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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中国具体实際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信仰坚定的传播主体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中国早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主要由三类主体组成：一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激进的思想领袖，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二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达、杨匏安等。他们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的主体。三是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代表人物有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逐步走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沙健孙，1995）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因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充满了热情，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所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拥护。这是支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利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态、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传播。
一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十月革命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多种报刊，撰写文章书籍，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与宣传。1919 年，在李大钊的直接推动下，《晨报》副刊刊发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阵地。1919 年 5 月，李大钊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马克思传略》以及李大钊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应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也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在1918年到1919年发行的刊物中，开辟专栏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刊物多达30余种。（张小平，2021）
二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几乎同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由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1年5月，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8月，新青年社在上海成立，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4月，该社出版了李季翻译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等。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有 113 种。（张静庐，1955）
三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和实地宣传。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政治夜校”等，甚至亲自到工农群众集中生活的地方去，用工农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1938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党中央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学习《资本论》小组，专门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制度，决定以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全党上下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实地宣传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形式。陈毅曾这样记述： 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毛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在长征途中，红军以印发张贴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各类布告、宣言、传单、红色歌谣、漫画等形式，宣传“红军的道路和红军的道理”，因此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采取与中国文化相通、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以生动形象的事例、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正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语言。” 三、贴近国情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实际和客观需要，李大钊主张在思想上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问题，“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一是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二是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他指出，“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要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他尤其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人民群众乃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若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联，没有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精神沟通和情感认同，实际上也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其作为信仰。以共产主义的传播为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共产主义当成抽象的概念和孤立的理论，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阐释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关联，既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又运用唯物史观指明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四、贴近人民的群众路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向劳动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建黨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促进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个宣传和组织过程中，一方面，已经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了劳动群众的疾苦，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使自己的立场进一步转向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人开始对社会制度和剥削关系有了初步认识，初步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基本的阶级觉悟。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力求从理论层面回答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为群众谋利益，从而使群众愿意了解、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既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理论需要、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继而引起价值共鸣、产生情感认同的过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双艳珍
一、信仰坚定的传播主体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中国早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主要由三类主体组成：一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激进的思想领袖，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二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达、杨匏安等。他们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的主体。三是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代表人物有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逐步走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沙健孙，1995）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因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充满了热情，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所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拥护。这是支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利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态、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传播。
一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十月革命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多种报刊，撰写文章书籍，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与宣传。1919 年，在李大钊的直接推动下，《晨报》副刊刊发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阵地。1919 年 5 月，李大钊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马克思传略》以及李大钊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应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也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在1918年到1919年发行的刊物中，开辟专栏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刊物多达30余种。（张小平，2021）
二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几乎同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由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1年5月，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8月，新青年社在上海成立，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4月，该社出版了李季翻译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等。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有 113 种。（张静庐，1955）
三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和实地宣传。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政治夜校”等，甚至亲自到工农群众集中生活的地方去，用工农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1938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党中央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学习《资本论》小组，专门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制度，决定以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全党上下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实地宣传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形式。陈毅曾这样记述： 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毛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在长征途中，红军以印发张贴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各类布告、宣言、传单、红色歌谣、漫画等形式，宣传“红军的道路和红军的道理”，因此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采取与中国文化相通、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以生动形象的事例、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正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语言。” 三、贴近国情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实际和客观需要，李大钊主张在思想上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问题，“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一是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二是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他指出，“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要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他尤其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人民群众乃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若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联，没有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精神沟通和情感认同，实际上也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其作为信仰。以共产主义的传播为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共产主义当成抽象的概念和孤立的理论，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阐释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关联，既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又运用唯物史观指明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四、贴近人民的群众路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向劳动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建黨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促进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个宣传和组织过程中，一方面，已经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了劳动群众的疾苦，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使自己的立场进一步转向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人开始对社会制度和剥削关系有了初步认识，初步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基本的阶级觉悟。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力求从理论层面回答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为群众谋利益，从而使群众愿意了解、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既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理论需要、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继而引起价值共鸣、产生情感认同的过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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