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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苏州中学正式创建于1927年前后，首任校长是汪懋祖。杨人楩在北师大英语系就读时，汪懋祖正好任教于北师大，并担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可以说两人亦兼师友之谊，汪对其知之甚深。汪懋祖到苏中之初，杨人楩立刻被其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延聘到苏州中学。
杨人楩对这段在苏州中学任教的经历颇引以为豪，他曾亲口对后来在北大的学生周清澍说过，他在苏州中学教书时，“由钱穆教国文，吕叔湘教英语，他教历史，后来都是国内著名的教授和学者，颇因此自豪”。确实，当时的苏州中学在汪懋祖的精心治理下，一时名士云集，当年以最后一名考取苏州中学、后来成了一代教育大家的钱伟长回忆在苏州中学的经历时，对当时苏州中学的师资印象很深：“理科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东南大学的讲师，文科教师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国学大师钱穆就被聘为国文首席教师，沈同洽是英语首席教师，杨人楩是历史首席教师，还有吕叔湘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国内各大学的名教授。”
杨人楩上课时的情景也给后来担任过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后的回忆《不一样的苏州中学》中也说道：“杨老师的外国史所用的教本是他自己的著作，文字流畅，读来如看历史小说，一口湖南腔国语的讲解非常生动。杨老师上课从来不看课本，兴之所至，往往像脱缰的野马任性奔跑，逃出课本范围。讲到罗马帝国衰亡时，借古论今，对当前的社会百态百般讥讽，并畅谈他逛游阊门风化区的见闻，作为佐证，毫无忌讳。”杨人楩也很看好这样一位刻苦用功的学生，在一次学校校庆上，杨人楩将虞兆中的历史笔记作为代表展出，算是对他的鼓励。
杨人楩辗转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苏州中学时，曹聚仁曾与其来往较多，对其印象甚佳。据曹先生回忆：他“从1925年到1933年，先后在暨南大学教了九年书”，但两人真正相识是在苏州：“其时，苏州女子中学的两教师：杨兄和吕叔湘兄，都是英文修养最深、译笔最畅达的能手。”在他看来，相对于周谷城等当时的史家来说，杨人楩先生才是真正对历史学有研究的，可称此种权威。曹聚仁对当时的新史家作了一番简要的评价：“友人张荫麟先生，他的《中国通史》虽未完卷，却留下了一篇有价值的序文”，而“钱宾四（钱穆）先生，该是挑得起担子的最有成就的一个，可惜他又钻政治的牛角尖了”。在曹看来，似乎只有杨人楩才能承接张荫麟所留下来的任务。
苏州中学位于春雨池畔，道山亭前，不仅环境优雅，且离苏州图书馆仅一墙之隔，藏书之丰，可以想见，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良好的学术氛围。正是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环境下，杨人楩一边从事教书授课，一边忙于著述。历史学科设立后，随即主持历史研究学会，在既无大纲又无教本的情况下，教师共同议定教本，编制纲要。这其中，杨人楩起到了很好的主导与示范作用。苏中中学高中历史学科在杨人楩的主持与筹划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杨人楩生平所编著的绝大部分中学教科书都是在苏中时期完成出版的，包括《高中大学预科外国史》上卷（1931）、《初级中学北新本国史》（1932）、《初中本国史》（1934）、《初中外国史》（1934）、《高中外国史》下卷（1934），可以说，几乎囊括初高中所有中、外历史教科书。其中尤其以《高中外国史》上、下册最为出名，这部高中历史教科书是1928—1934年杨人楩在苏中讲授外国史的讲义，更是他多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心得之作，颇受学界欢迎。该教科书自成系统、体例新颖、叙事详尽、分析清晰，日后曾多次重印再版，“是继陈衡哲编写的外国史教本后，在中学广为采用的教本”。而它之所以备受青睐、广受好评、一版再版，甚至风行全国，是与杨人楩先生个人的人文素养与历史学识分不开的。
杨人楩不仅天资聪颖，具有扎实的国文功底与历史素养，而且还熟练掌握英语与法语等多种语言。从1918年踏入湖南长沙长郡中学起，杨人楩就广泛阅读西方原始著作、材料，尤喜欢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不到三十岁他已经完成了对英、法等三部原著的译介工作。杨人楩对法文原著、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一书的翻译完成于他在北师大求学期间（1922—1926年）；从1927年开始他又花了近三年时间将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1903年法文版，杨人楩所译介的是英译本）一书翻译完成；同样，英人霍伦德所著《世界文化史略》，也由他在1929年翻译完成，于1932年在北新书局出版。三部著作均极见功力，尤其是《法国革命史》，至今仍是学界最好的一个译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中师生群情激昂，抗日运动蓬勃高涨。杨人楩也竭诚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亲身参与其中。1931年9月30日，苏州中学高中部由师生合作，成立反日救国会，杨人楩被推选为常务干事，与沈同洽、严晓帆以及两位学生共同在反日救国会中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负责召集开会、总理日常事务、督促各股工作等事项。
