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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是那一辈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十九岁，准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岁。所以他的种种不好，好像也都可以被原谅。
我不清楚我原谅他了没有。
他嗜酒，赌博。
我见过他最多笑容的地方就是在饭局上，他会抢着埋单，无条件地给予别人最大限度的慷慨，这是我们家经常免费宴客的根本原因。
他能熟络地照顾好每个人，迎合每个人的口味，唯独不会在乎家人的感受。
他的运气并不好，总是输钱。他押的赌注很大，输得自然也很惨。所以他在赌桌上从来不会有好脸色，他沉着脸，麻木得如同机器，一遍又一遍地搓着麻将打着牌。
他想要把输了的钱全部都赢回来，可惜老天不给他咸鱼翻身的机会。
妈妈的劝说不会起到实质性的效果，给他打的电话不是不接，就是很不耐烦地隔着听筒冲她大吼。
深夜回归喝得酩酊大醉的他次次成为引燃家庭战争的导火线。妈妈的伤心落泪和絮絮叨叨亦是他愤怒的根源。他将所有堆积在胸腔里的负面情绪倾泻而出，开始无止境地咒骂。
我低声啜泣着，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扭打在一起，连上前阻拦的勇气都没有。尽管这种场景我早已司空见惯，但我依旧觉得很悲哀，为自己，为妈妈，为姐姐，更为这个狗屁的所谓的城堡。
我不明白在外头意气风发独当一面的人，为什么面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却是另一副面孔。我躲在角落里看着他用力宣泄着，那一个个的空啤酒瓶子在他的手上变成了对付妈妈的武器。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到头来终究是无济于事。
妈妈拼尽全力逃了出去，将他反锁在屋子里。
他怒火中烧，用脚死命踹着门板。未果。他回头随手抓起什么就往电视上砸，一下，两下……
我感觉我的身体隐匿着一股不受我支配的恐惧，然后便是陷到内心深处的绝望。
地上是满目疮痍的碎片，散落的零零散散的家具，无一不在宣告着这个世界的孤独。
最终他如愿地挣开了那扇门，气势汹汹地跑了出去。
他去了厨房，从橱柜下搬出一摞碗，从离地几尺的地方松手，一瞬间就将它们毁于一旦。我听着那些闯进我耳朵里的破碎的声音，意识到噩梦仍在继续。
正如我所想到的，“砰！砰！砰！”大锅小锅和碗盆一起遭殃，在寂寥的灯光下，被冷漠抛向虚无。
震耳欲聋的噪音在黑夜中揭露着令人惶恐的不安宁。
我告诉自己，这是身为这个家庭一分子所必须要承受的。
（二）
黎明破晓。
同往常的争吵打斗之后一样，一大早上他便会收到妈妈要和他离婚的消息。
这时他才懂得懊恼，当他接到那群狐朋狗友的电话时，会说：“我不出去了！”然后恨恨地骂了句，“神经病，现在和我闹离婚呢！”
有时候受了伤是要自己疗养的，我的妈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无数次地想要放弃他，放弃生活，可是为了姐姐和我，她一度隐忍，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原谅。
在那些她被打得满身是伤的日子里，在那些她无休止地抱怨这个破败的家的日子里，在那些她不得不以泪洗面的日子里，我的童年就像一纸渐行渐远的纸飞机，载着我的小小心愿划过悲伤河流。
（三）
时间飞也似地逃离，我对他的怨恨像是一颗埋在土壤里的种子，在无形中慢慢生长。
他对别人家的小孩無时无刻不在微笑，而在我们的面前一如既往地铁青着脸。
从小我就问自己，我是做错了什么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我这个女儿。
明明是很小的一个过错啊，他的怒吼却像是一个号角，提醒着我的十恶不赦。
我对他没有崇拜，也没有尊重，盼望着他不要回到这个家，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全身上下装着满到快要溢出的畏惧和不安，只要他一回来我的心情就“唰’的一下无比糟糕。
我极少和他说话，这也是他心头的一个梗儿。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的交流停滞不前在了学校要交费上。
无论拿没拿到钱，我的下场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顿挨批。我忍着泪水走开，他又会很嫌弃地说我没出息，只会哭。
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可能觉得这和他没有关系。我拿着成绩单让他签名的时候，他瞥了一眼分数，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
他认为学校总是做一些无用的东西。我把大大小小的单子摆放在他的面前，他烦躁地动手摔椅子。
我委屈极了。
我认定他是不快乐的，这种不快乐他不会说出来，只依靠蛮力解决。
而我讨厌他是真的。
（四）
