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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佩里·安德森作为第二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与第一代新左派的争论中，强调了结构主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安德森指出了第一代新左派在审视历史时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的片面性，他主张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思想，吸收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将历史放在一个系统的结构框架之中，找到历史的本质规律，以求用更加全面客观地视角审视历史。虽然结构主义有片面性、局限性等缺陷，但是安德森通过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分析，为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新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8-0044-05
一、安德森研究结构主义的背景及理论来源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家，他常常被归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作为第二代新左翼的佼佼者，于1962年接手《新左派评论》杂志，成为第二任主编。在安德森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后，为了挽救杂志面临破产倒闭的状况，他对杂志的内容、方向均作出大刀阔斧的改变。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没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想要找出适合英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历史学等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英国有两种传统，即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和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安德森认为这两种传统过于因循守旧，均不利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曾在评价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时表示，他们坚持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英国社会，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作用，轻视理论的作用，不同意引进外来理论。为了改善英国学术界闭塞的状况，安德森坚持引进欧陆传统，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在担任主编后，译介了大量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借此来打破当时英国学术界死板僵化的局面。由于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教育背景、学术目标等分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要坚持本土化还是引进外来的思想理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等问题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争论。
阿尔都塞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正是由于其在理论上研究的深刻性，使得阿尔都塞在哲学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阿尔都塞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人，第一个提出将二者相结合的人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他曾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是与法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产生分歧，在研读《资本论》后，赛巴格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融合。他在196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中表示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结构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塞巴格认为，意识形态是不科学的，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的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因此应该把二者相结合，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人类的历史现实。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真實的社会历史，更加理解马克思主义。塞巴格虽然最早提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由于他过早辞世，并没有留下相关作品，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除塞巴格以外，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和皮亚杰等人也曾多次在著作中谈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表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自己结构主义的方法本身就出自马克思主义，因此以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合乎情理，他们同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上述理论均对安德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安德森对极端结构主义的扬弃
安德森倡导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阿尔都塞的极端结构主义理论。关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包含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在研究分析历史规律时应该将其放置于这个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研究分析其中的任意一部分时，都应该将其放置于整个系统中进行分析，而不能单独分析某一部分。
安德森认为总体性理论在英国本土文化中从未形成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是后期引入英国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科学”，是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在这其中，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还原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现问题，找到规律，是十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没有从总体上看问题，把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发现它们，整理它们，还原它们，对它们进行解释说明。在这其中，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看法不一，都在摸索中前进。安德森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论，认为在研究人类发展史中，要在总体性的视角下，通过探究发现和对比具体的历史，将其放置于社会结构这个整体的结构当中，找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以求在全面认识历史的同时，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
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主张以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审视历史，他们一般采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就历史事实谈历史事实，他们认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由于背景环境有着各自的特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没有对比性和参考性。之前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研究历史仅仅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而从中得出的经验也只针对当时的历史，认为对历史考察研究的目的是再现和理解过去，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其代表人物汤普森曾表示，“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1]。在汤普森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著作中，他又有意避开理论，很少能找到理论的痕迹。他们注重历史的具体事件的考察，强调历史的流动性，注重历时性研究，强调历史连贯性的同时，突出不同时期的事件及人物关系等的差异性，也就是特殊性、偶然性，强调他们自身独特的价值。因此，就忽视了普遍性，忽视了对历史从总体性的高度进行结构性的深层分析。 而安德森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是可以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理论体系的。安德森曾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中，将历史学同自然学科气象学进行了生动的比较。他认为，与历史相比，天气变化莫测，更显得毫无规律可言，但是气象学家依旧搜集大量的气象学材料，在比较分析中试图发现其内部规律，并用概念性语言符号将其表示出来，然后反过来通过这些已被证实的有效概念去预测未来的天气情况。由此可见，安德森非常重视抽象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像气象学家一样，不仅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挖掘整理，还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中，运用理论的抽象找到隐藏的普遍规律，探索出其深层的层次结构，形成稳固的理论体系，并用这些科学的理论去理解历史、指导实践、预测未来。但是，安德森并不完全否认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关于历史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对历史材料的挖掘整理也是必不可少的。
