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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无论是公众还是世界最杰出的生物学家，几乎都已形成一个共识：人类的进化已经结束，自然选择已经与人类没有什么关系了。有科学家指出，自从5万年前现代智人出现以来，就一直再没有发生生物学上的变化了。这一理论根深蒂固，事实上已被奉为金科玉律。
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却大胆地向传统理论发起了挑战。该研究认为，人类基因组内最新的适应性突变极其丰富，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突变的产生就像雪崩一样越来越快。有关数据显示，在过去1万年里，人类进化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逾百倍。
科学家已发现的新的适应性基因突变有约2000个，这些基因并不限于皮肤和眼睛的颜色等公认的种族差异的表面性状，而涉及到大脑、消化系统、寿命、免疫能力、精子生成和骨骼等，可以说关系到人体机能的每一个方面。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将今天的人类区别开来的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等主要是源于文化差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认为，几乎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特性，无不受到遗传基因的强烈影响。
这一新的研究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科学家担心宣称种族之间存在气质和智力差异有可能引起种族敏感问题，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一些数据具有局限性。然而，即使是怀疑论者如今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现代人的一些特
性，都在不断地迅速发展，挑战着以往被视为神圣的理论。
骨头不撒谎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锁着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人类头骨和其他骨骼标本，有些是真正的化石，有些则是高质量的复制品，这些标本都根据它们的年代依次排列着。36岁的人类学家霍克斯指着这些骨骼样本说：“不难看出，人类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小，头骨和身材也在变小。”
在过去1万年里，各个不同种族群体的发展变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法医人类学家对这些变化最清楚不过。”霍克斯指着这些样本解说道，欧洲人的颧骨比较向后倾斜，眼窝形状像飞行员戴的眼镜，鼻梁高高的；亚洲人的颧骨比较向前倾斜，眼眶形状较圆，鼻梁很低；澳大利亚人的头骨很厚，并拥有今天所有地球人类中最大的牙齿。“我想不明白的是，何以一些杰出的生物学家会从化石记录中得出人类在5万年前已经停止进化的结论呢？”霍克斯说。
霍克斯关于人类加速进化理论的依据除了来自于他对化石样本的观察研究，还同时受到最新遗传基因研究数据的影响。近年来，生物学家以惊人速度，对遗传基因进行测序和破译，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基因变异推动进化的奥秘。一些在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基因突变，帮助人类更好地抵抗传染疾病的微生物，度过寒冷的地球冰川期，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而且这类突变还在以惊人的频率不断出现。
骨骼变化和遗传基因两方面的证据令霍克斯相信，曾在生物学上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人类进化已经“停顿”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与事实正好相反。他将自己的想法与物理学家兼人类学家乔治·科克伦进行探讨交流，后者认同霍克斯的看法。但令他们都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人类进化会加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发展趋势？
后来有一天，霍克斯和科克伦在电话中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突然同时有了灵感。霍克斯回忆说，“我们几乎在同时意识到，天哪！原来如此，现代地球上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有了如此众多的人口，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有可能出现促进大脑功能和其他优良特性的基因变异。”
他们对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查。1万年前，地球上有1000万人口；到罗马帝国时期，全球人口激增到2000万人；公元1500年之后，全球人口一直呈几何级数上升，到今天已经超过67亿。这为基因突变提供了基本的“材料”。理所当然的，随着地球人口的激增，进化演变也会明显加速。科克伦指出，“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对于19世纪的家畜育种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达尔文本人也曾强调了选择优良特性对于维系一个大的物种群体的重要性。”
