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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以来，汹涌的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半年有余，各国政府都结合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尽相同的防控措施。与中国的严格防控不同，群体免疫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国家抗疫的热点话题，大有“病毒杀手锏”之势;再加上自由放任背后的“制度自信”，似乎群体免疫真的是挽救地球的终极良方了。
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之外，新冠确诊人数依旧增长迅速，没有放缓趋势。7月，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关于西班牙群体免疫效果不如预期的论文曝光，更是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
人们的疑惑不外乎两个：群体免疫到底是什么？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效果不佳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或Community immunity）作为一个流行病学概念，是指当一个社区的一定比例的人群对某种疾病产生免疫力时，就会使疾病不太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整个社區都会受到保护，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免疫力的人。
群体免疫力的基本原理在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记忆入侵病毒，产生相应抗体。在不考虑病毒变异的情况下，如果在第一次感染后没有被病毒杀死，人体形成的抗体就可以应对病毒之后的入侵，从而形成免疫力。
抗体的获得有两种途径—疫苗和感染病毒。有关疫苗研发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但一直没有有效量产的，这样的情况下，感染就是形成抗体的唯一途径了。这对于感染者而言非常残忍，结果只有痊愈或者死亡两种结局，而生还者能够获得抗体免疫。
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平均每个感染者，在痊愈或者死亡之前传染4人，而4人中间，有3人已经有抗体而免疫，那么实际上只传染了1人，在初始感染者本身痊愈或死亡后，患者数量依然为1，并没有增加。也就是当人群中有抗体者比例达到75%的时候，病毒理论上就得到了控制，这个75%就是群体免疫阈值。
上面的例子，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一个数学公式：群体免疫阈值= 1 - 1/R0。乍一看，似乎很简单。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平均每个感染者能感染多少人（R0），一旦有了这个数据，你就可以把它插入公式，计算出群体免疫阈值。
然而，这次疫情的复杂和凶险之处就在于，R0的数值无法精确计算。历史上的诸多疾病都是长期与人类共存，流行病学得以掌握了充分数据，才能拿到相对准确的数值。新冠疾病是陌生的流行病，无论是疫苗研制还是流行病观察，都还刚刚开始。
虽然研究者创设了各种模型进行模拟计算，但各方数据相差颇大，实验室的群体免疫阈值在20%～60%。更重要的是，人会自己加强卫生防护，减少社交接触，采取隔离措施，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策略性行为，感染基数不会持续升至全体人群的群体免疫理论线。
最近的一些研究更是显露出不利消息，譬如西班牙是西欧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100万人中就有607人死于新冠疾病，死亡率排全球第三。这样一个感染人数众多的国家，无疑是最有可能实现群体免疫的地区。西班牙的疫情也在6月得到初步控制，新增数量降低，政府宣布着手恢复经济。
在一起覆盖了5万多人样本的检测中，只在5%的参与者身上发现了抗体。
然而在7月，部分市镇就因疫情反弹重新“封城”。在一起覆盖了5万多人样本的检测中，只在5%的参与者身上发现了抗体，距离群体免疫可谓遥遥无期。
为何“佛系”？
与中国持续的强力管控、严格排查不同，西方的疫情应对显得十分“佛系”。遭受疫情冲击的西方国家，在一开始似乎都有些措手不及，即使进入了疫情大暴发的严重阶段，全国上下提高戒备后，依然没有大规模封城或严密追踪感染者。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抄中国的作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说没有必要，是因为各国普遍认为在疫苗短期内无法量产的情况下，保持高强度的管控也只能抵挡一时的感染，封锁必然无法持续，而一旦放松，大量没有接触过病毒的健康人会再度陷入危险，封锁是徒劳。
而没有可能则在于，当地政府根本没有中国政府高效的动员与管控能力，东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是根本原因。比如，严密追踪感染者的行动轨迹，确定可能的感染范围，进而对危险的人群尽快检测，是中国抗疫经验中重要的原则。但是，这在英国根本不可能发生。
