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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堂是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不仅能清洁身体、消除疲乏，更重要的功能或许是它还为卸下了衣冠楚楚的服饰与各种各样社会面具的人们提供了一方情感交流的小天地。小说《澡堂》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天地里上演的一场故人重逢、闲话今昔的故事，作者放弃了早先小说中感觉轰炸般的铺排叙述，以返璞归真的简练笔法，举重若轻地让一部大变革时代的国企兴衰命运史从闲话中不经意地脱胎而出，揭示出国企改革进程中自厂长到工人这一群当事者的复杂心态，为当下参差迷离的社会现实“立此存照”。但无论身处其中的厂长还是返乡归来的游子“我”却都失去了“惯看秋月春风”的旷达与淡定。“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原本就不属于历史漩涡中的当事者，“一壶浊酒喜相逢”的古典情怀自然也无法在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中落地生根。
小说开头的“裸遇”令人忍俊不禁却又合情合理，“我”作为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家乡可谓是家喻户晓，返回故里，无意中闯入昔日工友们聚会的圈子，他们自然能很容易地认出“我”来。饶有意味的是昔日的厂长董家晋即使在退休之后的澡堂聚会中也仍然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并且拥有较一般工友更权威的话语权，所以这一场闲谈主要发生在“我”与董家晋之间，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是配角，在插科打诨的嬉闹中为小说营造出“相逢”的应有氛围。经过“我”对往事的有限叙述和董家晋自报家门式的倾诉，第一棉花加工厂昔日的辉煌与最后被石连成买过来建成今日之澡堂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在“我”与读者的面前。而董家晋与石连成之间割舍不断的多重关系又似乎在若隐若现地暗示着什么。由年轻而衰老的身体与由兴盛而衰败的棉花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身体的生老病死是谁也摆脱不了的自然规律，那么棉花厂的由盛而衰又依循的是何种历史规律呢？历史转轨的悖谬之处在于，恰是那些先前体制中劣迹斑斑的“熊玩意儿”如石连成之流迅速转身成了潮流突变之后的弄潮儿。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董家晋在石连成的公司里有无股份，可与其他工人相比他显然也还是这场变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时他也是最愤愤不平之人，他对时代的评价，对石连成的不满，对自己“正科级退休老干部”身份与自尊的看重，都流露出一代曾经的历史主人公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的无奈与感伤，以及他们对资本横行的当下现实的迷惑与批判。
“我”作为工友眼中“混好了”的作家，在这场聚会中也“喜”不起来。虽然“我”否认了大家对我当年追求侯波儿一事的调侃，但这个在小说中被“我”写得“简直是赛貂蝉”的女子无疑是“我”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一个象征，没想到当年的她势利地嫁了个正式职工，如今“腰都弓了，腿也瘸了”的老太太仍然一副势利声口的真实形象使“我”心目中的神话瞬间破灭。这份失落同样体现在“我”与工友们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不同态度，他们无一例外地“灵活”对待了国家的政策，反倒对“我”恪守政策的傻气不屑一顾，胆大妄为者再次胜出循规蹈矩者而获得了种种实际的好处，这与石连成的发迹史、与董家晋总结的“时代特征”——“小人得志，君子受气”的内在逻辑倒颇为一致。孰是孰非，判断的标准又在哪里，这是“我”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澡堂》新颖的表达形式证明了“显示”与“讲述”的传统区分不仅没有失效，相反，在恰如其分的安排下依然能够焕发出熠熠生光的艺术魅力。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叙述者置身幕后，他让读者如观看话剧一般地欣赏“我”与董家晋及众人的言谈行动，这种直接再现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叙述者对人对事的判断与评价。董家晋圆滑世故又自尊仗义的性格、工友们步入晚境随时面对死亡威胁那种既想放下却又无法真正释怀的矛盾心态，石连成改革前后的对比……其背后凸现出历史演进之吊诡、人情世态之细微。在作者显然有意区分的显示与讲述之别中，那些通过极其俭省的讲述传达出来的信息尤其值得我们体味，譬如小说开头由池子里的水花，叙述者联想到圆明园里的大水法和古罗马气势宏大的浴池废墟，一股浓重的历史兴衰的沧桑感、无常感油然而生，这里的讲述可谓是为下文棉花厂的兴衰抹上了一层感伤的叙述底色。虽然作者有意控制主观情感与价值判断在小说中的流露，但在这些叙述文字的细枝末节之处，还是极其谨慎地给读者留下了种种暗示。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