无可否认，这种观点的逻辑很简单，但似乎又不像那么回事。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基因组的99.5%以上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DNA之间只有不到0.5%的差异，为此人们一直认为，这意味着近现代人类不再进化。但科克伦说，“请记住，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也仅有1至2个百分点的差异，没有人会因此说，人类和黑猩猩只有很微小的一点差别。人类基因组之间只有0.5%的差异，与人类进化有可能正在加速的观点并没有冲突。”
人类进化加速是最近的事
近几十年来，关于人类还在继续进化的理论越来越多，而随着人类遗传基因数据库日益庞大，足以让科学家们利用数据库中的资料检验他们的理论。
美国两位遗传学家罗伯特·莫伊齐斯和埃里克·王，正在利用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资料，对人类进化的速率进行测算。美国西海岸的一些科学家对此也大感兴趣，他们根据获得的一些初步数据，也猜测人类进化的步伐正在加速。莫伊齐斯说，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发生在大约5万年前，人类连续不断地从非洲走出，呈扇形向世界各地迁移，最终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比如北极圈、亚马孙雨林、喜马拉雅山麓，以及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等。人类在衣食住行以及狩猎技术方面的改进和提高也为这种大规模扩张铺平了道路。
一些杰出的进化理论家坚持认为，这些创新活动使人类摆脱了达尔文主义所称的“你死我活的自然竞争”。但莫伊齐斯和埃里克·王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人类在地球各地会遇到迥然不同的自然选择力量，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天敌、气候和地形环境等。在人类变得更具创新能力，以更快的速度改变栖息地环境时，相应的，也更快地适应了新的改变了的环境。
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科学家发现，7%的人类基因都与最近的适应性变异相吻合，而其中大部分的变异都发生在4万年前。这些明显的适应性基因产生的速度，几乎是随着人口爆炸的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的。为了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人类的进化一直以稳定速度进行的看法排除在外，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模拟实验，以计算机模拟人类于6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之后，一直以近现代的演变速度进行，看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这种人类一直以稳定速度进化的试验得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果：人类与黑猩猩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竟然是今天实际差异的160倍。莫伊齐斯等认为，这个实验结果完全可以证实人类进化是在最近才开始加速的。
人类形态的高速改变
人类走出非洲，为人种最明显标志之一的肤色差异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如科学家所普遍认同的那样，白皙的肤色是基因针对较弱光线进行调节的结果，而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北部高纬度地区，很难从阳光中获得在身体内制造维生素D的能力，所以皮肤深黑者更容易患上骨骼畸形的疾病。于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在过去两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几十种基因突变，降低了皮肤黑色素的生成，使肤色变浅。形成蓝眼睛的基因也伴随着浅肤色基因一起出现，这可能是因为在某种环境中，蓝眼睛更具进化优势。霍克斯说，“1万年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蓝眼睛的人。”
在经过了几十万年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之后，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人类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类进化加速的催化剂。例如，从人类开始饲养奶牛以来，就能终生从牛奶营养中获取热量，而不仅仅是在婴儿期才从母亲哺乳中获得，这也成为一种进化优势。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欧洲北部的人出现了一种基因突变，使得成人更容易消化乳糖（牛奶中主要的糖），这种基因迅速传播开来，从而促进了现代乳制品工业的崛起。时至今日，拥有消化乳糖基因的欧洲人为80%，而在亚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只占20%。
农业的兴起支持了人类人口的不断增长，最终因人口的高度集中而产生了第一批城市，从而有可能打开了人类进化的另一条通道。在居住密度过大，拥挤而污秽的城市环境中，病原体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以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天花、霍乱、伤寒和疟疾等疾病突然爆发，于是人类进化加速，强化免疫系统，开始了与病毒的“军备竞赛”，以抵御疾病的进攻。