住在一刮风下雨就要倒塌的土楼里，他悭吝着他的的责任心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水已经淹进来了，妈妈纵使满腹怨言也只能不停地往外舀水，我和姐姐提着一桶又一桶的水往外倒。看着那个置身事外的一家之主，心都是凉的。
他不爱妈妈吧？我常常这样想。
小学时我没有写过诸如《我的父亲》这样的文章，但我会给他写信，偷偷地把写好的纸条塞进他的烟盒，告诉他喝酒伤身，赌博无益。
他读完后，冲我一笑，“小兔崽子。”
他偶尔也会和别人夸夸他的两个女儿，从他嘴里我听到的永远是很乖。
我有可以任性的权利吗？没有的。
小的时候他给我买了挂在墙上的小黑板，我很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上面涂涂画画。他看见我的杰作，会说，字写得真好看。
有一回，我在小黑板上写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是特意写给他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姐姐命令我赶紧擦掉，我照做了。
倘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他一定不要看见。
我听过很多亲戚对他说：“现在你不对你的两个女儿好，以后别指望她们给你养老。”
他苦笑着不作答。
那时我尚且年幼无知，未曾想得如此遥远，如今想陪着他慢慢变老都成了一种奢望。 （五）
初中升高中那会儿，我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志愿全都填成莆田。
妈妈问我为什么不留在仙游。我说，因为我不想待在家里。
初中他一次也没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尽管我的成绩还不足以让他丢脸，尽管我考了重点班的第一，他也不愿意去参加。这让我有些失落，我之所以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和他暗中较劲，我想让他看见我的实力。但他却无动于衷了三年。
2013年，我去了四中。在那个还算不错的一级达标校里我进了奥赛班，并且享有免交学费和住宿费的特权。
他大概是那时候才知道我还不赖。
在他那群狐朋狗友正在绞尽脑汁着花大价钱送孩子上私立高中时，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没让他操半点心。
渐渐地，生活趋向缓和。
我们搬出了那个岌岌可危的老房子，他不再把妈妈打得伤痕累累，脸上终于也出现了一点暖色。
（六）
我一周回一次家。他对我算是有了些关心，会担心我吃得好不好，穿得够不够。他开始对我大方起来，每个星期给我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他走后，我数了数我的私房钱，有两三千。
临到周末，他会和妈妈说，孩子要回来了，去超市买些骨头炖汤，多买些水果。
妈妈和我说，你爸爸是爱你的。我听着很别扭，内心仍然会有些抵触。
我依旧不怎么和他说话。
等我收拾好行囊重新启航去学校了，我会和他说，我走啦。
他点点头。
（七）
他的头发总是留得很长，但都不会遮住他深邃的眼睛。十几年来我没有见过他平头。
曾经有理发师给他理得很短，他很生气，回来整张脸都是臭的。奶奶却很开心，一个劲地夸他看起来清爽干净多了，人都精神了。
他不相信，觉得老一辈人的审美不靠谱。
（八）
我上高二，他去参加我的家长会，仍然是那个不羁的发型，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衫，站在校门口显得很突出。我一下子就看见了他。
士琪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面无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
我有些难为情，和士琪解释，没办法，我老爸一直都高冷范儿。
到了教室，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开始议论起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邹智伟小声地说，这谁家老爸？艺术家吧？
后來说他像拍戏的说他像建筑师的说他像室内设计家的层出不穷，反正没有一个人猜对。
我转告同学们的评价给他，他没有说话，继续往前走。最后我说，他们都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他顿了一下，我看见他眼睛里倏地有了一丝亮光，就像一簇小火苗在绚丽燃烧着。
我送他到校门口。他侧了下身，“走吧，去吃饭。”
我摇摇头，摆手，“不用了，我自己等下再去吃。”
我催他赶紧回家，因为有他在的地方我总是感觉不自在。我们的父女关系冰冷得如同一张白纸，苍白得写不出“温存”两字，也好像怎么都填不满。
但他走后，我又开始后悔，我想那时如果我没有拒绝，那么现在我的回忆里就会多了一样东西。
（九）
他也算是一个老板吧。买了一辆大货车，雇了几个工人，运货卸货，成天在外奔波，见过很多人很多风景。
他很瘦，但力气应该挺大的，不然也不会从事这项职业十几年。
以前有个肥头大耳的胖叔叔说他的货车是整个长安村最大的，他自豪得不得了，猛灌一口啤酒，喜形于色。