安德森认为只是简单的对历史材料进行挖掘、堆积和整理，对人类历史社会没有任何的研究意义，历史的流动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对其结构的分析，建立相关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联系。”[2]在研究历史时，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分析其结构并进行理论的抽象是十分重要的。把错综复杂的历史材料放置于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中发现其内部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历史，指导实践，预测未来。在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严谨分析的同时，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并把握历史的变化规律，掌握其社会结构关系，找到杂乱的历史材料和具体事实中的规律，把复杂变成简单，形成相对可靠的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而且理论自身来源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本身，所以理论也一样是真实可靠的。于是安德森说：“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采用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3]28
与此同时，虽然安德森强调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并不完全认同极端的结构主义对历史的轻视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极端结构主义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认为结构才是最重要的，挖掘史料还原历史的过程并不重要。强调历史的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把具体的历史填充在结构的框架当中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性的，有着复杂的多个层次的客观结构，其中各个要素必不可少，既相互影响，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要从总体性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部分，不能就某一部分认识部分、理解部分，搜集和分析社会历史事实的最终目的就是发现这种总体性的无时间性的结构，从而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并对未来进行科学的预测。显然，极端的结构主义虽然在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和复杂的历史关系中的各个部分的辩证关系上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过于强调社会历史的结构，忽视了社会主体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这种极端的结构主义存在着一种本质主义，最终容易变为宿命论。安德森认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不能通过纯粹的结构分析得到有效的说明。在理解和分析历史时，不仅要看到历史的结果，也要看到历史的过程，理论的生成一定是和过程分不开的。理论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那么理论就变成了空洞的没有意义的东西，離开具体的历史过程所得出的抽象理论更是不科学的，未被证实的。如果不能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材料和理论结构紧密结合，那么就无法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的变化，无法得出正确经验指导我们的实践。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即理论与实践的相分离[4]。
所以在安德森看来，要以批判学习的态度对待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只谈理论，要从历史实践中严谨地得出理论，还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安德森充分肯定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对于历史事件的挖掘整理、还原历史、去伪求真的工作，因为这是得出科学理论的第一步，只有在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科学的理论。他曾指出：“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他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结构主义也绝不会比宣告的人类的毁灭更刺耳了。”[3]68
安德森通过总结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极端结构主义的片面性，指出一方面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重视总体性理论的构建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忽视了历史学家所提及的经验性的问题。在批判地继承极端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安德森建设性地提出了“温和的结构主义”。一方面他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考察历史材料，去寻求历史材料背后的规律，去更好的认识历史，把握现在，探索未来。另一方面，他认为寻求整体性的结构框架是以历史的东西为基础的。对历史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挖掘整理是构建理论、发现规律的第一步，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反对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所构造的是最普通的底层广大群众的历史。他们反对将关注点放在那些领导阶层，宏观的国家层面，他们认为由此出发所构建的历史，可能是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目的所造就的虚假历史。相反，他们认为更应该全面了解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根本的力量。只有以最底层人民的视角去理解社会历史，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他们坚信最为普通、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最根本的主体内容。“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在当时的英国是主流，占据重要地位。在这其中不乏受到文化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中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底层群众在不同领域中受到压迫后的自觉或非自觉的斗争实现的。他们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广大群众不断的斗争，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上层建筑。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坚信最底层广大群众对历史的发展所贡献的力量，认为底层阶级对推动整个历史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过于强调底层民众，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精英分子过于忽视，所以他们的历史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安德森却对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历史观是不全面的，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种阶级或者某一群人，不能顾此失彼，因此他强调“自上而下”历史观的重要性。他认为最终解决阶级斗争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政治层面，而不是其他。虽然统治阶层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更为复杂，研究难度较高，但相较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是非常重要的。安德森强调，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历史观，那么，“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就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安德森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化的存在，虽然各个部分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他强调不能忽视各个部分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要在整个总体性的框架之下去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研究历史上各种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不认同各个国家或地区会按照同一种模式依次发展各种社会形态。他强调要以总体性的视角看待问题，不仅要关注物质生产和经济情况，也要关注国家政治层面，关注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不认同在每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自身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的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规律固定化、简单化，规律不是静止的，要能动的在总体性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功能进行分析把握。
三、对安德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安德森批判地继承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他中和了阿尔都塞较为极端的部分，形成了较为温和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引进了结构主义，试图打破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僵局，并进一步融合了历史主义，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温和的结构主义”理论，对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在总体性的框架下进行了思考。他虽然一直围绕着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并不完全认同阿尔都塞极端的结构主义。他认为阿尔都塞太过于重视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的主体，忽视了主观能动性。对待第一代新左派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安德森在否定中带有肯定，认同历史主义在认识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安德森一直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吸收两者精华，从而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历史。
