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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当贪官，全家腐败；一人被查处，全家人涉案，一些腐败案例有这个共性。当事人认罪时流露出埋怨，悔恨里还夹带点亲情。到底谁连累了谁？让人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少东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2014年5月，于少东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的老婆、儿子也受到法律制裁。前不久，多家媒体刊登了于少东的忏悔录，对“贪腐夫妻档，上阵父子兵”的经历作了回顾。这个案例值得进一步剖析。结合具体的人和事思考，我们可以深入地认识官员搞贪腐和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腐败案件中家庭成员的角色特征，启发家风建设的自觉。
豪华婚礼藏污纳垢
于少东的贪腐虽然由来已久，但最终事发败露，还是由于儿子的婚礼，真可谓繁华事散，兴尽悲来。2013年1月2日，于少东在重庆市区为儿子举办了排场很大的婚礼：数十辆豪车组成迎亲队伍，五星级酒店设100多桌宴席，婚礼现场如梦似幻，大型摇臂设备、数台摄像机多角度拍摄。金钱当然要充当重要角色，现场准备了成堆的红包，送礼者纷纷在红包上写上名字，装入礼金，交给接待人员。通过这场高朋满座、多达千人参加的婚礼，于少东一家收受礼金200多万元，其中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90多万元。
此时中央已经出台“八项规定”，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不得利用子女结婚敛财早有严格要求。于少东儿子的这场婚礼无疑是违纪出格的。轰动一时，最终名臭一方。婚礼举行不久，上级纪检机关就接到于少东借婚礼敛财的举报，也牵涉出于少东其他严重违纪违法的线索，导致他东窗事发。
于少东很清楚大操大办婚礼并借机敛财是违纪行为。他起初不主张儿子操办婚礼，想让两人旅行结婚。好主意未能坚持施行，走到家破人散的地步，于少东想必悔透了。但他走这一步臭棋并非偶然。他当时面临选择：大操大办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害己伤家；不大操大办吧，又舍不得这个敛财机会。心情矛盾时，不仅儿子频频施压：“老爸，如果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想留下遗憾！”妻子、亲家、几个亲友也怂恿他：“年轻人一辈子就这一次，该好好风光一下。”家人的态度、亲朋的劝说，让他内心的天平加剧了倾斜。换个角度看，也是他想伸手捞钱又有点打怵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家人的狂热。如今，于少东埋怨家人没有响应自己起初让两人旅行结婚的意见，可家人还怪他不坚决呢！如果时光倒流，知道结果再择路，谁会赞同飞蛾扑火？可当时“好处”大极了，危险却若明若暗。家属亲友，通常没有担责者顾忌多，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的是于少东自己见利心动，态度模糊。主张简办婚礼，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只言片语，这几滴水怎能浇灭亲友旺盛的热情呢！举办个婚礼仪式，请亲戚们摆几桌，搞得有点纪念意义，并不违反规定。之所以大操大办，是因为家人和亲友喜欢排场，毕竟排场能带来荣耀。哪来的荣耀？当然是来自权势，所以这荣耀不但不需要自己买单，还是敛财机会。于少东有所忌惮，但对荣耀、金钱他也和家人一样喜欢。他对豪华婚礼的负面影响确实比家人想得多些，但满足家人使他又多了一分快意。于少东很快和家人取得共识，一场奢华的婚礼就这样决策上马了。于少东在牢狱中后悔没有乾纲独断，简办婚礼，被家人牵着鼻子走，这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推脱责任。真要坚决反对，大权在握、被大家捧着的人怎会不由自主？还不是因为他思想认识和家人、亲友一致？家人要风光、要敛财，靠谁的权势、谁的人脉，还不是明摆着的。于少东喜好以权谋私、封妻荫子这一套，对法纪只是对付，而不是主动遵循。于少东被调查期间对办案人员说，他一进酒店，看到婚礼上那么多人、那么多桌，就知道场面整大了，心里略微有些不安。这情景真的没有料到吗？多半是心里早就有数，所谓的不安不过是说说而已。于少东对可能出事也想过应对之策，然而对顺利过关的前景过于乐观，对翻船的危险估计不足。敢以身试法的人，通常都是如此。
妻儿攫取金钱的“暗影”
于少东的老婆、儿子在城口县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以骄横霸道出名。夫人李某曾担任城口县矿产品规费征收所所长，负责矿产品准运证办理和企业规费减免，能扼住采矿企业生存之咽喉、发财之通道。她很懂得这权力的“含金量”，大搞权钱交易。私企老板谭某为了减免规费，送给她10万元，规费欠账就得到免除。一家冶炼厂的总经理到她办公室送上20万元，说出请托事项，不久，这家冶炼厂的规费欠账得到免除，并顺利办理了新的矿产品准运证。
