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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马友德教授是我的恩师，自1979年有幸结识，随后的十年间我从未间断地受教于老师。马老师投身于二胡教育事业70年，培养出众多知名的二胡名家，不久前荣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颁发的“杰出民乐教育家”称号，我认为是实至名归的，是老师虔心于教育事业几十年的必然。跟随马老师学习的十年间，是我个人风格逐渐形成的阶段，正是老师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襟、严谨的教学、兼收并蓄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指引了我。
下面我以自身受教的过程以及成长的经历来谈及老师的教学思想。
一、“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马老师对学生一贯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最大化地保护和发挥学生的个性，充分体现了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艺术特性。
我在进入“南艺”之前具有戏校学习和锡剧团工作各5年的经历，基于这种背景下老师在保留我演奏韵味的基础上，重点强化解决我的基本功，在技术技能提高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显韵演奏的韵味。
正是老师这种智慧的思想奠定了我演奏风格的雏形，老师的指引使我明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之后不论我首演《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第三二胡狂想曲》《乔家大院组曲》《乱弹琴声》等新作品，都能严格把握其中浓郁的民间戏曲韵味，使传统的民间戏曲气韵之美与当代的多声融合之美紧密结合，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传承。我从一名琴师成长为二胡演奏家，是戏曲主胡与现代二胡之间依托关系的成功范例，也实现了老师在当年为我设计并指明的一条与众不同的传承之路，也印证了马老师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观。
同时，马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提出必须创作的要求。通过创作可以帮助我们对作品有更好的诠释和宏观的把控，对音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及思考。当年我创作《姑苏春晓》几乎一气呵成，这首作品既体现了我多年戏曲音乐、民间音乐的积累，同时也得益于老师对演奏技术上严格要求，作品既有戏曲音乐的素材，演奏上又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姑苏春晓》成为了我的成名曲，并多次在全国的作品比赛中获奖，这首作品为我开启了一扇大门，从作曲者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并增强了我创作的信心。
二、“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向
马老师是“学贯中西”的学者。1950年，他调入山东大学艺术系后曾追随德国籍犹太人曼哲克教授学习过4年的大提琴，大提琴演奏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性深深地启发了老师。在教学中，马老师不断地尝试借鉴大提琴的演奏于二胡演奏中，用西方乐器科学的训练方法来弥补民族乐器的以曲代功，同时民族乐器的抒情、歌唱性的特点又在借鉴西方训练方式的基础上更加扎实稳健。也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它成为我最喜爱的西方乐器，它的揉弦、音色和深邃的音乐感染力都对我的演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马老师“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教学方法，系统、科学、严谨的技术训练，为我在毕业音乐会时能够成功首演《第一二胡狂想曲》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全方位的准备。1988年作曲家王建民教授创作的这部作品诞生于南京艺术学院，因其全新的创作思维、创作语言、创作手法及超高的演奏技巧难度在业界引起了轰动，反响强烈。虽然当时伴有争议之声，但是马老师一直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支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开阔思路，给予了我们精神上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反思现代的教育把学科分的过于精细，则容易造成知识结构的割裂。而刘天华先生因为学习了西乐帮助他转化到了民乐的创作和演奏中去;阿炳因为熟识戏曲、民间音乐帮助他运用到了他的二胡、琵琶创作中去。个体内部的知识转化，其实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各类知识之间又是一个相互攀升的过程。所以，马老师注重培养我们对各方面知识的联系与吸收，并使之转化为成果。 三、“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因为在之前举行的全国二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南京艺术学院破格录取，并继续跟随马老师学习。老师立足于我的专业实际，打破艺术教育的传统模式，为我制定了“走出去”的学习方案。他主动推荐我向其他老师学习，拓宽我的眼界。安排我跟随甘涛先生学习江南丝竹，跟随成公亮老师学习古琴和作曲，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我接触南京本地和南京以外的老师，取百家之长。
记得有一次闵惠芬老师来南京探亲，马老师得知后亲自带着我去闵老师的父母家求教并陪同上课，这种谦虚求真，不固步自封的学习态度成为我日后习艺做人的标尺。
马老师安排我跟随张锐先生、陈耀星老师学习的往事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忆犹新，甚为感动。正是这种谦虚求实的治学态度，打破门派、兼容并蓄的豁达胸襟让马老师所有的学生都能广博地吸取丰富的养分，个性化地自由成长。
“南艺”毕业后我来到北京。身为一名南方人，北方的音乐及世界各国的音乐是我采集灵感，驰骋想象，打磨个人风格的源泉。多年来我在舞台上不断追求、不停尝试，严谨地对待艺术创造，吐故纳新，并把对作品的诠释和舞台演奏的经验带进我的课堂及教学中。虽然和老师有了距离，但是老师一直关注着我艺术上的成长，我们经常也会沟通教学上的心得体会。马老师的言传身教不论时间多久，不论相隔多远，一直弥久如新。琴艺如人，治学如人，马老师的人品及学品成就了我们一批批莘莘学子，也造就了“马家军”。
