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印书籍宜有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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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美国达慕思大学(Dar,mouthCo11ege)图书馆东方典籍部一月二十一日发出的一份新闻稿,心情颇不平静。稿中提到,通俗历史小说《慈禧西幸记》二册曾在上海出版,七十年代又在香港重印。“近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一册四百三十四页,共印了十万册。重印者对原作者一无所知,说他曾在外事部门工作。”
  “此外,《诺贝尔奖金得奖者传略》,二册,原先在一九六六年出版。中国北京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重印其中医学得奖人部分。作者被改为李姓,并称此李氏现居台湾。”
  “上两书的作者其实都是陈澄之。……陈氏从一九六六年起在达慕思大学(图书馆)任远东专家……”
  有关出版社大概没有见到《慈禧西幸记》的港印本,也不知道陈氏还在世。没有和陈澄之联络,可能只是无心之失。问题是《慈禧西幸记》值不值得翻印。
  今日要出版一本书,并不是一件易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俊民社长,曾提到郭绍虞老先生有关清诗话的文稿,放在出版社两年,仍未能面世。《慈禧西幸记》重印说明:“作者限于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作品难免有错误的观点及提得不准确的问题……请读者注意批判鉴别。”一本近人写的小说假如真的问题重重,便要考虑应否翻印的问题。
  前些时候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三、四流的旧小说,大抵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读书》曾刊出不少评论文章。《慈禧西幸记》的被垂青翻印,想是因为旧小说市场已渐饱和。“可作为学习近代史参考”云云,只是一个借口。
  我极赞成翻印即便是台湾、香港出版的一些书籍,但应有准则,小心精选,包括大陆没有的重要资料。诺贝尔奖金得奖人传记一类作品,编写并不困难,何用翻印?
  上述新闻稿对中国出版界在国外的声誉有一定的损害,希望引起出版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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