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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海啸令全球股市跌得“四脚朝天”，美欧相继祭出史无前例的救市方案，迅速将部分金融机构国有化，力图避免危机进一步蔓延。然而，有人据此认为欧美正“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破产”，实是隔岸观火的大谬之言。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回溯此次次贷危机的本源。
次贷危机源起，恰恰是由于政府干预了市场。美国的银行原有审核房贷的严格而审慎的程序，但克林顿时期政府推动国会通过法案干预房贷市场，令大批信用低下的贷款者涌入。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无底线地支持房地美、房利美担保此类垃圾贷款，“两房”管理人便有恃无恐罔顾风险大肆放款加重危机。银行不是政府和慈善机构，“晴天送伞，雨天收遮”正是审慎理财的不二法门，否则必出麻烦。有识之士当年看到美国政府此举潜藏危险，频频告诫要慎重起见，但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政府为博民意一时好感终至行差踏错。此后，次贷再被华尔街贪婪的金融大鳄包装，最终泡沫破灭生出偌大事端（大鳄的欺骗¬手法确令人眼花瞭乱，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专业，在次贷风暴初起时都不明所以，要请华尔街的人来“上课”）。民主党当年干预市场为风暴埋下引线，这一引线数年内“引忍未发”，及至共和党执政，完全放任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一言以蔽之，民主党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放出魔鬼纵火，共和党放任不受监管的自由烧山，美国两党“联手”酿成了此番金融海啸。
至于欧美的国有化政策，则明显是暂时性、过渡性的，而非长期的。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在将部分银行“半国有化”后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我不相信长期而言政府能经¬营一家银行”、“市场的仍旧要归市场”，这已为日后危机´¬定之际逐渐释出国有股权使银行重归私有化埋下伏笔。在这种情况下，说欧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就犯了既不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僵化的国有制；又不理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国有化”过于一厢情愿的双重错误。
社会主义从来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存在的。纵观百年近代史，双方虽表面上时有对立对抗，暗地里却在“偷”学对方的优长。尤其在严重危机时，这种学习对方的倾向更是明显：1921年，苏联由于推行急速国有化引致经¬济萧条，列宁以有一定市场经¬济成分的“新经济政策”扭转颓势，惜于1929年被斯大林废止；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保障劳工权利，又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中国亦有类似经验：“大跃进”之后是赋予一定经济自由的休养生息，极左的“文革”之后开启了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此次金融海啸也许会使人们认识到，宏观调控不见得就是社会主义的专长。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只有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此外，有国人主张政府要重新主导市场。世界上也许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却绝无全知全能的政府，政府主导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政府拥有大批一流人才，莫说这一条在目前的中国远未具备，即以当年创造美国经济黄金期的克林顿时代论，主管财政的鲁宾和掌舵货币的格林斯潘都是一时之选，仍埋下次贷风暴的地雷，说明政府之手不能伸得太长。
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在金融危机之下，有人对市场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一方面，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语），并非市场经济的常态，当然有待于吸取监管失灵、过度放任的教训，却并不能将罪责完全推给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仍处于缺乏经济自由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加强权力管制与干预、收紧自由，则是糊涂大夫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与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
次贷危机源起，恰恰是由于政府干预了市场。美国的银行原有审核房贷的严格而审慎的程序，但克林顿时期政府推动国会通过法案干预房贷市场，令大批信用低下的贷款者涌入。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无底线地支持房地美、房利美担保此类垃圾贷款，“两房”管理人便有恃无恐罔顾风险大肆放款加重危机。银行不是政府和慈善机构，“晴天送伞，雨天收遮”正是审慎理财的不二法门，否则必出麻烦。有识之士当年看到美国政府此举潜藏危险，频频告诫要慎重起见，但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政府为博民意一时好感终至行差踏错。此后，次贷再被华尔街贪婪的金融大鳄包装，最终泡沫破灭生出偌大事端（大鳄的欺骗¬手法确令人眼花瞭乱，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专业，在次贷风暴初起时都不明所以，要请华尔街的人来“上课”）。民主党当年干预市场为风暴埋下引线，这一引线数年内“引忍未发”，及至共和党执政，完全放任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一言以蔽之，民主党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放出魔鬼纵火，共和党放任不受监管的自由烧山，美国两党“联手”酿成了此番金融海啸。
至于欧美的国有化政策，则明显是暂时性、过渡性的，而非长期的。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在将部分银行“半国有化”后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我不相信长期而言政府能经¬营一家银行”、“市场的仍旧要归市场”，这已为日后危机´¬定之际逐渐释出国有股权使银行重归私有化埋下伏笔。在这种情况下，说欧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就犯了既不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僵化的国有制；又不理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国有化”过于一厢情愿的双重错误。
社会主义从来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存在的。纵观百年近代史，双方虽表面上时有对立对抗，暗地里却在“偷”学对方的优长。尤其在严重危机时，这种学习对方的倾向更是明显：1921年，苏联由于推行急速国有化引致经¬济萧条，列宁以有一定市场经¬济成分的“新经济政策”扭转颓势，惜于1929年被斯大林废止；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保障劳工权利，又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中国亦有类似经验：“大跃进”之后是赋予一定经济自由的休养生息，极左的“文革”之后开启了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此次金融海啸也许会使人们认识到，宏观调控不见得就是社会主义的专长。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只有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此外，有国人主张政府要重新主导市场。世界上也许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却绝无全知全能的政府，政府主导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政府拥有大批一流人才，莫说这一条在目前的中国远未具备，即以当年创造美国经济黄金期的克林顿时代论，主管财政的鲁宾和掌舵货币的格林斯潘都是一时之选，仍埋下次贷风暴的地雷，说明政府之手不能伸得太长。
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在金融危机之下，有人对市场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一方面，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语），并非市场经济的常态，当然有待于吸取监管失灵、过度放任的教训，却并不能将罪责完全推给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仍处于缺乏经济自由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加强权力管制与干预、收紧自由，则是糊涂大夫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与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