四、“中正之道”的治学原则
马老师一方面不断尝试借鉴，一方面虚心向每一位优秀的演奏家学习。记得以前每当学习一首新作品，老师都会首先引领我们去聆听、分析、揣摩其他优秀演奏家的录音版本，有针对性地加以学习和借鉴，并提醒我们不要复制。我们从模仿开始，摸索自己，定位方向。模仿、求教中我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审美立场，建立了对于音乐演奏的追求。
在演奏上我追求一个“正”字，所谓“正”是指“音正”“韵正”“气正”“态正”“涵正”！我试图体现于演奏的每个细节之处：“音色纯正”“音韵适正”“气息顺正”“姿态端正”“内涵诠正”，以求演奏通达自如，形神兼备！这些体会都是源于马老师审美的引导。
艺术的最高诠释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综合修养。我们的技术、音乐终究是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媒介。马老师为人谦和又真挚，教学上扎实又循循善诱，音乐上中正又洽和，处处体现老师的深厚修养与“中庸”的处世哲学和教学追求！
中庸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是对事物“无过而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把握，是一种高妙的处世方略和人生境界。孔子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影响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传统亦符合中国人的音乐审美，也许正因为“中庸”的影响，使得我们追求的音乐也是含蓄而张弛有度，自然而中正。这种做人的朴素哲学折射在音乐上，我认为是对“度”之把握得恰如其分：即音乐处理上度的掌握，音乐层次上度的拿捏，音乐追求上度的显现，音乐表现上度的把握，均恰到好处。马老师用他简单、朴素的处事哲学感染着我们一众弟子，所以我们的演奏均带有江南地区的人文气质和浪漫诗性的艺术追求。
结语
所谓大繁至简，无论多复杂的教学方法，我想最终都源于老师对每个学生无私的爱。正是由于这份爱及奉献，才使他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及源源不断的智慧力量。
丰子恺先生曾说：“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终极的审美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朴素。怀一颗素心，让生命在平凡中沉淀。总结马老师的教学，我认为一是源于爱，对二胡事业的热爱，对莘莘学子的厚爱;二是源于灵魂深处的朴素哲学。当我们朴素地去看待平凡的教学，才有了耐得住寂寞后的无限创造力，更有桃李满天下的碩果累累！
马老师是我人生的楷模，是我艺术之路的领路人，是我的师长更是慈父，我今天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恩师的培养与教育。马老师的为师之道、为人之道和为艺之道都渗透到了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会把马老师身上折射出来的德艺双蓉的好作风、好传统继承下去并弘扬开来，秉承崇德尚艺，坚守艺术理想，传承二胡衣钵，以不辜负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培养！
（本文系2019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祝贺马友德先生从教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马友德教授教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邓建栋 原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下面我以自身受教的过程以及成长的经历来谈及老师的教学思想。
一、“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马老师对学生一贯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最大化地保护和发挥学生的个性，充分体现了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艺术特性。
我在进入“南艺”之前具有戏校学习和锡剧团工作各5年的经历，基于这种背景下老师在保留我演奏韵味的基础上，重点强化解决我的基本功，在技术技能提高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显韵演奏的韵味。
正是老师这种智慧的思想奠定了我演奏风格的雏形，老师的指引使我明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之后不论我首演《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第三二胡狂想曲》《乔家大院组曲》《乱弹琴声》等新作品，都能严格把握其中浓郁的民间戏曲韵味，使传统的民间戏曲气韵之美与当代的多声融合之美紧密结合，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传承。我从一名琴师成长为二胡演奏家，是戏曲主胡与现代二胡之间依托关系的成功范例，也实现了老师在当年为我设计并指明的一条与众不同的传承之路，也印证了马老师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观。
同时，马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提出必须创作的要求。通过创作可以帮助我们对作品有更好的诠释和宏观的把控，对音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及思考。当年我创作《姑苏春晓》几乎一气呵成，这首作品既体现了我多年戏曲音乐、民间音乐的积累，同时也得益于老师对演奏技术上严格要求，作品既有戏曲音乐的素材，演奏上又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姑苏春晓》成为了我的成名曲，并多次在全国的作品比赛中获奖，这首作品为我开启了一扇大门，从作曲者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并增强了我创作的信心。
二、“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向
