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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人会有关于头发/毛发方面的焦虑吗？
李银河：没有过。我觉得这方面女性碰到的问题不多，一般的不会有。
岁数大以后，因为头发特别少，它会掉，掉了以后露出头皮会觉得有点儿难看，到了一定岁数，鬓角也会有白发，但只是觉得老了，还到不了焦虑的程度。
沈梦辰：我本身是发量特别多的人，大概是一般人发量的两倍，相比发量少的人，我能到别人的3到4倍。但是发量多也有困扰，因为太多了，吹头发很痛苦。别人只需要5分钟，我吹头发要半个小时，所以我很怕洗头发。
后来2012年的时候，我出现了斑秃。当时发现的时候心情崩溃，我之前发到微博上面的只是一小块，我第一次脱的程度比那个要大两倍，非常大一块。那时我刚步入社会，工作压力很大。
当时我也看了皮肤科医生，他建议我作息要规律，因为每个人的斑秃原因基本都是压力大。我压力大的反映就是斑秃，而且斑秃不治疗的话会越脱越大。所以我当时也做了很多治疗，每天都要去打一种激素针，然后再吃一种激素药，打一个月头发才可以长起来。
后来只要我的精神压力一大，就会出现这种斑秃，反复了三四次。有一次最大的在后脑勺，整个头发都没有了。当时想，要是在头顶就完蛋了。其实头发对于女生，尤其是女艺人而言都比较重要。
追问沈梦辰：为什么选择分享给大家？
我当时在做脱口秀的节目，脱口秀的节目本质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不太快乐的经历当作玩笑一样说出来给大家听。
我发出来也是想让很多年轻人知道，这种斑秃现象很普遍，也不特别，只是证明你的压力很大。我发完之后，很多人说原来这个就是斑秃，因为民间俗称“鬼剃头”，莫名其妙突然有一天你的头发就不见了，去哪儿了？被“鬼”剃了，其实这是有医学名称和治疗方案的。
韩佩泉：从我踏入互联网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自己的发际线问题。我那个时候扮女装，每天要像演古装剧一样，用酒精胶粘假发。酒精胶是有腐蚀性的，长期处理不好的话，头皮的发根会死亡。但没办法，为了工作我也必须那样。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发际线越来越靠后。而且我怀疑还有遗传原因，因为我的父亲是光头。
刚开始我没在意，后来觉得有点儿严重了就去医疗机构，咨询专业的医生。医生非常肯定地说未来6年内我会变成“地中海”，10年内会变成一个光头。我当时很慌，就问医生怎么办。他说可以植发，把后面头发的毛囊放到前面。我当时有点儿想去做，但我的奶奶是反对的。她说我的天庭饱满，这个额头能够帮助我以后飞黄腾达，一定不要动。
后来我又去问了身边的朋友，得知其实植发完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证能留下，该秃还是会秃的。我就想，没有必要去折腾了，该是你的，也躲不过。我想要生活得自在一点儿，洒脱一点儿，不要有那么多顾虑。
所以后来为什么粘假发片呢？直接地说，就是为了美观。我在一些场合上需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靓丽，我不想输给别人。
追问韩佩泉：曾因为一片假发片上了热搜，你当时怎么想？
韩佩泉：那个热搜名字特别损，就是6 个大字，“韩美娟发际线。”我想这下好了，全中国所有人、乃至海外，都知道我发际线高这个事了，已经躲不掉了。我前几天在抖音发了一个视频，挺好看的，评论全是今天假发片贴得挺好。我已经无所谓了，大家都知道了，我也没必要遮掩了。
在你看来，为什么头发对于人这么重要？你认为中年男性比女性更在意自己的毛发问题吗？
李银河：大概是因为男性会出现谢顶，发际线特别明显地靠后。而女性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女性是会头发比较浓密或者说比较稀薄，男人才会有谢顶的问题，所以男性比女性看起来就更会重视头发。
比如我父亲，他30多岁就开始谢顶。从我一出生，他就是后面有一圈儿，前面整个是没头发的，所以我看着就觉得很自然，他自己好像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多的焦虑。
所以，可能除了男女之别，在意与否还取决于这个人他是不是很自信。
我觉得我父亲就比较自信，他是“三八式”老干部，社会地位也高，使得他不会对自己的头发有更多的焦虑。