同时，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杨人楩也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外国史的教授内容与策略，一方面，历史学科的教学目的应与反日救国相结合；另一方面，增加与日本有关的教学内容，其分量至少占全学程的三分之一。具体而言，外国史应加授自甲午战后日本侵略之种种及满蒙问题，其要点规定如下：一、日本侵略满洲之政策。二、国际联盟对于此次东三省事件之态度。三、太平洋问题及英、美、日、俄等国对于太平洋问题各个之关系。四、欧战后国际形势之概况。五、凯洛格非战公约之内容及成立之经过。六、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概况。七、日本政党之分析。八、现代日本外交政策。不难看出，高中历史教学与授课已经非常紧密地与紧张的时局结合起来。
杨人楩的京剧演出还一度成为了苏州中学的招牌。1933年4月1日，苏中开庆祝会，杨人楩与苏中英语教师沈同恰粉墨登场，联袂演出《武家坡》、《四郎探母》两出，其中《四郎探母》中，杨人楩扮演杨四郎，沈同洽扮演杨母，学生吴大琨扮演公主，师生唱做俱佳，称得上专业水准，令全校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杨人楩人品才学俱佳，成为苏州中学的一块招牌，然而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1931年5月1日，杨人楩受邀在苏州中学的“五一”纪念周上做的一次讲演，这篇演讲后来冠以《读书论》的题目，发表在1932年的《青年界》（第二卷第三期）杂志。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对于那些捕风捉影式的罗织与诬陷，杨人楩实在难以接受，他立即写信到报社，为被抹黑的自己做出辩白：“贵报今天所载的《苏州中学之演讲风波》，想系外来之稿，然而使我感觉着世间的‘造谣中伤’着实可怕，一个凭教书而吃饭的人，竟要来应付一些所料想不到的事，这就证明做人之不易。在贵报有闻必录，职责所在，可是投稿者不仅造谣失实，而且无中生有，这便使我不得不和贵报发生这一点笔墨姻缘。请贵报把这封信发表，以明真相。”
不难看出，表面平静的苏州中学，其实也暗流涌动，这起事件表面上看源于杨人楩的一次讲演，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学校内部的派系纷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杨人楩来说，这样一段苏中任教的美好的的岁月却因一次恶意的造谣中伤而终止”。然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选择离开苏州中学却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契机：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国革命史。
杨人楩对这段在苏州中学任教的经历颇引以为豪，他曾亲口对后来在北大的学生周清澍说过，他在苏州中学教书时，“由钱穆教国文，吕叔湘教英语，他教历史，后来都是国内著名的教授和学者，颇因此自豪”。确实，当时的苏州中学在汪懋祖的精心治理下，一时名士云集，当年以最后一名考取苏州中学、后来成了一代教育大家的钱伟长回忆在苏州中学的经历时，对当时苏州中学的师资印象很深：“理科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东南大学的讲师，文科教师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国学大师钱穆就被聘为国文首席教师，沈同洽是英语首席教师，杨人楩是历史首席教师，还有吕叔湘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国内各大学的名教授。”
杨人楩上课时的情景也给后来担任过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后的回忆《不一样的苏州中学》中也说道：“杨老师的外国史所用的教本是他自己的著作，文字流畅，读来如看历史小说，一口湖南腔国语的讲解非常生动。杨老师上课从来不看课本，兴之所至，往往像脱缰的野马任性奔跑，逃出课本范围。讲到罗马帝国衰亡时，借古论今，对当前的社会百态百般讥讽，并畅谈他逛游阊门风化区的见闻，作为佐证，毫无忌讳。”杨人楩也很看好这样一位刻苦用功的学生，在一次学校校庆上，杨人楩将虞兆中的历史笔记作为代表展出，算是对他的鼓励。
杨人楩辗转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苏州中学时，曹聚仁曾与其来往较多，对其印象甚佳。据曹先生回忆：他“从1925年到1933年，先后在暨南大学教了九年书”，但两人真正相识是在苏州：“其时，苏州女子中学的两教师：杨兄和吕叔湘兄，都是英文修养最深、译笔最畅达的能手。”在他看来，相对于周谷城等当时的史家来说，杨人楩先生才是真正对历史学有研究的，可称此种权威。曹聚仁对当时的新史家作了一番简要的评价：“友人张荫麟先生，他的《中国通史》虽未完卷，却留下了一篇有价值的序文”，而“钱宾四（钱穆）先生，该是挑得起担子的最有成就的一个，可惜他又钻政治的牛角尖了”。在曹看来，似乎只有杨人楩才能承接张荫麟所留下来的任务。
