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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婷：您参加过几次高考？
童金南：两次。
第一次是在1977年冬季，那时我还在读高一，但是也可以报考。那一年我和我当时的数学老师一起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恢复的首届高考。我的数学老师成为了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而我因为经验不足遗憾落榜，和自己的数学老师参加同一届高考只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现。
1977年还不是全国统考，是各省自己出的考题。1978年是全国统考，我在1978年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那时我十六岁。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考取了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层古生物专业。
晓婷：我听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的好多届毕业生都没能按时高考，于是出现了“老三届”、“小三届”这样的代际之称，那您属于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请问高考对您个人命运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
童金南：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
因为按照之前高考暂停的制度，我们都以为高中毕业后马上就要投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去农村劳动锻炼。那一年，没想到，政策改了，所有有志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考试合格即可被录取，不用像以前那样要通过推荐审核才能上大学。
提起当年的情景，心情还是很激动。国家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就是力量，我们是幸运的。恢复高考就是把知识还给了青年人，把学习的权利还给了青年人。高考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
你们00后大学生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切莫被时代落下。
晓婷：您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学习知识本身，您对我们今年刚刚入学的00后大学生有哪些建议？
童金南：境界从此开。
大学对我整个人生轨迹的影响太大了，16岁以前，我从没想过我会和古生物绑在一起一辈子。除了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我整个人的眼界完全拓宽了。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一个农村伢通过高考来到了大武汉，我的价值观、信息量都不一样了，我整个人的能量密度也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上了大学后，一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背景都不一样了，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了。
大学四年，我接触到了特别多的资源，知识渊博的老师，来自祖国各地的校友，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学者等。记得有一次学校邀请了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访问地质学院，报告厅里挤满了人。80年代初外国学者来华很少，能够亲耳聆听国际大师的报告，大家都非常兴奋，也激发了无穷的学习动力。
此外，跟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看不见的学习。以前，我们宿舍的同学在临睡前，大家都会卧谈、畅聊，可以获取各种信息，互相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观点进行交流、碰撞，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修正自己的想法、观点，大学阶段是形成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晓婷：我了解到，殷鸿福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求学、工作。83岁的殷鸿福院士被誉为中国地学教育的“金钉子”，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殷教授获评“全国最美教师”，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关于殷鸿福院士的采访。请问，殷教授对您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童金南：1982年我本科毕业时殷鸿福老师刚从美国回来。我非常幸运，与殷鸿福老师一见如故，殷老师将我收入门下，我有幸成为了殷鸿福老师的首位硕士研究生。
作为殷鸿福老师的“开门弟子”，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做人、做事的严谨态度，对于青年教师的提携与扶持等，老师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盏明灯。
晓婷：在治学态度和学术科研方面，您对00后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童金南：“问道争朝夕，治学忌功利。”这是我的老师殷鸿福院士一直以来的治学态度和从教之道。面对教学和科研之道一定要只爭朝夕，全力以赴;治学做学问要为人师表，切忌急功近利。
老师常说：“问道务须争朝夕，治学切忌急功利”，这既是他常常对学生们的勉励，也是对他本人的自勉，我深以为然。
晓婷：我们总以为院士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大科学家，但是殷鸿福院士好像不是。
童金南：是的，连续多年来，殷鸿福院士长期坚持课堂教学与野外实践教学相结合，虽然年逾八十，他仍坚持为大一学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是走在学生中间的院士，他非常喜欢和学生聊天，这一点对我也很有启发，教授的研究要允许学生充分地参与，这样才能教学相长。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一些优秀的学生都是从大学阶段就参与我们的科研课题开始的。
晓婷：让地球生物学这门学科在国际学界有一席之地，吸引一流科学家建立一支学术团队，是您从事科研工作后一直以来的梦想，请问您具体是怎样开展这项研究的，取得哪些成果？
童金南：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形势所迫、实际需要。
2003年正值非典时期，我们被迫滞留在学校校园内，所以就有机会与老师们一起琢磨建立一个更能促进传统古生物学与相关学科交叉发展的新的研究平台，于是就有了新建一个以地球表层生物和环境研究为主题的“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实验室”的想法。由于当时学校的资源均投入到了另一个实验室的建设，我们想再建一个实验室的困难非常大，尤其缺乏硬件条件，资金更为困难。
