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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金融机构要服务于农民，有两个致命缺陷：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风险管理难；农户贷款规模小导致服务成本高。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正好可以克服这两个缺陷。
香港乐施会在内地极度贫困的村庄，通过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由此带来了一种新的社区发展模式。一个社区（村庄），只要建立起社区发展基金，资源就能有效配置起来，以利息收入为基础的社区公共服务也会开展起来。乐施会社区扶贫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民金融合作也许是农村发展的一个突破口。2005年开始，笔者先后在安徽省小井庄村和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试验这个社区发展新模式。
王垸村试点情况
湖北监利县汴河镇王垸村地处洪湖西岸，是一个四面环水的独立村庄，有人口1798人，耕地1300亩，可供养殖的低湖田1700亩。水产养殖是王垸村的主业，几乎家家户户养殖黄鳝、螃蟹和小龙虾。据统计，2006年王垸村人均纯收入2400元，2007年人均纯收入3500元。
王垸村是从2000年开始由种植水稻为主逐步转向水产养殖为主的。随着水产养殖的发展，村民对资金的需求大增，每年资金缺口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全村每年在银行和信用社借贷约500万元左右，年利率12％左右。如果加上人情交际等其他成本，实际年利率恐怕不会低于18％。而且，王垸村村民存款和贷款都要到离村10多公里甚至20多公里外的汴河镇，人们手上有点闲钱，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睡觉都不踏实。
笔者出生在王垸村，每次回家村干部都非常希望能够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于是笔者给他们讲香港乐施会在云南、贵州农村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的做法，并建议村委会终止每年年终给全村老龄人发放总额4万元（人均240元）红包的惯例，转而成立一个老龄协会，一次性给老龄协会一笔垫资，“钓”出老龄人手中的闲钱，建立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借鉴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再用养老基金会的利息收入给老龄人发红包。经过3年的耐心解释，2006年春节后，王垸村养老基金会成立了，资金规模27万元。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从2006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每年的情况大致如下：
2006年入会人数86人，每人2000元股金，股金总额17.2万元，村里垫资10万元，养老基金会资金总规模27.2万元。春放冬收，贷款月利率1.2%（与当地信用社持平），当年本息全部回笼，年利息总收入24631元，会员人均分配280元。管理费为零（会长等5位管委会成员自愿放弃报酬，会计由村会计兼任），年终节余141元。
2007年入会人数增至151人，股金增至30.2万元，村里垫资增至50万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垫资10万元，资金总规模90.2万元。春放冬收，本息全部收回（有2户困难户付息转本），利息收入87846元，人均分配550元。5位管理人员合计领取补助2620元，节余2251元。
2008年入会人数增至183人，股金增至36.6万元，垫资不变。资金规模96.6万元。资金已全部贷出，借贷散户109户，村内小集体户4户。
养老基金会管理架构
组织构架与权力结构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组织构架和权力结构和同类组织一模一样，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但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会员小组（8～10人）是养老基金会的基层单元，独享贷款批准权力；二是理事会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派人担任，监事会监事长由村委会派人出任，并且村会计兼养老基金会会计，监事会拥有否决“问题贷款”的权力；三是干事班子不直接接受村民贷款申请，但有否决会员小组批准的“问题贷款”的权力，有调节各会员小组富裕资金的权力。这个组织构架和权力结构主要基于三个考虑：保证信息对称；分权制衡；做实监管和监护，确保资金安全。
日常管理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采取最简单原始的管理方法。
第一，集中放款，集中收款，集中分配和结算。贷款需求由各会员小组长汇集，会员小组成员讨论批准、5人以上成员签字后，报干事班子和监事班子审核后放贷，干事长和监事会对小组成员同意的贷款需求有否决权。每年11～12月是水产收获和鱼苗投放的集中时期，也是贷款回笼和贷款投放的集中时期。每年12月20日，理事会召开会员大会，决算分配，并讨论通过重大事宜。干事班子平时除回访贷款户外，基本无事可做。
第二，养老基金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村委会负责，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派老师和学生住村调研，查找管理和监管“漏洞”。
日常工作和管理如此简单，主要是从养老基金会初期发展阶段的管理能力不足的实际出发设计的。另外，过于烦杂的日常管理会增加管理成本，小规模基金会无法支付。
风险管理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风险控制主要有五点：
把批准贷款权放在会员小组。贷款指标划分到会员小组，农户需要贷款，就近向会员小组提出申请。会员小组讨论同意贷款申请人的申请并签字后，报基金会干事班子发放贷款。由于会员小组和贷款人距离最近，信息对称，便于跟踪管理贷款的使用，所以，制度规定会员小组拥有贷款批准权和贷款使用跟踪监管权。这样保证了每一个会员都知道自己的钱贷给了谁，并且是自己同意的。参与、监督、民主等等原则不需要在口头上说了。
批准贷款权和否决贷款权分离。为防止各会员小组放“人情款”，制度规定干事班子和监事班子拥有否决会员小组批准的贷款的权利。为了防止村委会“一股独大”可能出现的越权，制度规定村委会没有批准贷款的权利，只有否决“问题贷款案”的权利，但有担保30万元贷款额度的权利。为了防止干事班子寻求“内部人控制”，制度规定干事班子不直接接受村民贷款申请，只接受会员小组审批后的贷款申请，干事班子也只有“问题贷款案”的否决权，没有直接贷款给农户的权利。