他的收入确实一直都挺可观的，但他就是有能耐在外面到处欠债。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自立门户经营了一家鞋厂，后来因为屡次拖欠乡亲们的工资就倒闭了。
前几年，他着手打造了塑料厂，聘请了村里的数名员工充当他的小伙计。妈妈受其困也只好加入其中，毕竟家人之间要相互扶持、相互支撑。
于是，妈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辛劳。
（十）
他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工。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傲气，但同时他又是自卑的。我不明白，也解释不来。
他是能吃苦的。
当夏天的太阳无极限地烘烤着地球表面时，他依旧会站在车厢上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我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在烈日当空下凹成了一份担当和责任，这才意识到，其实他也在改变，他在变老的同时也成熟了。
为了遮阳，他给自己配置了好几顶帽子，蓝的、黑的等等我已记不清，总之款式单一，推崇简单。坦白讲都很适合他。
他从来不会亏待自己。在冬天悄然来临的时候，他已经去商场里把围巾买回来了，真的也就只买了自己的。但是直到冷风萧瑟，他一次也没有戴过。
有时候他会和我开玩笑道：“来，一起来卸货。”而不是亲昵地说：“来，帮爸爸一起来卸货。”就这样随意地省略了谓语和宾语。
同样地，我也没有叫过他一声“老爸”，从来没有。
（十一）
我长大了，他不再让我给他跑腿儿买烟了。
他抽烟没有节制，说了他也改不来的，我懒得说他。
前两年，他买了一套茶具。从那时起他开始热衷于泡茶。妈妈说这是一个好习惯。
可他还是吃很少的饭，光喝酒就饱了。
他觉得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即使肚子一天比一天疼，脸色一天比一天差，人一天比一天瘦了。
妈妈说，去医院吧。
他固执地不肯去。
我说，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他说，好。
结果还是没有去。
再后来，他的哥们儿执意要陪他去医院，他去了。
他没心没肺地笑着，事不关己地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事。
他错了，他得了肝癌。
家里人都瞒着他。他开始吃好多的药，挂好多的点滴。 他住院的日子里我没能去看他。我只听说，后来他回家疗养了。
姐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食堂吃晚饭。
听完这个噩耗，我的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啪嗒啪嗒”往盘子里掉。
我那个凶死人的爸爸啊，就要这样子离开了吗？
（十二）
在他生病的那段时间，他天天躺在床上看电视，看累了就睡一会儿。
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心里却在想别的。
妈妈说，和你爸说说话吧。
可我是真的没话说。
每天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他，他应该也预测到了什么，我怕他伤心。
有时候他呆呆地看着他拍的X光片，拿起，又放下。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这不像他。
家中的气氛沉重得让我很难受，妈妈一遍遍地抹眼泪，奶奶难过得吃不下饭，姑姑红着眼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伯父无奈地叹着气。
（十三）
一个月内，他的身体以指数型函数的速度恶化着。
突发吐血的那个晚上，我连忙从学校打的回家。
大廳里围了好多人，稀薄的灯光下，他躺在席子上，虚弱地闭着眼。几天不见，疾病将他折磨得憔悴不堪，瘦得骨头清晰可见。那样苍老的一副容颜，我第一次见。
妈妈对他说，你二女儿回来了。
他低声说，我还没死，叫她回来干什么。
我冲进房间抱头痛哭，姑姑拍着我的背安慰我，然后也哭了。
（十四）
我回到学校，一两天给他打一次电话。拨打的是他的号码，接听的总会是妈妈。
因为他连摁手机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问他，吃饭了吗？
他觉得很烦，他一天要重复着回答许多人这个问题。
可我只剩下这种最简单的问候了。
我问他，还难受吗？
他说，嗯。
声音小到我听不见，他就会在电话那头用力嘶吼。
我分外心酸。
最后一次，等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都没力气说话了。
妈妈哽咽着说，你说吧，爸爸他听得见。
我说，爸，你要好好的啊。
（十五）
2016年1月16日凌晨5点，他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姐姐发来的短信只有五个字：爸爸没了。我坐车到了路口，疯也似地跑回去。
时间定格住他的体温。我紧紧握着他冰冷的手，年仅41岁的他，终于再也不用遭受癌症的痛楚，可以安稳地睡一个好觉了。