如果把新建实验室比作创业，学校刚建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基本耗尽了学校的优势资源，我们建的第二个实验室只能白手起家。
实验室建设初期，没有实验和办公场所，只能在占用了我们各位老师几乎所有的实验和办公室之后，再向学校争取一部分。缺少实验仪器，我们就挤出部分自己的科研经费购置。我们都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迫切希望它可以茁壮成长。
经过近8年的持续努力，2011年1月，“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从150多个参评实验室中脱颖而出，正式获批立项建设。 实验室创建至今十几年，目前研究队伍汇聚包括2名院士、8名杰青和长江学者在内的一大批科学英才，吸引了美、英、德、法、澳等国的优秀学者共同推动地球生物学的发展，使我国的地球生物学研究进入国际领先行业。
晓婷：“金钉子”是什么？
童金南：在地学界，地质年代与年代之间分界的国际划分标准，俗称“金钉子”。拥有了“金钉子”，其他国家地质学家的相关研究，都要向“金钉子”看齐。
上世纪80年代，我加入导师殷鸿福院士的团队，参与申报地质历史上约二亿五千万年前古生代和中生代分界的“金钉子”。
2000年，国际地学界正式将这颗“金钉子”定址浙江省长兴县，这是地质历史上分量最重的“金钉子”之一，被称作中国地学界“可载入史册”的标志性创新成果。
受益于“金钉子”，长兴县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金钉子”意义非凡，申报难度非常大。 一颗“金钉子”的确定，需要几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完成。
晓婷：古生物学这门课程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但是其实这门课所研究的正是地球、人类以及大自然，它和我们息息相关。
童金南：是的，古生物学也是地质学的基础支柱学科之一，为了规范古生物学的知识教育，也为能让更多感兴趣的学生有深入了解古生物学的机会，我们分别主持编写了《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概论》。这两本教材是国家高等学校规划使用教材，同时借助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我还将《古生物学》这门课做成了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实现了网上自由收听和学习。每年，我也都给大二本科生讲授《古生物学》这门课。
古生物学确实是相对冷门的专业，报考的人不多。作为基础科学，古生物学需要优秀科研人员传承发展，我们必须为国家储备一批优秀人才。
晓婷：您平时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学生依然非常喜欢和您亲近，是不是严师出高徒？
童金南：为什么这么严？我始终觉得，在学生阶段就要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科学研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我鼓励学生参加野外工作。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实验室，搞地质研究不到野外，怎么能找到科学的证据？
野外实践教学也是言传身教的最好机会，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待学术的态度，所以我也会定期带学生到野外开展实地教学。正是通过每次野外实践教学，我和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正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老师和学生之前要有情感和信任。
晓婷：最近，我从新闻了解到，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等工作也属于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未来地质工作的发展方向。这是不是说，我们地质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又有了新的就业选择，可作为地矿专业人员参与地质修复？
童金南：没错。从地质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地表出露良好的地质剖面可遇而不可求。在矿山开采或者一些工程建设中，挖出来很多很好的地质剖面，其实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地质资源，不光可以成为地质科研对象，也可以成为地球科学普及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优势资源。
但在诸如矿山环境修复工作中，很多实施生态修复的人员并不具备地质资源的保护意识，直接通过简单的填埋，破坏了这些资源。
如果修复过程有地质专业人员介入，能对这些因为人类生产活动而形成的良好地质资源进行保护性修复，使其成为科研、教学和科普的野外实践资源，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掘其科学和社会价值，而且也对其赋予了地质文化的内涵。
正如你所说，未来，矿山生态修复启动之前，地质专业人员的前期介入，遵循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对周边地质环境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综合考虑地质环境条件，制订出科学合理的方案会逐步形成一种行业，或可成为地质队伍未来拓展业务的一个方向。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今年的提案也有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编后记：
童金南教授经常鼓励做科研的学生，搞地质古生物学研究就是要坐冷板凳，不要被功利化影响，潜下心来做研究，一定会出成果。他带出很多出色的博士学生，其中有一部分已成为地学教学和科研骨干人才，宋海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宋海军，80后，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学习地质学专业。大学二年级上童金南老师的《古生物学》课时，开始在童老师指导下从事古生物学科研工作，至大学四年级时将其研究成果在我國古生物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微体古生物学报》上发表，同时参加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特等奖。随后通过免试推荐在童金南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获得首届李四光优秀博士生奖，毕业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目前，宋海军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奉宇，90后，2014年毫不犹豫地报考地质学专业。从2015年下学期，他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在假期自动去野外，发现了稀见的三叠纪腕足动物化石新属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研究成果也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不久前，他入选2018年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
从童金南，到宋海军，再到王奉宇，殷鸿福培育了三代地质人，“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的地质之歌，在校内外传为佳话。
