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红旗半卷临易水
20世纪末，中国音乐学界发生了一件初始并不显眼但影响却越来越深远的事，三十年间逐渐获得整个学术界的关注并慢慢演化为采访史上的“轴心”事件，一大堆夺人眼球的文章堆叠在学术期刊的黄金位置，渐至到了可以称之为“冀中学案”的地步，因为它具有了一个“学案”所要求的卷入学者众多、采访乐社广大、汇集资料宏富、研究成果丰硕等蔚为壮观的规模和数量。很少有“区域研究”达到过如此规模，这当然是与此地的特殊位置有关。北京周边，旧称“京畿”，说起来是片不怎么神秘的地方。这里是“北京喜讯”一天之内就能到达的区域，也是各级政府伸伸手就能管控的地区，自然也是“现代时尚”一阵风就能吹到的领地。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恰恰就在这片好像什么都藏不住掖不住，也什么都挡不住遮不住的京畿平原，却冒出来一片“封建迷信”最密集的“田野”！这让学术界既吃惊也兴奋。1987年3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音乐会的采访揭开了京畿研究一角。1993年至1995年“冀中音乐会普查小组”对“天子脚下”的乐社进行了大面积普查，《调查报告》展示出根植乡土、富有活力、生生不已且满天繁星般的分布版图。令人惊叹的景观和令人兴奋的成果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地位而迅速聚拢了学界目光。此前无人想象“眼巴前”的“京郊”竟然隐藏了一大批“像长城的砖一样码着”的乐社。学者们想推开一扇窗，结果却敞开了一扇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北方笙管乐研究，由此获得了强劲的推力和吸力。接踵而至的“大戏”甚至让第一批迈进门槛的人也没有料到紧锣密鼓能够达到如此振聋发聩的响亮度。田野考察的“试验田”和“集散地”展示出诱人的景观，吸引着数百名学者寻声而至。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冀中学案”就是发现了新材料，冒出了新问题又恰好遇到了新理论、新观念可以借此解读新材料、新问题的领域。
二、年轻的领域不拒绝年轻的参与者
1993年开始的“普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2016年初，河北大学音乐学院的齐易教授又拿出一把理想主义的放大镜，试图对入选“非遗项目”的冀中乡村的“会、社、班、团”进行一番微观打量。如果要说20世纪的“普查”与21世纪的“考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采录工具“鸟枪换炮”。重要的是，使用者是一批不但受过学术训练而且对现代传媒有掌控能力的年轻人。齐易组织了数批研究生，每星期换一个采访点，每星期换一拨采访者，新老搭配，生熟轮番，轮岗接班，马不停蹄，干出了一件使“冀中学案”更上一层楼的事儿。从记录方式和质量上看，较之20年前，他们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充满阳光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羽绒服，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干起事来，干净利落。到了一家乐社，架起三脚架，寻找电源，接上插头，让摄像机的视屏迅速亮起来。一伙人偶尔有几下嬉闹推搡，但很快就按照布置，占到了自己位置上。会、社，班、团的会员信息，一会儿就在噼里啪啦的欢快声中跳入了屏幕表格。他们爬在电脑前支着下巴，一项项录入。这次会员信息可不是仅仅登录一个人名，每个乐师都要拿着乐器迎面拍照（虽然照相已非难事，但许多人的表情还是有点慌张）。人名照片，合二为一。有名有姓，立此存照。一套实实在在的档案，就有了多媒体时代的全息面相。最后一张“全家福”尤为重要，记录了此时此刻会社的全貌。感觉真奇妙，仿佛乐社一直在等待着他们来统计。田野资料的汇集不但呈几何式增长，而且性质大变。
年轻人在闪烁着古老色泽的云锣前细心测量，如同“包产到户”的农民丈量自己的土地一样。每件乐器，长宽高厚，认真把关，一丝不苟。亏了这伙人，当年我们一两个人，测量一两件乐器大概需要个把小时，特别是有年头的木斗笙，拆开来一根根地量，半天一晃而过。一根管子的所有孔距，用卡尺量一遍，也要个把小时。也就是说，一整天下来也就能测量一两件。如此说的意思是，测量所有乐社的所有乐器，两三个人需要干十年！这伙人轮番上阵，几十家乐社的数百件乐器，两三个月下来，基本数据就齐了。“人多力量大”，放在这里，相当确切。
乐师们渴望把父辈传下来的遗产留下来与学者们渴望把传统救下来的愿望高度一致。每个人都清楚，不采用现代手段，后人就见不到当代品貌。虽然几小时的演奏和录像考验着所有人，但采访者和被访者还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了默契。让在民间仪式上很少连续吹奏几套大曲的乐师“上气不接下气”地演奏一整天，对于农民乐师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告知了他们将获得所有录音录像资料时，他们以少有的耐心和朴素的行动支持了普查。齐易可不是个客气人，决不让人闲着，既不让被采访者闲着，也不让采访者闲着。一个周末，上下午轮番转，差不多把该收集的资料都收集全活了，也差不多把所有人都累个半死了。坐下来的访谈更是一份“稽里道，问關津”的口述史资料。没有经历过采访的乡村艺术家，面对黑黝黝的镜头有点不习惯，但话匣子一打开，便会从容谈论，互见异同。数十家乐社、数十位核心人物对家乡乐社的追述，将成为采访史上的巨量新型资料。
