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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1848年，卡尔·马克思于《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这句话，以此作为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指导方针。但日后的革命实践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加入反革命的阵营，参加革命的人民大众又该怎么办？
作为170年后的当代人，在侧身回望弗雷德里希·冯·恩格斯于1851年到1852年间所著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我们不难认清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在1848年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也不难理解那出历史荒诞剧缘何会以这样一种可悲又可笑的方式草草收场。
一开始，作为1848年革命理论上的主导，德意志资产阶级就还尚未强大到足以压制封建土地贵族的地步。相反地作为中古的遗存旧贵族，仍在德意志各邦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享受着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农民构成了德意志兰人口的大多数。甚至资产者本身亦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阶级。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作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的小资产者，而非控制国民经济的产业巨头而存在，不同程度化地依赖于封建贵族以维持经济收入。相比于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1848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显得太过孱弱。而这也就导致了这一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的行动没有工农的支持，想要一举推翻旧有封建制度当然是件困难的任务。
但是，这些人对于最初接受了他们领导的革命群众的态度却常常是恐惧的。他们警惕工人甚于警惕旧贵族，防备农民甚于防备容克地主。柏林的内阁不敢去罢免他们的君主，因为他是“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保障”；维也纳的制宪议会直至反动军队兵临城下仍不能果断武装人民，而这则因为对人民大众的猜疑。在革命激浪将其推上巅峰以后，他们所完成的重要事项就只剩下了一件：叛卖革命，加入反革命的队伍来收拾那些可能对其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无产者。德意志各地的运动常常就在这些昨日还在借助其力量的人手中被平抑了下去。这并没有带来资产阶级的成功，但却无疑造成了人民的失败。
在整部著述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的表现。作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精英”，它的成员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集合起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软弱、缺乏远见而又的特质。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仅表现在了它的斗争战略上，更被贯彻到了它的每一项斗争战术上。自它成立的那天起，它的议员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一些空洞而缺乏实际意义的议题。当他们终于通过一部颇为蹩脚的《帝国宪法》，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而国民议会本身却缺乏一种保卫这份宪法的决心与勇气。它要求每个邦遵守宪法，但当宪法被肆意践踏，它最为激烈的怒火也不过是抄写在一些公文上的严厉谴责。它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其提供了舆论上的声援。可这样的工作谁不能做呢？既然这个议会既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作为基础，又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充当后盾，谁还能指望它的声明对各邦国能够产生比一家街边小报更大的震慑力呢？起初，它还有一份独特的武器：威望。国民议会的召开是由联邦议会批准的，而它的权力未曾受到明确限制。不管它所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什么，只要它能满足各邦革命政府的需求，其合法性都完全可能受到普遍的承认。这绝不是一种完全陷于虚无的威力。尽管它在真实历史上的软弱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了它的名声，发生在巴登和普尔法茨的起义还是证实了这种威望具有怎样可怕的号召力。假若，就像它自己的名字那样，它还是一个能对德意志人民尽责的议会，它就应当在革命初期尽快通过一部具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公开宣布自己与各邦现有机构的权限，调动法兰克福的一切资源以组织一支可以作为倚仗的民兵部队，随后立即召各邦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并对其进行指挥领导。以国民会议当时的威望，这么做绝非毫无可行性。然而它没有，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和其他于1848年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跳梁小丑们别无一致，国民议会是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软弱和妥协的代名词，是革命运动中注定要将其出卖的一分子。它宁可要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失败，也不要足以一举解放人民大众的成功。国民议会固然不甚优秀，但要站在革命的立场要求它为德意志人民做出贡献也实在太难为它了。
然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非但不能尽到反封建的职责，还要有意维护封建体制以镇压革命群众，这还是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人的革命？其实答案也是很明确的，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它首先更是全体人民的革命。反对封建所有制，不仅是资产阶级扩大自身财富的需要，也是劳动者初步解放自身的需要。尽管资本主义体制并不比封建体制更尊重劳动者的权益，但封建社会的持续存在自然是无法给劳动人民带来解放的。劳动者要求持续而彻底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所要考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而是“何时开始反革命”。它所扮演的角色，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前还是革命的鼓动者、参与者和引导者，而当它手握国家大权之后就成了反革命的前驱。让资产阶级取代更为广大的人民大众而享有在革命运动中的首要地位只能为它的出卖提供便利。