老爸，我想你了。
不要问我哭了没有……
编辑/李鹏修
他是那一辈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十九岁，准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岁。所以他的种种不好，好像也都可以被原谅。
我不清楚我原谅他了没有。
他嗜酒，赌博。
我见过他最多笑容的地方就是在饭局上，他会抢着埋单，无条件地给予别人最大限度的慷慨，这是我们家经常免费宴客的根本原因。
他能熟络地照顾好每个人，迎合每个人的口味，唯独不会在乎家人的感受。
他的运气并不好，总是输钱。他押的赌注很大，输得自然也很惨。所以他在赌桌上从来不会有好脸色，他沉着脸，麻木得如同机器，一遍又一遍地搓着麻将打着牌。
他想要把输了的钱全部都赢回来，可惜老天不给他咸鱼翻身的机会。
妈妈的劝说不会起到实质性的效果，给他打的电话不是不接，就是很不耐烦地隔着听筒冲她大吼。
深夜回归喝得酩酊大醉的他次次成为引燃家庭战争的导火线。妈妈的伤心落泪和絮絮叨叨亦是他愤怒的根源。他将所有堆积在胸腔里的负面情绪倾泻而出，开始无止境地咒骂。
我低声啜泣着，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扭打在一起，连上前阻拦的勇气都没有。尽管这种场景我早已司空见惯，但我依旧觉得很悲哀，为自己，为妈妈，为姐姐，更为这个狗屁的所谓的城堡。
我不明白在外头意气风发独当一面的人，为什么面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却是另一副面孔。我躲在角落里看着他用力宣泄着，那一个个的空啤酒瓶子在他的手上变成了对付妈妈的武器。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到头来终究是无济于事。
妈妈拼尽全力逃了出去，将他反锁在屋子里。
他怒火中烧，用脚死命踹着门板。未果。他回头随手抓起什么就往电视上砸，一下，两下……
我感觉我的身体隐匿着一股不受我支配的恐惧，然后便是陷到内心深处的绝望。
地上是满目疮痍的碎片，散落的零零散散的家具，无一不在宣告着这个世界的孤独。
最终他如愿地挣开了那扇门，气势汹汹地跑了出去。
他去了厨房，从橱柜下搬出一摞碗，从离地几尺的地方松手，一瞬间就将它们毁于一旦。我听着那些闯进我耳朵里的破碎的声音，意识到噩梦仍在继续。
正如我所想到的，“砰！砰！砰！”大锅小锅和碗盆一起遭殃，在寂寥的灯光下，被冷漠抛向虚无。
震耳欲聋的噪音在黑夜中揭露着令人惶恐的不安宁。
我告诉自己，这是身为这个家庭一分子所必须要承受的。
（二）
黎明破晓。
同往常的争吵打斗之后一样，一大早上他便会收到妈妈要和他离婚的消息。
这时他才懂得懊恼，当他接到那群狐朋狗友的电话时，会说：“我不出去了！”然后恨恨地骂了句，“神经病，现在和我闹离婚呢！”
有时候受了伤是要自己疗养的，我的妈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无数次地想要放弃他，放弃生活，可是为了姐姐和我，她一度隐忍，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原谅。
在那些她被打得满身是伤的日子里，在那些她无休止地抱怨这个破败的家的日子里，在那些她不得不以泪洗面的日子里，我的童年就像一纸渐行渐远的纸飞机，载着我的小小心愿划过悲伤河流。
（三）
时间飞也似地逃离，我对他的怨恨像是一颗埋在土壤里的种子，在无形中慢慢生长。
他对别人家的小孩無时无刻不在微笑，而在我们的面前一如既往地铁青着脸。
从小我就问自己，我是做错了什么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我这个女儿。
明明是很小的一个过错啊，他的怒吼却像是一个号角，提醒着我的十恶不赦。
我对他没有崇拜，也没有尊重，盼望着他不要回到这个家，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全身上下装着满到快要溢出的畏惧和不安，只要他一回来我的心情就“唰’的一下无比糟糕。
我极少和他说话，这也是他心头的一个梗儿。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的交流停滞不前在了学校要交费上。
无论拿没拿到钱，我的下场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顿挨批。我忍着泪水走开，他又会很嫌弃地说我没出息，只会哭。
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可能觉得这和他没有关系。我拿着成绩单让他签名的时候，他瞥了一眼分数，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
他认为学校总是做一些无用的东西。我把大大小小的单子摆放在他的面前，他烦躁地动手摔椅子。
我委屈极了。
我认定他是不快乐的，这种不快乐他不会说出来，只依靠蛮力解决。
而我讨厌他是真的。
（四）
住在一刮风下雨就要倒塌的土楼里，他悭吝着他的的责任心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水已经淹进来了，妈妈纵使满腹怨言也只能不停地往外舀水，我和姐姐提着一桶又一桶的水往外倒。看着那个置身事外的一家之主，心都是凉的。