最明显的例子是疟疾。疟疾已有约35000年的历史，而它最致命的形式只有5000年的历史。如今，在疟疾流行的亚撒哈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人们已经拥有了抵抗疟疾的25种新基因。在更近一段时期，10%的欧洲人已经出现了抗艾滋病毒的突变基因，这种突变基因据推测是由原先抵抗天花的基因进化而来的。
与人类抗击病原体的战争并行不悖的是人类精子的高速进化。霍克斯认为，精子的高速进化可能是城市诞生、男性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所致。今天的精子与5000年前的精子是非常不同的，新的变异了的基因可能对精子的数量、运动性和存活率产生了影响。
进化生物学家一直认为，老年人对人类基因库没有什么贡献，但研究人员对坦桑尼亚的哈扎族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到祖母宠爱的儿童因受到更多的照料，生存下来的概率更高，也更能将祖母的长寿基因传递下去。研究还发现，哈扎族人的祖父较少与孙辈交流，所以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祖母效应”。
随着农业社会的稳固，人类有了可靠的粮食供应来源，更多的人类都活到了40岁以上，于是启动了延长寿命的适应性自然选择。为支持这一论点，莫伊齐斯正在对90岁以上的欧洲裔男性和女性进行基因分析，追查癌症、心脏病、老年性痴呆症等老年性疾病的早发形式，以及老年人类的基因变异。研究发现，拥有最新基因变异的老人对这些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强。
人类大脑的进化
也许人类快速进化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大脑的进化。有证据表明，大脑的进化与身体其余部分同样迅速。莫伊齐斯和他的合作研究者认为，一些最近的适应性自然选择产生的变异基因对大脑的功能和发育有所影响。其他大约100种快速变化的基因与包括复合胺（与调节情绪有关）、谷氨酸（与兴奋情绪有关）和多巴胺（参与调节注意力）在内的多种神经传递质有关。据估计，这些与神经传递素有关的基因变异中的40%似乎是在过去5万年里完成的，其中多数是在仅1万年之前出现的。
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莫伊齐斯认为，自然选择可能更青睐那些适应复杂社会秩序而形成的能力和特性。莫伊齐斯说，在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中，如果发生冲突，通常可能是其中一方一走了之，因为当时的社会形式流动性很大，人们很容易加入到另一个社会团体中去。但是，自从最早的农业社区建立起来之后，当人们在某个地方扎根定居下来后，就不可能一走了之了。莫伊齐斯指出，这就产生了适应性自然选择的压力，通过基因修改调节机制来适应某种新的生活方式。
人类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生活，促进了劳动分工，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工作，加上农业耕作大大丰富了食物来源，农产品过剩催生了农业贸易制度，从而产生了个体对特定认知优势的选择需要。埃里克·王说，“在跟踪农产品货源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易中，数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记忆力好的话那就更好，因为你得记住谁欠了你多少。”有研究人员举例说，按照中国古代的官吏任用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农民和小商人的儿子，都有机会做官，从而妻妾成群，儿孙满堂，而未能考取者只能继续在农田里劳作。莫伊齐斯说，几千年来，在一些人类文化中，某些与智力有关的能力可能已经与家族的成功繁衍联系在了一起。
科克伦还列举了类似的证据，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系犹太人（北欧血统的人）在国际象棋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绝对多数的原因，这些人的智商测试都在140分以上(对这种说法目前还有争议)。有科学家认为，这些德系犹太人从公元800年左右开始，在欧洲北部生活了上千年，因所处的宗教和文化环境，他们不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一些职业，比如放债人、房地产财务管理人等，他们因此拥有不凡的智力。为了赚钱，在这种智力要求高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们必须擅长于评价房地产和市场风险，同时还必须善于躲避各种迫害和纷扰。
在近现代，自然选择继续塑造人类大脑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对多巴胺D4受体（DRD4）——一种神经传递素受体突变基因的研究，埃里克·王和其他许多研究者将这种基因突变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联系在了一起。携带有这种突变基因的儿童患ADHD症的概率是不携带者的两倍。
测序研究表明，多巴胺D4受体基因突变产生于5万年前，正值人类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之际，离非洲越远的人群，这种基因突变流行程度越呈上升趋势，一些研究人员将它称之为“迁徙基因”。80%的南美人口至少携带一个这种等位基因（或称基因副本）。相反，这种等位基因在向北的美洲土著人口中出现的概率只有40%，欧洲和非洲只有20%。与其他青少年比较起来，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儿童往往更好动，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冒险精神也更强，所有这些特性都促使带有这种突变基因者更勇敢地去开拓新的居住地。
