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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的际遇常常是意想不到的。初中毕业的时候，两部电影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一部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一部是中国电影《祖国的花朵》，都是讲教师生活的。两部电影使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高，何况我的父母也都是教师。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保送北京师范学校。进校后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才知道还有什么“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一类看不起小学教师的俗语。
师范学校是“吃饭学校”，不收学杂费还管饭，但毕业后，至少要去小学“服务三年”。可我毕业那年（1956），又碰上要“向科学进军”，大学扩招，应届高中生不敷需要。于是，我被动员报考北京的两所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之首都师范大学）。谁料那年患了结核，高考告吹，被分配到北京一所新建的中学教书，终因肺疾不愈，获准病休，回到上海家中。谁想几个月后竟得痊愈，又赶上即将高考，请示校方获准后，在上海以“同等学历”考入复旦大学。
这一连串的转折本已离奇，没想到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又碰上“文革”。在经历了不解、追随、挨批、被斗、关单间、下干校后，逃到了湖南山沟里一家工厂。东留一个脚印，西留一点痕迹，真应了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谁知这还不是终点。进了工厂，才知道这里人才济济。光是大学毕业生就有上千人，学什么的都有，听年轻朋友悄悄告诉我：“还有一位‘李鼎铭先生’”。那时都要读“老三篇”，“李鼎铭”就是“老三篇”里讲到的那位提过“精兵简政”建议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厂里这位“李鼎铭”何许人也？一打听，原来大名鼎鼎，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周原。
周原怎么会来到这山沟里的工厂？周原怎么会是“李鼎铭”？渐渐地我才知道了些究竟。原来人生故事比我曲折离奇的有的是，周原就是一位。
周原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姓乔，大名乔元庆。父亲1939年便到了延安，1942年牺牲于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在家乡沦陷后不甘做亡国奴，自缢身亡；堂叔祖在沦陷后的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人枪杀。可谓满门忠烈！他自己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17岁随中原人民解放军皮定均部突围，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考验。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14级干部，差一点就进入了“高干”行列。
新华社的记者，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各地存在的各种真实情况。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他看不惯省里大员和苏联专家那些铺张浪费的习气，便“参”了一本，谁知因此惹恼了河南省的大官老爷。当时不便发作，到了1957年，乘“反右”之机，就一定要将他“打”为“右派分子”，并发配劳动改造。于是，他丢了党籍，丢了工作，劳改4年，饥饿和高强度的劳动，差一点把命也搭上。
“大跃进”的失败，使发热的头脑稍稍清醒，现实的问题成堆，也使“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不那么紧。一些冤假错案，得机开始清理。新华社在风头上大抵无力保护记者，可一旦有了机会，还是想尽力挽回。于是，周原又回到河南分社当记者，但依然是“摘帽右派”。“摘帽”，不是“平反”，“摘去”帽子，但“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还不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看着不顺眼，就可以重新扣上。
回到记者岗位，周原又一下子扎到农村作了7个月调研。农村的凋敝，人民的苦难，他了解得十分清楚。焦裕禄这个典型，在新华社就是他最早发现的。当穆青（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冯健（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到河南调研时，听了周原的介绍，拍板采写焦裕禄的事迹。长篇通讯的第一稿就是周原在继续调研的基础上写出，后由穆青、冯健最后改定的。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如果你一朝“犯了事”，不管是真是假，是冤是直，便入了另类。哪怕从轻发落，也同样背着无法分辩的罪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发表了，走红了，虽然周原名列作者，人家只说是穆青写的，同你周原何干！但到了“文革”，阶级斗争为纲，早已去世的焦裕禄，也被批为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这时，一切罪过又都要周原承担了。周原被“革命群众”赶出了新华社河南分社——连同他的妻子，一位非常能干的记者。就这样，湖南这山沟里便多了一位“李鼎铭先生”。
