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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音，就是多年之后。你在心底仍视为知己的那个人
我与珍妮初次相识，是在我上中学的第一天，当时我13岁。由于我生性羞怯，深受这种性格的困扰，因此我报名参加了学生联谊会，我想这样可以免得我在一所庞大的中学里形单影只，独往独来，惹人耻笑。那天一大早，我就找不到我那件绿色的新雨衣了，想不起我的衣帽橱是在哪里了。我痛苦地站在事务科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你有许多朋友吧？”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原来是个身材娇小、神态稚嫩的女孩，长着漂亮的眼睫毛。我微笑着回答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是个没人认识的女孩呀。”
“那好，我就是那个‘没人’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在此后的六年里，我和珍妮每周通电话的时间都有好几个小时，每个周末的夜晚，都是雷打不动地厮守在一起。有的男孩来了又走了，而我们两个人，则把我们的悲哀始终浸泡在番茄汤里。在我母亲那辆陈旧的雪佛兰牌轿车里，我们巡游在芝加哥西城区的大街上。在一个万圣节前夜，我们居然跑到了盗匪头子阿尔·卡彭的坟墓上去。我们在满天星斗下躺在毯子上，畅谈梦想。珍妮想到百老汇舞台上去唱歌，我则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不写两部呢？为什么不写五部呢？”她这样激将我。
随着中学时期的不断进步，我成了一名学生会干部，靠着学习成绩交了不少朋友。而珍妮呢？她则更喜欢做旁观者。她就像装在我口袋里的一位天使，我从没有抛弃过她，从没有排斥过她。其他朋友无法理解我俩的忠诚不渝，因为从各方面看起来，我们好像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两个在家庭中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珍妮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而我的父母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那些所谓“更重要的事情”，也只是为了生计而劳碌。我觉得，尽管我母亲总能确保我有好的穿戴——因为她想让我出落成一个最漂亮的姑娘。但在我的整个中学时期，我父母从没有关注过我的一丁点儿事情。
我和珍妮保持着两个人的友谊，甚至上了大学也没中断。即使在我们大学一年级时，珍妮就过早地意外做了母亲，也没能中断我们的关系。她的女儿格玛出生后，珍妮就辍学回家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母亲为她们母女提供了不少的关爱和物质援助。
不幸的是，我妈妈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外婆。她被确诊患有脑癌之后，仅仅活了几个月。我嫁给了一个只是一般好友的男孩，因此她只能看到身穿结婚礼服的我。当我的这段婚姻悄悄结束了以后，我就永远回了家，一边继续完成学业，一边从事一份做女服务员的工作，以支持我的弟弟读完中学。
我和珍妮又在一起了，这次多了一个小女孩，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们重新巡游在熟悉的线路上，找到当初我们离开的地点，聆听广播中“海岸男孩”的播音。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在一家报社谋到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开始工作，由于这份工作既耗时又费力，因此在珍妮的父亲得知自己也患了癌症的那段可怕的时间里，我无法经常回家去见她。当她父亲去世时，因我刚参加工作时间不久，也不能请假去参加葬礼。就为这事，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珍妮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背叛了我”。我给珍妮写信，寄明信片，透过她公寓的门缝费尽了千言万语，请求她的谅解。但她丝毫不为所动，不肯原谅我。当我再次结婚的时候，珍妮没有到场。当我的第一个爱子出生时，她没有在场。当我经历了一段治疗不孕症的挫折后，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出生了，珍妮还是没有露面。
但是，当癌症再次找到我家门上时，这次患病的是我丈夫丹，珍妮却不请自到，主动地来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提及我们的友谊脱节那件事。在遭受了地狱般的痛苦之后，我只有感到震惊、心怀感激的份儿了。
我总是在想，只要珍妮和我在一起，我就能活过这场劫难，我会平安无事的。如果珍妮支持我，帮助我，我就放心了。我决不会让她再离开我了。我们重新恢复了马拉松式的电话长谈，深入探讨工作、生活。当其他人说我蠢笨的时候，她却鼓励我继续前进，在丹去世后的最初两年里，写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你能做到这件事。”她说。我只是想向我的儿子表明，无论人的生命是长是短，你都有权利活得轰轰烈烈。
最后，我的小说《深深的海洋》成为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首选书目。珍妮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珍妮从大学毕业后，拿到一个戏剧专业的学位，当她的苦苦追求终获结果，成了一名配音和表演教师，并在舞台和商业演出中赢得了角色时，我也向她表示热烈祝贺。
