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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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3—2018年沪深A股253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含有政府补助中介和调节作用的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新增R&D投入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比存量技术创新更显著;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中的R&D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助在存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之间有当期和下一期的调节效应,但对激励企业R&D投入没有调节效应。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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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基于R&D空间溢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18YJAZH05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R&D投入的科技创新效率及提升对策研究”(2020A10100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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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3—2018年沪深A股253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含有政府补助中介和调节作用的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新增R&D投入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比存量技术创新更显著;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中的R&D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助在存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之间有当期和下一期的调节效应,但对激励企业R&D投入没有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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