他不爱妈妈吧？我常常这样想。
小学时我没有写过诸如《我的父亲》这样的文章，但我会给他写信，偷偷地把写好的纸条塞进他的烟盒，告诉他喝酒伤身，赌博无益。
他读完后，冲我一笑，“小兔崽子。”
他偶尔也会和别人夸夸他的两个女儿，从他嘴里我听到的永远是很乖。
我有可以任性的权利吗？没有的。
小的时候他给我买了挂在墙上的小黑板，我很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上面涂涂画画。他看见我的杰作，会说，字写得真好看。
有一回，我在小黑板上写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是特意写给他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姐姐命令我赶紧擦掉，我照做了。
倘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他一定不要看见。
我听过很多亲戚对他说：“现在你不对你的两个女儿好，以后别指望她们给你养老。”
他苦笑着不作答。
那时我尚且年幼无知，未曾想得如此遥远，如今想陪着他慢慢变老都成了一种奢望。 （五）
初中升高中那会儿，我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志愿全都填成莆田。
妈妈问我为什么不留在仙游。我说，因为我不想待在家里。
初中他一次也没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尽管我的成绩还不足以让他丢脸，尽管我考了重点班的第一，他也不愿意去参加。这让我有些失落，我之所以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和他暗中较劲，我想让他看见我的实力。但他却无动于衷了三年。
2013年，我去了四中。在那个还算不错的一级达标校里我进了奥赛班，并且享有免交学费和住宿费的特权。
他大概是那时候才知道我还不赖。
在他那群狐朋狗友正在绞尽脑汁着花大价钱送孩子上私立高中时，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没让他操半点心。
渐渐地，生活趋向缓和。
我们搬出了那个岌岌可危的老房子，他不再把妈妈打得伤痕累累，脸上终于也出现了一点暖色。
（六）
我一周回一次家。他对我算是有了些关心，会担心我吃得好不好，穿得够不够。他开始对我大方起来，每个星期给我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他走后，我数了数我的私房钱，有两三千。
临到周末，他会和妈妈说，孩子要回来了，去超市买些骨头炖汤，多买些水果。
妈妈和我说，你爸爸是爱你的。我听着很别扭，内心仍然会有些抵触。
我依旧不怎么和他说话。
等我收拾好行囊重新启航去学校了，我会和他说，我走啦。
他点点头。
（七）
他的头发总是留得很长，但都不会遮住他深邃的眼睛。十几年来我没有见过他平头。
曾经有理发师给他理得很短，他很生气，回来整张脸都是臭的。奶奶却很开心，一个劲地夸他看起来清爽干净多了，人都精神了。
他不相信，觉得老一辈人的审美不靠谱。
（八）
我上高二，他去参加我的家长会，仍然是那个不羁的发型，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衫，站在校门口显得很突出。我一下子就看见了他。
士琪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面无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
我有些难为情，和士琪解释，没办法，我老爸一直都高冷范儿。
到了教室，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开始议论起来，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邹智伟小声地说，这谁家老爸？艺术家吧？
后來说他像拍戏的说他像建筑师的说他像室内设计家的层出不穷，反正没有一个人猜对。
我转告同学们的评价给他，他没有说话，继续往前走。最后我说，他们都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他顿了一下，我看见他眼睛里倏地有了一丝亮光，就像一簇小火苗在绚丽燃烧着。
我送他到校门口。他侧了下身，“走吧，去吃饭。”
我摇摇头，摆手，“不用了，我自己等下再去吃。”
我催他赶紧回家，因为有他在的地方我总是感觉不自在。我们的父女关系冰冷得如同一张白纸，苍白得写不出“温存”两字，也好像怎么都填不满。
但他走后，我又开始后悔，我想那时如果我没有拒绝，那么现在我的回忆里就会多了一样东西。
（九）
他也算是一个老板吧。买了一辆大货车，雇了几个工人，运货卸货，成天在外奔波，见过很多人很多风景。
他很瘦，但力气应该挺大的，不然也不会从事这项职业十几年。
以前有个肥头大耳的胖叔叔说他的货车是整个长安村最大的，他自豪得不得了，猛灌一口啤酒，喜形于色。
他的收入确实一直都挺可观的，但他就是有能耐在外面到处欠债。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自立门户经营了一家鞋厂，后来因为屡次拖欠乡亲们的工资就倒闭了。