马老师是“学贯中西”的学者。1950年，他调入山东大学艺术系后曾追随德国籍犹太人曼哲克教授学习过4年的大提琴，大提琴演奏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性深深地启发了老师。在教学中，马老师不断地尝试借鉴大提琴的演奏于二胡演奏中，用西方乐器科学的训练方法来弥补民族乐器的以曲代功，同时民族乐器的抒情、歌唱性的特点又在借鉴西方训练方式的基础上更加扎实稳健。也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它成为我最喜爱的西方乐器，它的揉弦、音色和深邃的音乐感染力都对我的演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马老师“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教学方法，系统、科学、严谨的技术训练，为我在毕业音乐会时能够成功首演《第一二胡狂想曲》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全方位的准备。1988年作曲家王建民教授创作的这部作品诞生于南京艺术学院，因其全新的创作思维、创作语言、创作手法及超高的演奏技巧难度在业界引起了轰动，反响强烈。虽然当时伴有争议之声，但是马老师一直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支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开阔思路，给予了我们精神上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反思现代的教育把学科分的过于精细，则容易造成知识结构的割裂。而刘天华先生因为学习了西乐帮助他转化到了民乐的创作和演奏中去;阿炳因为熟识戏曲、民间音乐帮助他运用到了他的二胡、琵琶创作中去。个体内部的知识转化，其实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各类知识之间又是一个相互攀升的过程。所以，马老师注重培养我们对各方面知识的联系与吸收，并使之转化为成果。 三、“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因为在之前举行的全国二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被南京艺术学院破格录取，并继续跟随马老师学习。老师立足于我的专业实际，打破艺术教育的传统模式，为我制定了“走出去”的学习方案。他主动推荐我向其他老师学习，拓宽我的眼界。安排我跟随甘涛先生学习江南丝竹，跟随成公亮老师学习古琴和作曲，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我接触南京本地和南京以外的老师，取百家之长。
记得有一次闵惠芬老师来南京探亲，马老师得知后亲自带着我去闵老师的父母家求教并陪同上课，这种谦虚求真，不固步自封的学习态度成为我日后习艺做人的标尺。
马老师安排我跟随张锐先生、陈耀星老师学习的往事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忆犹新，甚为感动。正是这种谦虚求实的治学态度，打破门派、兼容并蓄的豁达胸襟让马老师所有的学生都能广博地吸取丰富的养分，个性化地自由成长。
“南艺”毕业后我来到北京。身为一名南方人，北方的音乐及世界各国的音乐是我采集灵感，驰骋想象，打磨个人风格的源泉。多年来我在舞台上不断追求、不停尝试，严谨地对待艺术创造，吐故纳新，并把对作品的诠释和舞台演奏的经验带进我的课堂及教学中。虽然和老师有了距离，但是老师一直关注着我艺术上的成长，我们经常也会沟通教学上的心得体会。马老师的言传身教不论时间多久，不论相隔多远，一直弥久如新。琴艺如人，治学如人，马老师的人品及学品成就了我们一批批莘莘学子，也造就了“马家军”。
四、“中正之道”的治学原则
马老师一方面不断尝试借鉴，一方面虚心向每一位优秀的演奏家学习。记得以前每当学习一首新作品，老师都会首先引领我们去聆听、分析、揣摩其他优秀演奏家的录音版本，有针对性地加以学习和借鉴，并提醒我们不要复制。我们从模仿开始，摸索自己，定位方向。模仿、求教中我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审美立场，建立了对于音乐演奏的追求。
在演奏上我追求一个“正”字，所谓“正”是指“音正”“韵正”“气正”“态正”“涵正”！我试图体现于演奏的每个细节之处：“音色纯正”“音韵适正”“气息顺正”“姿态端正”“内涵诠正”，以求演奏通达自如，形神兼备！这些体会都是源于马老师审美的引导。
艺术的最高诠释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综合修养。我们的技术、音乐终究是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媒介。马老师为人谦和又真挚，教学上扎实又循循善诱，音乐上中正又洽和，处处体现老师的深厚修养与“中庸”的处世哲学和教学追求！
中庸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是对事物“无过而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把握，是一种高妙的处世方略和人生境界。孔子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影响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传统亦符合中国人的音乐审美，也许正因为“中庸”的影响，使得我们追求的音乐也是含蓄而张弛有度，自然而中正。这种做人的朴素哲学折射在音乐上，我认为是对“度”之把握得恰如其分：即音乐处理上度的掌握，音乐层次上度的拿捏，音乐追求上度的显现，音乐表现上度的把握，均恰到好处。马老师用他简单、朴素的处事哲学感染着我们一众弟子，所以我们的演奏均带有江南地区的人文气质和浪漫诗性的艺术追求。
结语
所谓大繁至简，无论多复杂的教学方法，我想最终都源于老师对每个学生无私的爱。正是由于这份爱及奉献，才使他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及源源不断的智慧力量。
丰子恺先生曾说：“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终极的审美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朴素。怀一颗素心，让生命在平凡中沉淀。总结马老师的教学，我认为一是源于爱，对二胡事业的热爱，对莘莘学子的厚爱;二是源于灵魂深处的朴素哲学。当我们朴素地去看待平凡的教学，才有了耐得住寂寞后的无限创造力，更有桃李满天下的碩果累累！
马老师是我人生的楷模，是我艺术之路的领路人，是我的师长更是慈父，我今天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恩师的培养与教育。马老师的为师之道、为人之道和为艺之道都渗透到了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会把马老师身上折射出来的德艺双蓉的好作风、好传统继承下去并弘扬开来，秉承崇德尚艺，坚守艺术理想，传承二胡衣钵，以不辜负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培养！
（本文系2019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祝贺马友德先生从教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马友德教授教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邓建栋 原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