事实上，1848年在德国因资产阶级背叛而出现的戏劇性画面在历史上并非只出现过这一次。在此之前，圣杯派不也以同样浅薄的见识在十五年胡斯战争的最后关头出卖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塔波尔派，而将波西米亚重新置于奥地利的奴役之下吗？在此之后，魏玛共和国政府不是也带着同样丑恶的嘴脸，向受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工人举起了屠刀吗？不管对于其领导阶级而言这些斗争能否算得上成功，对于广大人民而言它们都是失败的：这些斗争中都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积极参与，但最后无一实现了劳动者的革命要求。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1848年，德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始终没有将自身的独立要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在其他一些使人民大众遭到背叛的運动中，人民大众也同样没有取得自身在运动中的首要地位。然而，对那些领导了革命的半革命阶级而言，自从革命的劳动大众向其交与革命领导权的那一刻起，革命的价值也不过就是二十银元罢了。于是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确的前景：遭到某些人的出卖。
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必须保证人民大众的首要地位。假使一个阶级在为自身权益作斗争时还需要接受其阶级敌人的意志，这样的斗争又怎能取得针对这些阶级敌人的成功呢？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可以成为一种战术，但将其视作一种战略则是取祸之道。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着与1848年的德国颇为相似的容颜。虽无邦国林立，但各色军阀的横行不也造成了古旧的中华大地在事实上的分裂吗？虽然西方列强的渗入与买办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为复杂，但推翻封建土地在所有制、终结封建官僚体系不也是中国大部分人民的共同诉求吗？如同1848年的德国革命，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中国各阶级人民共同参与下对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尝试，是属于中国人民集体的革命。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毫不意外的，国民党右翼在取得了初步胜利以后立即出卖了它的左翼同盟者。令人庆幸的是，中共并没有受限于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观念，而是开展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推翻了反动统治，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假使当初中共不愿去领导独立的武装斗争，而是继续寻求资产阶级同盟者，它是否还能取得像历史上那样的辉煌胜利呢？
今天在部分人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调：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良运动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资产者主导的社会运动必然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他有可能带来的，只能是暂时而有限的让步。而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矛盾决定了两者间的斗争是零和的。资产阶级能够许可的让步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得到了维系，乃至变相增强。而完全在法制轨道内的斗争则是一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资产阶级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遵从它也就无异于去服从资产阶级本身的领导。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是没有前途的，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的主体性和先进性，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现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只有做到了这些，亦即保证了中国人民大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首要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利益。
指导老师：王 瑛
作为170年后的当代人，在侧身回望弗雷德里希·冯·恩格斯于1851年到1852年间所著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我们不难认清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在1848年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也不难理解那出历史荒诞剧缘何会以这样一种可悲又可笑的方式草草收场。
一开始，作为1848年革命理论上的主导，德意志资产阶级就还尚未强大到足以压制封建土地贵族的地步。相反地作为中古的遗存旧贵族，仍在德意志各邦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享受着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农民构成了德意志兰人口的大多数。甚至资产者本身亦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阶级。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作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的小资产者，而非控制国民经济的产业巨头而存在，不同程度化地依赖于封建贵族以维持经济收入。相比于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1848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显得太过孱弱。而这也就导致了这一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的行动没有工农的支持，想要一举推翻旧有封建制度当然是件困难的任务。
但是，这些人对于最初接受了他们领导的革命群众的态度却常常是恐惧的。他们警惕工人甚于警惕旧贵族，防备农民甚于防备容克地主。柏林的内阁不敢去罢免他们的君主，因为他是“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保障”；维也纳的制宪议会直至反动军队兵临城下仍不能果断武装人民，而这则因为对人民大众的猜疑。在革命激浪将其推上巅峰以后，他们所完成的重要事项就只剩下了一件：叛卖革命，加入反革命的队伍来收拾那些可能对其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无产者。德意志各地的运动常常就在这些昨日还在借助其力量的人手中被平抑了下去。这并没有带来资产阶级的成功，但却无疑造成了人民的失败。
在整部著述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的表现。作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精英”，它的成员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集合起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软弱、缺乏远见而又的特质。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仅表现在了它的斗争战略上，更被贯彻到了它的每一项斗争战术上。自它成立的那天起，它的议员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一些空洞而缺乏实际意义的议题。当他们终于通过一部颇为蹩脚的《帝国宪法》，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而国民议会本身却缺乏一种保卫这份宪法的决心与勇气。它要求每个邦遵守宪法，但当宪法被肆意践踏，它最为激烈的怒火也不过是抄写在一些公文上的严厉谴责。它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其提供了舆论上的声援。可这样的工作谁不能做呢？