团队成员，各有分工，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一起上阵，迅速推进普查。云盘上的数据翻倍增长。团队一直处于加班状态，编辑、剪辑、配文、字幕、后期制作，同时进行。虽然“齐老板”逼得紧，年轻人依然一身轻松，电脑前转过身来，笑容满面，清晰地看到嘴里雪白的牙龈。“广其闻见，质证所学”的实践机会，使他们的业务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陶渊明《时运一首》）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低头族”，机房低头，宿舍低头，路上低头，食指划过的地方，就是采访图片，现场视频、田野音频呈现的绚烂——一份冀中乡村的“神色”。
三、齐易的担当
每拨人员分担不同村落的考察，齐易则一直要坚持到底。总体规划要制定，文本手记要撰写，编辑片子要一一检视，文字修改要亲自上手。安排日程，联系采访点，什么人、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谁到北京接送什么人，全部都要操心。组织工作最难，干了一大堆事，却好像什么都看不见。“总设计师”不辞辛劳，在质量攸关的地方决不放松，一直没闲着。虽然时间紧迫，但“齐导”还是带领大家编辑了好几部“记录片”。看完所有素材都要很长时间的劳动量，耗费精力可想而知。齐易把许多村庄的仪式陆续编辑成一部部小电影，把“连续剧”变为“历史片”。未来的历史将不再是文字描述，而是仪式现场，还没有几个地方音乐的采访与记录，“产出”过这么多“连续剧”。如果说第一次普查出现了个别的偶然”触媒”，那么第二次普查则是集体的深度触媒。“冀中学案”又一次走了前面，这是齐易、荣英涛的团队建构资料的不凡之处。这些都靠“总设计师”协调。齐易的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穷追不舍、坚持执着以及既舞大棒又挥萝卜的督促、鞭策、鞭笞和小犒劳，硬是让年轻新手托举出了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影像民族志”。 齐易是对自己家乡的财富“醒悟”较晚的人，20年前还没有拿家门口的会、社、班、团当回事。然而一旦醒悟，快马扬鞭，一门心思，追之犹恐不及。对家乡文化全身心投入，做出了一大堆傲视同侪的业绩。继2007年编辑出版《高洛音乐会》一书后，他的论文如涌泉一般层出不穷。他是敢于正面书写、正面强攻的学者，对地方文化不作为的人和事毫不客气，许多文章贯穿了触及问题真正要害的秉笔直书。他立志成为听从自己内心选择的人，不虚饰，不矫情，将现实放大于面前。这些文章的震撼力来自他的感同身受，来自他不回避现实、不逃避责任以及“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鲁迅《题三义塔》）的勤奋和勇气。
乐在其中，才能保持热情和兴趣，才能找到学术兴奋点。这是走马观花的人无法做到的。杨荫浏等一代学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收集了巨量音乐资料，但限于条件，既不能涉及多地，也不能全息呈现。齐易不满足于老套资料，信息时代的最大好处就是呈现出一个地区的全息品相。如何达此目的？作为只懂音乐的音乐家，他夜而忘寐，饥而忘食，决然奋起，在“不学艺”的年龄，硬是让自己蜕变为“电脑专家”。
他的身体力行感动了大家，让所有人不得不跟着一起干。齐易和荣英涛动员了一批以河北籍为主以及其他志趣相投的北京学者，中央音乐学院吴晓萍、中国音乐学院王先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陈瑜、张月，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常江涛，天津音乐学院夏侯玲玲，河北大学音乐学，影视学的石亚楠、宋博媛、王昌等。与团队相比，个人势单力薄。学者相聚，新竹老槐，能量难以估量。此前所任职役，各不相同，但被齐易和荣英涛操控的乡情这根线拴在了一起，干起来无怨无悔。在齐易和荣英涛组合下音乐学界早早就把这口号变成现实是看得见的。这样的人多了，才能撑起一项事业。
齐易把每个点的采访都编辑为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即时发布在雄县、高碑店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二十年前的工具太寒碜，等到写完论文发表论文的漫长过程后才能看到，现在微博、微信、QQ，绚丽闪现，刚从冀中回来，团队编辑的全息报道就能从网上看到了。有些看上去就能火的标题让参与者很”当真”。报道令人感動，因为记录了许多背后的故事。
四、今夜偏知春气暖
