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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南京，今天只为一件事：为准备了10年的活儿画个句号。
4月20日清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句话。当天，由他创作的纪实文学《雨花台》，在南京举行首发式。
前一天，他在北京给两家单位上了两堂党史课，这是最近一个多月来何建明的工作常态。
课堂上，他从细节入手，将尘封多年的历史一一呈现了出来。他的讲述，视角独特，人物可触摸，被誉为立起来、活起来的党史课。
何建明是个高产作家。一周前，“当代中国歌者—何建明文学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揭幕，展出了他40余年创作出版的60部文学作品，涵盖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体裁。
展览序言中写道：我们总能看到一位澎湃的激情者在采撷、调研和观察，并激越地书写……我们总能看见一位“劳模作家”在战斗的身影，用身体和思想在冲锋、在奋战。他就是何建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因此也被称为当代中国歌者，发现和推出了诸多感动中国人物、“两弹一星”功勋、全国先进典型，以及无数与国家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时代凯歌。
4月19日，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何建明回应了怎么看待碎片化阅读、怎样讲好党史、怎样保持旺盛写作力等问题。他的回答，观点之外，更有生动的案例。
民生周刊：移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您怎么看？对于年轻人阅读，您有哪些建议？
何建明：今天这个时代，碎片化阅读很普遍，我觉得这也有好的一面，不能全部否定。碎片化阅读并不完全是庸俗化阅读，经典有经典的意义，碎片有碎片的光芒。
比如，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就很好看。两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名为《革命者》，紧扣“革命者”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切入，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塑造了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命者群像，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伟大精神。
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是在我这个版本上加工的。如果你再回头看看这样一部作品，恐怕认识就会更深、更生动，印象会更深刻。那是因为，影视包括手机的传播，会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对我来说，并没有因为碎片化阅读或者碎片化信息传播影响我的创作，恰恰相反，我的很多创作灵感来自于此，包括黄大发的故事。
黄大发是贵州遵义播州区仡佬乡草王坝村的老支书，这位80多岁的老党员，几乎用了毕生的时间与精力，带领乡亲们在山崖之间修建了一条蜿蜒20多公里的山间水渠，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草王坝村民的吃水难题和对吃米的向往。
知道黄大发的事情，实际上也只是在手机上看了一个小消息，发现这位老支书非常不容易，觉得一定要去采访他，于是就去了。当我深入采访现场的时候，找到了感觉，最后有了《山神》。这样一部完整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它是彩色的，书写的内容就完全不是碎片了，影响自然完全不同。
碎片化阅读的好处，是读者在短时间内能汲取大量信息，但害处是读者在快速浏览中容易迷失，难以集中注意力，导致认知能力、分析能力下降，思维趋向于表面化，进而降低人们的思考能力。
面对海量的信息，读者很多时候是迷茫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值得阅读。特别是年轻人，他的人生刚刚开始，一切都是朦胧的，那个时候，他们阅读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人类的惯性让他们喜欢去看简单的、轻松的。惯性加上大数据推送阅读，长此以往，不仅会对文学造成侵蚀，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一代的认知，需要警惕。
好的作品还是要沉下心来好好学习，希望能有更多人尝试静下心来深度阅读，不能让碎片化阅读剥夺思考的深刻性。
民生周刊：最近，您开了党史课，基于相关作品讲述，也可以说是“文学党史课”，视角独特、人物可触摸，被誉为立起来、活起来的党史课。在您看来，如何才能更好地学好、讲好党史？
何建明：我写过几部跟党史有关的红色题材作品，如10多年前写的《忠诚与背叛》，更早时写的《部长与国家》，还有这几年写的《革命者》，以及刚刚完成的《雨花台》。
每次到历史纪念馆、陵园参观后，都觉得这些人物太生动、太感人，如果让这些人的形象立起来、活起来，那我们的党史教育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用了多年时间完成了几部作品。我讲的课可能跟其他党史专家不太一样，我希望自己讲述的人物是立体的、生动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美好的时代。我们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国家的强大也来之不易。回顾100年前的中国，那一批年轻人也就是二十四五岁，他们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为了建立新中国，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了我们的今天，他们的事迹实在太感人了。
所以，我觉得用另外一种方式，使这些英雄、革命历史能够走近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忘本，才能更好地珍惜今天，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民生周刊：您40余年里创作出版60部文学作品，其中多部是报告文学，紧贴时代，您是如何保持旺盛写作力的？
何建明：如果一个人心态是健康的，又善于发现美，他就可以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创作状态。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一直激奋着我。我的生命呈现出一种良好状态，并没有因为时间长和年龄大，影响我的创作。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青春的中国，永远激励着我。这种旺盛的创作状态，是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的。
民生周刊：报告文学是时代的生动记录，要传播得更好，在写作上您有什么建议？
何建明：中国的故事很多，好故事也很多，如何呈现好故事？这是一个需要花心思、下功夫的事。我们有很多好故事、好人物，如果不努力在写作技巧上、情感上投入，就不太可能写好，更不可能传播好。
我写贵州的黄大发，当初采访的时候，我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第一天到草王坝村，就跟着他走了1000多米高的水渠，这是老人带领乡亲们建的，是他的骄傲。
当时非常危险，因为还下着雨，但是，黄大发听说是北京来的作家，就特別希望把自己一生做的事都告诉我。可是，他没考虑到我是一个外来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要爬上1000多米高的悬崖。
他走一段就回头看一下我，后来干脆拉着我走。在这一过程中，我跟黄大发有一种心理上的交流。我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近距离的交流，我对黄大发有了刻骨铭心、近似亲人的感受，因此，《山神》这部作品写得也非常投入。
写好一部作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要投入感情，另一方面确实要有好的写作技巧。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我认为要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