孰料，尚不到40岁的珍妮，就开始患上了腿疼病。她的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她确实延长了生命时间，尝试了按摩治疗，服用维生素。然后，从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中传来了爆炸性消息，她的病情太严重了，连话也不能说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可以腐蚀掉包裹在神经周围的髓磷脂，损害视力以及认识能力。患者最终可以使用轮椅保持移动。
四年以前我认识到，我这位性情刚烈而又可爱的朋友，尽管一心想当女演员，但她还没有看过一场百老汇的演出呢。于是我们一起去实现她的夙愿——珍妮推着她的步行车，我们两个人都穿上最具幻想色彩的古意大利式裙装，去看她最喜欢的音乐剧《梦幻骑士》。当布莱恩·斯托克斯·米切尔唱到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打不垮的敌人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我可以利用我那新近获取的小小的名气，募集一笔资金，用于赞助某件事或救助某个人。珍妮已经帮我巧妙地构思出我的第六部小说《垮塌的小巷》的女主人公——一位舞蹈女演员，在一个祸不单行的多灾之年，先是失去了她丈夫，继而又患上多发性硬化症。我将把这本书的销售所得捐献出一部分，就从这里开始做起。
去年春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一次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搞募捐的活动上，我刚想签名售书的时候，就听到了老比尔·威瑟斯的歌声——《依靠我》。我抬头一看，只见在屏幕上展现出一幅比真人还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依靠在珍妮的肩膀上。募捐协调人在读珍妮写的一封信：“杰吉（对作者的昵称）是个名人，而我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她却选择了我，包容了我，当她得知我患了多发性硬化症时，她挺身而出，帮我战胜这个病魔。她不仅仅是一位朋友，她是我的心脏。”
这话也适用于我。当我们一起走路时，珍妮也得靠在我的臂膀上。但是我依赖于她，一年得有上百次，当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向她请教；当我遇到不能帮我闯过的难关时，我就向她求助。而当她讲解这些问题时，依然不乏以往的幽默：要想观赏，你就必须亲自到场。
她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心灵之友。
编辑 张金余
我与珍妮初次相识，是在我上中学的第一天，当时我13岁。由于我生性羞怯，深受这种性格的困扰，因此我报名参加了学生联谊会，我想这样可以免得我在一所庞大的中学里形单影只，独往独来，惹人耻笑。那天一大早，我就找不到我那件绿色的新雨衣了，想不起我的衣帽橱是在哪里了。我痛苦地站在事务科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你有许多朋友吧？”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原来是个身材娇小、神态稚嫩的女孩，长着漂亮的眼睫毛。我微笑着回答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是个没人认识的女孩呀。”
“那好，我就是那个‘没人’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在此后的六年里，我和珍妮每周通电话的时间都有好几个小时，每个周末的夜晚，都是雷打不动地厮守在一起。有的男孩来了又走了，而我们两个人，则把我们的悲哀始终浸泡在番茄汤里。在我母亲那辆陈旧的雪佛兰牌轿车里，我们巡游在芝加哥西城区的大街上。在一个万圣节前夜，我们居然跑到了盗匪头子阿尔·卡彭的坟墓上去。我们在满天星斗下躺在毯子上，畅谈梦想。珍妮想到百老汇舞台上去唱歌，我则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不写两部呢？为什么不写五部呢？”她这样激将我。
随着中学时期的不断进步，我成了一名学生会干部，靠着学习成绩交了不少朋友。而珍妮呢？她则更喜欢做旁观者。她就像装在我口袋里的一位天使，我从没有抛弃过她，从没有排斥过她。其他朋友无法理解我俩的忠诚不渝，因为从各方面看起来，我们好像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两个在家庭中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珍妮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而我的父母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那些所谓“更重要的事情”，也只是为了生计而劳碌。我觉得，尽管我母亲总能确保我有好的穿戴——因为她想让我出落成一个最漂亮的姑娘。但在我的整个中学时期，我父母从没有关注过我的一丁点儿事情。
我和珍妮保持着两个人的友谊，甚至上了大学也没中断。即使在我们大学一年级时，珍妮就过早地意外做了母亲，也没能中断我们的关系。她的女儿格玛出生后，珍妮就辍学回家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母亲为她们母女提供了不少的关爱和物质援助。