在现代课堂上，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容易分心的孩子更具生存优势。但研究表明，携有多巴胺D4突变基因者的智力与通常的标准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也许比一般人更聪明。此外，多动症行为在今天似乎是一种缺陷，但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却并非如此。埃里克·王说，“在广阔的未知土地上充满未知的危险，注意力分散能够耳听八方眼观四方，拥有这种特性应该是件好事，否则就有可能被野兽吃掉。”
以上种种线索都表明，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的进化仍在继续并加速。但是，许多进化生物学家仍然对这类理论心存怀疑，他们指出，“人类进化正在加速”的假设必须建立在“相当准确地确定自然选择下基因组的最近变化”的基础之上，但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他们表示，在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之前，他们很难相信，各个种族之间的适应性遗传差异在过去两万年里迅速增加。一些科学家特别慎重看待选择性压力在各个种族间形成不同认知能力和气质所起的作用。哈佛大学著名语言和智力演变研究专家史蒂文·平克指出：“人类，包括我在内，宁愿相信，在人种分化之前，人类大规模生物学上的进化在5万年前至1万年前已经停止，这将确保人类各个种族群体在生物学上的平等。”对此，莫伊齐斯说，“如果所有的人种都是一样的，那将是多么单调乏味的情景。”
人类也在快速进化
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上的弗尔部落，沿袭着一种习俗：当一个人死后，其至爱的亲人们要吃掉尸体上各部分的一小块，以表达对死者的爱和纪念，比如将死者的脏器作为珍品分给死者的孩子们吃掉。
不幸的是，这种传统导致了一种叫做“库鲁”的大脑疾病在部落中的传播。和克-雅二氏病（一种罕见致命的海绵状病毒性脑病）相同，库鲁病是由积聚在大脑中的朊病毒引起的。村庄里的几乎所有年轻女性都因感染库鲁病而死亡，而极少数存活下来的女性是大约200年前一些发生了变异的人的后裔，在这些变异的人群中，朊病毒停止了异化，对她们产生不了影响。当库鲁病开始广泛传播时，这种变异也很快变得普遍起来，现在这个地区有一半受到病毒侵袭的女性都携带了这种变异。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现过的。如果弗尔部落的食人肉习俗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被废止的话，那么突变的情况会更加普遍。
这种对库鲁病产生的抵抗力可以清楚地说明人类也在快速进化，但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据。早在大约3000年以前，当藏族人开始在高原上生活时，他们就开始适应高原的环境。有一些适应就像运动员进行高海拔训练一样，而有一些适应则反映在基因变化上。现在，在78%的藏族人中可以发现一种控制血红细胞制造的基因，而在汉族中这个比例仅为9%。科学家认为这个进化过程还在继续。
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却大胆地向传统理论发起了挑战。该研究认为，人类基因组内最新的适应性突变极其丰富，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突变的产生就像雪崩一样越来越快。有关数据显示，在过去1万年里，人类进化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逾百倍。
科学家已发现的新的适应性基因突变有约2000个，这些基因并不限于皮肤和眼睛的颜色等公认的种族差异的表面性状，而涉及到大脑、消化系统、寿命、免疫能力、精子生成和骨骼等，可以说关系到人体机能的每一个方面。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将今天的人类区别开来的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等主要是源于文化差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认为，几乎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特性，无不受到遗传基因的强烈影响。
这一新的研究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科学家担心宣称种族之间存在气质和智力差异有可能引起种族敏感问题，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一些数据具有局限性。然而，即使是怀疑论者如今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现代人的一些特
性，都在不断地迅速发展，挑战着以往被视为神圣的理论。
骨头不撒谎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锁着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人类头骨和其他骨骼标本，有些是真正的化石，有些则是高质量的复制品，这些标本都根据它们的年代依次排列着。36岁的人类学家霍克斯指着这些骨骼样本说：“不难看出，人类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小，头骨和身材也在变小。”
在过去1万年里，各个不同种族群体的发展变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法医人类学家对这些变化最清楚不过。”霍克斯指着这些样本解说道，欧洲人的颧骨比较向后倾斜，眼窝形状像飞行员戴的眼镜，鼻梁高高的；亚洲人的颧骨比较向前倾斜，眼眶形状较圆，鼻梁很低；澳大利亚人的头骨很厚，并拥有今天所有地球人类中最大的牙齿。“我想不明白的是，何以一些杰出的生物学家会从化石记录中得出人类在5万年前已经停止进化的结论呢？”霍克斯说。
