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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绝不夸张：我的童年是伴着天安门广场度过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每当回忆起那些往事恍若昨天。
一九五一年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仍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五彩缤纷的烟火腾空而起，如同白昼。刚调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工作的母亲为看烟火竟不顾身孕，和同事一起登上纪念碑工地高高的脚手架。猛地，一阵疼痛使她意识到腹中七個月的胎儿将要临产。当时，大家都慌了神，七手八脚把母亲抬下脚手架，找辆工地上的排子车就往医院送。可是，要穿过那人山人海的广场谈何容易！情急中，有位叔叔抄起一只铁皮喇叭边喊边在前面开道。广场上的人听说有孕妇临产，纷纷闪开通道伸出援手，那辆拉母亲的排子车几乎是被抬过广场的。即使这样，人刚被送到附近医院，我便急匆匆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母亲后来多次感慨地说，那天多亏众人帮忙，要不孩子早没命了。奶奶却不以为然，操着一口家乡话说：“敢在天安门广场落生，俺孙儿命硬哩！”
奶奶的话一语成谶。比猫崽大不了多少、被母亲戏称舅舅的一只鞋就能盛下的我，在医院的婴儿暖箱里整整睡了七天，竟然活了下来。时任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负责人的父亲很高兴。他要给我起名儿：“既然孩子赶着要与全国人民共度佳节，就叫国庆吧！”
“你叫国卿，儿子叫国庆，乱了辈分！”在家中颇有权威的奶奶一口否决。
于是，我才有了现在这个挺守旧挺俗的名儿。而那个对我来说最恰当也是最美好的名字——国庆，却与我擦肩而过！以至至很多年以后，一听说有人叫国庆，我心里就习惯性地不服气；咱才是正宗啊！
听母亲后来说，接我出院那天，她特意抱着我让司机开车绕了一圈儿天安门广场。她对襁褓中的我不住劲儿地唠叨，儿子，快瞧瞧，你跟这儿有缘！正在熟睡中的我听不见，听见了也不会懂。不过，现在回味母亲当时的话，还都让她说中了：整整六年的光阴，我与亿万人瞩目的地方再次结下了更多的不解之缘。
因父母都在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工作，我家住的是单位宿舍，就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小中府胡同，离广场极近，北京人讲话，抬腿儿就到。那宿舍是前后院。前院一溜儿北房，住着我一家和建筑师梁思静一家。后院住着司机和公务员等。我依稀记得，那院的房都是日式的，屋里有隔断，安有木制推拉门，天天我拽着木门开铛铛车玩儿。后来父亲嫌住小日本的房憋屈，把推拉门全拆了。我还记得，院门很大，两扇开。小时我常腆着肚子去关门，有一次差点儿把裆里那玩意儿给挤坏了。因父母都上班，我是由阿姨看大的。她是老北京，爱逛，成天抱着我逛：横向，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纵向，金水桥直到前门楼子；但无论横向纵向，广场是必经之路，总之接够了那里的地气儿。逛够了逛饿了，广场路西有个大四眼井胡同，胡同口儿起有个旧排子车支起的小食摊，大麦粥熬得既香又黏糊，花毛八分，能吃肚儿圆。
然而，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跟母亲去纪念碑建设工地的情景。那里正在施工的工人们几乎都认识我，见了我就逗我演节目。我自小是个“人来疯”，站块石头上就唱志愿军进行曲，讲刘胡兰、赵一曼。那时，对我这个小明星表演的最高奖赏，就是允许我躲一边拿把小锤儿敲废石料。我看到工地上红旗招展；烈日下，建设者们常常光着脊梁，只套副垫肩，抬着巨石，哼着号子在劳动，那场面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些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很少回家。父亲解放初期曾在市人委工作。奉调到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后，他夜以继日地带领大家施工，在干部和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查阅过有关纪念碑兴建的资料：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用去石料17000块，工程历时六年，竟未发生过一起事故。这是奇迹。这奇迹凝聚了父亲和所有纪念碑兴建者的辛勤汗水。
近年来，每逢国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向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曾参加过纪念碑兴建工作的母亲，每次都要收看电视转播，每次，她都会流下激动的热泪。是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英勇献身的英烈，也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英烈们立碑的建设者们。