不幸的是，我妈妈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外婆。她被确诊患有脑癌之后，仅仅活了几个月。我嫁给了一个只是一般好友的男孩，因此她只能看到身穿结婚礼服的我。当我的这段婚姻悄悄结束了以后，我就永远回了家，一边继续完成学业，一边从事一份做女服务员的工作，以支持我的弟弟读完中学。
我和珍妮又在一起了，这次多了一个小女孩，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们重新巡游在熟悉的线路上，找到当初我们离开的地点，聆听广播中“海岸男孩”的播音。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在一家报社谋到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开始工作，由于这份工作既耗时又费力，因此在珍妮的父亲得知自己也患了癌症的那段可怕的时间里，我无法经常回家去见她。当她父亲去世时，因我刚参加工作时间不久，也不能请假去参加葬礼。就为这事，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珍妮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背叛了我”。我给珍妮写信，寄明信片，透过她公寓的门缝费尽了千言万语，请求她的谅解。但她丝毫不为所动，不肯原谅我。当我再次结婚的时候，珍妮没有到场。当我的第一个爱子出生时，她没有在场。当我经历了一段治疗不孕症的挫折后，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出生了，珍妮还是没有露面。
但是，当癌症再次找到我家门上时，这次患病的是我丈夫丹，珍妮却不请自到，主动地来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提及我们的友谊脱节那件事。在遭受了地狱般的痛苦之后，我只有感到震惊、心怀感激的份儿了。
我总是在想，只要珍妮和我在一起，我就能活过这场劫难，我会平安无事的。如果珍妮支持我，帮助我，我就放心了。我决不会让她再离开我了。我们重新恢复了马拉松式的电话长谈，深入探讨工作、生活。当其他人说我蠢笨的时候，她却鼓励我继续前进，在丹去世后的最初两年里，写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你能做到这件事。”她说。我只是想向我的儿子表明，无论人的生命是长是短，你都有权利活得轰轰烈烈。
最后，我的小说《深深的海洋》成为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首选书目。珍妮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珍妮从大学毕业后，拿到一个戏剧专业的学位，当她的苦苦追求终获结果，成了一名配音和表演教师，并在舞台和商业演出中赢得了角色时，我也向她表示热烈祝贺。
孰料，尚不到40岁的珍妮，就开始患上了腿疼病。她的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她确实延长了生命时间，尝试了按摩治疗，服用维生素。然后，从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中传来了爆炸性消息，她的病情太严重了，连话也不能说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可以腐蚀掉包裹在神经周围的髓磷脂，损害视力以及认识能力。患者最终可以使用轮椅保持移动。
四年以前我认识到，我这位性情刚烈而又可爱的朋友，尽管一心想当女演员，但她还没有看过一场百老汇的演出呢。于是我们一起去实现她的夙愿——珍妮推着她的步行车，我们两个人都穿上最具幻想色彩的古意大利式裙装，去看她最喜欢的音乐剧《梦幻骑士》。当布莱恩·斯托克斯·米切尔唱到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打不垮的敌人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我可以利用我那新近获取的小小的名气，募集一笔资金，用于赞助某件事或救助某个人。珍妮已经帮我巧妙地构思出我的第六部小说《垮塌的小巷》的女主人公——一位舞蹈女演员，在一个祸不单行的多灾之年，先是失去了她丈夫，继而又患上多发性硬化症。我将把这本书的销售所得捐献出一部分，就从这里开始做起。
去年春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一次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搞募捐的活动上，我刚想签名售书的时候，就听到了老比尔·威瑟斯的歌声——《依靠我》。我抬头一看，只见在屏幕上展现出一幅比真人还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依靠在珍妮的肩膀上。募捐协调人在读珍妮写的一封信：“杰吉（对作者的昵称）是个名人，而我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她却选择了我，包容了我，当她得知我患了多发性硬化症时，她挺身而出，帮我战胜这个病魔。她不仅仅是一位朋友，她是我的心脏。”
这话也适用于我。当我们一起走路时，珍妮也得靠在我的臂膀上。但是我依赖于她，一年得有上百次，当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向她请教；当我遇到不能帮我闯过的难关时，我就向她求助。而当她讲解这些问题时，依然不乏以往的幽默：要想观赏，你就必须亲自到场。
她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心灵之友。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