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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美国，我就从表姐那儿打听到，美国的中学和中国的中学完全是两回事儿。这儿只分年级和科目，没有我所熟悉的“班”。课程安排是模仿大学式教学，每个科目按难易程度分为不同等级，学生可以依照个人志趣选上不同级别的课，因此，每个人都有与别人不同的课程表。课间只有短短的三分钟，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课程表在三分钟内赶到下一节课的教室去上课。
还没开学，我就领到了学校给新生发的地图，地图上详细地标明了各学科教室的位置。因为美国的中学校园大得令人吃惊，如果地形不熟，三分钟的课间绝对找不到教室。上学的第一天爸妈笑着给我打气：“你就当今天是锻炼身体喽！没跑错教室就是100分。”
我的第一节课是科学课，走进教室，看见别人随便找座位坐下，我也拣了个中间的座位坐稳。那位胖乎乎的达芮波老师领着同学们做了许多事，我却什么也没听懂，只是盲目地模仿着别人，他们笑，我也傻笑：他们说“Yes”我也说“Yes”……直到老师让大家填一张登记卡，我才傻眼了。
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鼓起勇气举起手大声把昨天妈妈教我的几句“应急”英语背了出来：“我三个月前从中国来，我不懂英语，我有个表姐名叫佩佩，她也在七年级上学，你若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问她。”结果，胖老师不仅连说带画地教我填完了卡，还帮我把课程表调成了同表姐一样——这是爸妈在开学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做到的事，高兴得他们直夸我机灵、勇敢。我自然也很得意。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得意地太早了！
同学们知道我不懂英语后，课上课下都经常用恶作剧捉弄我。一次课间，我正在挤拥的过道穿行，准备去上数学课，一个小男孩儿指着我大声地对众人说：“看！她不懂英语，真蠢！不是吗？”在上学和放学的校车上，我也常常被大家孤立。表姐害怕跟我一起变成被孤立，被嘲笑的人，毫不客气地让我离她远一点。为了请她帮我翻译作业题，我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讨好她，经常拿国内寄来的不干胶贴画来和她“做交易”。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们要在计算机上用老师教的方法独立完成一些算题。美国学生在小学时对计算机就已经能够熟练操作了，我却对如何进入程序一无所知。周围的同学怕我抄答案——其实他们的数学程度比我低得多——不让我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多亏有个叫戴安娜的中国女孩走过来，帮我进入了程序。我感激地用英语谢谢她（因为我知道在西方住惯了的小孩儿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说异国语言，表姐就特地警告过我：不准在众人面前对她说中文），没想到戴安娜大声地用中文回答我：“别客气。”我一下子对她生出了敬佩之意。
上科学课时，一头金发的女同学莎伦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用极慢的语速向我提问，我也很高兴地回答她。不知不觉地她问出了我放钱和午饭的地方。下课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去拿钱或自带的午饭。我走回座位时却发现书包被人翻过了，钱和午饭都没有了！好半天我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刚才我还以为莎伦在帮我练口语呢，没想到她竟——哼！
很快我就发现，这位莎伦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大家孤立，常常被同学们骂得痛哭流涕。也许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骂她，她倒把我当成了朋友，经常帮助我解决学习上的问题。表姐一看见我和莎伦在一起说话，就会鄙视地转过身去，受了惊似的念着：“My God。”她还专门问我：“你跟那个莎伦说话不觉得丢人吗？”我认真地说：“No。莎伦固然不是好学生，长相也不好看，但是她总是无偿地帮助我，从来没有张嘴先问：‘你给我多少钱？’我当然不能以她为耻，我感谢她。”
存在决定意识，我再也不认为美国有那么好了。不过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输给那些欺负我的人！我没把在学校遇到的不愉快告诉父母，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
还没开学，我就领到了学校给新生发的地图，地图上详细地标明了各学科教室的位置。因为美国的中学校园大得令人吃惊，如果地形不熟，三分钟的课间绝对找不到教室。上学的第一天爸妈笑着给我打气：“你就当今天是锻炼身体喽！没跑错教室就是100分。”
我的第一节课是科学课，走进教室，看见别人随便找座位坐下，我也拣了个中间的座位坐稳。那位胖乎乎的达芮波老师领着同学们做了许多事，我却什么也没听懂，只是盲目地模仿着别人，他们笑，我也傻笑：他们说“Yes”我也说“Yes”……直到老师让大家填一张登记卡，我才傻眼了。
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鼓起勇气举起手大声把昨天妈妈教我的几句“应急”英语背了出来：“我三个月前从中国来，我不懂英语，我有个表姐名叫佩佩，她也在七年级上学，你若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问她。”结果，胖老师不仅连说带画地教我填完了卡，还帮我把课程表调成了同表姐一样——这是爸妈在开学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做到的事，高兴得他们直夸我机灵、勇敢。我自然也很得意。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得意地太早了！
同学们知道我不懂英语后，课上课下都经常用恶作剧捉弄我。一次课间，我正在挤拥的过道穿行，准备去上数学课，一个小男孩儿指着我大声地对众人说：“看！她不懂英语，真蠢！不是吗？”在上学和放学的校车上，我也常常被大家孤立。表姐害怕跟我一起变成被孤立，被嘲笑的人，毫不客气地让我离她远一点。为了请她帮我翻译作业题，我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讨好她，经常拿国内寄来的不干胶贴画来和她“做交易”。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们要在计算机上用老师教的方法独立完成一些算题。美国学生在小学时对计算机就已经能够熟练操作了，我却对如何进入程序一无所知。周围的同学怕我抄答案——其实他们的数学程度比我低得多——不让我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多亏有个叫戴安娜的中国女孩走过来，帮我进入了程序。我感激地用英语谢谢她（因为我知道在西方住惯了的小孩儿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说异国语言，表姐就特地警告过我：不准在众人面前对她说中文），没想到戴安娜大声地用中文回答我：“别客气。”我一下子对她生出了敬佩之意。
上科学课时，一头金发的女同学莎伦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用极慢的语速向我提问，我也很高兴地回答她。不知不觉地她问出了我放钱和午饭的地方。下课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去拿钱或自带的午饭。我走回座位时却发现书包被人翻过了，钱和午饭都没有了！好半天我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刚才我还以为莎伦在帮我练口语呢，没想到她竟——哼！
很快我就发现，这位莎伦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大家孤立，常常被同学们骂得痛哭流涕。也许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骂她，她倒把我当成了朋友，经常帮助我解决学习上的问题。表姐一看见我和莎伦在一起说话，就会鄙视地转过身去，受了惊似的念着：“My God。”她还专门问我：“你跟那个莎伦说话不觉得丢人吗？”我认真地说：“No。莎伦固然不是好学生，长相也不好看，但是她总是无偿地帮助我，从来没有张嘴先问：‘你给我多少钱？’我当然不能以她为耻，我感谢她。”
存在决定意识，我再也不认为美国有那么好了。不过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输给那些欺负我的人！我没把在学校遇到的不愉快告诉父母，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