这样的经历，算悲剧？可以，但更像一场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闹剧。在同周原的交往中，我受到一种感染：一个人在经历了种种不公的遭遇后，还能如此坦荡，如此热爱生活，依旧议论风发，生气勃勃，那需要多么坚强的心灵。我知道，以皮定均部悲壮的中原突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覆灭》，就是他在那个处境、在那条山沟里完成的。
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林彪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新华社也就在这时让被“赶出”新华社的记者“归队”。周原夫妇也在“归队”之列。周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转折，使我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
周原离开前，有一次，看似随意地问我：“你老呆在这山沟里干啥？”这话问得突兀，毫无准备的我便随口答道：“我不呆在这里能干啥。”于是周原问我是否愿意到新华社工作？那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回答说：“行吗？”几年的接触，他可能觉得我窝在这山沟里有点可惜，便说要回去推荐。他已经历了几次起落，背负的“罪名”尚未洗脱，却已经在为旁人着想，这使我十分感动，但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把它当做一位师友的好意，铭记罢了。
没想到一年之后，新华社湖南分社真的到这山沟里把我要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会到这山沟里来调人的，只说因为这山沟沟里的部队工厂奉命交给地方管理，分社经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意，到这里招人。又过了几年，我又从湖南分社调到总社《瞭望》周刊工作。一天，社长穆青到《瞭望》来，正好同我在楼梯口迎面相遇。我侧身避过，却被总编辑叫住，说，“过来见见穆青同志”（新华社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社长是不呼官职的。社里没大没小当面直呼“穆青同志”，背地则称“穆老头”或“老头儿”，现在这传统已经消失），并向穆青说了我的名字。我怕见领导，随口轻声说了句“他不认识我”。没想到这话被穆青听到，便说：“我怎么不认识他！你问问他是怎么到新华社来的？”这一下我才明白，周原回到新华社后，确实作了推荐，并且是直接向穆青推荐的。而穆青也确实要湖南分社作了考察的。
人生的际遇往往就是这样在很多的“偶然”中不断改变。在这不断地改变中，你会认识许多人，懂得许多人，也通过对人的认识，加深对这社会的了解。这些，在官修的史书、堂皇的报告中是没有记载的。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
师范学校是“吃饭学校”，不收学杂费还管饭，但毕业后，至少要去小学“服务三年”。可我毕业那年（1956），又碰上要“向科学进军”，大学扩招，应届高中生不敷需要。于是，我被动员报考北京的两所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之首都师范大学）。谁料那年患了结核，高考告吹，被分配到北京一所新建的中学教书，终因肺疾不愈，获准病休，回到上海家中。谁想几个月后竟得痊愈，又赶上即将高考，请示校方获准后，在上海以“同等学历”考入复旦大学。
这一连串的转折本已离奇，没想到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又碰上“文革”。在经历了不解、追随、挨批、被斗、关单间、下干校后，逃到了湖南山沟里一家工厂。东留一个脚印，西留一点痕迹，真应了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谁知这还不是终点。进了工厂，才知道这里人才济济。光是大学毕业生就有上千人，学什么的都有，听年轻朋友悄悄告诉我：“还有一位‘李鼎铭先生’”。那时都要读“老三篇”，“李鼎铭”就是“老三篇”里讲到的那位提过“精兵简政”建议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厂里这位“李鼎铭”何许人也？一打听，原来大名鼎鼎，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周原。
周原怎么会来到这山沟里的工厂？周原怎么会是“李鼎铭”？渐渐地我才知道了些究竟。原来人生故事比我曲折离奇的有的是，周原就是一位。
周原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姓乔，大名乔元庆。父亲1939年便到了延安，1942年牺牲于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在家乡沦陷后不甘做亡国奴，自缢身亡；堂叔祖在沦陷后的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人枪杀。可谓满门忠烈！他自己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17岁随中原人民解放军皮定均部突围，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考验。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14级干部，差一点就进入了“高干”行列。