爱玛·塔罗：历史上头发拥有能引发感情的灵感。千百年来，对这种持久而广泛的神秘力量的恐惧，让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人们宁肯把离开身体的头发或烧掉或掩埋，也不愿冒险让它被他人得到，行邪恶之事。“头发拥有能引发感情的力量”这种观点不仅是中世纪的女巫专享，陷入热恋的情侣、婴儿的父母对此也深信不疑。装着头发的项链吊坠盒既是爱情的信物，也能用来纪念已经离开的恋人。漂亮盒子里婴儿的一小撮胎发、封存在戒指里逝去丈夫的几根鬈发、夹在相册里情郎头上的缕缕发丝——它们都拥有消解时空距离的魔力。头发是保持亲密感的灵丹妙药。它从活生生的身体上脱离开来，但能超越死亡的束缚。如果说，和自己的头发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冒险，那么千方百计保住头发就成了迫切之事，是避免自我分裂的重要手段。
在伦敦时我曾遇到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19岁女孩，从很小的时候起，她便坚持将发梳上的每一根头发都收好保存起来。从圭亚那到伦敦再到加拿大，这几包头发跟着她走南闯北，从未分离。即便是现在要去照料女儿几个星期，她也会小心地把掉下的头发放在钱包里仔细收好。也许她听说过鸟儿会把捡到的头发叼走，用来编织自己的巢穴，而头发原来的主人会莫名头痛的传说，又或者她只是用自己的纤维来保持自身的完整与平衡？
在中国，有人告诉我，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是把青少年时代剪掉的头发收集起来，放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直到快要去世的时候才拿出来。他们认为，对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无力跨越这道障碍的人来说，这样做尤为重要。与自己“年轻”的头发再次合体，不但让一个人“重归完整”，也赋予了他在平静中离开这个世界的能力。
当代人越来越细致地注重头发甚至外貌问题是消费主义的锅吗？
李银河：当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时候，是不太会注意到头发的问题的。但是一旦温饱的问题解决，就会越来越注重容貌。所以还不能直接说是因为消费主义吧，因为人的需求是随着物质环境升级的。
如果在动乱的年代，在贫困的年代，人们更注重的是能不能吃上饭，能不能够活下来。当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大家就要注意到美的问题了，审美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当人们太注重相貌、头发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极端、比较过分。如果对容貌到了焦虑的程度，就有点儿过分了。
韩佩泉：我觉得秃是人类的进化。以前的人是什么样的？猴儿一样浑身是毛，你看现在人身上是不是没有毛了？人类一直在进化，我们的发际线不断后退也是一种进化。很多人不用担心，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秃？我现在就给一个预言，2030年，100个人当中会有10个人发际线都是秃的。
沈梦辰：我觉得不是，是因为现在的人压力都很大，所以才会导致脱发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年轻化。
爱玛· 塔罗：时尚和宗教也是人们看待头发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戴假发的风潮，在不同的犹太社区里，两者发挥的作用以及被重视的程度依然有很大差别，也由此展示出了不同的犹太人分支在社会、风俗和地理方面的明显差异。房地产中介会事先打电话询问想在耶路撒冷找住处的犹太女子她用什么材料遮住自己的头发，以此来判断她住在哪里更合适。