一九五一年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仍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五彩缤纷的烟火腾空而起，如同白昼。刚调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工作的母亲为看烟火竟不顾身孕，和同事一起登上纪念碑工地高高的脚手架。猛地，一阵疼痛使她意识到腹中七個月的胎儿将要临产。当时，大家都慌了神，七手八脚把母亲抬下脚手架，找辆工地上的排子车就往医院送。可是，要穿过那人山人海的广场谈何容易！情急中，有位叔叔抄起一只铁皮喇叭边喊边在前面开道。广场上的人听说有孕妇临产，纷纷闪开通道伸出援手，那辆拉母亲的排子车几乎是被抬过广场的。即使这样，人刚被送到附近医院，我便急匆匆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母亲后来多次感慨地说，那天多亏众人帮忙，要不孩子早没命了。奶奶却不以为然，操着一口家乡话说：“敢在天安门广场落生，俺孙儿命硬哩！”
奶奶的话一语成谶。比猫崽大不了多少、被母亲戏称舅舅的一只鞋就能盛下的我，在医院的婴儿暖箱里整整睡了七天，竟然活了下来。时任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负责人的父亲很高兴。他要给我起名儿：“既然孩子赶着要与全国人民共度佳节，就叫国庆吧！”
“你叫国卿，儿子叫国庆，乱了辈分！”在家中颇有权威的奶奶一口否决。
于是，我才有了现在这个挺守旧挺俗的名儿。而那个对我来说最恰当也是最美好的名字——国庆，却与我擦肩而过！以至至很多年以后，一听说有人叫国庆，我心里就习惯性地不服气；咱才是正宗啊！
听母亲后来说，接我出院那天，她特意抱着我让司机开车绕了一圈儿天安门广场。她对襁褓中的我不住劲儿地唠叨，儿子，快瞧瞧，你跟这儿有缘！正在熟睡中的我听不见，听见了也不会懂。不过，现在回味母亲当时的话，还都让她说中了：整整六年的光阴，我与亿万人瞩目的地方再次结下了更多的不解之缘。
因父母都在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工作，我家住的是单位宿舍，就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小中府胡同，离广场极近，北京人讲话，抬腿儿就到。那宿舍是前后院。前院一溜儿北房，住着我一家和建筑师梁思静一家。后院住着司机和公务员等。我依稀记得，那院的房都是日式的，屋里有隔断，安有木制推拉门，天天我拽着木门开铛铛车玩儿。后来父亲嫌住小日本的房憋屈，把推拉门全拆了。我还记得，院门很大，两扇开。小时我常腆着肚子去关门，有一次差点儿把裆里那玩意儿给挤坏了。因父母都上班，我是由阿姨看大的。她是老北京，爱逛，成天抱着我逛：横向，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纵向，金水桥直到前门楼子；但无论横向纵向，广场是必经之路，总之接够了那里的地气儿。逛够了逛饿了，广场路西有个大四眼井胡同，胡同口儿起有个旧排子车支起的小食摊，大麦粥熬得既香又黏糊，花毛八分，能吃肚儿圆。
然而，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跟母亲去纪念碑建设工地的情景。那里正在施工的工人们几乎都认识我，见了我就逗我演节目。我自小是个“人来疯”，站块石头上就唱志愿军进行曲，讲刘胡兰、赵一曼。那时，对我这个小明星表演的最高奖赏，就是允许我躲一边拿把小锤儿敲废石料。我看到工地上红旗招展；烈日下，建设者们常常光着脊梁，只套副垫肩，抬着巨石，哼着号子在劳动，那场面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些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很少回家。父亲解放初期曾在市人委工作。奉调到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后，他夜以继日地带领大家施工，在干部和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查阅过有关纪念碑兴建的资料：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用去石料17000块，工程历时六年，竟未发生过一起事故。这是奇迹。这奇迹凝聚了父亲和所有纪念碑兴建者的辛勤汗水。
近年来，每逢国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向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曾参加过纪念碑兴建工作的母亲，每次都要收看电视转播，每次，她都会流下激动的热泪。是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英勇献身的英烈，也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英烈们立碑的建设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