评价这次普查的“历史功绩”并不难，因为拍摄的大量视频让资料散发出了非同一般的品相，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可以说，采用新媒介记录以前无法呈现的资料，就是这次考察的价值所在。突出事例就是解决了工尺谱的记谱与韵唱之间相互脱节的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工尺谱最麻烦的地方就是“阿口”（冀中乐师习语）和“哼哈”（西安鼓乐习语），也就是抄下来的“字”背后还隐藏着大量未抄下来的“字”的现象。工尺谱的呈现方式是历史形成的，为后人留下了无法窥探全部信息的障碍。呈现这部分信息也就成为破除迷津的核心。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苦于无法找到破除瓶颈的路径，即使把“韵谱”录下来、记下来，还是与实践脱节，字字皆欠明爽。“见闻所及以为有，所不及以为无。”于是，“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韵谱晦明，藏头露尾，百变莫辨，不得路径。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成为传承和教育的“死结”。
我们必须假设看谱者是对工尺谱完全无知的人，呈现方式的预设点必须为零。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最简单、最直观，最便捷的介质把所有信息和盘托出。“谱”（音符）与“字”（工尺）像配歌词一样的呈现方式，依然让拿着“歌词谱”对照“原始谱”的人摸不着头脑。找准地方的先例很少，学习起来，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照此“老路子”，工尺谱的传承依然是“难于上青天”。
齐易、荣英涛团队的最大创意，或者说这次普查的最大突破和最大收获，就是用两台录像机同时拍摄，然后拼接一屏，让谱字与韵唱，高度契合。
团队采取了一套保障信息全面呈现的新方法。两台录像机，一部对准唱谱乐师，一部对准乐谱。一位乐师韵谱，另一位乐师用手指着“韵”到的谱字。唱到哪，指到哪；韵到哪，点到哪。一音一字，精准对应。后期制作，两个画面，拼接一起，同步呈现。如同一般人熟悉的卡拉OK字幕一样。一屏中分，一半韵唱，一半指谱。声不绝于耳，谱不绝于目。同声同步，双双配搭。“局内人”声声清晰，“局外人”字字分明；“局内人”指点江山，“局外人”一览无余；“局内人”指点迷津，“局外人”一目了然。一个画面，双重信息，声韵相配，路标明确。谱面上呈现的谱字与隐藏背后的谱字，一五一十，全部呈现。不但听得到谱字，而且看得到谱字；不但看得到谱字，而且认得准谱字；不但认得准谱字，而且谱字之间隐藏的谱字，也全部“看”得出来。
原先，我们一边听谱，一边看谱，眼睛耳朵，各不相属，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听得到却看不到的“字”，在光天化日之下溜之乎也，“狗撵兔子”逮不着。面对谱本，依然“找不到北”。即使想“家画葫芦”“重蹈窠臼”也不得门径。现在，屏幕上站着两位“局内人”，一个动口，一个动手。精准定位，同步导航。“字”与“字”夹缝之间的“字”，一一跳出，“看”得到了。
一方荧屏，双重信息，让拿着谱本摸不着“字”或者听着“韵谱”找不到“字”，更找不到“字”与“字”之间的“字”的人，有了确指的“字”位。同步运转的双台摄像机，让古老的实践不再遮人耳目。科技的力量如同拨云开雾的大手，一扫阴霾。于是乎，“字”与隐藏的“字”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看分明”！“配调安腔，选声酌韵”的“暗道机关”再也跑不了了。转瞬即逝的“字”再也不会成为“逮不着的兔子”，而且是“韩庐博骞兔”——速度快于被锁定目标！困惑音乐学家数十年的“韵谱”秘密由此揭晓！
旧邦迎新命，老谱唱新篇。齐易和荣英涛的创举就在于让大多数人都能“认路”“认谱”了！变朦胧为明朗，变背后为前台，变不确定为确定，变似是而非为言之凿凿。工尺谱不再神秘，“阿口”“哼哈”不再神秘。古老实践储存的秘密，门庭洞开，昭然若揭。韵谱读谱，一一对应。对于教育来讲，不用文绉绉地讲“津梁后学”“梯航后学”，直白地说，这就是“桥梁”！这就是“楼梯”！ 新路子不但有效解决局外人的教学困难，而且有效解决了局内人的传承问题！
困扰教育的关键点“阿口”“哼哈”将因新路子而走向光明。听得见、看得见，就是破门而入的门径，书面与实践不对接的问题将被抛入历史。如此叙述正好切合了民族音乐学渴望看到“上下文”的愿景，不但从学术意义上打通制约古今的隔阂，而且从乐谱学叙述模式上解决了“现代工程”畅行的障碍。现代传媒的威力把横亘于书写与唱奏之间的沟壑填平了，开辟了一条让普通人学习工尺谱的途径。一直被认为“不科学”“低级”“民间”“不能与现代传媒对接”等等“不靠谱”的言说，恐怕要为自己的“离谱”判断反省了，到了该放下偏见正眼看待“工尺谱全息品相”的时候了。
现场采录，令人兴奋。2015年10月30日-11月1日我参与了保定市雄县朱各庄镇高庄村“音乐会”的采访。音乐会（又称“顺香会”）的“寺院”（“官房子”），方方整整，敞亮洁净。隔壁一架丝瓜从墙头探过身来，让人闻到“开轩面场圃”的气息。院中央摆放一桌一椅，韵唱乐师直面摄像机。右侧也摆放一桌一椅，指谱乐师背后架设的固定机位，镜头居高临下，收录桌面上的乐谱和指点画面。两桌距离，恰是听得真切的距离。
两组拍摄者，各司其职，掌控镜头。录像开始。一边厢引吭高歌，旁若无人；一边厢手指乐谱，如影随形。一边厢哼唱工尺，声满庭院；一边厢闻声而动，严丝合缝。一边厢正面拍摄，表情无遗；一边厢俯视拍摄，手下留踪。历史一点一滴记录在案而且一点一滴都没有遗漏地记录在案了。一曲唱罢，余韵徐歇。丝瓜底下的录像沾着泥土芳香，如同韵唱的谱字带着热乎劲儿。细节全部捕捉，并在后期拼接中全部激活。此时此刻，真的感到镜头简直就是让音乐家快乐到灵魂出窍的天堂入口。