与“追赶时髦扭曲了佩戴假发的最初意义”和“佩戴假发只不过是对父权制规则的盲从”这两种观点都不同，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假发在16世纪欧洲的逐渐兴起并确立起时髦身份象征这一事实，才是当时的犹太妇女们开始佩戴假发的首要原因。而且，为了坚持佩戴假发，与其说当时的女性听从了拉比的建议，不如说她们一直在和拉比对着干。那时，欧洲所有的流行风尚都源于巴黎，而佩戴假发也在巴黎成为社交场合的必要礼节。为了不让自己被排除在这一流行之外，很多欧洲犹太妇女也开始佩戴假发。她们觉得，既然自己的头发被完全遮住了，也就没有违反犹太律法。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拉比反对这股潮流，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危险的模仿。很多人声称，与女士的真发一样，假发也能唤醒男性心中的感情。不过，在发现假发比传统的头巾更加美丽和时髦之后，女性依然坚持佩戴它们，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佩戴假发也逐渐成为犹太教传统律法中符合教义的遮住头发的方法之一。
你考虑/做过医美吗？
李银河：我做过眼袋，因为我眼袋太大了。从小我就属于眼袋比较大的，也做过文眉，眉毛长得不好呗。
对我来说，做的理由就是说有必要做，没必要的就不做。
当你的身边人对你表达了自己想去整容的意愿，你会如何回复他们？
李银河：对于整容，我比较赞成雪中送炭，不太赞成锦上添花。
曾有一个天津的女孩儿，她去面试几百次都因为“长得太丑”不要她，这时候整容就成了雪中送炭，后来好像是有一个美容机构给她免费做了，我觉得这种就挺有必要的。
好多人本来已经挺漂亮，至少没有特别丑，这种锦上添花式的我不是太赞成，一是挺费钱的，二是也有一定的风险。再说都整得差不多，一个个分不出来，也不见得就好，应该千人千面嘛，丰富多彩。单眼皮有单眼皮的美，双眼皮有双眼皮的美，用不着全都长成一模一样。
韩佩泉：我的假发片不算是整容，但也是我自己主动搜索的。我找到北京一家做假发片的机构，我那天去的时候，吓了一跳，一进屋得有七、八个四十多岁的“地中海”大叔在那边定制假发片，屋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店员说店里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年轻的。他问我今年多大？我说20岁。他说，天哪，20岁就秃成这样。你能接受拍照片吗？我们想拿去做宣传：“20岁秃了？不要怕，能解决。”我说求你不要。他说好吧，小伙子坐吧。
坐下后，他给我量了一下，拿了一个假发给我粘在头上，然后开始量尺寸，拿笔在我脑袋上画个弧，拿剪刀去剪，然后往我头上一粘，问我，怎么样？我一看，太神奇了。不过10分钟，就做成了这个假发片。
这样一片假发片要三、四千，因为全真发，加生物头皮。很贵，但我已经做了4顶了。有娱乐圈的艺人来找我，问我假发片在哪里做的，他们也想做。有艺人也贴这个，但是他们没说。我是善于把这种事情跟大家分享的，变美的小秘诀，很正常。
有很多人担心现在的世界里“审美偏狭”，甚至担心“颜值即正義”这句口号从一开始的戏谑渐渐演变成一句“真理”。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李银河：我是有一点儿担心的，现在大众的审美一定要非常非常美、很标准的美人儿，如果你比较美呢，就可以在职场上获得更多的资源，或者更好的婚姻、工作等。
这样“颜值即正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规训，就是所有的人必须得达到什么样，让人们不能够按照自己自然的样子示人。这种规训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标准，比如大家都要瘦，如果胖就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中间也是一种不平等，一种不自由，一种约束。如果人长得不够标准的话，人生以及社会地位都要受到歧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过分的，当整个社会的建构把规矩建得太单一、太标准了，就具有了强迫性。作为个人来说，就应该反抗这种规矩。
社会小部分人的焦虑是会影响大部分人的审美和认知吗？
李银河：我觉得少数人的容貌焦虑，是会影响到周边的人，影响到很多人的审美。比如有的人因为瘦身焦虑太严重，产生厌食症，好像胖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了，生存空间被压缩得很小。一定有少数人对自己的容貌焦虑程度更高，但结果是他们害了自己，也害了周边的人。焦虑是会传染的，当大家都觉得我的身体应该符合某一个标准，我离这个标准差得远一点儿的话，那么我做人的标准似乎就不够，至少跟别人都不平等吧。如果大家都这么看的话，这个影响一定会是负面的。
你会如何建议别人正确认识自己的外貌，对自我作出接纳？