但是，由于极端结构主义本身的极端性和狭隘性，安德森历史理论的结构主义痕迹也十分明显。安德森虽然把社会结构看成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社会这个整体是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但是他低估了国家体制、法律、思想意识等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所以，看似安德森的历史理论十分完整，但他相对于历史事件，过于强调结构。对历史的一些能动的大事件、大变数没有足够重视。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建构历史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中离不开丰富准确的历史资料，在构建历史中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依据，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详细考察，再加上理性的分析，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同时他又认为，人们不可能认识到原原本本的历史，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先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每一代人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带入自己的某种先入之见，为了证明自己所想，去不断地查阅资料进行考证。如此一来，所证明的历史极有可能是某位史学家所想的历史，难免有失偏颇。由此一代代人所发现的所谓的历史规律，也就不能说是客观的了。在此，安德森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当中。
马克思曾经表示过结构的方法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才有别于历史主义，两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历史与思想同时出现的，而理论是思想进一步发展所得出的，是把具体的历史抽象后的结论，是在思想摆脱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后，得出的最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因此，理论源于历史、是对历史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过去历史规律的总结，找到其中的规律，我们可以更好的指导现实生活，甚至可以预测未来。马克思认为只有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才能实现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真正融合，才能克服两者各自的片面性，从而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安德森在后期对自己之前的结构主义也进行了反思，不再像之前那般激进，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去解释结构主义，他认为如果只强调结构，那么所有的历史将被固定在框架之中，它的客观属性不知通过哪种方式得到保障。安德森对此进行了思考，他尝试在结构和历史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无论单独强调哪一种，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的难题。
安德森倡导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英国的传统模式做出了挑战，与第一代新左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尊重第一代新左派的学术研究，但是对第一代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表示不赞同，认为其不适用于当今的历史形式，没有真正推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安德森在此基础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展开了20多年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思维。这场争论激起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思考，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知，提高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
总而言之，安德森作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思想家，他以批判发展的态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力图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经验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是一味地固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也不是轻言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时，立足于当时英国的具体情况，坚定不移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讨。虽然他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自相矛盾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他用结构主义阐释唯物史观的创新，是值得我們去学习研究的。
参考文献：
[1]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er Essays[M].Monthly Review Press，1978： 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00.
[3][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4][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M].高[ ]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2-123.
责任编辑：王 雷
[关键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8-0044-05
一、安德森研究结构主义的背景及理论来源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家，他常常被归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作为第二代新左翼的佼佼者，于1962年接手《新左派评论》杂志，成为第二任主编。在安德森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后，为了挽救杂志面临破产倒闭的状况，他对杂志的内容、方向均作出大刀阔斧的改变。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没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想要找出适合英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历史学等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英国有两种传统，即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和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安德森认为这两种传统过于因循守旧，均不利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曾在评价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时表示，他们坚持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英国社会，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作用，轻视理论的作用，不同意引进外来理论。为了改善英国学术界闭塞的状况，安德森坚持引进欧陆传统，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在担任主编后，译介了大量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借此来打破当时英国学术界死板僵化的局面。由于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教育背景、学术目标等分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要坚持本土化还是引进外来的思想理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等问题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争论。
阿尔都塞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正是由于其在理论上研究的深刻性，使得阿尔都塞在哲学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阿尔都塞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人，第一个提出将二者相结合的人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他曾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是与法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产生分歧，在研读《资本论》后，赛巴格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融合。他在196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中表示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结构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塞巴格认为，意识形态是不科学的，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的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因此应该把二者相结合，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人类的历史现实。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真實的社会历史，更加理解马克思主义。塞巴格虽然最早提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由于他过早辞世，并没有留下相关作品，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除塞巴格以外，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和皮亚杰等人也曾多次在著作中谈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表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自己结构主义的方法本身就出自马克思主义，因此以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合乎情理，他们同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上述理论均对安德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安德森对极端结构主义的扬弃