这位夫人不仅自己干权钱交易的勾当，还参与于少东的贪腐活动。一位锰矿老板要送给于少东一套重庆主城区的房子，李某一同看房、选房，办理购房手续，另收取老板给的房屋装修费12万元。夫人有自己的权位，贪腐起来劣迹斑斑，主要应由其自己担责，但如果不是于少东在县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她怎么能到处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呢！夫妻二人分别利用职权捞钱，又相互勾结，在家庭敛财中合谋，双双出事岂不是必然吗？
于少东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不愿挣“死工资”，怀揣快速致富的梦想，走上自谋职业之路。他不愿付辛劳，也不准备“交学费”，然而，靠他的真本事能掘“几桶金”？几经折腾，他认准了要借父亲权力的光。当爹的，也觉得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营不可靠，自己利用权力帮一把，可以来个富贵传家。父子俩的想法可说是不谋而合。这位前常务副县长、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嘱托县发改委、国土房管局以及乡镇的相关负责人对儿子给予帮助，于是工程项目纷至沓来：安全饮水、道路硬化、土地开发、土地复垦……伴随着工程项目不断增多，他儿子的生活也不断奢华：购置了一栋高级别墅，买了一辆进口越野车，雇了专职司机……
清代官场曾有“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警示，当今也应引为借鉴。“三爷”里，“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少爷居“三爷”之首。儿子养成不劳而获、靠老子荫庇的习惯，尝到甜头后不肯“断奶”，也就再难自食其力了。这类“少爷”容易滋长骄娇二气，好吃懒做还要求受人尊重。这等人物与老子的权势和溺爱结合起来，父子齐上阵搞贪腐的链条就开始高效运转了！
自身腐败主导家庭末路
官员的贪腐和家庭有多种联系。贪污受贿的所得去了哪里？家庭是主要去处。赃款赃物谁用了？本人之外，首推家人。家人如果没有清白做人、自立自强的操守，很容易对官员产生“借光”的期待，对官员发出“不捞白不捞”之类的游说。能否顶得住家人以及亲友的非分要求，在温情中看到危险，在谋私的共识中看到担责的不同，就要看官员的素质和定力了。
于少东后悔对家人教育不够，对他们的非分要求抵制不力，这只是“见了棺材才落泪”罢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实质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家庭虽然不是政治组织，但也是检验领导干部品质作风的重要场合。在外是廉洁干部，回家才可能建设廉洁家庭。于少东管不住家人敛财，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品质和老婆、儿子实为一路货色，区别只是对危险评估不同。
于少东原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在县医院当医生、当院长，然后一路上升，担任了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这个大权在握的任上，正值城口县锰矿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发锰财、猛发财”，是城口县一些老板的“热词”，也激发了于少东的贪财欲望。一些老板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成了他的“好朋友”“兄弟伙”，从吃吃喝喝、打牌玩乐，发展到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行贿，让于少东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手中的权力也向“朋友”和“兄弟伙”倾斜，主动为他们的生产经营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为他们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开脱责任、提供关照。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于少东利用职务影响，以“保护企业发展，维护经济稳定”为由说情，为汪某开脱罪责。作为回报，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于少东要前往加拿大参加培训，汪某得知消息后，来到他的办公室：“于县长，听说您要去加拿大考察，美元在那边可以流通，这些您先拿着用。”汪某走后，于少东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2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2万美元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于少东虽然“内心颤动和不安”，但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麻木和贪欲之心的激动”。