乐谱从“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永固于“虚拟”空间了，这个“虚拟”一点不“虚”！机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忠实守候，事无弥遗。最重要的是后期呈现的平面化，把人类做不到的多维信息并列一体。录音机单声道收录或者单台录像机的单向度收录，都不能呈现视听合成信息。我们既要听，还要看；既要听着看，还要看着听。从“存在”状态讲，拼接多维，才是全息，才是“海底撈”。这样的呈现，让音乐家弹冠相庆！
“将来的文盲不是认不认字，而是会不会摄影。”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读图时代，能不能给古老的音乐学带来实惠？未曾想到最现代的方式与最古老的方式成功连接，竟然解决了“封闭”的工尺谱呈现问题，让音乐学从新技术上获得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捷。别人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发展中的中国”，我们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发展中的音乐学！”
信息无非是两个时代和两种品相的注脚，20年前的普查与20年后的普查，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支团队将因为此次考察而名垂青史的地方，也在这里！
五、个体叙述的质量
以官方名义普查似乎是通行惯例，借助政府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占据高地。然而以“同仁”方式介入学术叙事，反到成为“冀中模式”。冀中研究从来没有正式“立项”，既与“国家课题”无缘，也与“重大项目”无分，以“同仁”方式运行，至今依然。
冀中普查似乎命中注定是“同仁性”的。相隔二十多年的两次普查足以说明官方在同类事情上并不一定比个体行为更有力。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普查资金来自于外国学者钟思第，这次来自没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学者。孤军奋战的齐易苦口婆心，竟然找来了经费。齐易与钟思第一样，将并列于学术研究“打破体制”的排行榜上。由齐易发动所在院校（河北大学）和县市“众筹”（雄县文广新局、高碑店文广新局以及许多民间音乐组织）的考察，重塑了一种新模式——县市“众筹”加乡村“自筹”。“冀中学案”为什么总是自筹经费？能否想象有一天京津冀哪个文化部门能够慷慨解囊资助这项已经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普查？
现实总令人悲观，好歹我总拿王小盾列举的两部类书的编撰过程安慰团队的参与者。王小盾介绍到：清代宫廷主持的“集体项目”《全唐文》与严可均独自完成的“个人项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比起来，后者获誉更高。宫廷编撰的大型类书，常常不及私人编撰的学术性强，因为“集体项目”谁也不负责。个人兴趣驱使下干出的事，学术质量反倒高，因为拿个体生命为抵押与宫廷抗衡的，是他的一世声名。把冀中学案拿来作比，历史似乎没什么改变。大量硕博论文的诞生都是个人行为。有几个人先拿到“国家课题”“重大项目”才写硕博论文？充分展示个体也极大锻炼个体的“个人项目”反而比“集体项目”更能留名。学者就是要以私人写作形式呈现公共学术意义。
历史夹缝中的学术行为证明了学者的纯良天性与管理体制之间的博弈，他们的呼声没有落空，成为一份汇集了个体生命的厚重档案。齐易登高一呼，京津冀学者随风而动。得道多助，团队昂进。齐易的个体行为留给学术界一份“正义的想象”。
结语：说河北话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次普查当然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最值得一提的是改变了我们对民间艺术现状的评估。多年来不断听到的尽是些不好的消息，哪哪的音乐会散伙了，哪哪的乐社关闭了，哪哪的乐师进城打工了，哪哪的人告别村庄另谋生路了等等。这类消息总让人不爽，好像民间艺术是“夕阳艺术”，上上下下一片哀叹。然而，正如黄翔鹏所说，“在一片‘失传’声中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其实远未“失传”。新一轮普查呈现的景观就是如此。一家家乐社生机勃勃，20年前普查时瘫痪的乐社现在恢复了，不但招收了新学员，还恢复了久不上手的老曲目。一拨拨年轻乐手的演奏水平更让人刮目相看。“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大国空村》的惨剧，京畿没有上演。传统文化生生不已，这让此前我们的悲观有了转变。普查颇有疗伤功效。
关注其他艺术组织是这次普查的另一特点。20年前的普查仅限于笙管乐种“音乐会”，这次则注意到其他类型的音乐组织、歌舞、说唱和戏曲班社。京畿毕竟是京剧最发达的地区，不但戏曲班、团多，品种也多。“静海演戏之声调‘日高腔、日昆腔、日秦腔、日二簧。风尚因时而异，然皆客音，非土音也’”。蔡际洲总结道：