李银河：我觉得应该传播一种观念，就是人是丰富多彩的，瘦是美的，胖也可以是美的。在唐代的时候就是以胖为美嘛，那为什么现你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比较好看一点儿，也无所谓。如果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也不必特别焦虑。多元的审美就是不止一个标准，接纳自己现有的样子，不要被一元、绝对的审美标准规训。韩佩泉：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化妆，就是出于容貌焦虑。当时觉得自己长得奇奇怪怪的，大家都不喜欢我。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好看受欢迎吧。
刚开始我买了一支眼线笔，后来买了气垫，在网上搜“脸上有痘怎么遮”，一点点研究化妆。一开始的时候家里的人反对，但是朋友在就非得是瘦呢？有头发可以是美的，没头发也可以美。好多人都是秃顶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一些女性也会把头发全剃掉，还能成为一种时尚。应该接纳人的颜值差异，如果跟我说，你化了妆还挺好看。走在大街上有人看我，学校里老师会批评我，但这让我觉得自己被关注了。
所以后来我开始每天都化妆。上大学时，每天7点上课，我5点就会起来把妆化好了再去上课。从前的我只要见人，就一定要有妆，而且随时补妆。
但是现在不会了。我明白了生活就是生活，生活里的我就是素颜的。我只在特定的场合化妆，比如出席活动或工作，工作是需要面对大家的，化妆是表达尊重。
现在生活里我素颜也会被认出，我也不在意别人拍我，我长得多丑，全世界都知道。但我化妆是好看的，这个无可否认。
在你看来，社交媒体与人们的容貌焦虑之间，存在必然性吗？是环境使然，还是个人的心态问题？
李银河：我觉得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一方面是环境，媒体在塑造。所谓“社会建构论”就在讲这个嘛，社会建构了你的容貌标准，比如说人非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头发的标准、脸的标准、身材的标准，如果一个社会环境有意无意地提出这样一个标准，确实会造成人们的容貌焦虑。
另外我觉得个人的心态也有问题，就是说心态调整得比较好的人，会比较容易摆脱容貌焦虑，但如果人处于比较容易被规训的心态，就比较容易焦虑。
韩佩泉：我觉得是的，互联网就是容貌焦虑的根源。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身边的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在网络上拍视频，生活中可没有那么多好看的人。網络提高了人的审美标准，无形中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人看到的东西越多，眼界越高，要求就变高了，也就开始焦虑了。
社会对容貌的要求、批判、刻板印象，这些压力对于两性是对等的吗？
李银河：我们还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对两性的容貌要求还不是太平等的。
这种压抑对女人应该是更严厉的，因为俗话说“郎才女貌”嘛，社会对于女人容貌方面要求更高。一个男的他长得不好看，好多人都觉得没关系，不是个事儿。可是女人不行，女人要是不漂亮，颜值“低”之类的，能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说到谢顶就想到中年油腻男，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性别歧视和偏见？类似这样的歧视和偏见应该依靠什么消除？
李银河：上个问题我讲到，两性在这个容貌问题上是女性更不利，女性受到更多的压力，但是唯独在头发的问题上，就是谢顶的问题上，男人比女人的压力大，因为女人一般不会谢顶，谢顶可能算是男人特有的问题。谢顶可能会让人觉得岁数大了，也有年龄的压力吧。
这确实是男性在头发上的特殊问题，但我觉得这不算是性别的歧视，而是一种男性所碰到的特殊问题的歧视。
这是容貌歧视里的一种，但它不指向男性的性别，只是指向男性的头发。比如男性会得前列腺癌，男性肯定会对前列腺疾病有焦虑，但是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只有男性会碰到的特别问题。
对于所有的歧视和偏见，容貌上、头发上、身材上，应该靠什么来消除呢？