霍克斯关于人类加速进化理论的依据除了来自于他对化石样本的观察研究，还同时受到最新遗传基因研究数据的影响。近年来，生物学家以惊人速度，对遗传基因进行测序和破译，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基因变异推动进化的奥秘。一些在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基因突变，帮助人类更好地抵抗传染疾病的微生物，度过寒冷的地球冰川期，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而且这类突变还在以惊人的频率不断出现。
骨骼变化和遗传基因两方面的证据令霍克斯相信，曾在生物学上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人类进化已经“停顿”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与事实正好相反。他将自己的想法与物理学家兼人类学家乔治·科克伦进行探讨交流，后者认同霍克斯的看法。但令他们都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人类进化会加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发展趋势？
后来有一天，霍克斯和科克伦在电话中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突然同时有了灵感。霍克斯回忆说，“我们几乎在同时意识到，天哪！原来如此，现代地球上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有了如此众多的人口，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有可能出现促进大脑功能和其他优良特性的基因变异。”
他们对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查。1万年前，地球上有1000万人口；到罗马帝国时期，全球人口激增到2000万人；公元1500年之后，全球人口一直呈几何级数上升，到今天已经超过67亿。这为基因突变提供了基本的“材料”。理所当然的，随着地球人口的激增，进化演变也会明显加速。科克伦指出，“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对于19世纪的家畜育种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达尔文本人也曾强调了选择优良特性对于维系一个大的物种群体的重要性。”
无可否认，这种观点的逻辑很简单，但似乎又不像那么回事。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基因组的99.5%以上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DNA之间只有不到0.5%的差异，为此人们一直认为，这意味着近现代人类不再进化。但科克伦说，“请记住，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也仅有1至2个百分点的差异，没有人会因此说，人类和黑猩猩只有很微小的一点差别。人类基因组之间只有0.5%的差异，与人类进化有可能正在加速的观点并没有冲突。”
人类进化加速是最近的事
近几十年来，关于人类还在继续进化的理论越来越多，而随着人类遗传基因数据库日益庞大，足以让科学家们利用数据库中的资料检验他们的理论。
美国两位遗传学家罗伯特·莫伊齐斯和埃里克·王，正在利用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资料，对人类进化的速率进行测算。美国西海岸的一些科学家对此也大感兴趣，他们根据获得的一些初步数据，也猜测人类进化的步伐正在加速。莫伊齐斯说，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发生在大约5万年前，人类连续不断地从非洲走出，呈扇形向世界各地迁移，最终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比如北极圈、亚马孙雨林、喜马拉雅山麓，以及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等。人类在衣食住行以及狩猎技术方面的改进和提高也为这种大规模扩张铺平了道路。
一些杰出的进化理论家坚持认为，这些创新活动使人类摆脱了达尔文主义所称的“你死我活的自然竞争”。但莫伊齐斯和埃里克·王却给出了相反的结论：人类在地球各地会遇到迥然不同的自然选择力量，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天敌、气候和地形环境等。在人类变得更具创新能力，以更快的速度改变栖息地环境时，相应的，也更快地适应了新的改变了的环境。
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科学家发现，7%的人类基因都与最近的适应性变异相吻合，而其中大部分的变异都发生在4万年前。这些明显的适应性基因产生的速度，几乎是随着人口爆炸的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的。为了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人类的进化一直以稳定速度进行的看法排除在外，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模拟实验，以计算机模拟人类于6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之后，一直以近现代的演变速度进行，看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这种人类一直以稳定速度进化的试验得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果：人类与黑猩猩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竟然是今天实际差异的160倍。莫伊齐斯等认为，这个实验结果完全可以证实人类进化是在最近才开始加速的。