童金南：两次。
第一次是在1977年冬季，那时我还在读高一，但是也可以报考。那一年我和我当时的数学老师一起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恢复的首届高考。我的数学老师成为了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而我因为经验不足遗憾落榜，和自己的数学老师参加同一届高考只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现。
1977年还不是全国统考，是各省自己出的考题。1978年是全国统考，我在1978年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那时我十六岁。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考取了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层古生物专业。
晓婷：我听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的好多届毕业生都没能按时高考，于是出现了“老三届”、“小三届”这样的代际之称，那您属于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请问高考对您个人命运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
童金南：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
因为按照之前高考暂停的制度，我们都以为高中毕业后马上就要投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去农村劳动锻炼。那一年，没想到，政策改了，所有有志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考试合格即可被录取，不用像以前那样要通过推荐审核才能上大学。
提起当年的情景，心情还是很激动。国家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就是力量，我们是幸运的。恢复高考就是把知识还给了青年人，把学习的权利还给了青年人。高考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
你们00后大学生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切莫被时代落下。
晓婷：您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学习知识本身，您对我们今年刚刚入学的00后大学生有哪些建议？
童金南：境界从此开。
大学对我整个人生轨迹的影响太大了，16岁以前，我从没想过我会和古生物绑在一起一辈子。除了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我整个人的眼界完全拓宽了。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一个农村伢通过高考来到了大武汉，我的价值观、信息量都不一样了，我整个人的能量密度也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上了大学后，一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背景都不一样了，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了。
大学四年，我接触到了特别多的资源，知识渊博的老师，来自祖国各地的校友，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学者等。记得有一次学校邀请了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访问地质学院，报告厅里挤满了人。80年代初外国学者来华很少，能够亲耳聆听国际大师的报告，大家都非常兴奋，也激发了无穷的学习动力。
此外，跟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看不见的学习。以前，我们宿舍的同学在临睡前，大家都会卧谈、畅聊，可以获取各种信息，互相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观点进行交流、碰撞，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修正自己的想法、观点，大学阶段是形成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晓婷：我了解到，殷鸿福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求学、工作。83岁的殷鸿福院士被誉为中国地学教育的“金钉子”，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殷教授获评“全国最美教师”，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关于殷鸿福院士的采访。请问，殷教授对您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童金南：1982年我本科毕业时殷鸿福老师刚从美国回来。我非常幸运，与殷鸿福老师一见如故，殷老师将我收入门下，我有幸成为了殷鸿福老师的首位硕士研究生。
作为殷鸿福老师的“开门弟子”，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做人、做事的严谨态度，对于青年教师的提携与扶持等，老师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盏明灯。
晓婷：在治学态度和学术科研方面，您对00后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童金南：“问道争朝夕，治学忌功利。”这是我的老师殷鸿福院士一直以来的治学态度和从教之道。面对教学和科研之道一定要只爭朝夕，全力以赴;治学做学问要为人师表，切忌急功近利。
老师常说：“问道务须争朝夕，治学切忌急功利”，这既是他常常对学生们的勉励，也是对他本人的自勉，我深以为然。
晓婷：我们总以为院士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大科学家，但是殷鸿福院士好像不是。
童金南：是的，连续多年来，殷鸿福院士长期坚持课堂教学与野外实践教学相结合，虽然年逾八十，他仍坚持为大一学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是走在学生中间的院士，他非常喜欢和学生聊天，这一点对我也很有启发，教授的研究要允许学生充分地参与，这样才能教学相长。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一些优秀的学生都是从大学阶段就参与我们的科研课题开始的。
晓婷：让地球生物学这门学科在国际学界有一席之地，吸引一流科学家建立一支学术团队，是您从事科研工作后一直以来的梦想，请问您具体是怎样开展这项研究的，取得哪些成果？
童金南：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形势所迫、实际需要。
2003年正值非典时期，我们被迫滞留在学校校园内，所以就有机会与老师们一起琢磨建立一个更能促进传统古生物学与相关学科交叉发展的新的研究平台，于是就有了新建一个以地球表层生物和环境研究为主题的“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实验室”的想法。由于当时学校的资源均投入到了另一个实验室的建设，我们想再建一个实验室的困难非常大，尤其缺乏硬件条件，资金更为困难。
如果把新建实验室比作创业，学校刚建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基本耗尽了学校的优势资源，我们建的第二个实验室只能白手起家。