前几年，他着手打造了塑料厂，聘请了村里的数名员工充当他的小伙计。妈妈受其困也只好加入其中，毕竟家人之间要相互扶持、相互支撑。
于是，妈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辛劳。
（十）
他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工。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傲气，但同时他又是自卑的。我不明白，也解释不来。
他是能吃苦的。
当夏天的太阳无极限地烘烤着地球表面时，他依旧会站在车厢上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我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在烈日当空下凹成了一份担当和责任，这才意识到，其实他也在改变，他在变老的同时也成熟了。
为了遮阳，他给自己配置了好几顶帽子，蓝的、黑的等等我已记不清，总之款式单一，推崇简单。坦白讲都很适合他。
他从来不会亏待自己。在冬天悄然来临的时候，他已经去商场里把围巾买回来了，真的也就只买了自己的。但是直到冷风萧瑟，他一次也没有戴过。
有时候他会和我开玩笑道：“来，一起来卸货。”而不是亲昵地说：“来，帮爸爸一起来卸货。”就这样随意地省略了谓语和宾语。
同样地，我也没有叫过他一声“老爸”，从来没有。
（十一）
我长大了，他不再让我给他跑腿儿买烟了。
他抽烟没有节制，说了他也改不来的，我懒得说他。
前两年，他买了一套茶具。从那时起他开始热衷于泡茶。妈妈说这是一个好习惯。
可他还是吃很少的饭，光喝酒就饱了。
他觉得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即使肚子一天比一天疼，脸色一天比一天差，人一天比一天瘦了。
妈妈说，去医院吧。
他固执地不肯去。
我说，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他说，好。
结果还是没有去。
再后来，他的哥们儿执意要陪他去医院，他去了。
他没心没肺地笑着，事不关己地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事。
他错了，他得了肝癌。
家里人都瞒着他。他开始吃好多的药，挂好多的点滴。 他住院的日子里我没能去看他。我只听说，后来他回家疗养了。
姐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食堂吃晚饭。
听完这个噩耗，我的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啪嗒啪嗒”往盘子里掉。
我那个凶死人的爸爸啊，就要这样子离开了吗？
（十二）
在他生病的那段时间，他天天躺在床上看电视，看累了就睡一会儿。
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心里却在想别的。
妈妈说，和你爸说说话吧。
可我是真的没话说。
每天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他，他应该也预测到了什么，我怕他伤心。
有时候他呆呆地看着他拍的X光片，拿起，又放下。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这不像他。
家中的气氛沉重得让我很难受，妈妈一遍遍地抹眼泪，奶奶难过得吃不下饭，姑姑红着眼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伯父无奈地叹着气。
（十三）
一个月内，他的身体以指数型函数的速度恶化着。
突发吐血的那个晚上，我连忙从学校打的回家。
大廳里围了好多人，稀薄的灯光下，他躺在席子上，虚弱地闭着眼。几天不见，疾病将他折磨得憔悴不堪，瘦得骨头清晰可见。那样苍老的一副容颜，我第一次见。
妈妈对他说，你二女儿回来了。
他低声说，我还没死，叫她回来干什么。
我冲进房间抱头痛哭，姑姑拍着我的背安慰我，然后也哭了。
（十四）
我回到学校，一两天给他打一次电话。拨打的是他的号码，接听的总会是妈妈。
因为他连摁手机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问他，吃饭了吗？
他觉得很烦，他一天要重复着回答许多人这个问题。
可我只剩下这种最简单的问候了。
我问他，还难受吗？
他说，嗯。
声音小到我听不见，他就会在电话那头用力嘶吼。
我分外心酸。
最后一次，等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都没力气说话了。
妈妈哽咽着说，你说吧，爸爸他听得见。
我说，爸，你要好好的啊。
（十五）
2016年1月16日凌晨5点，他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姐姐发来的短信只有五个字：爸爸没了。我坐车到了路口，疯也似地跑回去。
时间定格住他的体温。我紧紧握着他冰冷的手，年仅41岁的他，终于再也不用遭受癌症的痛楚，可以安稳地睡一个好觉了。
老爸，我想你了。
不要问我哭了没有……
编辑/李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