20世纪末，中国音乐学界发生了一件初始并不显眼但影响却越来越深远的事，三十年间逐渐获得整个学术界的关注并慢慢演化为采访史上的“轴心”事件，一大堆夺人眼球的文章堆叠在学术期刊的黄金位置，渐至到了可以称之为“冀中学案”的地步，因为它具有了一个“学案”所要求的卷入学者众多、采访乐社广大、汇集资料宏富、研究成果丰硕等蔚为壮观的规模和数量。很少有“区域研究”达到过如此规模，这当然是与此地的特殊位置有关。北京周边，旧称“京畿”，说起来是片不怎么神秘的地方。这里是“北京喜讯”一天之内就能到达的区域，也是各级政府伸伸手就能管控的地区，自然也是“现代时尚”一阵风就能吹到的领地。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恰恰就在这片好像什么都藏不住掖不住，也什么都挡不住遮不住的京畿平原，却冒出来一片“封建迷信”最密集的“田野”！这让学术界既吃惊也兴奋。1987年3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音乐会的采访揭开了京畿研究一角。1993年至1995年“冀中音乐会普查小组”对“天子脚下”的乐社进行了大面积普查，《调查报告》展示出根植乡土、富有活力、生生不已且满天繁星般的分布版图。令人惊叹的景观和令人兴奋的成果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地位而迅速聚拢了学界目光。此前无人想象“眼巴前”的“京郊”竟然隐藏了一大批“像长城的砖一样码着”的乐社。学者们想推开一扇窗，结果却敞开了一扇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北方笙管乐研究，由此获得了强劲的推力和吸力。接踵而至的“大戏”甚至让第一批迈进门槛的人也没有料到紧锣密鼓能够达到如此振聋发聩的响亮度。田野考察的“试验田”和“集散地”展示出诱人的景观，吸引着数百名学者寻声而至。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冀中学案”就是发现了新材料，冒出了新问题又恰好遇到了新理论、新观念可以借此解读新材料、新问题的领域。
二、年轻的领域不拒绝年轻的参与者
1993年开始的“普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2016年初，河北大学音乐学院的齐易教授又拿出一把理想主义的放大镜，试图对入选“非遗项目”的冀中乡村的“会、社、班、团”进行一番微观打量。如果要说20世纪的“普查”与21世纪的“考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采录工具“鸟枪换炮”。重要的是，使用者是一批不但受过学术训练而且对现代传媒有掌控能力的年轻人。齐易组织了数批研究生，每星期换一个采访点，每星期换一拨采访者，新老搭配，生熟轮番，轮岗接班，马不停蹄，干出了一件使“冀中学案”更上一层楼的事儿。从记录方式和质量上看，较之20年前，他们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充满阳光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羽绒服，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干起事来，干净利落。到了一家乐社，架起三脚架，寻找电源，接上插头，让摄像机的视屏迅速亮起来。一伙人偶尔有几下嬉闹推搡，但很快就按照布置，占到了自己位置上。会、社，班、团的会员信息，一会儿就在噼里啪啦的欢快声中跳入了屏幕表格。他们爬在电脑前支着下巴，一项项录入。这次会员信息可不是仅仅登录一个人名，每个乐师都要拿着乐器迎面拍照（虽然照相已非难事，但许多人的表情还是有点慌张）。人名照片，合二为一。有名有姓，立此存照。一套实实在在的档案，就有了多媒体时代的全息面相。最后一张“全家福”尤为重要，记录了此时此刻会社的全貌。感觉真奇妙，仿佛乐社一直在等待着他们来统计。田野资料的汇集不但呈几何式增长，而且性质大变。
年轻人在闪烁着古老色泽的云锣前细心测量，如同“包产到户”的农民丈量自己的土地一样。每件乐器，长宽高厚，认真把关，一丝不苟。亏了这伙人，当年我们一两个人，测量一两件乐器大概需要个把小时，特别是有年头的木斗笙，拆开来一根根地量，半天一晃而过。一根管子的所有孔距，用卡尺量一遍，也要个把小时。也就是说，一整天下来也就能测量一两件。如此说的意思是，测量所有乐社的所有乐器，两三个人需要干十年！这伙人轮番上阵，几十家乐社的数百件乐器，两三个月下来，基本数据就齐了。“人多力量大”，放在这里，相当确切。
乐师们渴望把父辈传下来的遗产留下来与学者们渴望把传统救下来的愿望高度一致。每个人都清楚，不采用现代手段，后人就见不到当代品貌。虽然几小时的演奏和录像考验着所有人，但采访者和被访者还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了默契。让在民间仪式上很少连续吹奏几套大曲的乐师“上气不接下气”地演奏一整天，对于农民乐师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告知了他们将获得所有录音录像资料时，他们以少有的耐心和朴素的行动支持了普查。齐易可不是个客气人，决不让人闲着，既不让被采访者闲着，也不让采访者闲着。一个周末，上下午轮番转，差不多把该收集的资料都收集全活了，也差不多把所有人都累个半死了。坐下来的访谈更是一份“稽里道，问關津”的口述史资料。没有经历过采访的乡村艺术家，面对黑黝黝的镜头有点不习惯，但话匣子一打开，便会从容谈论，互见异同。数十家乐社、数十位核心人物对家乡乐社的追述，将成为采访史上的巨量新型资料。