人类形态的高速改变
人类走出非洲，为人种最明显标志之一的肤色差异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如科学家所普遍认同的那样，白皙的肤色是基因针对较弱光线进行调节的结果，而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北部高纬度地区，很难从阳光中获得在身体内制造维生素D的能力，所以皮肤深黑者更容易患上骨骼畸形的疾病。于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在过去两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几十种基因突变，降低了皮肤黑色素的生成，使肤色变浅。形成蓝眼睛的基因也伴随着浅肤色基因一起出现，这可能是因为在某种环境中，蓝眼睛更具进化优势。霍克斯说，“1万年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蓝眼睛的人。”
在经过了几十万年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之后，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人类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类进化加速的催化剂。例如，从人类开始饲养奶牛以来，就能终生从牛奶营养中获取热量，而不仅仅是在婴儿期才从母亲哺乳中获得，这也成为一种进化优势。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欧洲北部的人出现了一种基因突变，使得成人更容易消化乳糖（牛奶中主要的糖），这种基因迅速传播开来，从而促进了现代乳制品工业的崛起。时至今日，拥有消化乳糖基因的欧洲人为80%，而在亚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只占20%。
农业的兴起支持了人类人口的不断增长，最终因人口的高度集中而产生了第一批城市，从而有可能打开了人类进化的另一条通道。在居住密度过大，拥挤而污秽的城市环境中，病原体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以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天花、霍乱、伤寒和疟疾等疾病突然爆发，于是人类进化加速，强化免疫系统，开始了与病毒的“军备竞赛”，以抵御疾病的进攻。
最明显的例子是疟疾。疟疾已有约35000年的历史，而它最致命的形式只有5000年的历史。如今，在疟疾流行的亚撒哈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人们已经拥有了抵抗疟疾的25种新基因。在更近一段时期，10%的欧洲人已经出现了抗艾滋病毒的突变基因，这种突变基因据推测是由原先抵抗天花的基因进化而来的。
与人类抗击病原体的战争并行不悖的是人类精子的高速进化。霍克斯认为，精子的高速进化可能是城市诞生、男性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所致。今天的精子与5000年前的精子是非常不同的，新的变异了的基因可能对精子的数量、运动性和存活率产生了影响。
进化生物学家一直认为，老年人对人类基因库没有什么贡献，但研究人员对坦桑尼亚的哈扎族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到祖母宠爱的儿童因受到更多的照料，生存下来的概率更高，也更能将祖母的长寿基因传递下去。研究还发现，哈扎族人的祖父较少与孙辈交流，所以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祖母效应”。
随着农业社会的稳固，人类有了可靠的粮食供应来源，更多的人类都活到了40岁以上，于是启动了延长寿命的适应性自然选择。为支持这一论点，莫伊齐斯正在对90岁以上的欧洲裔男性和女性进行基因分析，追查癌症、心脏病、老年性痴呆症等老年性疾病的早发形式，以及老年人类的基因变异。研究发现，拥有最新基因变异的老人对这些老年性慢性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强。
人类大脑的进化
也许人类快速进化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大脑的进化。有证据表明，大脑的进化与身体其余部分同样迅速。莫伊齐斯和他的合作研究者认为，一些最近的适应性自然选择产生的变异基因对大脑的功能和发育有所影响。其他大约100种快速变化的基因与包括复合胺（与调节情绪有关）、谷氨酸（与兴奋情绪有关）和多巴胺（参与调节注意力）在内的多种神经传递质有关。据估计，这些与神经传递素有关的基因变异中的40%似乎是在过去5万年里完成的，其中多数是在仅1万年之前出现的。
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莫伊齐斯认为，自然选择可能更青睐那些适应复杂社会秩序而形成的能力和特性。莫伊齐斯说，在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中，如果发生冲突，通常可能是其中一方一走了之，因为当时的社会形式流动性很大，人们很容易加入到另一个社会团体中去。但是，自从最早的农业社区建立起来之后，当人们在某个地方扎根定居下来后，就不可能一走了之了。莫伊齐斯指出，这就产生了适应性自然选择的压力，通过基因修改调节机制来适应某种新的生活方式。