小说开头的“裸遇”令人忍俊不禁却又合情合理，“我”作为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家乡可谓是家喻户晓，返回故里，无意中闯入昔日工友们聚会的圈子，他们自然能很容易地认出“我”来。饶有意味的是昔日的厂长董家晋即使在退休之后的澡堂聚会中也仍然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并且拥有较一般工友更权威的话语权，所以这一场闲谈主要发生在“我”与董家晋之间，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是配角，在插科打诨的嬉闹中为小说营造出“相逢”的应有氛围。经过“我”对往事的有限叙述和董家晋自报家门式的倾诉，第一棉花加工厂昔日的辉煌与最后被石连成买过来建成今日之澡堂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在“我”与读者的面前。而董家晋与石连成之间割舍不断的多重关系又似乎在若隐若现地暗示着什么。由年轻而衰老的身体与由兴盛而衰败的棉花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身体的生老病死是谁也摆脱不了的自然规律，那么棉花厂的由盛而衰又依循的是何种历史规律呢？历史转轨的悖谬之处在于，恰是那些先前体制中劣迹斑斑的“熊玩意儿”如石连成之流迅速转身成了潮流突变之后的弄潮儿。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董家晋在石连成的公司里有无股份，可与其他工人相比他显然也还是这场变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时他也是最愤愤不平之人，他对时代的评价，对石连成的不满，对自己“正科级退休老干部”身份与自尊的看重，都流露出一代曾经的历史主人公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的无奈与感伤，以及他们对资本横行的当下现实的迷惑与批判。
“我”作为工友眼中“混好了”的作家，在这场聚会中也“喜”不起来。虽然“我”否认了大家对我当年追求侯波儿一事的调侃，但这个在小说中被“我”写得“简直是赛貂蝉”的女子无疑是“我”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一个象征，没想到当年的她势利地嫁了个正式职工，如今“腰都弓了，腿也瘸了”的老太太仍然一副势利声口的真实形象使“我”心目中的神话瞬间破灭。这份失落同样体现在“我”与工友们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不同态度，他们无一例外地“灵活”对待了国家的政策，反倒对“我”恪守政策的傻气不屑一顾，胆大妄为者再次胜出循规蹈矩者而获得了种种实际的好处，这与石连成的发迹史、与董家晋总结的“时代特征”——“小人得志，君子受气”的内在逻辑倒颇为一致。孰是孰非，判断的标准又在哪里，这是“我”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澡堂》新颖的表达形式证明了“显示”与“讲述”的传统区分不仅没有失效，相反，在恰如其分的安排下依然能够焕发出熠熠生光的艺术魅力。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叙述者置身幕后，他让读者如观看话剧一般地欣赏“我”与董家晋及众人的言谈行动，这种直接再现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叙述者对人对事的判断与评价。董家晋圆滑世故又自尊仗义的性格、工友们步入晚境随时面对死亡威胁那种既想放下却又无法真正释怀的矛盾心态，石连成改革前后的对比……其背后凸现出历史演进之吊诡、人情世态之细微。在作者显然有意区分的显示与讲述之别中，那些通过极其俭省的讲述传达出来的信息尤其值得我们体味，譬如小说开头由池子里的水花，叙述者联想到圆明园里的大水法和古罗马气势宏大的浴池废墟，一股浓重的历史兴衰的沧桑感、无常感油然而生，这里的讲述可谓是为下文棉花厂的兴衰抹上了一层感伤的叙述底色。虽然作者有意控制主观情感与价值判断在小说中的流露，但在这些叙述文字的细枝末节之处，还是极其谨慎地给读者留下了种种暗示。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