李银河：我觉得就是靠个人的反抗，就是福柯所说的“凡是有作用的地方就有反作用”，社会要给你一个规训，要按照一个单一的审美标准来要求所有人、规范所有人必须头发得多，不能谢顶，必须得漂亮，不能丑，身材必须苗条，不能够肥胖，这都是社会对人的一种作用。
这个时候我觉得靠什么来消除呢？就是靠反抗。当社会给你作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反作用，你反弹，就是说你来规训我，我偏不受规训。
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社会就会非常地多元，审美就慢慢地变得不那么单一，强制性不会那么强，逐渐会形成多元审美，人们的相貌、身材都会变得丰富多彩。就像男人谢顶了，也不要产生什么焦虑，福柯就是一个秃顶嘛。好多人秃顶或者头发花白，就会干脆都剃掉，不也挺好嘛，如果大家都不受规训，单一标准的规训力度就会减轻了。
这是反抗规训、追求自由的勇气，人应该是自由的，不要总是在规训里头循规蹈矩，才能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心里没有焦虑，别人给你的议论也不太在意，就可以活得更加自由。
韩佩泉：参加《创造营2021》的经历给了我一个转变心态的机会。记得刚到创造营的第一天，我特别紧张。搬到宿舍后，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就觉得大家都长得那么好看。
我去上厕所，旁边有人在卸妆，我想怎么卸完妆还这么好看？我不敢卸，因为没有人脸上有痘痘，大家的发际线都很饱满。我害怕我撕假发片的时候，被摄像机拍下来，也怕被别人看到。我想他们会不会疑惑，你居然还粘着假发片？所以第一天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熬了一宿。凌晨3点多钟，等大家都睡着了，我偷偷跑去厕所把妆卸了，第二天起来戴了个帽子。那时候我特别自卑，因为看到了太多比自己优秀的人。
曾有一件让我焦虑的事情，要拍制服公式照，那天节目组请了一个新的化妆团队，化妆师跟我说我们拍这个照片不能遮太多的瑕疵，所以痘痘都在那儿露着。我的鼻子很大，也没有修容，我想要平眉，化妆师给我画了一个欧式眉毛。画完后，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再看了看旁边那些好看的学员，觉得自己特别丑。 后来接触了其他的学员，我才发现原来你认为很优秀的人，他们也有自卑，也会焦虑。有些人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觉得自己虽然发际线没问题，但发量少;或者觉得鼻子虽然挺，但鼻孔不对称;还有人说虽然自己脸是好看的，但是歪的……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凡尔赛”了。他们对我说，佩泉你不一样，你的性格是别人没有的，你的综艺感、人格魅力是很多长得很好看的人没有的，我们也想变成你这样。我们也会羡慕你的幽默和粉丝量。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容貌焦虑每个人都有。原来我的自我否定太严重了，我想用化妆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却忽略了自己的价值绝对不是颜值，我的性格、人格魅力才是最宝贵和独一无二的东西。
关于头发还有什么有趣的历史故事吗？
爱玛·塔罗：1910年10月，《洛杉矶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两亿中国人遵照政府法令剪去辫子”。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的中国号召男子剪去脑后的辫子，也因此，该文大胆预言将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头发流入国际市场。文章还指出，富余的棉毛原材料都可以被织成布匹储存，但人类的头发却硬而不易折，无法做相似的处理。