团队成员，各有分工，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一起上阵，迅速推进普查。云盘上的数据翻倍增长。团队一直处于加班状态，编辑、剪辑、配文、字幕、后期制作，同时进行。虽然“齐老板”逼得紧，年轻人依然一身轻松，电脑前转过身来，笑容满面，清晰地看到嘴里雪白的牙龈。“广其闻见，质证所学”的实践机会，使他们的业务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陶渊明《时运一首》）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低头族”，机房低头，宿舍低头，路上低头，食指划过的地方，就是采访图片，现场视频、田野音频呈现的绚烂——一份冀中乡村的“神色”。
三、齐易的担当
每拨人员分担不同村落的考察，齐易则一直要坚持到底。总体规划要制定，文本手记要撰写，编辑片子要一一检视，文字修改要亲自上手。安排日程，联系采访点，什么人、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谁到北京接送什么人，全部都要操心。组织工作最难，干了一大堆事，却好像什么都看不见。“总设计师”不辞辛劳，在质量攸关的地方决不放松，一直没闲着。虽然时间紧迫，但“齐导”还是带领大家编辑了好几部“记录片”。看完所有素材都要很长时间的劳动量，耗费精力可想而知。齐易把许多村庄的仪式陆续编辑成一部部小电影，把“连续剧”变为“历史片”。未来的历史将不再是文字描述，而是仪式现场，还没有几个地方音乐的采访与记录，“产出”过这么多“连续剧”。如果说第一次普查出现了个别的偶然”触媒”，那么第二次普查则是集体的深度触媒。“冀中学案”又一次走了前面，这是齐易、荣英涛的团队建构资料的不凡之处。这些都靠“总设计师”协调。齐易的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穷追不舍、坚持执着以及既舞大棒又挥萝卜的督促、鞭策、鞭笞和小犒劳，硬是让年轻新手托举出了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影像民族志”。 齐易是对自己家乡的财富“醒悟”较晚的人，20年前还没有拿家门口的会、社、班、团当回事。然而一旦醒悟，快马扬鞭，一门心思，追之犹恐不及。对家乡文化全身心投入，做出了一大堆傲视同侪的业绩。继2007年编辑出版《高洛音乐会》一书后，他的论文如涌泉一般层出不穷。他是敢于正面书写、正面强攻的学者，对地方文化不作为的人和事毫不客气，许多文章贯穿了触及问题真正要害的秉笔直书。他立志成为听从自己内心选择的人，不虚饰，不矫情，将现实放大于面前。这些文章的震撼力来自他的感同身受，来自他不回避现实、不逃避责任以及“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鲁迅《题三义塔》）的勤奋和勇气。
乐在其中，才能保持热情和兴趣，才能找到学术兴奋点。这是走马观花的人无法做到的。杨荫浏等一代学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收集了巨量音乐资料，但限于条件，既不能涉及多地，也不能全息呈现。齐易不满足于老套资料，信息时代的最大好处就是呈现出一个地区的全息品相。如何达此目的？作为只懂音乐的音乐家，他夜而忘寐，饥而忘食，决然奋起，在“不学艺”的年龄，硬是让自己蜕变为“电脑专家”。
他的身体力行感动了大家，让所有人不得不跟着一起干。齐易和荣英涛动员了一批以河北籍为主以及其他志趣相投的北京学者，中央音乐学院吴晓萍、中国音乐学院王先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陈瑜、张月，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常江涛，天津音乐学院夏侯玲玲，河北大学音乐学，影视学的石亚楠、宋博媛、王昌等。与团队相比，个人势单力薄。学者相聚，新竹老槐，能量难以估量。此前所任职役，各不相同，但被齐易和荣英涛操控的乡情这根线拴在了一起，干起来无怨无悔。在齐易和荣英涛组合下音乐学界早早就把这口号变成现实是看得见的。这样的人多了，才能撑起一项事业。
齐易把每个点的采访都编辑为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即时发布在雄县、高碑店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二十年前的工具太寒碜，等到写完论文发表论文的漫长过程后才能看到，现在微博、微信、QQ，绚丽闪现，刚从冀中回来，团队编辑的全息报道就能从网上看到了。有些看上去就能火的标题让参与者很”当真”。报道令人感動，因为记录了许多背后的故事。
四、今夜偏知春气暖
