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木桶效应”的区域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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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十二五”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加快中西部、升级东部、强化东中西部的关联度”。具体来讲,就是加快中部崛起、促进东部产业和城市的高级化、加快三大经济圈内东中西交通大通道和物流网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国家区域战略上,推进中部地区的整体和西部一些重点区域的发展,是保增长、调结构、促协调的重要环节。其关键是要把推进中西部的城市化、沿海产业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发展模式。
  
  “十二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前瞻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由旧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变的起始和关键时期,其在我国慢长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与此相应的,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在“十二五”期间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区域发展的第一个变化是东中西地区之间增长速度的“反向变化”。中部地区及部分西部地区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甚至出现明显的加速,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将会逐步减速。原因就是沿海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跨上中高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转换,由数量型增长转为质量型增长,产业升级及出口环境的变化、房地产高繁荣期的过去等因素决定了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放慢;相反,中西部地区正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转变的快速发展期,其基础设施投资潜力较大,产业发展既有数量增长空间也有质量增长空间,城市化的加速等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
  区域发展的第二个变化是区域大分工将加速形成,这会显著地提高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从大格局上讲,中国经济将形成北、中、南三大经济圈,区域大分工则是在各大经济圈之间。特别是在工业发展上,北、中、南三大经济圈将独立形成工业体系,每个经济圈都将按梯级形成东中西协作分工结构,由此东中西大交通网建设和完善尤其重要,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交通体系重南北联系,而相对轻视各大经济圈的东西联系,这一状态可望在“十二五”期间发生根本改变。
  区域发展的另外两个变化是城市增长点和国家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的变化。沿海城市化将逐步减速,而中部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将明显加速,这既是产业集聚的结果,也会加速产业和其他各类经济要素向中西部转移或集聚。从而带动内需市场向中西部转移。国家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将定型。如外向依赖度高的(资源进口)的大石化、大钢铁等将集中在沿海和沿江的重要港口城市。
  
  促进“十二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
  
  促进“十二五”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加快中西部、升级东部、强化东中西部的关联度”。具有来讲,就是加快中部崛起、促进东部产业和城市的高级化、加快三大经济圈内东中西交通大通道和物流网建设。
  将中部崛起战略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扩大内需要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中部地区经济水平达到或接近沿海的水平,我国整体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因此,未来10~15年,区域发展的重点在中部。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临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沿海80~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为此,要尽快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一是制定大力促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包括部分重点西部地区)转移的优惠政策;二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
  促进东部产业、城市的高级化。中国要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关键是要在已经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国际竞争力,即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建成发达的城市服务体系,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东部发达地区。当前东部发达地区实现这一转换存在以下障碍:一是东部地区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没有摆脱对外资和房地产的两个过度依赖。特别是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后我们的许多沿海省市不仅没有加快结构转型,相反在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上更加依赖房地产泡沫化发展,这将严重阻碍制造业升级,因为房地产泡沫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房地产暴利越大,从而将大量的社会资金和稀缺的企业家资源和其他人力资本吸收入对产业升级作用小的房地产业,导致产业升级投资受明显抑制。二是缺乏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金融与产业结合机制。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于间接金融的方式没有改变,在现有体制下,间接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内生的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因为银行是国有的、我国需要升级的重化工业也大多是国有的或国有控股,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规模的冲击较强、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动力严重不足,金融危机以来央企的横向大扩张不仅导致人们对“国进民退”这一“体制回归”的担心,而且,使中小企业或民营发展面临更加不利的金融和市场环境。只有解决了以上两个关键性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和城市的高级化才能加快。
  加快三大经济圈内东中西交通大通道和物流网建设。“十二五”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的重点应是加快东中西间交通大通道和物流网的建设,为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东中西分工体系的形成创造优良的条件。一是要加快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东中西大通道,并重点推进中西部中心城市综合性交通枢杻建设;二是依托大交通和综合交通枢杻,加快中西部中心城市专业性和综合性的物流网中心建设。
  
  政策建议
  
  加快中西部发展,关键是创新发展模式。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不同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前者是外需主导,后者是内需主导,二是产业发展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跨地区的农民工与外向型产业的结合,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全球加工制造基地(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而中西部发展可能是农民工当地市民化(农民工回流)、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及当地优势产业的结合。所谓创新模式,就是将农民工市民化、产业的区域转移及城市发展有机结合。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既不利于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善,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大,成为扩大内需的重大内在障碍。因此,“十二五”时期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推进城市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中之重,农民市民化过程可能面临就业不足问题而难以推进。这里,重要的是将农民工市民化与产业的区域转移过程有机结合。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明显减弱,因此,必须加快向中西部转移才能保持这一传统产业的国际优势。这一转移的过程恰好是增加流出地城市就业机会的过程。为此,国家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与产业转移的结合,从而实现在东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战略目标。
  抑制房地产发展和建立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新机制,促进东部地区全面的结构升级。要促进东部乃至整体经济的结构升级,关键是改善总激励环境和建立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新模式。
  首先,国家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征收房地产税,只鼓励一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对一套以上的住房采取严格的抑制政策(征收不动产税和投资收益税、采取严厉的贷款政策等)。同时,对外资的激励要严格限定,取消一般性的优惠,对内资实行同等国民待遇。
  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促进民营资本的充分发展和国际化,在全球竞争中更为有利,战略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纳入民营资本。
  再次,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即鼓励直接融资,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用直接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逐步代替传统的金融与产业结合模式。我的思路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资本市场(股市与债券市场),并使之与产业升级结合,加快制造业的升级,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国际竞争优势。具体政策可考虑: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升级型的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成立一批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型、债权型);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兼并重组。
  最后,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产业政策重点是鼓励紧凑型的产品创新,如鼓励经济型汽车的消费和生产,鼓励紧凑型的住房(90平米以下)消费和生产,鼓励建设紧凑型的城市等。(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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