安德森倡导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阿尔都塞的极端结构主义理论。关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包含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在研究分析历史规律时应该将其放置于这个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研究分析其中的任意一部分时，都应该将其放置于整个系统中进行分析，而不能单独分析某一部分。
安德森认为总体性理论在英国本土文化中从未形成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是后期引入英国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科学”，是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在这其中，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还原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现问题，找到规律，是十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没有从总体上看问题，把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发现它们，整理它们，还原它们，对它们进行解释说明。在这其中，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看法不一，都在摸索中前进。安德森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论，认为在研究人类发展史中，要在总体性的视角下，通过探究发现和对比具体的历史，将其放置于社会结构这个整体的结构当中，找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以求在全面认识历史的同时，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
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主张以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审视历史，他们一般采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就历史事实谈历史事实，他们认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由于背景环境有着各自的特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没有对比性和参考性。之前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研究历史仅仅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而从中得出的经验也只针对当时的历史，认为对历史考察研究的目的是再现和理解过去，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其代表人物汤普森曾表示，“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1]。在汤普森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著作中，他又有意避开理论，很少能找到理论的痕迹。他们注重历史的具体事件的考察，强调历史的流动性，注重历时性研究，强调历史连贯性的同时，突出不同时期的事件及人物关系等的差异性，也就是特殊性、偶然性，强调他们自身独特的价值。因此，就忽视了普遍性，忽视了对历史从总体性的高度进行结构性的深层分析。 而安德森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是可以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理论体系的。安德森曾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中，将历史学同自然学科气象学进行了生动的比较。他认为，与历史相比，天气变化莫测，更显得毫无规律可言，但是气象学家依旧搜集大量的气象学材料，在比较分析中试图发现其内部规律，并用概念性语言符号将其表示出来，然后反过来通过这些已被证实的有效概念去预测未来的天气情况。由此可见，安德森非常重视抽象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像气象学家一样，不仅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挖掘整理，还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中，运用理论的抽象找到隐藏的普遍规律，探索出其深层的层次结构，形成稳固的理论体系，并用这些科学的理论去理解历史、指导实践、预测未来。但是，安德森并不完全否认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关于历史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对历史材料的挖掘整理也是必不可少的。
安德森认为只是简单的对历史材料进行挖掘、堆积和整理，对人类历史社会没有任何的研究意义，历史的流动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对其结构的分析，建立相关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联系。”[2]在研究历史时，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分析其结构并进行理论的抽象是十分重要的。把错综复杂的历史材料放置于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中发现其内部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历史，指导实践，预测未来。在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严谨分析的同时，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并把握历史的变化规律，掌握其社会结构关系，找到杂乱的历史材料和具体事实中的规律，把复杂变成简单，形成相对可靠的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而且理论自身来源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本身，所以理论也一样是真实可靠的。于是安德森说：“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采用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3]28
与此同时，虽然安德森强调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并不完全认同极端的结构主义对历史的轻视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极端结构主义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认为结构才是最重要的，挖掘史料还原历史的过程并不重要。强调历史的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把具体的历史填充在结构的框架当中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性的，有着复杂的多个层次的客观结构，其中各个要素必不可少，既相互影响，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要从总体性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部分，不能就某一部分认识部分、理解部分，搜集和分析社会历史事实的最终目的就是发现这种总体性的无时间性的结构，从而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并对未来进行科学的预测。显然，极端的结构主义虽然在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和复杂的历史关系中的各个部分的辩证关系上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过于强调社会历史的结构，忽视了社会主体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这种极端的结构主义存在着一种本质主义，最终容易变为宿命论。安德森认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不能通过纯粹的结构分析得到有效的说明。在理解和分析历史时，不仅要看到历史的结果，也要看到历史的过程，理论的生成一定是和过程分不开的。理论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那么理论就变成了空洞的没有意义的东西，離开具体的历史过程所得出的抽象理论更是不科学的，未被证实的。如果不能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材料和理论结构紧密结合，那么就无法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的变化，无法得出正确经验指导我们的实践。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即理论与实践的相分离[4]。
所以在安德森看来，要以批判学习的态度对待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只谈理论，要从历史实践中严谨地得出理论，还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安德森充分肯定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对于历史事件的挖掘整理、还原历史、去伪求真的工作，因为这是得出科学理论的第一步，只有在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科学的理论。他曾指出：“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他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结构主义也绝不会比宣告的人类的毁灭更刺耳了。”[3]68
安德森通过总结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极端结构主义的片面性，指出一方面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重视总体性理论的构建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忽视了历史学家所提及的经验性的问题。在批判地继承极端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安德森建设性地提出了“温和的结构主义”。一方面他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考察历史材料，去寻求历史材料背后的规律，去更好的认识历史，把握现在，探索未来。另一方面，他认为寻求整体性的结构框架是以历史的东西为基础的。对历史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挖掘整理是构建理论、发现规律的第一步，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反对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所构造的是最普通的底层广大群众的历史。他们反对将关注点放在那些领导阶层，宏观的国家层面，他们认为由此出发所构建的历史，可能是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目的所造就的虚假历史。相反，他们认为更应该全面了解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根本的力量。只有以最底层人民的视角去理解社会历史，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他们坚信最为普通、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最根本的主体内容。