既然这个议会既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作为基础，又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充当后盾，谁还能指望它的声明对各邦国能够产生比一家街边小报更大的震慑力呢？起初，它还有一份独特的武器：威望。国民议会的召开是由联邦议会批准的，而它的权力未曾受到明确限制。不管它所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什么，只要它能满足各邦革命政府的需求，其合法性都完全可能受到普遍的承认。这绝不是一种完全陷于虚无的威力。尽管它在真实历史上的软弱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了它的名声，发生在巴登和普尔法茨的起义还是证实了这种威望具有怎样可怕的号召力。假若，就像它自己的名字那样，它还是一个能对德意志人民尽责的议会，它就应当在革命初期尽快通过一部具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公开宣布自己与各邦现有机构的权限，调动法兰克福的一切资源以组织一支可以作为倚仗的民兵部队，随后立即召各邦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并对其进行指挥领导。以国民会议当时的威望，这么做绝非毫无可行性。然而它没有，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和其他于1848年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跳梁小丑们别无一致，国民议会是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软弱和妥协的代名词，是革命运动中注定要将其出卖的一分子。它宁可要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失败，也不要足以一举解放人民大众的成功。国民议会固然不甚优秀，但要站在革命的立场要求它为德意志人民做出贡献也实在太难为它了。
然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非但不能尽到反封建的职责，还要有意维护封建体制以镇压革命群众，这还是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人的革命？其实答案也是很明确的，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它首先更是全体人民的革命。反对封建所有制，不仅是资产阶级扩大自身财富的需要，也是劳动者初步解放自身的需要。尽管资本主义体制并不比封建体制更尊重劳动者的权益，但封建社会的持续存在自然是无法给劳动人民带来解放的。劳动者要求持续而彻底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所要考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而是“何时开始反革命”。它所扮演的角色，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前还是革命的鼓动者、参与者和引导者，而当它手握国家大权之后就成了反革命的前驱。让资产阶级取代更为广大的人民大众而享有在革命运动中的首要地位只能为它的出卖提供便利。
事实上，1848年在德国因资产阶级背叛而出现的戏劇性画面在历史上并非只出现过这一次。在此之前，圣杯派不也以同样浅薄的见识在十五年胡斯战争的最后关头出卖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塔波尔派，而将波西米亚重新置于奥地利的奴役之下吗？在此之后，魏玛共和国政府不是也带着同样丑恶的嘴脸，向受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工人举起了屠刀吗？不管对于其领导阶级而言这些斗争能否算得上成功，对于广大人民而言它们都是失败的：这些斗争中都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积极参与，但最后无一实现了劳动者的革命要求。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1848年，德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始终没有将自身的独立要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在其他一些使人民大众遭到背叛的運动中，人民大众也同样没有取得自身在运动中的首要地位。然而，对那些领导了革命的半革命阶级而言，自从革命的劳动大众向其交与革命领导权的那一刻起，革命的价值也不过就是二十银元罢了。于是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确的前景：遭到某些人的出卖。
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必须保证人民大众的首要地位。假使一个阶级在为自身权益作斗争时还需要接受其阶级敌人的意志，这样的斗争又怎能取得针对这些阶级敌人的成功呢？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可以成为一种战术，但将其视作一种战略则是取祸之道。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着与1848年的德国颇为相似的容颜。虽无邦国林立，但各色军阀的横行不也造成了古旧的中华大地在事实上的分裂吗？虽然西方列强的渗入与买办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为复杂，但推翻封建土地在所有制、终结封建官僚体系不也是中国大部分人民的共同诉求吗？如同1848年的德国革命，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中国各阶级人民共同参与下对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尝试，是属于中国人民集体的革命。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毫不意外的，国民党右翼在取得了初步胜利以后立即出卖了它的左翼同盟者。令人庆幸的是，中共并没有受限于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观念，而是开展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推翻了反动统治，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假使当初中共不愿去领导独立的武装斗争，而是继续寻求资产阶级同盟者，它是否还能取得像历史上那样的辉煌胜利呢？
今天在部分人中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调：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良运动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资产者主导的社会运动必然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他有可能带来的，只能是暂时而有限的让步。而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矛盾决定了两者间的斗争是零和的。资产阶级能够许可的让步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得到了维系，乃至变相增强。而完全在法制轨道内的斗争则是一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资产阶级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遵从它也就无异于去服从资产阶级本身的领导。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是没有前途的，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的主体性和先进性，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现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只有做到了这些，亦即保证了中国人民大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首要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利益。
指导老师：王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