监督权实虚结合。村委会是最大“股东”，所以，制度决定村会计兼基金会会计，并用组织构架保证了村委会是养老基金会监管主体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参与性”监督。村委会的监督是维护养老基金会既定制度权威。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定期住村调研，关注安全问题，如果发现有安全漏洞，会及时和理事会、监事会、基金会干事班子讨论，提出完善制度的方案，提交会员大会表决。
贷款额度和用途限制。散户贷款不超过2万元，由会员小组成员担保同意。集体户贷款总额不超过20万元，由村委会担保。贷款只能用于本村村民的农业生产和家庭住房改造。
从2008年起，河北大学中国乡村研究中心的垫金利息不分配，专用于建立养老基金会风险基金，以防止坏账风险。风险金比例随着养老基金会规模扩大，要逐年增加，并与未来农村保险业接轨。
养老基金会带来的变化
改善了农村信用服务，方便了群众。基金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信用社和民间高利贷构成了竞争，促使信用社服务明显改善，并扩大了对王垸村的信贷规模。当地高利贷逐年减少，利息也逐年下降。更重要的是老龄人不再为手上的钱没处放而发愁了。
促进了经济发展。2007年王垸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高。2008年春节前后，村民新开池塘400多亩，为增收打下了基础。
老龄人地位提高了，受尊重了，生活有信心了。家里几个媳妇竞相找婆婆逼着要钱变成了找婆婆担保贷款，婆媳关系改善了，促进了家庭和村庄和谐。老龄人一年分配550元的红利，并且有逐年增加的预期，增强了老人幸福生活的信心。
老龄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如看望生病老人等。目前基金会正在考虑建立老人茶社、购置老人健身器材等。此外，老人协会还成为村委会决策的帮手和监督者。
有了养老基金会，村干部和村民对村庄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比如将分散居住在13个自然村的80户村民搬迁到新居民点，全村可以节约出非农用地600亩，利用节余出来的土地，修一个水产农资大市场，服务洪湖西岸的数千渔民，等等。养老基金会激发了王垸村人久违的梦想和激情。
存在的问题
注册难。养老基金会成立以来，注册因受门槛限制一直难以解决，只能非法生存。虽有县市行政和金融部门到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做过调查，但公开表示支持的几乎没有，而要求解散养老基金会的声音则一直不断。只是最近几个月，才没有吹冷风的了。
融资有限。由于注册难，村委会和养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心里一直没有办好养老基金会的“定心丸”，不敢扩大服务范围，比如吸收非会员的“优先股金”、吸收村民存款等。如果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被准许吸收非会员的“优先股金”，准许吸收本村村民存款，其规模将会成倍扩大。
管理能力有限。村委会和干事班子风险意识不强，对贷款批准权限在小组、贷款否决权限在干事和监事班子的制度执行得还不够好。对提取风险金有认识，但执行不力，2007年就没有按照规定提取风险金。
难以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需要农村保险。目前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对养老基金会发展是一个制约。2007年，有2个贷款户遭受灾害，贷款付息转本。如果发生大面积灾害，就会对养老基金会形成冲击。
政府监管和服务缺位。养老基金会的监管和服务工作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银监会负责，但实际上一个县的银监会只有几个人，监管正规金融机构都非常吃力，根本顾不上这类村里的金融组织，没有能力提供监管和服务。
本金不足。由于养老基金会不能开展存款业务，资金规模明显不足。
政策建议
大力培育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正规金融机构要服务于农民，有两个致命缺陷：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风险管理难；农户贷款规模小导致服务成本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规金融纷纷撤离农村，连农村信用社都撤出了王垸村所在乡。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正好可以克服正规金融机构的两个致命缺陷。只有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发展起来了，正规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才可以通过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来操作。因此，社区性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石，政府要想改善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就必须从扶持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做起，没有捷径可走。
降低注册门槛。按照银监会规定的登记门槛，有文凭、从业经历、规模要求等等，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几乎没有社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可以达到注册要求，即便合乎要求登记开业了，也非亏本不可。也就是说，这样的“门槛”基本上断绝了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之路。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年年强调要发展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但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不超过10家，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合法成立之难。鼓励农民发展合作互助金融，就应该准许边干边注册，并降低注册门槛，实行备案注册。