新华社的记者，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各地存在的各种真实情况。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他看不惯省里大员和苏联专家那些铺张浪费的习气，便“参”了一本，谁知因此惹恼了河南省的大官老爷。当时不便发作，到了1957年，乘“反右”之机，就一定要将他“打”为“右派分子”，并发配劳动改造。于是，他丢了党籍，丢了工作，劳改4年，饥饿和高强度的劳动，差一点把命也搭上。
“大跃进”的失败，使发热的头脑稍稍清醒，现实的问题成堆，也使“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不那么紧。一些冤假错案，得机开始清理。新华社在风头上大抵无力保护记者，可一旦有了机会，还是想尽力挽回。于是，周原又回到河南分社当记者，但依然是“摘帽右派”。“摘帽”，不是“平反”，“摘去”帽子，但“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还不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看着不顺眼，就可以重新扣上。
回到记者岗位，周原又一下子扎到农村作了7个月调研。农村的凋敝，人民的苦难，他了解得十分清楚。焦裕禄这个典型，在新华社就是他最早发现的。当穆青（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冯健（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到河南调研时，听了周原的介绍，拍板采写焦裕禄的事迹。长篇通讯的第一稿就是周原在继续调研的基础上写出，后由穆青、冯健最后改定的。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如果你一朝“犯了事”，不管是真是假，是冤是直，便入了另类。哪怕从轻发落，也同样背着无法分辩的罪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发表了，走红了，虽然周原名列作者，人家只说是穆青写的，同你周原何干！但到了“文革”，阶级斗争为纲，早已去世的焦裕禄，也被批为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这时，一切罪过又都要周原承担了。周原被“革命群众”赶出了新华社河南分社——连同他的妻子，一位非常能干的记者。就这样，湖南这山沟里便多了一位“李鼎铭先生”。
这样的经历，算悲剧？可以，但更像一场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闹剧。在同周原的交往中，我受到一种感染：一个人在经历了种种不公的遭遇后，还能如此坦荡，如此热爱生活，依旧议论风发，生气勃勃，那需要多么坚强的心灵。我知道，以皮定均部悲壮的中原突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覆灭》，就是他在那个处境、在那条山沟里完成的。
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林彪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新华社也就在这时让被“赶出”新华社的记者“归队”。周原夫妇也在“归队”之列。周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转折，使我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
周原离开前，有一次，看似随意地问我：“你老呆在这山沟里干啥？”这话问得突兀，毫无准备的我便随口答道：“我不呆在这里能干啥。”于是周原问我是否愿意到新华社工作？那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回答说：“行吗？”几年的接触，他可能觉得我窝在这山沟里有点可惜，便说要回去推荐。他已经历了几次起落，背负的“罪名”尚未洗脱，却已经在为旁人着想，这使我十分感动，但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把它当做一位师友的好意，铭记罢了。
没想到一年之后，新华社湖南分社真的到这山沟里把我要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会到这山沟里来调人的，只说因为这山沟沟里的部队工厂奉命交给地方管理，分社经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意，到这里招人。又过了几年，我又从湖南分社调到总社《瞭望》周刊工作。一天，社长穆青到《瞭望》来，正好同我在楼梯口迎面相遇。我侧身避过，却被总编辑叫住，说，“过来见见穆青同志”（新华社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社长是不呼官职的。社里没大没小当面直呼“穆青同志”，背地则称“穆老头”或“老头儿”，现在这传统已经消失），并向穆青说了我的名字。我怕见领导，随口轻声说了句“他不认识我”。没想到这话被穆青听到，便说：“我怎么不认识他！你问问他是怎么到新华社来的？”这一下我才明白，周原回到新华社后，确实作了推荐，并且是直接向穆青推荐的。而穆青也确实要湖南分社作了考察的。
人生的际遇往往就是这样在很多的“偶然”中不断改变。在这不断地改变中，你会认识许多人，懂得许多人，也通过对人的认识，加深对这社会的了解。这些，在官修的史书、堂皇的报告中是没有记载的。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