“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在当时的英国是主流，占据重要地位。在这其中不乏受到文化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中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底层群众在不同领域中受到压迫后的自觉或非自觉的斗争实现的。他们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广大群众不断的斗争，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上层建筑。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坚信最底层广大群众对历史的发展所贡献的力量，认为底层阶级对推动整个历史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过于强调底层民众，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精英分子过于忽视，所以他们的历史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安德森却对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历史观是不全面的，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种阶级或者某一群人，不能顾此失彼，因此他强调“自上而下”历史观的重要性。他认为最终解决阶级斗争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政治层面，而不是其他。虽然统治阶层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更为复杂，研究难度较高，但相较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是非常重要的。安德森强调，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历史观，那么，“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就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安德森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化的存在，虽然各个部分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他强调不能忽视各个部分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要在整个总体性的框架之下去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研究历史上各种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不认同各个国家或地区会按照同一种模式依次发展各种社会形态。他强调要以总体性的视角看待问题，不仅要关注物质生产和经济情况，也要关注国家政治层面，关注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不认同在每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自身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的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规律固定化、简单化，规律不是静止的，要能动的在总体性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功能进行分析把握。
三、对安德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安德森批判地继承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他中和了阿尔都塞较为极端的部分，形成了较为温和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引进了结构主义，试图打破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僵局，并进一步融合了历史主义，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温和的结构主义”理论，对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在总体性的框架下进行了思考。他虽然一直围绕着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并不完全认同阿尔都塞极端的结构主义。他认为阿尔都塞太过于重视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的主体，忽视了主观能动性。对待第一代新左派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安德森在否定中带有肯定，认同历史主义在认识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安德森一直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吸收两者精华，从而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历史。
但是，由于极端结构主义本身的极端性和狭隘性，安德森历史理论的结构主义痕迹也十分明显。安德森虽然把社会结构看成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社会这个整体是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但是他低估了国家体制、法律、思想意识等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所以，看似安德森的历史理论十分完整，但他相对于历史事件，过于强调结构。对历史的一些能动的大事件、大变数没有足够重视。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建构历史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中离不开丰富准确的历史资料，在构建历史中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依据，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详细考察，再加上理性的分析，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同时他又认为，人们不可能认识到原原本本的历史，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先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每一代人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带入自己的某种先入之见，为了证明自己所想，去不断地查阅资料进行考证。如此一来，所证明的历史极有可能是某位史学家所想的历史，难免有失偏颇。由此一代代人所发现的所谓的历史规律，也就不能说是客观的了。在此，安德森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当中。
马克思曾经表示过结构的方法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才有别于历史主义，两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历史与思想同时出现的，而理论是思想进一步发展所得出的，是把具体的历史抽象后的结论，是在思想摆脱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后，得出的最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因此，理论源于历史、是对历史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过去历史规律的总结，找到其中的规律，我们可以更好的指导现实生活，甚至可以预测未来。马克思认为只有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才能实现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真正融合，才能克服两者各自的片面性，从而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安德森在后期对自己之前的结构主义也进行了反思，不再像之前那般激进，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去解释结构主义，他认为如果只强调结构，那么所有的历史将被固定在框架之中，它的客观属性不知通过哪种方式得到保障。安德森对此进行了思考，他尝试在结构和历史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无论单独强调哪一种，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的难题。
安德森倡导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英国的传统模式做出了挑战，与第一代新左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尊重第一代新左派的学术研究，但是对第一代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表示不赞同，认为其不适用于当今的历史形式，没有真正推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安德森在此基础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展开了20多年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思维。这场争论激起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思考，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知，提高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
总而言之，安德森作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思想家，他以批判发展的态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力图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经验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是一味地固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也不是轻言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时，立足于当时英国的具体情况，坚定不移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讨。虽然他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自相矛盾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他用结构主义阐释唯物史观的创新，是值得我們去学习研究的。
参考文献：
[1]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er Essays[M].Monthly Review Press，1978： 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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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M].高[ ]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2-123.
责任编辑：王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