实验室建设初期，没有实验和办公场所，只能在占用了我们各位老师几乎所有的实验和办公室之后，再向学校争取一部分。缺少实验仪器，我们就挤出部分自己的科研经费购置。我们都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迫切希望它可以茁壮成长。
经过近8年的持续努力，2011年1月，“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从150多个参评实验室中脱颖而出，正式获批立项建设。 实验室创建至今十几年，目前研究队伍汇聚包括2名院士、8名杰青和长江学者在内的一大批科学英才，吸引了美、英、德、法、澳等国的优秀学者共同推动地球生物学的发展，使我国的地球生物学研究进入国际领先行业。
晓婷：“金钉子”是什么？
童金南：在地学界，地质年代与年代之间分界的国际划分标准，俗称“金钉子”。拥有了“金钉子”，其他国家地质学家的相关研究，都要向“金钉子”看齐。
上世纪80年代，我加入导师殷鸿福院士的团队，参与申报地质历史上约二亿五千万年前古生代和中生代分界的“金钉子”。
2000年，国际地学界正式将这颗“金钉子”定址浙江省长兴县，这是地质历史上分量最重的“金钉子”之一，被称作中国地学界“可载入史册”的标志性创新成果。
受益于“金钉子”，长兴县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金钉子”意义非凡，申报难度非常大。 一颗“金钉子”的确定，需要几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完成。
晓婷：古生物学这门课程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但是其实这门课所研究的正是地球、人类以及大自然，它和我们息息相关。
童金南：是的，古生物学也是地质学的基础支柱学科之一，为了规范古生物学的知识教育，也为能让更多感兴趣的学生有深入了解古生物学的机会，我们分别主持编写了《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概论》。这两本教材是国家高等学校规划使用教材，同时借助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我还将《古生物学》这门课做成了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实现了网上自由收听和学习。每年，我也都给大二本科生讲授《古生物学》这门课。
古生物学确实是相对冷门的专业，报考的人不多。作为基础科学，古生物学需要优秀科研人员传承发展，我们必须为国家储备一批优秀人才。
晓婷：您平时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学生依然非常喜欢和您亲近，是不是严师出高徒？
童金南：为什么这么严？我始终觉得，在学生阶段就要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科学研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我鼓励学生参加野外工作。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实验室，搞地质研究不到野外，怎么能找到科学的证据？
野外实践教学也是言传身教的最好机会，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待学术的态度，所以我也会定期带学生到野外开展实地教学。正是通过每次野外实践教学，我和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正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老师和学生之前要有情感和信任。
晓婷：最近，我从新闻了解到，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等工作也属于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未来地质工作的发展方向。这是不是说，我们地质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又有了新的就业选择，可作为地矿专业人员参与地质修复？
童金南：没错。从地质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地表出露良好的地质剖面可遇而不可求。在矿山开采或者一些工程建设中，挖出来很多很好的地质剖面，其实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地质资源，不光可以成为地质科研对象，也可以成为地球科学普及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优势资源。
但在诸如矿山环境修复工作中，很多实施生态修复的人员并不具备地质资源的保护意识，直接通过简单的填埋，破坏了这些资源。
如果修复过程有地质专业人员介入，能对这些因为人类生产活动而形成的良好地质资源进行保护性修复，使其成为科研、教学和科普的野外实践资源，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掘其科学和社会价值，而且也对其赋予了地质文化的内涵。
正如你所说，未来，矿山生态修复启动之前，地质专业人员的前期介入，遵循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对周边地质环境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综合考虑地质环境条件，制订出科学合理的方案会逐步形成一种行业，或可成为地质队伍未来拓展业务的一个方向。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今年的提案也有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编后记：
童金南教授经常鼓励做科研的学生，搞地质古生物学研究就是要坐冷板凳，不要被功利化影响，潜下心来做研究，一定会出成果。他带出很多出色的博士学生，其中有一部分已成为地学教学和科研骨干人才，宋海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宋海军，80后，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学习地质学专业。大学二年级上童金南老师的《古生物学》课时，开始在童老师指导下从事古生物学科研工作，至大学四年级时将其研究成果在我國古生物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微体古生物学报》上发表，同时参加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特等奖。随后通过免试推荐在童金南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获得首届李四光优秀博士生奖，毕业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目前，宋海军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奉宇，90后，2014年毫不犹豫地报考地质学专业。从2015年下学期，他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在假期自动去野外，发现了稀见的三叠纪腕足动物化石新属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研究成果也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不久前，他入选2018年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
从童金南，到宋海军，再到王奉宇，殷鸿福培育了三代地质人，“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的地质之歌，在校内外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