于少东交代，他收取的不义之财都交给了妻子，纳入家庭资产统一使用。悔罪时，他对妻子有点“微词”，抱怨她未对自己违法乱纪加以劝阻，指责妻子有贪恋钱财的偏好。然而，他自己身为权力不小的领导干部，却私欲膨胀，敢以身试法，经常合谋共事的“贪内助”，还能留有多少清醒呢？
豪华婚礼藏污纳垢
于少东的贪腐虽然由来已久，但最终事发败露，还是由于儿子的婚礼，真可谓繁华事散，兴尽悲来。2013年1月2日，于少东在重庆市区为儿子举办了排场很大的婚礼：数十辆豪车组成迎亲队伍，五星级酒店设100多桌宴席，婚礼现场如梦似幻，大型摇臂设备、数台摄像机多角度拍摄。金钱当然要充当重要角色，现场准备了成堆的红包，送礼者纷纷在红包上写上名字，装入礼金，交给接待人员。通过这场高朋满座、多达千人参加的婚礼，于少东一家收受礼金200多万元，其中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90多万元。
此时中央已经出台“八项规定”，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不得利用子女结婚敛财早有严格要求。于少东儿子的这场婚礼无疑是违纪出格的。轰动一时，最终名臭一方。婚礼举行不久，上级纪检机关就接到于少东借婚礼敛财的举报，也牵涉出于少东其他严重违纪违法的线索，导致他东窗事发。
于少东很清楚大操大办婚礼并借机敛财是违纪行为。他起初不主张儿子操办婚礼，想让两人旅行结婚。好主意未能坚持施行，走到家破人散的地步，于少东想必悔透了。但他走这一步臭棋并非偶然。他当时面临选择：大操大办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害己伤家；不大操大办吧，又舍不得这个敛财机会。心情矛盾时，不仅儿子频频施压：“老爸，如果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想留下遗憾！”妻子、亲家、几个亲友也怂恿他：“年轻人一辈子就这一次，该好好风光一下。”家人的态度、亲朋的劝说，让他内心的天平加剧了倾斜。换个角度看，也是他想伸手捞钱又有点打怵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家人的狂热。如今，于少东埋怨家人没有响应自己起初让两人旅行结婚的意见，可家人还怪他不坚决呢！如果时光倒流，知道结果再择路，谁会赞同飞蛾扑火？可当时“好处”大极了，危险却若明若暗。家属亲友，通常没有担责者顾忌多，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的是于少东自己见利心动，态度模糊。主张简办婚礼，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只言片语，这几滴水怎能浇灭亲友旺盛的热情呢！举办个婚礼仪式，请亲戚们摆几桌，搞得有点纪念意义，并不违反规定。之所以大操大办，是因为家人和亲友喜欢排场，毕竟排场能带来荣耀。哪来的荣耀？当然是来自权势，所以这荣耀不但不需要自己买单，还是敛财机会。于少东有所忌惮，但对荣耀、金钱他也和家人一样喜欢。他对豪华婚礼的负面影响确实比家人想得多些，但满足家人使他又多了一分快意。于少东很快和家人取得共识，一场奢华的婚礼就这样决策上马了。于少东在牢狱中后悔没有乾纲独断，简办婚礼，被家人牵着鼻子走，这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推脱责任。真要坚决反对，大权在握、被大家捧着的人怎会不由自主？还不是因为他思想认识和家人、亲友一致？家人要风光、要敛财，靠谁的权势、谁的人脉，还不是明摆着的。于少东喜好以权谋私、封妻荫子这一套，对法纪只是对付，而不是主动遵循。于少东被调查期间对办案人员说，他一进酒店，看到婚礼上那么多人、那么多桌，就知道场面整大了，心里略微有些不安。这情景真的没有料到吗？多半是心里早就有数，所谓的不安不过是说说而已。于少东对可能出事也想过应对之策，然而对顺利过关的前景过于乐观，对翻船的危险估计不足。敢以身试法的人，通常都是如此。
妻儿攫取金钱的“暗影”
于少东的老婆、儿子在城口县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以骄横霸道出名。夫人李某曾担任城口县矿产品规费征收所所长，负责矿产品准运证办理和企业规费减免，能扼住采矿企业生存之咽喉、发财之通道。她很懂得这权力的“含金量”，大搞权钱交易。私企老板谭某为了减免规费，送给她10万元，规费欠账就得到免除。一家冶炼厂的总经理到她办公室送上20万元，说出请托事项，不久，这家冶炼厂的规费欠账得到免除，并顺利办理了新的矿产品准运证。
这位夫人不仅自己干权钱交易的勾当，还参与于少东的贪腐活动。一位锰矿老板要送给于少东一套重庆主城区的房子，李某一同看房、选房，办理购房手续，另收取老板给的房屋装修费12万元。夫人有自己的权位，贪腐起来劣迹斑斑，主要应由其自己担责，但如果不是于少东在县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她怎么能到处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呢！夫妻二人分别利用职权捞钱，又相互勾结，在家庭敛财中合谋，双双出事岂不是必然吗？