追踪和公布一个公民（哪怕是潜在的感染者）的详细行踪甚至其他隐私，为社会文化与法律所不容。政府的困境因此出现：没有前期精确的追踪，多大的检测能力都不可能有的放矢，最终误检了大量因为恐慌实际未感染的民众，检测能力浪费且导致医疗机构不堪重负、未战先疲;但要强制追踪，那么政府要解决海量的法律和程序难题，且可能面对激烈的社会反弹与恐慌，可能会对执政者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但西方政府也并非袖手旁观，坐视人民死伤。它们的宗旨是保持缓慢的感染增长以避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既不像中国那样以0增长为目的，也不会放任感染者数量飙升。政府要避免在短时间内发生医疗资源挤兑，让原来可能在1～2 个月内集中出现的病例，分散到6～9 个月之中，让高峰出现在夏季。
在颇令人无奈的“群体免疫”策略下，西方社会的中下层人民又成为了牺牲品。
因为夏季是流感淡季，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可以应付新增的新冠病人。等冬天流感季再度来临，人群的60%～70%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便能受到抗体的保护，不需要去医院了。但如果现在已经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措施，便可能将高峰期推迟到夏季之后，NHS将处境艰难。
在最初，英国政府在“群体免疫”的理论基础上，以追踪、隔离病例为主要措施，并没有采取停学、交通管制、封城等强力干预手段。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说：干脆让60%民众感染新冠以提升群体免疫力。
此言一出，激起轩然大波，英国国内与国际舆论都反应激烈。英国政府最终放弃了“群体免疫”的说法，而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首相约翰逊在3月23日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对英国人的生活进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也安慰公众“群体免疫并非我们的目标或政策”。
科学下的迷思
新冠疾病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影响面最广的一次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100年前不同，如今的人类早已因全球化而融于一体，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胜过以往，更有人认为将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
在人类历史中，似乎只有西方有着高效的公共卫生系统，可以防备种种肆虐的传染病—天花、霍乱、疟疾，人类都是依靠西方的药物或者疫苗才得以保全自身。现代化后发的国家和地区似乎总是瘟疫横行，缺乏有效防疫的机制，等待着西方的援助，这样的故事在远东就上演过多次。
而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人类却不再只有一种应对方式。在缺乏有效疫苗的情况下，西方寄希望于在干预之下，通过慢节奏的自然感染通向集体免疫。中国则在疫情初期就采取了严密控制人流与大规模封锁的办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强的执行力基本稳定了国内疫情。
东亚的其他国家如韩国，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即利用大规模检测控制传染范围，并在小范围内实施隔离。
目前看来，群体免疫依旧迟迟未达到效果，疫情在西方依然没有得到控制。美国成为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在6月爆发的一系列大规模社会运动，更创造了病毒集聚传染的机会。美国的防疫政策，最接近自然感染引发群体免疫，不过依然和目标相距遥远。根据美国的人口体量，至少要有2亿人感染才能达到阈值，而在那之前，医疗系统可能很快就会不堪重负。这种感染量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和数百万人死亡，特别是在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的人中。
在颇令人无奈的“群体免疫”策略下，西方社会的中下层人民又成为了牺牲品。英国卫生大臣就曾指出：销售助理、收银员和保安这些需要与人群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遭受了不成比例的损失。数据显示，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相比，销售和零售助理的死亡率很高，每10万名男性有34.2人死亡，每10万名女性有15.7人死亡。相比之下，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每10萬男性死亡19.1人，每10万女性死亡9.7人。其他底层劳动职业（如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和护理人员）的死亡率更高。
相反，能够获得较大居住空间和财富自由，能够避免接触外人的高收入群体，其感染病毒的概率较小，且容易获得更优质的医疗资源。
传染病始终伴随着人类，从未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相互纠缠的一面镜子。同样，群体免疫的迷梦也折射了人类社会的深层症结，是人类反思自身的绝好中介。
责任编辑荣智慧 rzh@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