然而，当时的中国封建政权食言了，收回了最初允许百姓剪掉辫子的决定;到其1911年终于“批准”剪发时，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者们已经将“剪辫子”当作了一项重要的集体诉求。而发生于同年的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全国掀起了一股“剪辫子”的风潮，东部省份和上海附近的情况尤其普遍。在乡村地区，很多农民奋起反抗，有些人“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辫子。在中国社会历久流传的儒家观念之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会通过子女的头发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让这种强制的剪发变成了非常痛苦的经历。从当时留下的一些记录照片上我们可以发现，挥舞着剪刀的人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而被迫剪去辫子的普通群众既惊且惧，有张照片里的男人在辫子被剪掉之后，还徒劳地想把它接回去。
如果把目光投向那时的英国：美发行业的人士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为市场上大量来自中国的头发原料兴奋不已，另一方面也担心将来可能出现的原材料短缺。布拉德福德市的一位布料商人甚至想出了用頭发织成布料来制作男士服装衬里的点子;而因为中国头发的突然巨量供应，他大赚了一笔。
人类的宗教文化与头发多寡有关联吗？
爱玛·塔罗：剃度仪式中，剪掉头发意味着重生。
曾经遍布欧洲大地的天主教修道院中投入天主怀抱的修女，为整体式假发和发卷提供了绝大部分优质的原材料，这一任务如今被南印度大陆印度教寺庙中的皈依者接了过来，后者为当今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最优质的头发原材料。美貌、女性气质、性吸引力和虚荣等“标签”，通常与“长发”的形象密不可分;而这种相关性，又恰恰很容易让剪去长发的行为变成谦卑、自我的象征。在佩戴面纱成为真正的修女之前，剪去头发也是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与修女们类似，大部分印度教教徒对自己头发的经济价值和用处也一无所知。赚钱不是他们的目的，实际上，为了能完成剃度，皈依者还要支付金钱。
安东尼是一位基督徒，但他对剃度的仪式也很熟悉。小时候，他和家里人常去泰米尔纳德邦纳加帕蒂南地区的韦兰卡尼“基督神庙”;也是在那里，他和家人也剃去了自己的头发。在印度的这一片地区，剃度的热诚跨越了种姓的鸿沟与信仰的差别。剃度行为本身已成为展示信徒纯洁的一种外在表达方式、一种正式仪式的启动环节，以及展现谦恭的具体姿态。对于很多信徒来说，剃度是对誓言的履行，剃度是他们心中的感激之情与被承认的欣喜的外化。马里安曼女神既危险又爱报复，她的神力不仅能治愈疾病，更能引发疾病。因此，有些皈依的信徒选择在萨马拉普阿姆神庙进行剃度仪式，希望以此平息女神的怒火，并激发出她抚平人间疾苦的神力。
假发是怎么样一门生意呢？
爱玛· 塔罗：制作真发发网的手工业起初集中在中欧地区，特别是波西米亚和阿尔萨斯的农村。很多犹太人背景的捷克和德国商人对这一行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当地理发行当里大量收购来的中国人长长的黑发被打包，装船，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德国汉堡和法国巴黎等城市;在经过假发工人复杂的手工编织之前，头发要先要经过漂白和染色的工序，变身为欧洲人各种深浅不一的发色。波西米亚的发套制作工业主要分布在一片叫维索基纳（Vysocina ）的高山地区，贫瘠的当地农业只出产土豆、卷心菜和甜菜寥寥几种农作物。大部分工人是工资很低、急需收入的妇女和儿童。制作假发的编织方法与吊床或者渔网很像，但这门手艺所使用的原材料——头发，要求工人下手时必须非常精细，且耗时很长。按现在的货币价值计算，一位女工每编织12个发套能得到的报酬仅有19美分，而这需要她们花费10 ～ 12小时，把整整1.2万个细小的用头发做成的发卷组合在一起。即便如此，她们获得的报酬也要高于农业劳动。德国的作坊主要在阿尔萨斯地区。从前德国人在制作假发行业的领先地位被认为是源自本地农村工人的勤劳肯干，但在1914年，一位美国商人在从斯特拉斯堡进口的假发里偶然发现了中国报纸上撕下的一角。这张不起眼的小纸片让他看到了有关中国假发工人的消息，决定动身去中国一探究竟。后来他发现：几年来，德国公司一直偷偷摸摸地把收购的绝大部分头发原材料运往中国，把这里当作假发生产基地。之后他们又会将制作好的假发以包裹的形式寄回德国小镇上的工厂。这样不但能对外留下这些假发都是在德国生产的印象，还瞒天过海逃过了海关的检査和税收。这么多年来，数以万计中国工人的劳动就这样被“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