于少东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不愿挣“死工资”，怀揣快速致富的梦想，走上自谋职业之路。他不愿付辛劳，也不准备“交学费”，然而，靠他的真本事能掘“几桶金”？几经折腾，他认准了要借父亲权力的光。当爹的，也觉得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营不可靠，自己利用权力帮一把，可以来个富贵传家。父子俩的想法可说是不谋而合。这位前常务副县长、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嘱托县发改委、国土房管局以及乡镇的相关负责人对儿子给予帮助，于是工程项目纷至沓来：安全饮水、道路硬化、土地开发、土地复垦……伴随着工程项目不断增多，他儿子的生活也不断奢华：购置了一栋高级别墅，买了一辆进口越野车，雇了专职司机……
清代官场曾有“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警示，当今也应引为借鉴。“三爷”里，“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少爷居“三爷”之首。儿子养成不劳而获、靠老子荫庇的习惯，尝到甜头后不肯“断奶”，也就再难自食其力了。这类“少爷”容易滋长骄娇二气，好吃懒做还要求受人尊重。这等人物与老子的权势和溺爱结合起来，父子齐上阵搞贪腐的链条就开始高效运转了！
自身腐败主导家庭末路
官员的贪腐和家庭有多种联系。贪污受贿的所得去了哪里？家庭是主要去处。赃款赃物谁用了？本人之外，首推家人。家人如果没有清白做人、自立自强的操守，很容易对官员产生“借光”的期待，对官员发出“不捞白不捞”之类的游说。能否顶得住家人以及亲友的非分要求，在温情中看到危险，在谋私的共识中看到担责的不同，就要看官员的素质和定力了。
于少东后悔对家人教育不够，对他们的非分要求抵制不力，这只是“见了棺材才落泪”罢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实质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家庭虽然不是政治组织，但也是检验领导干部品质作风的重要场合。在外是廉洁干部，回家才可能建设廉洁家庭。于少东管不住家人敛财，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品质和老婆、儿子实为一路货色，区别只是对危险评估不同。
于少东原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在县医院当医生、当院长，然后一路上升，担任了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这个大权在握的任上，正值城口县锰矿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发锰财、猛发财”，是城口县一些老板的“热词”，也激发了于少东的贪财欲望。一些老板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成了他的“好朋友”“兄弟伙”，从吃吃喝喝、打牌玩乐，发展到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行贿，让于少东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手中的权力也向“朋友”和“兄弟伙”倾斜，主动为他们的生产经营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为他们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开脱责任、提供关照。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于少东利用职务影响，以“保护企业发展，维护经济稳定”为由说情，为汪某开脱罪责。作为回报，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于少东要前往加拿大参加培训，汪某得知消息后，来到他的办公室：“于县长，听说您要去加拿大考察，美元在那边可以流通，这些您先拿着用。”汪某走后，于少东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2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2万美元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于少东虽然“内心颤动和不安”，但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麻木和贪欲之心的激动”。
于少东交代，他收取的不义之财都交给了妻子，纳入家庭资产统一使用。悔罪时，他对妻子有点“微词”，抱怨她未对自己违法乱纪加以劝阻，指责妻子有贪恋钱财的偏好。然而，他自己身为权力不小的领导干部，却私欲膨胀，敢以身试法，经常合谋共事的“贪内助”，还能留有多少清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