评价这次普查的“历史功绩”并不难，因为拍摄的大量视频让资料散发出了非同一般的品相，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可以说，采用新媒介记录以前无法呈现的资料，就是这次考察的价值所在。突出事例就是解决了工尺谱的记谱与韵唱之间相互脱节的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工尺谱最麻烦的地方就是“阿口”（冀中乐师习语）和“哼哈”（西安鼓乐习语），也就是抄下来的“字”背后还隐藏着大量未抄下来的“字”的现象。工尺谱的呈现方式是历史形成的，为后人留下了无法窥探全部信息的障碍。呈现这部分信息也就成为破除迷津的核心。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苦于无法找到破除瓶颈的路径，即使把“韵谱”录下来、记下来，还是与实践脱节，字字皆欠明爽。“见闻所及以为有，所不及以为无。”于是，“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韵谱晦明，藏头露尾，百变莫辨，不得路径。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成为传承和教育的“死结”。
我们必须假设看谱者是对工尺谱完全无知的人，呈现方式的预设点必须为零。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最简单、最直观，最便捷的介质把所有信息和盘托出。“谱”（音符）与“字”（工尺）像配歌词一样的呈现方式，依然让拿着“歌词谱”对照“原始谱”的人摸不着头脑。找准地方的先例很少，学习起来，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照此“老路子”，工尺谱的传承依然是“难于上青天”。
齐易、荣英涛团队的最大创意，或者说这次普查的最大突破和最大收获，就是用两台录像机同时拍摄，然后拼接一屏，让谱字与韵唱，高度契合。
团队采取了一套保障信息全面呈现的新方法。两台录像机，一部对准唱谱乐师，一部对准乐谱。一位乐师韵谱，另一位乐师用手指着“韵”到的谱字。唱到哪，指到哪；韵到哪，点到哪。一音一字，精准对应。后期制作，两个画面，拼接一起，同步呈现。如同一般人熟悉的卡拉OK字幕一样。一屏中分，一半韵唱，一半指谱。声不绝于耳，谱不绝于目。同声同步，双双配搭。“局内人”声声清晰，“局外人”字字分明；“局内人”指点江山，“局外人”一览无余；“局内人”指点迷津，“局外人”一目了然。一个画面，双重信息，声韵相配，路标明确。谱面上呈现的谱字与隐藏背后的谱字，一五一十，全部呈现。不但听得到谱字，而且看得到谱字；不但看得到谱字，而且认得准谱字；不但认得准谱字，而且谱字之间隐藏的谱字，也全部“看”得出来。
原先，我们一边听谱，一边看谱，眼睛耳朵，各不相属，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听得到却看不到的“字”，在光天化日之下溜之乎也，“狗撵兔子”逮不着。面对谱本，依然“找不到北”。即使想“家画葫芦”“重蹈窠臼”也不得门径。现在，屏幕上站着两位“局内人”，一个动口，一个动手。精准定位，同步导航。“字”与“字”夹缝之间的“字”，一一跳出，“看”得到了。
一方荧屏，双重信息，让拿着谱本摸不着“字”或者听着“韵谱”找不到“字”，更找不到“字”与“字”之间的“字”的人，有了确指的“字”位。同步运转的双台摄像机，让古老的实践不再遮人耳目。科技的力量如同拨云开雾的大手，一扫阴霾。于是乎，“字”与隐藏的“字”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看分明”！“配调安腔，选声酌韵”的“暗道机关”再也跑不了了。转瞬即逝的“字”再也不会成为“逮不着的兔子”，而且是“韩庐博骞兔”——速度快于被锁定目标！困惑音乐学家数十年的“韵谱”秘密由此揭晓！
旧邦迎新命，老谱唱新篇。齐易和荣英涛的创举就在于让大多数人都能“认路”“认谱”了！变朦胧为明朗，变背后为前台，变不确定为确定，变似是而非为言之凿凿。工尺谱不再神秘，“阿口”“哼哈”不再神秘。古老实践储存的秘密，门庭洞开，昭然若揭。韵谱读谱，一一对应。对于教育来讲，不用文绉绉地讲“津梁后学”“梯航后学”，直白地说，这就是“桥梁”！这就是“楼梯”！ 新路子不但有效解决局外人的教学困难，而且有效解决了局内人的传承问题！
困扰教育的关键点“阿口”“哼哈”将因新路子而走向光明。听得见、看得见，就是破门而入的门径，书面与实践不对接的问题将被抛入历史。如此叙述正好切合了民族音乐学渴望看到“上下文”的愿景，不但从学术意义上打通制约古今的隔阂，而且从乐谱学叙述模式上解决了“现代工程”畅行的障碍。现代传媒的威力把横亘于书写与唱奏之间的沟壑填平了，开辟了一条让普通人学习工尺谱的途径。一直被认为“不科学”“低级”“民间”“不能与现代传媒对接”等等“不靠谱”的言说，恐怕要为自己的“离谱”判断反省了，到了该放下偏见正眼看待“工尺谱全息品相”的时候了。
现场采录，令人兴奋。2015年10月30日-11月1日我参与了保定市雄县朱各庄镇高庄村“音乐会”的采访。音乐会（又称“顺香会”）的“寺院”（“官房子”），方方整整，敞亮洁净。隔壁一架丝瓜从墙头探过身来，让人闻到“开轩面场圃”的气息。院中央摆放一桌一椅，韵唱乐师直面摄像机。右侧也摆放一桌一椅，指谱乐师背后架设的固定机位，镜头居高临下，收录桌面上的乐谱和指点画面。两桌距离，恰是听得真切的距离。
两组拍摄者，各司其职，掌控镜头。录像开始。一边厢引吭高歌，旁若无人；一边厢手指乐谱，如影随形。一边厢哼唱工尺，声满庭院；一边厢闻声而动，严丝合缝。一边厢正面拍摄，表情无遗；一边厢俯视拍摄，手下留踪。历史一点一滴记录在案而且一点一滴都没有遗漏地记录在案了。一曲唱罢，余韵徐歇。丝瓜底下的录像沾着泥土芳香，如同韵唱的谱字带着热乎劲儿。细节全部捕捉，并在后期拼接中全部激活。此时此刻，真的感到镜头简直就是让音乐家快乐到灵魂出窍的天堂入口。
