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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欣回忆他的童年时代，说那就仿佛是《天堂电影院》的武汉版。
每天吃过晚饭，从事电影工作的父亲
就在家里支起一个小型的放映机，一家四口就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中看“电影”。他所说的电影，
并不同于今天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剧情片，大多数还是科教性质的
纪录片。那是他最初的纪录片启蒙，直接连通的，
是他十几年后的剪辑作品《好死不如赖活着》，以及后来掌机
拍摄并导演的《归途列车》《我就是我》。
“快乐男声”也可以是个很感动的题材
关注范立欣的人对于他的最新作品《我就是我》总是充满疑问：“你怎么会拍这么个题材？”不同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城乡差距题材或是弱势群体题材，英文标题用了当下流行语的“No Zuo No Die”的《我就是我》，聚焦在一档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一群九零后的普通男孩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的高压特训，迅速成长为明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改变，有适应，有抗拒，也有成长。很多人说，既然是由以深刻见长的范立欣来拍，就应该有更多的对于选秀的批判。但是导演却说，之所以会接下这个题材，他就是想看看，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在中国有那么大影响力的草根选秀节目背后，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参与到这场公共事件当中来的。
拍摄是从海选阶段就开始的，但是真正有用的素材却是在“十强”确定后集中获取的。那些被集中起来封闭训练的男孩子，面对范立欣的镜头，也经历过从抵触到接受的过程。那群孩子每天被不只一部摄像机跟踪拍摄，慢慢地，他们发现纪录片的镜头一直是很平实地在记录，没有半点炒作的用意的时候，他们才渐渐地敞开心扉。“他们每天承担的压力是很重的，来自于心理、舆论、晋级，体能训练和精神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在信任建立之后，与摄像机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他们把我的摄像机看做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发泄他们的压力，他们对于规则的无奈等情绪。这些发泄都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在《我就是我》当中，尽管是非常典型的娱乐化题材，范立欣还是拍出了很多思考和感动。那些思考隐藏在纪录片中，是影片发射给观众的信号，但是观众能否接收到，或者接收到之后又是否能解码，就因人而异了。“一位国外的媒体朋友在看过片子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在中国，人们需要承受很多不必要的残酷。比如其中有一位参赛选手来自于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父亲居然从来没有表扬过儿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范立欣希望这样的“信号”能被更多的中国孩子的家长接收到，引发他们对于和孩子相处方式的思考。
中国纪录片的小米加步枪时代
范立欣的大学专业是外语，第一份工作是武汉电视台的外语部。外语部的隔壁，是电视台的纪录片部，他经常跑过去“学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兴起DV风潮，很多人都拿起摄像机，拍摄身边的故事。纪录片部的陈为军就深入村庄拍摄了大量的艾滋病村的素材，陈为军问范立欣，愿不愿意承担剪辑工作？范立欣当时的工资是600元，他拿出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台当年最先进的有奔腾三处理器的电脑，欣然接下了剪辑的活儿。断断续续的十个月后，他们拿出了剪辑的片子，命名它为《好死不如赖活着》，还做成了DVD。接下来呢？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部作品，除了把DVD送给了一些朋友之外，也试着投了一些国内的影视节，但是都杳无音讯。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远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来，建议他们把作品投给美国的圣丹斯独立电影节。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成本只有3万块人民币的纪录片入围了。陈为军和范立欣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向朋友之外的人介绍他们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尽管整个过程中，由于经验太少出了一些状况，他们穿着特意买来的西装出现在一个轻松的电影节上，他们在播放电影之前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向观众介绍了整个剧情，但是，当影片播放完了之后，他们收获了全场真诚而尊敬的掌声。范立欣说，从那时候起，他就暗暗许下心愿，十年之内，他一定要带着自己拍摄的作品再次回到圣丹斯。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真是中国纪录片‘小米加步枪’的时代。”无论是可支配的资源还是眼界都不丰富，范立欣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是中国整体环境对纪录片认知的缺乏。从2006年开始，范立欣就想拍摄一部反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国个体所做出的牺牲。“这个故事其实对中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可惜，没有一个中国的电视机构或者基金会愿意为它投资。”最后拍片子的钱，是范立欣写了大量的邮件经过反复的沟通后从全世界各大电视台筹集来的投资，一共是一百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算是800万元人民币。这部片子就是《归途列车》，到目前为止仍是范立欣拍过的制作成本最高的一部影片。
是作品就会有作者气质
拍纪录片的人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保证作品的客观性？”范立欣说，他从不认为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不带预设出发和最终获取真实答案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纪录片也是电影的一种，也是作品，只要是作品，就同小说或者戏剧一样，就会带有作者性。”他在拍摄每一部作品之前，都会基于自己对这个题材的认知而做一个方向的预设。“这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你总要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沙漠还是海洋。”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大胆地朝一个方向走，也许在走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预设是错误的，是浅薄的，是有失偏颇的，那就从发现的那一刻开始修正，最终通过自己的判断和领悟能力将发现的客观真实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
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和领悟能力能够保持一定的精准，范立欣平时有阅读大量社科类图书的习惯。“我很喜欢看社会学方面的书，政治哲学、通俗一点的心理学也看。因为拍纪录片，在关注社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体系。社会学会给我提供观察解构理解社会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哲学会帮助我去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在作品中我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必须尽我所能让影片落脚的观点有普遍意义，根据不同的条件做出复杂的考量。”范立欣说，他最近看的书讨论的是“金钱不能买什么”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讲要加快效率，但是效率加快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因为人是有机体，能承受的量是有限的。提高效率对于市场经济是有益的，但从人本的角度讲却不一定是对的。
