题在于，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具备自给自足的特征—这一直是笼罩在统治者表面安全之上的不祥阴云，他人的劳动是他们实现自身富裕的条件。通过大流行，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箴言的真理性：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在全民医保问题上，除非所有人都得到医保，否则就谁也没有安全。
而这也是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机器解决不了的问题。社会某些成員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确保自己安全的特权，将注定把所有人带向覆灭。没有全民医保、住房和生活工资，一国将集体遭受自然和经济灾害的共同威胁。即使这次危机没有做到，那么下一场总会做到。
个人与全体的问题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实则是自由与安全的问题。就像我们此次听到的一个段子：如果你隔离，你的“人权”就没了；如果你不隔离，你“人”“全”都没了。甚至还可以翻译成英文，就是：What do you prefer， human right or human left？也许前者可以称为“好死”哲学，后者可以称为“赖活着”哲学。而“好死”哲学与“赖活着”哲学之间的必然冲突，也可以借用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来理解：“准备用自由换取暂时安全的人们，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然而大家现在就面临着被迫选择自由或者是安全的问题，而不太能够两者兼得。因为政府一定会利用这场危机来扩大它的权力，在某些地方甚至达到一种危险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记录其实比比皆是。我们都知道危机消退与生活恢复正常之后，权力扩大的重大残留会持续存在。旨在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政府措施，可能导致对经济和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的巨大附带损害。
因此，对于贝克等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今天或许需要修正。现在不只是“风险社会”，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危机社会”，其不确定性大大高于“风险社会”。
如果幸运的话，全世界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越过“病毒高峰”。但是在最佳情况下，经济、政府和社会机构也将需要数年才能恢复。而且“恢复”这个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回到以前的现状。更可能见到的是，人类将难以预测文明会朝着何种新的方向发展。换言之，有可能接下来的三五年会使我们意识到，今天的新冠病毒，不过是雷声之前的闪电。
当然，很难在因果之间画直线。借助事后之见，我们可以追溯《凡尔赛和约》和大萧条如何推动希特勒的崛起。在事态进行当中，有太多的状况没有办法看清。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密集的全球网络，在一个高度连接的世界当中，最后一定会导致蝴蝶效应发生，并且这样的蝴蝶效应也会放大得非常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