苏州中学位于春雨池畔，道山亭前，不仅环境优雅，且离苏州图书馆仅一墙之隔，藏书之丰，可以想见，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良好的学术氛围。正是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环境下，杨人楩一边从事教书授课，一边忙于著述。历史学科设立后，随即主持历史研究学会，在既无大纲又无教本的情况下，教师共同议定教本，编制纲要。这其中，杨人楩起到了很好的主导与示范作用。苏中中学高中历史学科在杨人楩的主持与筹划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杨人楩生平所编著的绝大部分中学教科书都是在苏中时期完成出版的，包括《高中大学预科外国史》上卷（1931）、《初级中学北新本国史》（1932）、《初中本国史》（1934）、《初中外国史》（1934）、《高中外国史》下卷（1934），可以说，几乎囊括初高中所有中、外历史教科书。其中尤其以《高中外国史》上、下册最为出名，这部高中历史教科书是1928—1934年杨人楩在苏中讲授外国史的讲义，更是他多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心得之作，颇受学界欢迎。该教科书自成系统、体例新颖、叙事详尽、分析清晰，日后曾多次重印再版，“是继陈衡哲编写的外国史教本后，在中学广为采用的教本”。而它之所以备受青睐、广受好评、一版再版，甚至风行全国，是与杨人楩先生个人的人文素养与历史学识分不开的。
杨人楩不仅天资聪颖，具有扎实的国文功底与历史素养，而且还熟练掌握英语与法语等多种语言。从1918年踏入湖南长沙长郡中学起，杨人楩就广泛阅读西方原始著作、材料，尤喜欢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不到三十岁他已经完成了对英、法等三部原著的译介工作。杨人楩对法文原著、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一书的翻译完成于他在北师大求学期间（1922—1926年）；从1927年开始他又花了近三年时间将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1903年法文版，杨人楩所译介的是英译本）一书翻译完成；同样，英人霍伦德所著《世界文化史略》，也由他在1929年翻译完成，于1932年在北新书局出版。三部著作均极见功力，尤其是《法国革命史》，至今仍是学界最好的一个译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中师生群情激昂，抗日运动蓬勃高涨。杨人楩也竭诚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亲身参与其中。1931年9月30日，苏州中学高中部由师生合作，成立反日救国会，杨人楩被推选为常务干事，与沈同洽、严晓帆以及两位学生共同在反日救国会中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负责召集开会、总理日常事务、督促各股工作等事项。
同时，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杨人楩也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外国史的教授内容与策略，一方面，历史学科的教学目的应与反日救国相结合；另一方面，增加与日本有关的教学内容，其分量至少占全学程的三分之一。具体而言，外国史应加授自甲午战后日本侵略之种种及满蒙问题，其要点规定如下：一、日本侵略满洲之政策。二、国际联盟对于此次东三省事件之态度。三、太平洋问题及英、美、日、俄等国对于太平洋问题各个之关系。四、欧战后国际形势之概况。五、凯洛格非战公约之内容及成立之经过。六、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概况。七、日本政党之分析。八、现代日本外交政策。不难看出，高中历史教学与授课已经非常紧密地与紧张的时局结合起来。
杨人楩的京剧演出还一度成为了苏州中学的招牌。1933年4月1日，苏中开庆祝会，杨人楩与苏中英语教师沈同恰粉墨登场，联袂演出《武家坡》、《四郎探母》两出，其中《四郎探母》中，杨人楩扮演杨四郎，沈同洽扮演杨母，学生吴大琨扮演公主，师生唱做俱佳，称得上专业水准，令全校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杨人楩人品才学俱佳，成为苏州中学的一块招牌，然而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1931年5月1日，杨人楩受邀在苏州中学的“五一”纪念周上做的一次讲演，这篇演讲后来冠以《读书论》的题目，发表在1932年的《青年界》（第二卷第三期）杂志。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对于那些捕风捉影式的罗织与诬陷，杨人楩实在难以接受，他立即写信到报社，为被抹黑的自己做出辩白：“贵报今天所载的《苏州中学之演讲风波》，想系外来之稿，然而使我感觉着世间的‘造谣中伤’着实可怕，一个凭教书而吃饭的人，竟要来应付一些所料想不到的事，这就证明做人之不易。在贵报有闻必录，职责所在，可是投稿者不仅造谣失实，而且无中生有，这便使我不得不和贵报发生这一点笔墨姻缘。请贵报把这封信发表，以明真相。”
不难看出，表面平静的苏州中学，其实也暗流涌动，这起事件表面上看源于杨人楩的一次讲演，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学校内部的派系纷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杨人楩来说，这样一段苏中任教的美好的的岁月却因一次恶意的造谣中伤而终止”。然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选择离开苏州中学却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契机：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国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