每天吃过晚饭，从事电影工作的父亲
就在家里支起一个小型的放映机，一家四口就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中看“电影”。他所说的电影，
并不同于今天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剧情片，大多数还是科教性质的
纪录片。那是他最初的纪录片启蒙，直接连通的，
是他十几年后的剪辑作品《好死不如赖活着》，以及后来掌机
拍摄并导演的《归途列车》《我就是我》。
“快乐男声”也可以是个很感动的题材
关注范立欣的人对于他的最新作品《我就是我》总是充满疑问：“你怎么会拍这么个题材？”不同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城乡差距题材或是弱势群体题材，英文标题用了当下流行语的“No Zuo No Die”的《我就是我》，聚焦在一档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一群九零后的普通男孩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的高压特训，迅速成长为明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改变，有适应，有抗拒，也有成长。很多人说，既然是由以深刻见长的范立欣来拍，就应该有更多的对于选秀的批判。但是导演却说，之所以会接下这个题材，他就是想看看，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在中国有那么大影响力的草根选秀节目背后，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参与到这场公共事件当中来的。
拍摄是从海选阶段就开始的，但是真正有用的素材却是在“十强”确定后集中获取的。那些被集中起来封闭训练的男孩子，面对范立欣的镜头，也经历过从抵触到接受的过程。那群孩子每天被不只一部摄像机跟踪拍摄，慢慢地，他们发现纪录片的镜头一直是很平实地在记录，没有半点炒作的用意的时候，他们才渐渐地敞开心扉。“他们每天承担的压力是很重的，来自于心理、舆论、晋级，体能训练和精神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在信任建立之后，与摄像机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他们把我的摄像机看做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发泄他们的压力，他们对于规则的无奈等情绪。这些发泄都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在《我就是我》当中，尽管是非常典型的娱乐化题材，范立欣还是拍出了很多思考和感动。那些思考隐藏在纪录片中，是影片发射给观众的信号，但是观众能否接收到，或者接收到之后又是否能解码，就因人而异了。“一位国外的媒体朋友在看过片子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在中国，人们需要承受很多不必要的残酷。比如其中有一位参赛选手来自于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父亲居然从来没有表扬过儿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范立欣希望这样的“信号”能被更多的中国孩子的家长接收到，引发他们对于和孩子相处方式的思考。
中国纪录片的小米加步枪时代
范立欣的大学专业是外语，第一份工作是武汉电视台的外语部。外语部的隔壁，是电视台的纪录片部，他经常跑过去“学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兴起DV风潮，很多人都拿起摄像机，拍摄身边的故事。纪录片部的陈为军就深入村庄拍摄了大量的艾滋病村的素材，陈为军问范立欣，愿不愿意承担剪辑工作？范立欣当时的工资是600元，他拿出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台当年最先进的有奔腾三处理器的电脑，欣然接下了剪辑的活儿。断断续续的十个月后，他们拿出了剪辑的片子，命名它为《好死不如赖活着》，还做成了DVD。接下来呢？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部作品，除了把DVD送给了一些朋友之外，也试着投了一些国内的影视节，但是都杳无音讯。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远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来，建议他们把作品投给美国的圣丹斯独立电影节。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成本只有3万块人民币的纪录片入围了。陈为军和范立欣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向朋友之外的人介绍他们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尽管整个过程中，由于经验太少出了一些状况，他们穿着特意买来的西装出现在一个轻松的电影节上，他们在播放电影之前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向观众介绍了整个剧情，但是，当影片播放完了之后，他们收获了全场真诚而尊敬的掌声。范立欣说，从那时候起，他就暗暗许下心愿，十年之内，他一定要带着自己拍摄的作品再次回到圣丹斯。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真是中国纪录片‘小米加步枪’的时代。”无论是可支配的资源还是眼界都不丰富，范立欣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是中国整体环境对纪录片认知的缺乏。从2006年开始，范立欣就想拍摄一部反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国个体所做出的牺牲。“这个故事其实对中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可惜，没有一个中国的电视机构或者基金会愿意为它投资。”最后拍片子的钱，是范立欣写了大量的邮件经过反复的沟通后从全世界各大电视台筹集来的投资，一共是一百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算是800万元人民币。这部片子就是《归途列车》，到目前为止仍是范立欣拍过的制作成本最高的一部影片。
是作品就会有作者气质
拍纪录片的人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保证作品的客观性？”范立欣说，他从不认为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不带预设出发和最终获取真实答案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纪录片也是电影的一种，也是作品，只要是作品，就同小说或者戏剧一样，就会带有作者性。”他在拍摄每一部作品之前，都会基于自己对这个题材的认知而做一个方向的预设。“这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你总要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沙漠还是海洋。”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大胆地朝一个方向走，也许在走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预设是错误的，是浅薄的，是有失偏颇的，那就从发现的那一刻开始修正，最终通过自己的判断和领悟能力将发现的客观真实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
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和领悟能力能够保持一定的精准，范立欣平时有阅读大量社科类图书的习惯。“我很喜欢看社会学方面的书，政治哲学、通俗一点的心理学也看。因为拍纪录片，在关注社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体系。社会学会给我提供观察解构理解社会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哲学会帮助我去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在作品中我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必须尽我所能让影片落脚的观点有普遍意义，根据不同的条件做出复杂的考量。”范立欣说，他最近看的书讨论的是“金钱不能买什么”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讲要加快效率，但是效率加快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因为人是有机体，能承受的量是有限的。提高效率对于市场经济是有益的，但从人本的角度讲却不一定是对的。