人类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生活，促进了劳动分工，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工作，加上农业耕作大大丰富了食物来源，农产品过剩催生了农业贸易制度，从而产生了个体对特定认知优势的选择需要。埃里克·王说，“在跟踪农产品货源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易中，数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记忆力好的话那就更好，因为你得记住谁欠了你多少。”有研究人员举例说，按照中国古代的官吏任用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农民和小商人的儿子，都有机会做官，从而妻妾成群，儿孙满堂，而未能考取者只能继续在农田里劳作。莫伊齐斯说，几千年来，在一些人类文化中，某些与智力有关的能力可能已经与家族的成功繁衍联系在了一起。
科克伦还列举了类似的证据，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系犹太人（北欧血统的人）在国际象棋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绝对多数的原因，这些人的智商测试都在140分以上(对这种说法目前还有争议)。有科学家认为，这些德系犹太人从公元800年左右开始，在欧洲北部生活了上千年，因所处的宗教和文化环境，他们不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一些职业，比如放债人、房地产财务管理人等，他们因此拥有不凡的智力。为了赚钱，在这种智力要求高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们必须擅长于评价房地产和市场风险，同时还必须善于躲避各种迫害和纷扰。
在近现代，自然选择继续塑造人类大脑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对多巴胺D4受体（DRD4）——一种神经传递素受体突变基因的研究，埃里克·王和其他许多研究者将这种基因突变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联系在了一起。携带有这种突变基因的儿童患ADHD症的概率是不携带者的两倍。
测序研究表明，多巴胺D4受体基因突变产生于5万年前，正值人类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之际，离非洲越远的人群，这种基因突变流行程度越呈上升趋势，一些研究人员将它称之为“迁徙基因”。80%的南美人口至少携带一个这种等位基因（或称基因副本）。相反，这种等位基因在向北的美洲土著人口中出现的概率只有40%，欧洲和非洲只有20%。与其他青少年比较起来，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儿童往往更好动，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冒险精神也更强，所有这些特性都促使带有这种突变基因者更勇敢地去开拓新的居住地。
在现代课堂上，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容易分心的孩子更具生存优势。但研究表明，携有多巴胺D4突变基因者的智力与通常的标准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也许比一般人更聪明。此外，多动症行为在今天似乎是一种缺陷，但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却并非如此。埃里克·王说，“在广阔的未知土地上充满未知的危险，注意力分散能够耳听八方眼观四方，拥有这种特性应该是件好事，否则就有可能被野兽吃掉。”
以上种种线索都表明，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的进化仍在继续并加速。但是，许多进化生物学家仍然对这类理论心存怀疑，他们指出，“人类进化正在加速”的假设必须建立在“相当准确地确定自然选择下基因组的最近变化”的基础之上，但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他们表示，在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之前，他们很难相信，各个种族之间的适应性遗传差异在过去两万年里迅速增加。一些科学家特别慎重看待选择性压力在各个种族间形成不同认知能力和气质所起的作用。哈佛大学著名语言和智力演变研究专家史蒂文·平克指出：“人类，包括我在内，宁愿相信，在人种分化之前，人类大规模生物学上的进化在5万年前至1万年前已经停止，这将确保人类各个种族群体在生物学上的平等。”对此，莫伊齐斯说，“如果所有的人种都是一样的，那将是多么单调乏味的情景。”
人类也在快速进化
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上的弗尔部落，沿袭着一种习俗：当一个人死后，其至爱的亲人们要吃掉尸体上各部分的一小块，以表达对死者的爱和纪念，比如将死者的脏器作为珍品分给死者的孩子们吃掉。
不幸的是，这种传统导致了一种叫做“库鲁”的大脑疾病在部落中的传播。和克-雅二氏病（一种罕见致命的海绵状病毒性脑病）相同，库鲁病是由积聚在大脑中的朊病毒引起的。村庄里的几乎所有年轻女性都因感染库鲁病而死亡，而极少数存活下来的女性是大约200年前一些发生了变异的人的后裔，在这些变异的人群中，朊病毒停止了异化，对她们产生不了影响。当库鲁病开始广泛传播时，这种变异也很快变得普遍起来，现在这个地区有一半受到病毒侵袭的女性都携带了这种变异。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现过的。如果弗尔部落的食人肉习俗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被废止的话，那么突变的情况会更加普遍。
这种对库鲁病产生的抵抗力可以清楚地说明人类也在快速进化，但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据。早在大约3000年以前，当藏族人开始在高原上生活时，他们就开始适应高原的环境。有一些适应就像运动员进行高海拔训练一样，而有一些适应则反映在基因变化上。现在，在78%的藏族人中可以发现一种控制血红细胞制造的基因，而在汉族中这个比例仅为9%。科学家认为这个进化过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