准许吸收社区存款。像王垸村这样的地方，60年前村民就能享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服务，但到现在，老百姓存款贷款却要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了。如果正规金融机构不提供金融服务，还不准农民自己提供金融服务，会很伤农民的心。
授权农村经营管理站监管和服务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尽管中央一直强调要帮助农民发展合作互助金融组织，但银监会的机构要监管和服务全国60万个村庄的社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不太现实。笔者在河北省乡镇调研时，出钱参股帮助当地组建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县乡干部都说“太敏感、不敢搞”，“除非银监会亲自来搞，我们就配合”。按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社区养老基金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组织，归属农业部设在乡镇的农村经管站监管和服务。我国每个乡镇都设有农村经营管理站，每个站有5人左右的正式编制，完全有能力承担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和监管工作。
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小农具有先天的弱势，并且还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担，所以要特别扶持小农。小农从事农业生产，本来利润就很低，如果要支付18％的贷款利息，是难以承受的。王垸村每年1000万元以上的贷款需求，年支付180多万元的利息，人均1000多元。如果这1000元/人不被外部金融机构拿走，村民人均收入可以上升三成。所以，扶持小农互助合作金融，是政府扶持农民的最有效方式。建议政府支持农村金融的资金直接注入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农民金融组织以充实其本金。如果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状况和质量，而且也会有力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如果政府不能直接拿钱为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农民金融组织垫资，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准许农民集体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充实其村内类似养老基金会的金融组织的本金，农户则可以用自己的承包地在村内合作金融组织内抵押贷款。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发展壮大了农民合作金融，又可以实现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还可防止大规模土地兼并。
假如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资金规模达到500万元左右，可以在两年内将村内分散在13个自然村的80多户农户集中搬迁到两个村民新区，可以激活600多亩非农用地，这对一个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同理，这样的做法对全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而言，意义也是非凡的。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香港乐施会在内地极度贫困的村庄，通过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由此带来了一种新的社区发展模式。一个社区（村庄），只要建立起社区发展基金，资源就能有效配置起来，以利息收入为基础的社区公共服务也会开展起来。乐施会社区扶贫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民金融合作也许是农村发展的一个突破口。2005年开始，笔者先后在安徽省小井庄村和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试验这个社区发展新模式。
王垸村试点情况
湖北监利县汴河镇王垸村地处洪湖西岸，是一个四面环水的独立村庄，有人口1798人，耕地1300亩，可供养殖的低湖田1700亩。水产养殖是王垸村的主业，几乎家家户户养殖黄鳝、螃蟹和小龙虾。据统计，2006年王垸村人均纯收入2400元，2007年人均纯收入3500元。
王垸村是从2000年开始由种植水稻为主逐步转向水产养殖为主的。随着水产养殖的发展，村民对资金的需求大增，每年资金缺口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全村每年在银行和信用社借贷约500万元左右，年利率12％左右。如果加上人情交际等其他成本，实际年利率恐怕不会低于18％。而且，王垸村村民存款和贷款都要到离村10多公里甚至20多公里外的汴河镇，人们手上有点闲钱，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睡觉都不踏实。
笔者出生在王垸村，每次回家村干部都非常希望能够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于是笔者给他们讲香港乐施会在云南、贵州农村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的做法，并建议村委会终止每年年终给全村老龄人发放总额4万元（人均240元）红包的惯例，转而成立一个老龄协会，一次性给老龄协会一笔垫资，“钓”出老龄人手中的闲钱，建立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借鉴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再用养老基金会的利息收入给老龄人发红包。经过3年的耐心解释，2006年春节后，王垸村养老基金会成立了，资金规模27万元。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从2006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每年的情况大致如下：
2006年入会人数86人，每人2000元股金，股金总额17.2万元，村里垫资10万元，养老基金会资金总规模27.2万元。春放冬收，贷款月利率1.2%（与当地信用社持平），当年本息全部回笼，年利息总收入24631元，会员人均分配280元。管理费为零（会长等5位管委会成员自愿放弃报酬，会计由村会计兼任），年终节余141元。