乐谱从“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永固于“虚拟”空间了，这个“虚拟”一点不“虚”！机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忠实守候，事无弥遗。最重要的是后期呈现的平面化，把人类做不到的多维信息并列一体。录音机单声道收录或者单台录像机的单向度收录，都不能呈现视听合成信息。我们既要听，还要看；既要听着看，还要看着听。从“存在”状态讲，拼接多维，才是全息，才是“海底撈”。这样的呈现，让音乐家弹冠相庆！
“将来的文盲不是认不认字，而是会不会摄影。”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读图时代，能不能给古老的音乐学带来实惠？未曾想到最现代的方式与最古老的方式成功连接，竟然解决了“封闭”的工尺谱呈现问题，让音乐学从新技术上获得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捷。别人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发展中的中国”，我们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发展中的音乐学！”
信息无非是两个时代和两种品相的注脚，20年前的普查与20年后的普查，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支团队将因为此次考察而名垂青史的地方，也在这里！
五、个体叙述的质量
以官方名义普查似乎是通行惯例，借助政府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占据高地。然而以“同仁”方式介入学术叙事，反到成为“冀中模式”。冀中研究从来没有正式“立项”，既与“国家课题”无缘，也与“重大项目”无分，以“同仁”方式运行，至今依然。
冀中普查似乎命中注定是“同仁性”的。相隔二十多年的两次普查足以说明官方在同类事情上并不一定比个体行为更有力。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普查资金来自于外国学者钟思第，这次来自没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学者。孤军奋战的齐易苦口婆心，竟然找来了经费。齐易与钟思第一样，将并列于学术研究“打破体制”的排行榜上。由齐易发动所在院校（河北大学）和县市“众筹”（雄县文广新局、高碑店文广新局以及许多民间音乐组织）的考察，重塑了一种新模式——县市“众筹”加乡村“自筹”。“冀中学案”为什么总是自筹经费？能否想象有一天京津冀哪个文化部门能够慷慨解囊资助这项已经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普查？
现实总令人悲观，好歹我总拿王小盾列举的两部类书的编撰过程安慰团队的参与者。王小盾介绍到：清代宫廷主持的“集体项目”《全唐文》与严可均独自完成的“个人项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比起来，后者获誉更高。宫廷编撰的大型类书，常常不及私人编撰的学术性强，因为“集体项目”谁也不负责。个人兴趣驱使下干出的事，学术质量反倒高，因为拿个体生命为抵押与宫廷抗衡的，是他的一世声名。把冀中学案拿来作比，历史似乎没什么改变。大量硕博论文的诞生都是个人行为。有几个人先拿到“国家课题”“重大项目”才写硕博论文？充分展示个体也极大锻炼个体的“个人项目”反而比“集体项目”更能留名。学者就是要以私人写作形式呈现公共学术意义。
历史夹缝中的学术行为证明了学者的纯良天性与管理体制之间的博弈，他们的呼声没有落空，成为一份汇集了个体生命的厚重档案。齐易登高一呼，京津冀学者随风而动。得道多助，团队昂进。齐易的个体行为留给学术界一份“正义的想象”。
结语：说河北话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次普查当然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最值得一提的是改变了我们对民间艺术现状的评估。多年来不断听到的尽是些不好的消息，哪哪的音乐会散伙了，哪哪的乐社关闭了，哪哪的乐师进城打工了，哪哪的人告别村庄另谋生路了等等。这类消息总让人不爽，好像民间艺术是“夕阳艺术”，上上下下一片哀叹。然而，正如黄翔鹏所说，“在一片‘失传’声中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其实远未“失传”。新一轮普查呈现的景观就是如此。一家家乐社生机勃勃，20年前普查时瘫痪的乐社现在恢复了，不但招收了新学员，还恢复了久不上手的老曲目。一拨拨年轻乐手的演奏水平更让人刮目相看。“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大国空村》的惨剧，京畿没有上演。传统文化生生不已，这让此前我们的悲观有了转变。普查颇有疗伤功效。
关注其他艺术组织是这次普查的另一特点。20年前的普查仅限于笙管乐种“音乐会”，这次则注意到其他类型的音乐组织、歌舞、说唱和戏曲班社。京畿毕竟是京剧最发达的地区，不但戏曲班、团多，品种也多。“静海演戏之声调‘日高腔、日昆腔、日秦腔、日二簧。风尚因时而异，然皆客音，非土音也’”。蔡际洲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