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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全国十大水系水质一半污染;国控重点湖泊水质四成污染;31个大型淡水湖泊水质17个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伴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情况触目惊心。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京津冀“极度缺水”
京津冀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而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显示，目前北京居民喝的每3杯水中，就有两杯为地下水。而令人不安的是，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北京地下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在北京地面上已形成2650平方公里沉降区。
水利部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年平均缺水量高达500多亿立方米。北方缺水尤为严重，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在供水能力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源工程建设严重滞后，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突出。西北等地资源性缺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专家预计，我国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届时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上限，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
水污染威胁饮水安全
除了水少，水还在变“脏”。
兰州、武汉、靖江……2014年4月10日至5月9日，短短一个月之内，我国就有三座城市发生饮水安全问题。而这只是我国饮水安全环境日益脆弱的一个缩影。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或极差。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
更令人担忧的是，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水源变差，就需要自来水水厂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水质。自2012年7月1日起，我国开始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一标准被业界称为“堪比欧盟，甚至有些指标超过欧盟标准”。在106项强制标准下，各地都采取措施力求达标。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在供水领域投入不足，导致城镇自来水管网中，相当数量的不达标管网长期运行。
放眼全国，尽管进行了大范围的管网改造，但仍有不少低质管网和超年限服役管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老旧水管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
据业内调查，个别城市的供水设施使用年限已接近甚至超过50年，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因管网老化或挖掘破坏而造成的爆管事故也时有发生。在北京，老城区管网漏损率达15%至20%。
由于市政供水管网压力不够，一些老旧小区六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压实现供水，有些二次供水水箱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常年未清洗、消毒或落盖加锁，影响了水质。
急功近利酿恶果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交互影响、彼此叠加。”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最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由于上游和沿岸保护红线范围内并未实施有效保护，水源地周边垃圾遍地、矿山私采乱开，水面开发旅游、网箱养鱼，水质遭到严重污染。还有一些企业将没有经过处理的超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九龙治水”的体制之困
水安全状況危急，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1/6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的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进行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环保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劣Ⅴ类等污染严重水体，加强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制定专门法势在必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饮用水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亟待健全，应尽快制定《饮用水安全法》，对水源地、水输送、水生产、水消费等都做出规定。
伴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情况触目惊心。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京津冀“极度缺水”
京津冀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而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显示，目前北京居民喝的每3杯水中，就有两杯为地下水。而令人不安的是，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北京地下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在北京地面上已形成2650平方公里沉降区。
水利部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年平均缺水量高达500多亿立方米。北方缺水尤为严重，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在供水能力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源工程建设严重滞后，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突出。西北等地资源性缺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专家预计，我国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届时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上限，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
水污染威胁饮水安全
除了水少，水还在变“脏”。
兰州、武汉、靖江……2014年4月10日至5月9日，短短一个月之内，我国就有三座城市发生饮水安全问题。而这只是我国饮水安全环境日益脆弱的一个缩影。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或极差。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
更令人担忧的是，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水源变差，就需要自来水水厂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水质。自2012年7月1日起，我国开始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一标准被业界称为“堪比欧盟，甚至有些指标超过欧盟标准”。在106项强制标准下，各地都采取措施力求达标。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在供水领域投入不足，导致城镇自来水管网中，相当数量的不达标管网长期运行。
放眼全国，尽管进行了大范围的管网改造，但仍有不少低质管网和超年限服役管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老旧水管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
据业内调查，个别城市的供水设施使用年限已接近甚至超过50年，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因管网老化或挖掘破坏而造成的爆管事故也时有发生。在北京，老城区管网漏损率达15%至20%。
由于市政供水管网压力不够，一些老旧小区六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压实现供水，有些二次供水水箱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常年未清洗、消毒或落盖加锁，影响了水质。
急功近利酿恶果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交互影响、彼此叠加。”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最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由于上游和沿岸保护红线范围内并未实施有效保护，水源地周边垃圾遍地、矿山私采乱开，水面开发旅游、网箱养鱼，水质遭到严重污染。还有一些企业将没有经过处理的超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九龙治水”的体制之困
水安全状況危急，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1/6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的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进行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环保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劣Ⅴ类等污染严重水体，加强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制定专门法势在必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饮用水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亟待健全，应尽快制定《饮用水安全法》，对水源地、水输送、水生产、水消费等都做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