2007年入会人数增至151人，股金增至30.2万元，村里垫资增至50万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垫资10万元，资金总规模90.2万元。春放冬收，本息全部收回（有2户困难户付息转本），利息收入87846元，人均分配550元。5位管理人员合计领取补助2620元，节余2251元。
2008年入会人数增至183人，股金增至36.6万元，垫资不变。资金规模96.6万元。资金已全部贷出，借贷散户109户，村内小集体户4户。
养老基金会管理架构
组织构架与权力结构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组织构架和权力结构和同类组织一模一样，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但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会员小组（8～10人）是养老基金会的基层单元，独享贷款批准权力；二是理事会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派人担任，监事会监事长由村委会派人出任，并且村会计兼养老基金会会计，监事会拥有否决“问题贷款”的权力；三是干事班子不直接接受村民贷款申请，但有否决会员小组批准的“问题贷款”的权力，有调节各会员小组富裕资金的权力。这个组织构架和权力结构主要基于三个考虑：保证信息对称；分权制衡；做实监管和监护，确保资金安全。
日常管理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采取最简单原始的管理方法。
第一，集中放款，集中收款，集中分配和结算。贷款需求由各会员小组长汇集，会员小组成员讨论批准、5人以上成员签字后，报干事班子和监事班子审核后放贷，干事长和监事会对小组成员同意的贷款需求有否决权。每年11～12月是水产收获和鱼苗投放的集中时期，也是贷款回笼和贷款投放的集中时期。每年12月20日，理事会召开会员大会，决算分配，并讨论通过重大事宜。干事班子平时除回访贷款户外，基本无事可做。
第二，养老基金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村委会负责，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派老师和学生住村调研，查找管理和监管“漏洞”。
日常工作和管理如此简单，主要是从养老基金会初期发展阶段的管理能力不足的实际出发设计的。另外，过于烦杂的日常管理会增加管理成本，小规模基金会无法支付。
风险管理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风险控制主要有五点：
把批准贷款权放在会员小组。贷款指标划分到会员小组，农户需要贷款，就近向会员小组提出申请。会员小组讨论同意贷款申请人的申请并签字后，报基金会干事班子发放贷款。由于会员小组和贷款人距离最近，信息对称，便于跟踪管理贷款的使用，所以，制度规定会员小组拥有贷款批准权和贷款使用跟踪监管权。这样保证了每一个会员都知道自己的钱贷给了谁，并且是自己同意的。参与、监督、民主等等原则不需要在口头上说了。
批准贷款权和否决贷款权分离。为防止各会员小组放“人情款”，制度规定干事班子和监事班子拥有否决会员小组批准的贷款的权利。为了防止村委会“一股独大”可能出现的越权，制度规定村委会没有批准贷款的权利，只有否决“问题贷款案”的权利，但有担保30万元贷款额度的权利。为了防止干事班子寻求“内部人控制”，制度规定干事班子不直接接受村民贷款申请，只接受会员小组审批后的贷款申请，干事班子也只有“问题贷款案”的否决权，没有直接贷款给农户的权利。
监督权实虚结合。村委会是最大“股东”，所以，制度决定村会计兼基金会会计，并用组织构架保证了村委会是养老基金会监管主体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参与性”监督。村委会的监督是维护养老基金会既定制度权威。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定期住村调研，关注安全问题，如果发现有安全漏洞，会及时和理事会、监事会、基金会干事班子讨论，提出完善制度的方案，提交会员大会表决。
贷款额度和用途限制。散户贷款不超过2万元，由会员小组成员担保同意。集体户贷款总额不超过20万元，由村委会担保。贷款只能用于本村村民的农业生产和家庭住房改造。
从2008年起，河北大学中国乡村研究中心的垫金利息不分配，专用于建立养老基金会风险基金，以防止坏账风险。风险金比例随着养老基金会规模扩大，要逐年增加，并与未来农村保险业接轨。
养老基金会带来的变化
改善了农村信用服务，方便了群众。基金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信用社和民间高利贷构成了竞争，促使信用社服务明显改善，并扩大了对王垸村的信贷规模。当地高利贷逐年减少，利息也逐年下降。更重要的是老龄人不再为手上的钱没处放而发愁了。
促进了经济发展。2007年王垸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高。2008年春节前后，村民新开池塘400多亩，为增收打下了基础。
老龄人地位提高了，受尊重了，生活有信心了。家里几个媳妇竞相找婆婆逼着要钱变成了找婆婆担保贷款，婆媳关系改善了，促进了家庭和村庄和谐。老龄人一年分配550元的红利，并且有逐年增加的预期，增强了老人幸福生活的信心。
老龄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如看望生病老人等。目前基金会正在考虑建立老人茶社、购置老人健身器材等。此外，老人协会还成为村委会决策的帮手和监督者。
有了养老基金会，村干部和村民对村庄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比如将分散居住在13个自然村的80户村民搬迁到新居民点，全村可以节约出非农用地600亩，利用节余出来的土地，修一个水产农资大市场，服务洪湖西岸的数千渔民，等等。养老基金会激发了王垸村人久违的梦想和激情。
存在的问题
注册难。养老基金会成立以来，注册因受门槛限制一直难以解决，只能非法生存。虽有县市行政和金融部门到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做过调查，但公开表示支持的几乎没有，而要求解散养老基金会的声音则一直不断。只是最近几个月，才没有吹冷风的了。
融资有限。由于注册难，村委会和养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心里一直没有办好养老基金会的“定心丸”，不敢扩大服务范围，比如吸收非会员的“优先股金”、吸收村民存款等。如果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被准许吸收非会员的“优先股金”，准许吸收本村村民存款，其规模将会成倍扩大。
管理能力有限。村委会和干事班子风险意识不强，对贷款批准权限在小组、贷款否决权限在干事和监事班子的制度执行得还不够好。对提取风险金有认识，但执行不力，2007年就没有按照规定提取风险金。
难以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需要农村保险。目前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对养老基金会发展是一个制约。2007年，有2个贷款户遭受灾害，贷款付息转本。如果发生大面积灾害，就会对养老基金会形成冲击。
政府监管和服务缺位。养老基金会的监管和服务工作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银监会负责，但实际上一个县的银监会只有几个人，监管正规金融机构都非常吃力，根本顾不上这类村里的金融组织，没有能力提供监管和服务。
本金不足。由于养老基金会不能开展存款业务，资金规模明显不足。
政策建议
大力培育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正规金融机构要服务于农民，有两个致命缺陷：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风险管理难；农户贷款规模小导致服务成本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规金融纷纷撤离农村，连农村信用社都撤出了王垸村所在乡。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正好可以克服正规金融机构的两个致命缺陷。只有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发展起来了，正规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才可以通过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来操作。因此，社区性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石，政府要想改善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就必须从扶持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做起，没有捷径可走。
降低注册门槛。按照银监会规定的登记门槛，有文凭、从业经历、规模要求等等，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几乎没有社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可以达到注册要求，即便合乎要求登记开业了，也非亏本不可。也就是说，这样的“门槛”基本上断绝了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之路。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年年强调要发展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但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不超过10家，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合法成立之难。鼓励农民发展合作互助金融，就应该准许边干边注册，并降低注册门槛，实行备案注册。
准许吸收社区存款。像王垸村这样的地方，60年前村民就能享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服务，但到现在，老百姓存款贷款却要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了。如果正规金融机构不提供金融服务，还不准农民自己提供金融服务，会很伤农民的心。
授权农村经营管理站监管和服务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尽管中央一直强调要帮助农民发展合作互助金融组织，但银监会的机构要监管和服务全国60万个村庄的社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不太现实。笔者在河北省乡镇调研时，出钱参股帮助当地组建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县乡干部都说“太敏感、不敢搞”，“除非银监会亲自来搞，我们就配合”。按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社区养老基金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组织，归属农业部设在乡镇的农村经管站监管和服务。我国每个乡镇都设有农村经营管理站，每个站有5人左右的正式编制，完全有能力承担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和监管工作。
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小农具有先天的弱势，并且还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担，所以要特别扶持小农。小农从事农业生产，本来利润就很低，如果要支付18％的贷款利息，是难以承受的。王垸村每年1000万元以上的贷款需求，年支付180多万元的利息，人均1000多元。如果这1000元/人不被外部金融机构拿走，村民人均收入可以上升三成。所以，扶持小农互助合作金融，是政府扶持农民的最有效方式。建议政府支持农村金融的资金直接注入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农民金融组织以充实其本金。如果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状况和质量，而且也会有力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如果政府不能直接拿钱为类似王垸村养老基金会这样的农民金融组织垫资，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准许农民集体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充实其村内类似养老基金会的金融组织的本金，农户则可以用自己的承包地在村内合作金融组织内抵押贷款。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发展壮大了农民合作金融，又可以实现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还可防止大规模土地兼并。
假如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的资金规模达到500万元左右，可以在两年内将村内分散在13个自然村的80多户农户集中搬迁到两个村民新区，可以激活600多亩非农用地，这对一个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同理，这样的做法对全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而言，意义也是非凡的。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